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果新冠疫情发生在苏联会怎么样?

回答
这绝对是个引人入胜的脑洞。如果新冠疫情发生在苏联,那情况恐怕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复杂得多,而且充满了许多现在难以想象的可能性。 让我们来捋一捋,要是老大哥还在,这病毒会怎么玩?

首先,我们得明确,苏联不是铁板一块,它的结构、运作方式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都跟我们今天熟悉的国家完全不同。

信息控制与透明度:

苏联最核心的特点之一就是强大的信息控制。一旦疫情爆发,第一反应绝不会是公开透明地向民众发布所有信息。我们可能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初期掩盖与压制: 早期,尤其是在疫情初期,苏联政府很可能出于维护稳定、展示制度优越性的考量,会试图压制信息。就像切尔诺贝利事件一样,最初的反应是遮掩,而不是全面告知。官方媒体可能会淡化疫情的严重性,甚至宣称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病毒只是境外势力散布的谣言。我们可能会看到“境外敌对势力”被塑造成病毒的源头,以此来转移国内矛盾。
有限的公开与选择性透明: 当疫情失控,无法再掩盖时,信息公开可能会是一种“有限的”和“有选择的”公开。官方会公布一些数据,但这些数据可能经过“加工”,只强调政府的“有力应对”和“人民的团结”。公众可能会通过各种渠道,比如收听西方广播(虽然可能被干扰)、私下交流,来获取更接近真相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往往是零散的、未经证实的,容易引发恐慌和谣言。

医疗系统:

苏联的医疗系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全民免费医疗,但同时又存在着物资短缺、基层医疗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

基层医疗的压力: 苏联的基层诊所(Поликлиника)是主要的医疗服务点。一旦疫情爆发,这些基层诊所可能会首当其冲,面临巨大的压力。医生和护士可能会面临防护物资的极度匮乏,以及感染风险。
高层与普通民众的医疗差距: 就像其他很多苏联时代的社会现象一样,医疗资源的分配也存在巨大的差距。高层领导、军方人员以及在特殊机构工作的人员,很可能能够获得远超普通民众的医疗资源和保护。而普通民众,尤其是偏远地区和农村居民,可能只能依靠有限的资源和基层医生的努力。
疫苗研发与推广: 苏联在生物技术和疫苗研发方面有过辉煌的过去。他们可能会快速组织科研力量研发疫苗。但疫苗的生产能力、分配公平性以及民众的接受程度,都会是巨大的挑战。如果疫苗研发成功,它很可能被视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宣传工具,用于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管控与民众反应:

苏联的社会管控是极强的,这在疫情期间会产生复杂的影响。

严格的封锁措施: 苏联政府有能力实施非常严厉的封锁措施。军队和警察可能会被用于执行隔离和出行限制。城市之间的交通可能会被严格管制,甚至会动用军事力量来封锁边境。
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的冲突: 苏联强调集体主义,理论上,这有助于民众服从政府的防疫指令。但是,长期的物资匮乏、信息不透明以及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也可能导致民众的抵触情绪。私下里的抱怨、对官方宣传的质疑,甚至是对政府命令的阳奉阴违,都可能悄然发生。
黑市与投机: 就像任何物资匮乏的时代一样,疫情可能会催生黑市。口罩、消毒液、药品,甚至可能包括被宣传为“治疗”或“预防”病毒的物品,都可能成为黑市上的热门商品。这也会加剧社会的不公。
对“西方”的警惕: 苏联人民长期以来被灌输对西方国家的警惕。疫情发生后,对病毒源头的指责很容易被用来攻击西方国家,将其描绘成“敌对势力”的阴谋。

经济影响:

苏联的经济是计划经济,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方式也会不同。

计划经济的韧性与脆弱性: 计划经济在某些方面可能具有一定的韧性,比如能够调动国家资源集中力量解决某个问题。但同时,它也缺乏灵活性,对外部供应链中断和市场变化反应迟钝。疫情导致的人员流动限制和生产停滞,对苏联的工业生产和物资供应都会造成严重冲击。
对石油价格的依赖: 80年代末的苏联经济已经开始下滑,很大程度上依赖石油出口。如果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石油价格暴跌,那对苏联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国际关系:

苏联如果面对疫情,其国际关系也会发生微妙变化。

“社会主义兄弟”的互助: 苏联可能会试图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进行资源和信息的共享,但这种共享的有效性将取决于各国自身的实力和苏联的影响力。
与西方的复杂互动: 苏联可能在某些领域(如疫苗研发或防控经验)寻求与西方的有限合作,但这种合作很可能伴随着政治上的相互猜忌和宣传战。西方国家可能会借此机会批评苏联的制度,而苏联则会将其描绘成“帝国主义的阴谋”。
对东方阵营的影响: 如果苏联自身都难以应对,那么其对东欧等卫星国的影响力也会进一步削弱,这些国家可能会更加倾向于自主应对,甚至向西方靠拢。

一个可能的情景:

