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鱼雷艇相比，战列舰作战效能是否有些低下，成本是否过高？如果是，为何依然会成为一战主力？

好的，咱们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把事情掰扯清楚。

鱼雷艇与战列舰的“效能”与“成本”对比

首先，得承认，如果单单从“一击必杀”和“单位杀伤力”这个角度来看，鱼雷艇确实显得非常高效。一条鱼雷艇，虽然小巧，但它能携带一枚甚至多枚鱼雷，而鱼雷的爆炸威力足以重创甚至击沉一艘巨大的战列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作战效能”很高，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就能对高价值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

然而，将“作战效能”仅仅局限于“一击必杀”未免过于片面。战列舰的作战效能体现在更宏观的层面：

火力投射能力与持久性： 战列舰装备的是重型主炮，口径大、射程远，并且拥有多层炮塔，能够同时向多个目标开火。一次齐射，炮弹的弹道、落点和爆炸效果是鱼雷艇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战列舰的弹药储备量大，火力持续性远超鱼雷艇。它不是“一次性”的武器，而是能够长时间、高密度地倾泻火力。
防护能力： 战列舰拥有厚重的装甲防护，这是鱼雷艇完全不具备的。它能够承受敌方舰炮的打击，在炮战中生存下来并继续战斗。鱼雷艇则非常脆弱，一旦被炮弹击中，几乎没有生还可能。
战略部署与控制能力： 战列舰是舰队的核心和力量的象征。它们能够开辟航线、封锁港口、支援登陆作战、进行炮击支援，甚至在广阔的海域建立军事存在，展示国家力量。鱼雷艇体积小，航程短，主要适用于近岸、近海作战，缺乏战略部署和控制能力。
侦察与指挥能力： 大型战列舰通常具备更强的侦察设备和通信能力，可以作为舰队的指挥中枢，协调其他舰艇的行动。

成本呢？

显而易见，建造一艘战列舰的成本要比制造一大批鱼雷艇高出许多。不仅是制造成本，战列舰的维护、人员配备、训练也都是巨大的开销。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看，战列舰似乎确实“成本过高”。

那为何战列舰依然成为一战主力？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历史的有趣之处。尽管存在这些“劣势”，战列舰在一战时期依然是各国海军的绝对主力，原因非常复杂，且相互关联：

1. 海军战略的核心是“主力舰决战”思想： 在一战前，海军战略深受英国海军上将科尔马·塞·吉恩·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等人的“海权论”影响。普遍的观点认为，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是大规模的海军决战，而这场决战的主角就是装备重炮、拥有厚重装甲的战列舰（当时称为“无畏舰”及其改进型）。拥有强大的主力舰舰队，意味着你拥有赢得这场关键决战的能力，从而掌控制海权。
2. 无畏舰革命与军备竞赛： 20世纪初，英国海军率先推出了“无畏舰”，这种新型战列舰拥有全重炮配置和更高的航速，瞬间颠覆了之前的海军舰艇设计。为了不被对手超越，各国海军纷纷投入巨资建造自己的无畏舰，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海军军备竞赛。战列舰的建造数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海军实力和工业实力的重要指标。
3. 防御比进攻更重要（在某些情况下）： 虽然鱼雷艇可以攻击战列舰，但战列舰的厚重装甲使得它们很难被轻易击沉。在海战中，能够承受住敌方火力而依然保持战斗力，是至关重要的。战列舰的装甲带、炮塔防护等设计，就是为了对抗当时最先进的舰炮。而鱼雷艇的生存率极低，一旦暴露在战列舰的火力网中，几乎无法逃脱。
4. 战术上的配合与互补： 战列舰并非孤军作战。它们是舰队的核心，而鱼雷艇则扮演着“海上刺客”的角色。鱼雷艇的价值在于“骚扰”和“偷袭”。在主力舰决战前，鱼雷艇可以进行夜间突袭，或者在主力舰的掩护下，尝试接近敌方主力舰，迫使对方分心、规避，甚至付出代价。战列舰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和防护网，而鱼雷艇则在主力舰的“保护伞”下，寻找机会进行攻击。这种战术配合是当时海战的主流思路。
5. “价值”与“风险”的权衡： 建造和维护一艘战列舰确实昂贵，但它代表着国家海上力量的基石。丢失一艘战列舰对国家海军士气和整体战略布局的打击是巨大的。而虽然鱼雷艇成本低廉，但它们同样也脆弱，很容易被岸防火炮或驱逐舰消灭。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如何有效地使用和保护这些昂贵的战列舰，同时又利用好数量众多、灵活高效的鱼雷艇，是各国海军指挥官面临的挑战。
6. 心理和象征意义： 战列舰不仅仅是武器，更是国家力量和海军荣耀的象征。拥有庞大的战列舰舰队，是国家强大的外在体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战列舰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地位和话语权。

