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
“东南互保”这四个字，在中国近代史上绝非仅仅是几个简单的词语组合，它承载着一段沉甸甸的历史，是晚清时期，面对内忧外患，一群地方实力派在危急关头，一次充满无奈与挣扎的自救尝试。理解这段历史，我们需要将目光拉回到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时代背景：列强环伺，民族危机深重
1894年的甲午海战，大清帝国被曾经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打得溃不成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将中国推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深渊。随后的《马关条约》更是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程大大加速，列强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纷纷租借港湾，攫取矿山、铁路等各项权益。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各地民怨沸腾。而腐朽不堪的清政府，面对国难，非但没有奋起抗争，反而一味求和妥协，内部的派系斗争更是愈演愈烈，国家机器几近瘫痪。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兴起。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以其独特的宗教狂热和神秘力量，在广大农村地区迅速蔓延，对在中国拥有特权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展开了攻击。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底层民众对外国侵略和封建统治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东南互保”的诞生：危局中的一种选择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对于清政府和列强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一方面，清政府对这场失控的民众运动感到恐惧，担心它会危及自身的统治；另一方面，列强则认为义和团的行动是对其在华利益的直接挑战，威胁到他们在中国敛财的根基。
此时，清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应对义和团陷入了严重的分歧。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硬派，虽然对义和团的实力有所忌惮，但更担心一旦镇压不力会引来列强的进一步干涉，因此选择了拉拢和利用义和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他们的行动。而另一部分主张改革、开明的官员则认为，义和团是“乱民”，对其必须坚决镇压。
就在朝廷内部争执不休之时，身处东南沿海的几位实力派大员，如两江总督李鸿章、两广总督李秉衡、福建总督边宝泉、浙江总督程德全、安徽巡抚王之春等人，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们深知，一旦京城失陷，北方战火南延，他们手中的地盘将无人守护，列强更可能乘虚而入，瓜分中国，届时他们这些地方大员的命运也将岌岌可危。
于是，1898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镇压了维新派，这使得原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清廷威信更加扫地。而在这个节骨眼上，义和团在北京大肆活动，并攻击外国使馆，引发了八国联军的进犯。
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李鸿章等人深感清廷已经无力掌控全国大局。为了保护各自的辖区，维护现有的地方统治秩序，他们主动与列强进行谈判，达成了所谓“东南互保”的协议。简单来说，“东南互保”就是李鸿章等东南几位大员承诺维持东南地区（约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的稳定，不参与北方战事，而列强则承诺不将战火波及东南，也不干涉东南各省的内部事务。
历史意义：一次复杂的矛盾交织
“东南互保”的出现，是晚清末年中国社会复杂矛盾交织的产物，其历史意义可以从多个层面来解读：
地方实力派的自保行为与“分疆裂土”的苗头： 这是“东南互保”最直接也是最显眼的历史意义。在中央政府权威失灵，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机下，地方大员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地盘。他们选择与侵略者谈判，事实上是以牺牲国家整体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地方的暂时安宁。这在客观上暴露了清朝中央集权的衰落，以及地方实力派已经开始形成一种“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趋势，为日后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它表明，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维护地方利益已经超越了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识。
部分保留了中国领土与文化的完整： 尽管“东南互保”带有浓厚的自保色彩，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它的另一层意义。通过与列强达成协议，避免了战火向南方蔓延，至少在客观上保护了东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使得中国的南方地区免于像北方那样遭受更为残酷的劫掠和破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后来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文化的延续，保留了一定的基础。设想一下，如果战火蔓延到南方，整个中国的损失将是难以估量的。
