问题

明朝进士履历中的治某经是什么意思?

回答
明朝进士履历中的“治某经”,可以理解为这位进士在科举考试中,以某部儒家经典作为自己主要的研习方向和应试科目,并以此取得了功名。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标记,它背后蕴含着明代士人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儒家经典的尊崇以及科举制度对知识体系的塑造。

要详细理解“治某经”,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剖析:

1. 科举制度的科目设置与“治某经”的渊源:

科举的本质是选拔人才: 明朝科举制度,尤其是通过科举选拔官员,其核心在于考察应试者对儒家经典义理的理解和阐释能力。虽然制度在不断演变,但儒家经典始终是考试的基石。
经学的基础地位: 儒家经典,也就是“十三经”及其相关的注释和论述,是士人必须掌握的核心知识。无论是乡试、会试还是殿试,都围绕着对经义的理解和发挥展开。
“治某经”的出现与深化: 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特别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学术研究呈现出一定的分化趋势。虽然理论上考生可以“泛览群经”,但在实际应试中,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和掌握某一部或几部经典,一些士人会选择一个或几个重点的经典进行深耕。这种选择并非随意,而是往往与个人的学术兴趣、师承关系以及对某个经义的独特见解有关。
“治某经”并非唯一考试科目,而是重点方向: 需要强调的是,“治某经”并不意味着考生只考一部经典。科举考试的内容是综合性的,考生需要对其他经书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治某经”意味着该士人在重点攻读和擅长发挥的领域是哪部经典。在写履历时,标明“治某经”是为了突出自己的学术特长和优势。

2. “治某经”的具体指向与经典种类:

明朝士人研习的经典范围广泛,但通常会集中在以下几类:

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历代科举考试的重中之重。很多进士都会标榜自己“治四书”。
五经: 《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这五部经典在科举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
《诗经》: 侧重于对诗歌的训诂、意境以及其中蕴含的政治教化意义的理解。
《尚书》: 侧重于对上古历史文献的解读,以及其中体现的政治伦理和君臣之道。
《礼记》: 是理解古代礼仪制度和政治社会规范的关键,尤其涉及到教育、祭祀、宗法等方面。
《周易》: 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之一,其义理深奥,包含着阴阳变化、天道人伦的哲学思考,对士人来说是极具挑战性和吸引力的领域。
《春秋》: 及其三传(《公羊传》、《榖梁传》、《左传》),是学习历史叙事、政治分析和历史评价的重要经典,特别是“春秋笔法”的运用,考验着士人的辨别是非和评价功过的能力。
其他经典: 除了四书五经,一些对特定领域有深入研究的士人,也可能在履历中注明自己“治”的经典,例如《孝经》、《尔雅》等,但相对来说在进士科举中的重点性不如四书五经。

3. “治某经”背后的学术涵养与价值体现:

学术的严谨与深入: 能够将一部经典作为“治”的对象,意味着这位士人并非浅尝辄止,而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包括字词的训诂、段落的理解、义理的阐发、历代学说的比较等。这种“治”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治某经”也是在传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同时试图在对经典的理解上有所创新和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体现了明代士人在经学研究上的传承性和创造性。
个人思想体系的构建: 长期专注于某部经典,会深刻影响士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观。例如,治《孟子》的士人可能更侧重于民本思想和性善论;治《周易》的士人则可能更倾向于辩证思维和天人合一的观念。
应对科举的策略: 在某种程度上,选择“治某经”也是一种科举应试的策略。在考试中,当遇到与自己擅长的经典相关的题目时,自然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展现出更深的理解和更精彩的论述,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学术声望的标识: 在士人圈层中,“治某经”的标签也是一种学术声望的体现。如果某位进士以“治《周易》”闻名,那么在讨论《周易》相关问题时,人们自然会首先想到他,并以此来衡量其学术地位。

4. 如何在履历中体现“治某经”:

在明朝进士的履历或传记中,描述“治某经”的方式通常比较简洁但信息量丰富,例如:

“某公,嘉靖乙丑科进士,年少时即以治《论语》闻名乡里。”
“其治《诗》精审,为文多引《诗》中旨趣。”
“乃以《易》学授业,授业者皆赖其启发,后终以治《易》登第。”
“于《春秋》三传尤为淹博,其对春秋笔法之辨析,实为独到。”

这些描述,即使是寥寥数语,都指向了这位进士在科举前或科举过程中,在特定经典上的深入钻研和精湛造诣。它不仅仅是对考试科目的交代,更是对其学术潜力和思想特征的一种概括。

总而言之,“治某经”在明朝进士履历中,是连接个人学术追求与科举成功的重要桥梁。它反映了明代士人对儒家经典的尊崇,也折射出科举制度对经学研究的导向作用。每一个“治某经”的标签背后,都可能蕴藏着一位士人数十年的苦读、深刻的思考以及在知识海洋中探索的足迹。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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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问题!有明一代的科举考察范围为“四书五经”,其中四书为必修,五经选修其一即可。

《明史·选举二》记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

(图:《明史·选举二》)

从史料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科举考试的命题范围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当然在科举中这九本书并非都要考察,否则必是皓首穷经。

《明史·选举一》记载: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

(图:《明史·选举一》)

《明史·职官二》也进一步记载:凡经,以《易》、《诗》、《书》、《春秋》、《礼记》,人专一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兼习之。

(图:《明史·职官二》)

这也就是说,在九本书之中,《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必考的,而《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则任选一本来进行考察。

换言之,四书是当时科举的必修课,至于五经则选修其一即可。

这一点不仅仅在《明史》这样的史书中有记载,同时代的文人在笔记中也经常有记载。

杨慎在《升庵外集》中说:本朝以经义取人,士人于一经之外,罕所通贯。

(图:《升庵外集·举业之陋》)

这也就是正如现代学者林穎政所说的:明代科举考生皆须阅读《四书》,但却无须精通《五经》,士人只要选择一经研治即可。

(图:《明代春秋學研究》)

回归到本题,题主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进士们所治经的种类不同。

这客观上是由当时的科举制度决定的。

而具体选择治《诗经》也好,《周易》也罢,主观上则由个人对五经的难易判断程度决定。

我们通过根据天一阁馆藏科举文献整理的《明代进士五经总录取表》,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明代开国之后,研习《春秋》和《礼记》的进士越来越少。

(图:明代进士五经总录取表一)

(图:明代进士五经总录取表二)

这实际上是因为《春秋》和《礼记》二经要比其他三经难得多啊!

至于进一步探讨为何《春秋》和《礼记》更难,那是因为被明代科举奉为圭臬的宋代程朱对《诗经》、《尚书》、《周易》做了“官方注释”,对《春秋》和《礼记》则没有“官方注释”。

这就好比《诗经》、《尚书》、《周易》有教辅参考书,研习起来容易的多。

从应试的角度,考生也就自然更偏好选择其他三经,而非《春秋》和《礼记》了。


参考文献:

1.《明史》,张廷玉等,中华书局,2003版,卷六十九,P1686、P1693、P1789;

2.《升庵外集》,杨慎,台湾学生书局,1971版,卷六十一·举业之陋,P4;

3.《明代春秋學研究》,林穎政,台湾致知学术出版社,2014版,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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