一战中的实际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一战中，真正决定性的主力舰决战——如日德兰海战——虽然规模空前，但结果却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双方的主力舰都遭受了损失，但都没有能够彻底摧毁对方的舰队。反而，鱼雷艇（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驱逐舰）在某些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日德兰海战中，德国的鱼雷艇部队对英国主力舰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战列舰的地位就此动摇。相反，它反而促使各国进一步发展更大型、更坚固、火力更强的战列舰，并且开始重视驱逐舰（作为鱼雷艇的升级和防护力量）的发展。

总结来说：

从纯粹的“一发入魂”角度看，鱼雷艇的效能的确很高，但其作战效能是有限的、短期的、且风险极高。而战列舰代表的是一种更宏大的战略理念——通过拥有强大的主力舰，赢得制海权，并能够持久地投射力量。虽然成本高昂，但在一战时期，它仍然是海军力量的“压舱石”和“决定性武器”，是各国海军战略的核心。鱼雷艇则是在战列舰的体系下，作为一种战术性武器，发挥补充和辅助的作用。这种“主力舰为王”的观念，是那个时代海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赋予它们的地位。

网友意见

讲个笑话。

日本海军著名的93式氧气鱼雷，一发的价格大约五万七千日元，相当于一架零式战斗机(五万八)。

美国著名的MK14动能鱼雷，一发的价格大约两万多美元，相当于二十多发16英寸主炮炮弹(或者一架没装引擎的战斗机)。

德国U型潜艇用的蒸汽鱼雷，一发价值两万五千金马克，相当于两辆四号坦克，更贵的电动鱼雷，一发价值四万金马克。

长射程鱼雷攻击的意义在于扰乱编队，距离超过10公里的鱼雷攻击命中率低到让人无法接受(千分之几)，而且价格非常高。

一艘阳炎级驱逐舰携带的鱼雷比它自己还贵。

虽然是个好久以前的问题了但还是写写吧，因为已有的答案都说不上正确。

问题描述里槽点太多就不谈了，但问题本身“与鱼雷艇相比，战列舰作战效能低下”这个结论，在某一历史阶段是没错的。甚至可以认为，鱼雷的诞生促成了战列舰这一舰种从风帆时代到现代的根本性演化，乃至整个海军体系的变革。

由于实施决战的困难性，对港口进行封锁往往会成为夺取制海权的主要手段，可以将其视为战列舰队的首要任务。风帆时代封锁分为近程封锁和远程封锁。前者是把战列舰队直接驻扎于敌方港口之外，对方要么被困于港内无所事事，要么出港接受决战；后者是在港口之外保留少量舰艇进行侦察，战列舰队在更远的地方，靠巡洋舰（巡航舰）维持这样的情报-搜索链条，对方出港之后则主动截击。理论上来说两种手段是并列的，但风帆时代一支蹲在外海的舰队几乎不具备作战能力，想要维持阵型就必须接受极低的航速，因此近程封锁一直是主流，至多也不过是让战列舰队藏身于离港口稍远的近海。

进入铁甲舰时代，舰艇的蒸汽化使得远程封锁终于有了发挥的空间，但火炮、装甲技术的进步更为迅速。高干舷铁甲舰的困境（高干舷意味着更大的结构重量、更大的防护面积和更高的重心，造舰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想要获得足够的防护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得人们对远程封锁依旧没什么兴趣，而一条火力强大防护优秀的低干舷高速（13～15节，超越当时绝大多数巡洋舰，在近海保持这样的航速也比较容易）铁甲舰无疑是执行近程封锁的利器，乃至更进一步，直接杀入敌方港口。铁甲舰诞生之初出现的主力舰远洋化的倾向昙花一现，结合了新技术的低舷铁甲舰看似是革命性的存在，实质却与风帆时代一脉相承。