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统治危机： “东南互保”的出现，直接打脸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当地方大员们可以绕过中央政府，直接与外国侵略者谈判并达成协议时，这充分说明了清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能力。这与其说是“互保”，不如说是地方官吏在中央政府失灵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也进一步加剧了清廷在国人心目中的公信力危机。
对民族抵抗情绪的消解与复杂的心理影响： 义和团运动虽然被斥为“野蛮”，但其背后反映的是广大民众对列强侵略的愤怒和反抗情绪。然而，“东南互保”的出现，却是一种“不抵抗”的姿态。这种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众的抵抗情绪，也使得那些原本希望通过“扶清”来驱逐列强的民众感到失望和困惑。它在民族主义的情绪上造成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让一些人看到了维护地方稳定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也让许多有识之士感到痛心，认为这是“卖国求荣”的表现。
促使一部分开明士大夫开始思考更根本的出路： 对于那些真正有志于国家富强的开明士大夫来说，“东南互保”的现实，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地证明了清政府的腐朽和无能。它促使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清廷，国家已经无法自救。这种认识，也为后来推动更彻底的革命思潮，寻求推翻腐朽统治、建立新式国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思想基础。
评价上的争议与历史反思
“东南互保”至今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事件。
有人认为，这是李鸿章等人在绝境中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而采取的务实策略，避免了更大范围的战乱和破坏。他们是当时环境下最现实的选择。
也有人认为，这是地方实力派为了自保而牺牲国家利益的“分疆裂土”行为，是软弱和卖国的表现，是对义和团爱国运动的背叛。
我认为，更中肯的评价是，它是一次复杂的历史现象，既有其客观上的积极作用（如保护部分地区），也暴露了深层次的民族危机和政治腐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或“卖国”的二元对立能够概括的。它让我们看到，在国家危亡之际，不同立场的人们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往往都带着那个时代深刻的烙印和无奈。
“东南互保”的结局是，虽然东南地区暂时得以安宁，但八国联军最终还是占领了北京，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对中国进行了更加严苛的勒索。李鸿章尽管在“互保”中周旋，最终还是被任命为议和大臣，签署了那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他的政治生涯也因此画上了悲情的句号。
总而言之，“东南互保”不仅仅是一次事件，更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晚清中国在内忧外患下的政治分裂、中央权威的丧失，以及在民族危机面前，不同群体所做出的复杂选择和由此带来的深远影响。它提醒我们，国家强大与否，不仅在于军事力量，更在于政治上的清明统一，以及凝聚全国人民共同抵抗外侮的强大意志。
网友意见
朝廷以国家的名义宣布，对各国列强宣战，而几个重要而且富庶的省份商量之后，却认为朝廷的命令是乱命，不应该服从。所以，当列强真的打过来的时候，东南各省督抚组织起来，和列强进行谈判，让列强继续北上，去打天津，打北京，不要打自己的防区。虽然客观上朝廷的命令确实是乱命，但是作为统治者，这时候心理阴影面积还是很大的。
慈禧之所以悍然向列强宣战，确实也是之前被列强欺负的时间太久了，很压抑，尤其是戊戌政变之后，列强对慈禧的谴责，和对康梁的庇护，都让慈禧如鲠在喉。加上这时候各地的汉人督抚在戊戌政变中多数都对软禁光绪虽然表面上不说，内心却都非常不满，慈禧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当一些她身边的满洲亲贵大臣把义和团推荐给她的时候，一拍即合，就让她热血上涌了。
八国联军入侵后，从大沽口登陆，一路直奔京城，慈禧下令各地派兵勤王，但是卖命的却只有从甘肃赶来的甘军董福祥部，而坐拥重兵的东南各省督抚却眼瞅着北京沦陷，两宫西狩，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而完全无动于衷，继续作壁上观，隔岸观火。这时候慈禧心里的凄楚当然是不用多说的。从她的角度看，这就等于东南地区脱离了朝廷控制，和叛变有啥区别？
八国联军之后和清朝谈判时，仍然是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李鸿章领衔，而且列强指定只和李鸿章谈判，不接受其他人作为全权谈判代表，而慈禧本来想派去谈判的是她更加信任的满洲亲贵庆亲王，但却被拒绝了。城下之盟已经是奇耻大辱，连谈判代表都要由对手指定，而不能完全自己委任，这对慈禧来说，当然是更大的打击，更会怀疑李鸿章和洋人之间有什么默契。
谈判结束后，两宫回銮，李鸿章也死了。虽然慈禧冷静下来以后很快就明白了，如果没有东南互保让东南财赋重地免遭战祸，让朝廷还能继续维持表面上的统治，但对朝廷来说，东南互保对朝廷威信的挑战和打击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朝廷一方面要继续享受东南互保带来的好处，但另一方面也要开始着手收拾参加东南互保的那些汉族大臣，来重新加强朝廷的统治力。
更巧合的是，东南互保的两个核心人物中，李鸿章不久就死了，张之洞也被调入中央，名义上算是升官，但实际上是调虎离山。只有袁世凯算是一个例外，但是他坐拥北洋军，和京城近在咫尺，却没有在危急之际派一兵一卒，所以，虽然袁世凯后来也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后朝廷也开始下令各地普遍编练新军，以稀释北洋军在全国军队体系中的重要性。
而且，就在在这个时期，朝廷也增加了公派留学名额中满洲亲贵的比例，同时加快了对满洲亲贵的提拔和培养，比如荫昌，载涛，铁良等一大批满洲亲贵这时候明显的加快了提拔的速度，用他们来执掌陆军部等重要部门，在地方上也大力提拔满洲亲贵担任重要省份的督抚，以压制汉人大臣。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在预备立宪之后才会形成一个大失人心的皇族内阁，从而导致汉人大臣和朝廷完全离心离德。