想象一下,19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时期。疫情开始在莫斯科传播。

初期: 官方媒体报道,几例“境外输入”病例,但“情况可控”。公园和公共场所依然人头攒动,但人们开始感到一丝不安。
中期: 莫斯科的医院开始出现大量发烧病人。新闻开始出现“流感病毒变异”的说法。一些城市开始实施严格的交通管制,军队出现在街头。人们开始排队购买食物和基本生活用品,因为担心供应链会中断。
后期: 疫情在全国蔓延,但不同地区的反应差异很大。一些地区依靠强力管控压制了病毒,另一些地区则因为医疗资源不足而情况惨烈。普通民众通过收听“自由欧洲”广播了解外部信息,对官方的“一切尽在掌握”的说法嗤之以鼻。黑市上的“特效药”价格飞涨。

总结来说, 如果新冠疫情发生在苏联,那将是一场信息不对称、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管控与民众反抗并存的复杂危机。它可能会在加速苏联解体进程中扮演某种催化剂的角色,因为这场危机暴露出的制度性弱点,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触目惊心。苏联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可能在某些方面发挥作用,但它同时也会因为缺乏透明度、信任危机和固有的经济结构问题而显得力不从心。这绝对是一个比现实更加黑暗、更加令人不安的剧本。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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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火纷飞、逐屋巷战的斯大林格勒,苏联如何遏制霍乱疫情?》

题主的问题简直太适合我专栏作者 @kgb1986 所著的这篇文章了。

要知道霍乱可是和鼠疫一样被我国列为仅有的两种甲类传染病(相对应的,新冠肺炎是乙型传染病按甲类处理)。而在历史上霍乱也同鼠疫一样,是为数稀少的集中传染性极强、致死率极高、曾在全球范围内多次跨东西半球流行,轻易收割数亿生命的“国际”烈性传染性疾病。

更不要说在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这个世界战争史中都赫赫有名的血肉磨坊里进行防疫工作了。



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陷入到重重烈焰之中,犹如人间地狱。

苏联精神、生理学家,斯大林格勒医学院院长、战役的参加者А. И.伯恩斯坦这样总结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德国轰炸机在伏尔加河渡口上留下的创伤,我们活了下来。与斯大林格勒的战场相比,地狱对我而言都是舒适温馨的疗养地。”

在战线两侧有着数百万人作战,每一分钟都会有2到3名士兵死亡。当然,这里讲的并不全都是战斗中的死亡。

在恶劣的卫生的情况下,德军一侧突然爆发了传染性疾病,其中就有霍乱。死亡的浪潮卷向城市和其中的苏德双方军队,如果不尽快压制住即将到来的传染病,将会有大量的军人和居民丧生。

季娜伊达·叶尔莫利耶娃(Зинаида Ермольева),这位具有多年霍乱研究经验的科学博士、教授,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研究者,在这样的情形下带着医生的使命前往斯大林格勒。

叶尔莫利耶娃对于斯大林格勒非常熟悉,她的家乡弗罗洛沃就离斯大林格勒不远。最开始,她的计划非常“直接”:到达后就开始进行消毒工作,为军人和居民接种霍乱噬菌体,但在战场上对复杂的卫生—流行病防治条件进行评估后,叶尔莫利耶娃向莫斯科发出了请求,要求补充额外够用的药品

——然而运送药品的火车在半途被德军飞机炸毁,通常而言,这意味着斯大林格勒这座嗜血绞肉机将不可避免的一步步滑向大规模传染的深渊。

不过叶尔莫利耶娃却在战场上一栋被毁楼房的地下室里组建起临时实验室,之后更是在这个简陋到可笑的实验室中培养出了足够多的噬菌体。

事实上,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的数年之前,叶尔莫利耶娃就独立研制出了一种培养霍乱噬菌体的方法,在当时的苏联,除了她外还没有其他人完全掌握同样或类似的技术。面对被战火摧残的城市,叶尔莫利耶娃只向最高统帅部申请了300吨氯胺和数吨肥皂,用于全面消毒“标准规程”。

在斯大林格勒,人们净化水井,对厕所消毒,建起4个后送医院,居民和地方医学院三年级的学员被动员起来加入到和致命传染病的斗争中。

为了弄清出现霍乱的原因,苏军前线侦察队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向医生提供因德军传染而病故之人的尸身的任务,而医生们通过这些尸身区分出特有的霍乱弧菌,并有对针对性的培养专门的噬菌体。

在叶尔莫利耶娃的有力组织下,在一昼夜的期限内,5万人获得了噬菌体疫苗,而2千名医疗工作者每天为1.5万名斯大林格勒城市居民完成检查。噬菌体接种工作不仅在当地居民中进行,也包括每天数以万计来到和离开被困城市的苏军官兵和平民。

在防疫工作中,叶尔莫利耶娃得到了斯大林格勒防卫战最高总指挥员的授权,她的权力之大甚至能中断军事城防工事的修建,以将军民建设者们撤离出来

在一座处于激烈交战中的前线城市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接种行动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更不要说他们在短期内高效的完成了对居民的诊断。

一位当年的参与者这样回忆道:“留在城市中的所有人都参与到了与看不见的危险敌人的斗争中来。每名红十字义务医疗队队员负责10套住宅(译者注,接地气点的翻译应该是每人负责10户人,但这里姑且按原意以免出现偏差),每天进行走访并找出病患。其余人则去净化水井,在面包铺和后方转运点(居民疏散站)值班。广播和报纸也被积极纳入到这项斗争中来。”

