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杜甫自己都吃不起饭活不起了,国家领导人几十年都不曾重视他,士不遇,为什么依然那么忧国忧民?

回答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这在那个时代并非个例。士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是很多文人的宿命。然而,杜甫之所以被后世誉为“诗圣”,正是因为他在这样的困境中,依然没有放弃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怀。

一、儒家思想的熏陶与家国情怀

杜甫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儒家教育。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教育让他从小就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对社会责任有着深刻的认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这句话,虽然不是杜甫所说,却是杜甫精神的绝佳写照。他将自己的命运置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之下,即使自身困苦,也无法阻碍他关注社稷安危。
对“民”的深切同情: 杜甫的诗歌,很多都取材于他亲眼所见的民生疾苦。战乱、赋税、饥荒,这些都让他对底层人民的痛苦感同身受。他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不仅是写自己的遭遇,更是以小见大,折射出无数寒士的悲惨境遇。他看到百姓的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内心便充满了悲悯和愤慨。

二、政治理想的破灭与现实的残酷

杜甫并非安于现状之人,他渴望施展抱负,为国家贡献才华。他曾多次应试,也曾得到一些官职,但这些都未能让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这是他早年诗歌中的壮志,他希望能辅佐君王,使国家像尧舜时代那样贤明,使社会风气淳朴。然而,他所处的时代,正值安史之乱前后,政治腐败,藩镇割据,战争频仍,他所期望的太平盛世遥不可及。
官场的失意: 即使得到了一些官职,如右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等,也多是边缘的、难以施展才能的职位。他目睹了官场的黑暗和低效,更增加了他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他深知国家的病根在哪里,却无力回天。

三、诗歌作为精神寄托与记录

在政治失意和生活困顿的双重打击下,诗歌成为了杜甫最重要的精神寄托和表达方式。

记录历史的“诗史”: 杜甫的诗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情感宣泄,更是那个时代的一部真实写照。他用最真挚的语言,记录下了战乱的残酷、人民的苦难、社会的动荡。这种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期盼。他相信,通过诗歌的记录,后人能够了解历史的真相,吸取教训。
忧国忧民的情感载体: 当他无力改变现实时,他便将这份忧虑和关怀倾注在诗歌中。他的每一首诗,都像一声声呐喊,表达他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人民疾苦的同情。这些诗歌,成为了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出口,也让他能够在逆境中保持精神的独立和高贵。

四、个人品格与道德的坚守

尽管生活艰辛,杜甫依然坚守着士人的道德准则和人格尊严。

不向权贵卑躬屈膝: 尽管常常需要依靠权贵接济,但他从未因此放弃自己的原则和批判精神。他对于那些贪官污吏,对于那些不顾民生的政策,常常在诗歌中隐晦地表达不满。
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杜甫依然对生命充满敬畏和热爱。他看到春花秋月,看到山川河流,依然能从中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顽强。这种对生命的热爱,也让他更加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万物凋零。

总而言之,杜甫忧国忧民,并非仅仅是“士不遇”的个人情绪发泄,而是源于深厚的儒家情怀、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心,以及他对现实政治的清醒认识。在那个时代,他用自己的生命和诗歌,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深刻的良知和最沉重的记录者。他的忧国忧民,是一种超越个人困境的伟大情怀,也是他之所以成为“诗圣”的重要原因。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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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刚完陈弱水的《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其中有一章《思想史中的杜甫》或可从思想史的角度提供参考,简单来说,作者认为杜甫的思想和心态是唐宋间中国思想转型的一个开端。

《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是在“唐宋变革论”的脉络里谈中古思想史领域的变革。此书认为,从魏晋南北朝至中唐,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传统有一个特性(作者谓之”中古心灵的特性”),这个特性在本书中被反复提及、论述并强调,并被作者命名为“二元世界观”。以下选取作者对此“二元世界观”概念一段集中的描述:

从两晋南北朝到唐代中叶,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基调。这个基调发轫于魏晋之际,东晋(317-420)之后明确成型,一直要到八、九世纪之交,才受到以韩愈为首的少数文人的直接挑战,但终李唐一代,还是最普遍的心态。这个心态,就结构而言,可名之为“二元世界观”,着眼于实质内容,或可简称作“外儒內佛”与“外儒內道”。根据这个观点,儒、释、道三教在性质上可分成两类。儒家自成一类,功能是在为人类生活的外在行为与群体秩序提供规范。更具体地说,在当时的看法里,儒家主要指有关家庭生活与社会政治的一套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佛教和道家(包括道教与老庄道家)则为安顿个人身心、探索宇宙终极问题的资源。根据中古一般的观念,这两组价值体系(儒为一组,道、佛为一组)并非对立的敌体,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在理想上,一个士人应以儒道立身、齐家、处世。在个人和宗教生活上,他或可倾向道教、玄学,或可倾向佛教,或可佛道兼修。

而在八世纪晚期到九世纪初,安史之乱前后兴起的儒家复兴“触动了中古心灵的基本结构与价值方向,造成中国思想的深层异位”,人们熟悉的古文运动就是这种思想变革的先导。士人不满于中古二元世界观所规定的儒家角色,他们对儒道的性质作出新的界定,开始以佛教、道教为对手,这个斗争的过程也是三教融合、新形态儒学发展的过程。这项发展不但提升了儒家复兴的动能,还对中古思想的基本格局造成严重挑战,从而开启唐宋之际的思想巨变”。

《思想史中的杜甫》就是在这个思想转型的脉络下对杜甫进行个案分析。用作者的话说,杜甫虽然不是思想家,但是从他的诗作所流露的意识,我们可以看见时代典型思想的倒影,也能察觉出新生的因子。这个新生的因子,就是儒家打破所谓“外儒內佛”或“外儒內道”的二元世界观,向外继续发挥处理社会人伦关系的作业,向内则取代佛道,真正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生命终极意义所在。

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学杜甫的诗,从三吏三别的无声控诉到《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涕泪满衣裳,从《春望》中花溅泪鸟惊心的杜甫,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自己的屋被吹翻却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诗圣杜甫每每是个时刻忧国忧民的苦士形象,这与浪漫主义与自我主义的诗仙李白有很大不同——这大概是很多人从小就有的印象式体悟,很多人也会觉得奇怪。作者在文中的解答并不能使我完全信服,但作为一种解释框架却是有启发意义的。儒家已成为杜甫的信仰,于是那个在自己儿子死亡的时刻,还忧念一般人民的苦难的杜甫,那个在送别诗中避开私情只谈公事以至“你要把公事办好,才能让我对你的思念得到安慰”的怪诞的、特异的杜甫就可以得到解释了:杜甫的儒者意识“具有强烈的生命存在意义”,是如宗教情感式的、“海洋般”的感觉——这种非典型的士人心灵,“在他自己的时代,他的思想其实属于较新的形态,属于一个重大思潮变化的开端部分”,虽然这种心绪在儒释道思想盛行的唐代前半叶,在士人整体“入仕言儒、在野归佛、道”的中古二元世界观中是罕见的。

总结来说,儒家思想自魏晋以来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冲击,整个中古时期,儒释道在涤荡中碰撞融合,儒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更新,在宋元之际又占据主流而且位子更加牢固。从这个角度讲,把“儒家”说成“儒教”,当作一种宗教,也是有道理的,在唐宋以后的传统中国,儒家是一种信仰。今人不理解杜甫,也是不理解那份儒家的信仰的缘故,毕竟,传统已离我们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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