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这些人的角度看，东南互保并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也不认为八国联军真的就要灭亡大清，灭亡中国，但他们在做出东南互保的决定的时候，当然都是知道最后还是要由他们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的。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背叛了朝廷，而且他们是为中国保留一线生机，为战争结束后重建和进一步的改革做好准备。
但从朝廷的角度看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对我的命令有意见你可以提，但在我生死存亡，命悬一线之际，你们隔岸观火，这和叛乱有什么区别？对任何一个官僚体系喝组织来说，这种内部的纪律性都是非常严重的，即便是乱命，也应当通过朝廷来纠正，而不是自作主张，直接绕开朝廷和洋人议和。无论客观上是否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朝廷，这种做法都是不可能被容忍的。
像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这种老于世故的封疆重臣来说，他们当然明白东南互保的政治风险有多大，但是他们仍然按照自己的判断，做出以自己个人的政治前途为赌注来做于国于民都更加有利的选择。而他们在这个时候的东南互保，在十年之后朝廷做出的回应就是皇族内阁，完全失去了对汉族大臣的信任。在这个意义上，东南互保也是让绵延整个清朝的满汉冲突清楚无误的浮出了水面，为清朝最后的崩溃拉开了序幕。
先说结论：东南互保意味着政治层面上自1860年以来的地方化倾向的成型，以及社会层面上士绅势力正式走上历史前台，是之后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近代化历程的先声。
首先说政治层面上的地方化倾向成型。1860年对于清王朝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先后的爆发太平天国叛乱、第二次鸦片战争、西北回乱造成了全国性的大崩溃，清政府的中央权力已经完全无法控制局面，为了稳定局势，清王朝只能将权力下移给地方重臣，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地方团练兴起，曾国藩等人的崛起同时意味中国权力地方化趋势的开始。
等到叛乱平定，以慈禧、恭亲王等人为核心的清朝上层统治者重回北京，他们的统治战略已经与传统王朝有了很大不同，随着地方重臣权力增大，过去单纯以中央控制地方进行管理的统治方式被中央-地方二元合作的新模式取代，地方虽然仍然受到地方的制约，但是权力逐步增大。由于清王朝自身中央机构的腐朽，甚至可以说，以地方为改革重心的权力地方化倾向的开始也就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始。
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等人的行动尚且要受到中央保守势力的限制，但是东南互保则代表地方化趋势已经发展成熟，其中东南互保的关键人物张謇的言论最能体现这一倾向：“爱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可知何也。”这种地方化趋势的成型，为之后的变革中地方自治推行改革的模式奠定了基础，以一种更具活力的模式推动了近代化。
之后来说社会层面上的绅权扩张。1860年之后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我们需要看到，这一运动的主导者依然是地方上的官僚，对于整个地方社会的动员力十分匮乏，尤其是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乡绅并没有参与其中。整个洋务运动三十年，官方所投资费用仅为一亿元，而所吸收的民间资本更是只有600万元，总量仅仅为甲午赔款的一成。（数据见黄如桐：《试论洋务派企业的性质和作用》）
而东南互保得以实现的基础便在于，随着近代化的推进，以士绅为代表的民间力量逐步壮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乡村维持秩序，他们即将代替传统的官僚，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在之后的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绅权扩张的起点便是东南互保。
正是在地方化成熟的情况下，地方上的士绅开始进入城市，转变为商绅、学绅，从商业、资本等多个方面推动了近代化进程。清末新政十年，投资总额很快便超过了洋务运动三十年之总和，其中将近76.3%来自于民间资本。（数据见林增平：《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清末立宪派》）以上海为例，其总人口数在清末新政的十年间从50万增长至300万，可见来自民间的士绅阶层对于改革的推动力量。
士绅阶层在政治层面上的推动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在此之前说先要提到清末新政中设立的咨议局，咨议局本身是仿照西方设立的地方议会，对地方事务具有高度自治权，可以说是清末地方化的政治产物，而其中全国21省1643名议员中，士绅占到了将近八成，（数据见张朋园：《民主政治的尝试——清季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之分析》）可以说以士绅为主体的咨议局是士绅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
首先，导致辛亥革命发生的四川保路运动便是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咨议局推动的，而武昌起义之后不久，革命党被遭到了冯国璋的打击，军事上形势极其不利，然而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全国大多数省份纷纷独立，其中最早独立的12个省份中有咨议局推动的便有10个，可以说士绅阶层的支持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东南互保从政治角度而言是1860年权力地方化倾向达到成熟的标志，从社会角度而言又是士绅走向历史前台推行改革的起点，为之后的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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