1942年8月末,斯大林格勒的霍乱传染病疫情被遏制住了,斯大林格勒的军民得以远离瘟神,继续投入到保卫领袖之城的激烈战斗中去。

作为防疫功臣的叶尔莫利耶娃被授予了列宁勋章,而后在1943年与同僚利季娅.雅各布(Лидия.Якобсон,来自全苏实验医学研究所)一道获得了一级斯大林奖金,在授奖材料中是这样描述缘由的:“因在伟大卫国战争前线参与组织和实施了大量的疾病预防工作...因研制了新的霍乱诊断和噬菌体预防实验室方法...”

至于奖金,叶尔莫利耶娃拿去购买了一架拉-5战斗机捐给前线苏军(利季娅·雅各布也同样如此),这架战斗机也被命名为叶尔莫利耶娃号。

多提一嘴,在叶尔莫利耶娃的领导下苏联开始在1943年大量生产青霉素(而美国青霉素批量生产要等到1943年末)统计数据完全能够证明青霉素的高效性。从开始广泛使用新药后,苏联红军中伤病员的死亡率下降了80%,截肢人数也下降了25%,这意味着大量战士可以避免落下终生残疾并可重返战斗岗位继续服役。因此她也被霍华德·弗洛里男爵[1]称为“青霉素夫人”。

参考

  1. ^ 霍华德·弗洛里,又称弗洛里男爵,他在亚历山大·弗莱明的基础上发现并提纯了青霉素,并在美国组织了青霉素的大规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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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恐再次到来

上一场流感使得百万人丧命

流感病例使得医生们忧心仲忡

  就在几年前,一场流感肆虐全球带来了高烧与痛苦,夺走了百万人的生命。它被称为俄罗斯流感,会突然连续几年反复出现,随后进入休眠期。医生们郑重警告另一股流感即将到来,一旦染病请及时就医,保持清醒。人们担心,这场危及性命的流感是通过感染者书写的信件传播开来的,一位医生表示,贵族人家更容易染病。

  但实际并非如此,该流感似乎在温和的天气更易传播。对于那些染病的病人,威士忌和白兰地是缓解痛苦的有效手段。


以上文本出自游戏《荒野大镖客2》的一张报纸报道 游戏的时间背景是18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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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莫斯科爆发天花。

10天内,确定9342接触者和1500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并做两次检测。

10天内,动员26936名医务工作者,3391医疗设施,8522支疫苗接种队。

10天内,打了9500000疫苗。

19天后疫情结束,45确诊3死。

20年上半年我特别喜欢把这个故事讲给老鹅们听,看他们尴尬的反应。


1959年12月23日,苏联艺术家阿列克谢·科科雷金从印度回来并降落在莫斯科,期间他有中度感冒的症状,但由于是12月所以这种症状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很正常。然而,在同一天的晚上,科科雷金的体温猛增,出现剧烈咳嗽和全身疼痛的症状。

第二天,他去看医生,被诊断出患有流感。不过医生开出的处方药没有帮助,科科雷金全身还出现了皮疹现状,但被诊断为过敏。

不过一位年轻的医生在得知患者曾经去过印度后谨慎提出这样的症状可能是由天花引起的,但是,她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

与其他流感患者在同一房间呆了几天后,12月29日,阿列克谢·科科雷金死了,而期间,医生没有发现他死亡的真正原因。

但是,在科科雷金死后不久,医院的其他几名患者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发烧,咳嗽和皮疹。医院这才急忙的邀请专家,而最后结论令人震惊:莫斯科爆发了天花。

事实调查,在印度期间,阿列克谢·科科雷金参加了一位刚刚去世朋友的火葬,他甚至还抚摸了死者的遗体。在那里,这位“零号患者”是患上这种致命的疾病。

1月15日,有关天花疫情的消息被报告给苏联领导人,苏联立即动员医院、诊所、警察和克格勃的所有资源在莫斯科24小时寻找潜在危险的载体。

与科科雷金会面并与之交谈的所有人,与他联系的人以及收到他从印度带回礼物的人,甚至与科科雷金女儿瓦莱里亚一起坐在教室里上课的150名大学生都被送往医院。


期间共有9342人被迫隔离,而根据一项特别法令,“零号患者”看病的医院被封锁,大量用于战争情况的紧急状态储备已被允许使用。

在抗击天花流行病时,从医务人员到医学生,整个卫生部门都已动员起来。他们是从早到晚都在努力寻找任何可疑病原体和对整个城市进行消毒。

而预防天花扩散的决定性措施是对莫斯科地区的所有居民进行疫苗接种,为此苏联要求所有莫斯科人甚至是快死了的都必须接种,在随后的一周内,有超过950万人接受疫苗接种,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结果。

最终,莫斯科只有45人被诊断出天花,其中三人死亡;到1960年2月3日,疫情被终止,由于莫斯科卫生服务机构和执法机构的及时响应和良好协调,仅用19天就成功阻止了致命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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