随着动力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巡洋舰总算摆脱了连主力舰都跑不过的窘境。这一进程发生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刚好是鱼雷技术迅速发展成熟的时期。伴随着普法战争之后法国低迷的经济、可怕的陆上威胁，“新学派”在法国应运而生并得到极大发展。其思路很明确，以鱼雷艇（或者说广义上的雷击舰艇）和岸炮对抗在近海活动的敌方低舷铁甲舰，以高速的大型巡洋舰乃至高干舷的铁甲舰抢夺制海权（所以法国人的高干舷铁甲舰不少，在低干舷作为主流的年代显得很特别）。这样的威胁清晰而深刻，皇家海军在一次又一次的演习中意识到传统的近程封锁已经难以为继。主力舰就陷入了这样一种窘境：由于低干舷，她们不具备在远洋交战的能力，面对敌方的破交舰束手无策，只能用己方巡洋舰反制；而面对小巧灵活的鱼雷艇她们也没什么办法，要么就是被其持续袭扰搞的疲惫不堪，要么就只能向外脱离。封锁已经成为不可能，甚至连其自身的安全都难以确保。1888年的海军年度演习，乔治•特莱恩指挥的假想敌舰队没费什么力气就突破了封锁，一出去就炮击了一大堆英国沿海城市，传统体系的危机被赤裸裸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直接促成了1889年海军防卫法案的出台。

应对这种威胁，直观的思路就是提升主力舰的远洋作战能力——直观么？也不见得，至少这一过程出现了不少反复。

1869年开工的毁灭号（HMS Devastation）。

1874年开工的不屈号（HMS Inflexible），低干舷的特征非常明显，但艏艉有加高的甲板室，远洋航行能力略有改善。

1882年开工的坎伯当号（HMS Camperdown），仍然是低干舷，但露炮台整体加高，多少也具备了远洋作战的能力。

1886年开工的尼罗河号（HMS Nile），由于海军上将级的露炮台对岸炮火力的防护效果不加，在这一级上面又退回了原有的模式。

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战列舰跑到远海了，封锁体系怎么办？答案是重启旧有的【远程封锁】。这也就意味着战列舰的行动必须得到大量巡洋舰的支持。而并列的一个问题，身处远海就能完全避免雷击舰艇的袭击么？对方埋伏怎么办？夜间攻击怎么办？答案类似：为战列舰队配备大量的巡洋舰进行护卫。

这样一来，战列舰彻底走向了远洋化，近程封锁也被远程封锁完全取代。甚至可以认为，正是鱼雷艇（雷击舰艇）把战列舰“驱赶”出了近海，才出现了远洋化的契机，乃至整个海军体系变革的契机。

1889年开工的君权号（HMS Royal Sovereign），前无畏舰时代的开端。图中可以看到比此前任何战列舰都要高的干舷。她的划时代意义并不仅仅体现于她自身（她自身没有什么新技术可言），更多的体现于同时期船台上的大批钢制巡洋舰。

同期建造的胡德号（HMS Hood），也是皇家海军最后一条低舷战列舰。

但此时我们审视一下舰队体系就会发现，战列舰确实是变成了一种比较低效的武器。她必须在巡洋舰的重重簇拥之下才能发挥威力，需要巡洋舰的侦察来决定自己的动向，又需要巡洋舰的护卫防止被雷击舰艇一击致命。战列舰队占用的巡洋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巡洋舰的制海职能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即使这样，面对直接威胁制海权的力量——敌方的大量巡洋舰——战列舰队也没有直接求战的能力。低速又限制了战列舰队的分散和集中，最终使其运用变得极度僵化。再加上速射炮和硬化装甲的发展，装甲巡洋舰的战力迅速强化，已经可以和战列舰分庭抗礼。这也就是费舍尔直言“the battleship is really dead”的原因，也是费舍尔推动无畏舰革命的内在动力——传统战列舰已经低效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究其原因，虽然雷击舰艇把战列舰直接踢出了近海，战列舰也应对这一情况做了改变，但仅此而已。从旧时代延续过来的直接而僵硬的作战思想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战列舰必须高速化、巡洋舰化，才有出路，这是费舍尔的答案。这种出路体现于分散和集中兵力的能力，体现于截击和反截击的能力，体现于针对远程封锁体系的灵活性，但无论如何改变不了这一点：敌方近海是己方大型战舰的禁区，雷击舰艇在这个领域之内拥有无可比拟的威慑力。这种结论反过来也是成立的，雷击舰艇同样是一种优秀的防御和辅助兵力。

所谓制海权即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和运用能力，具体可分解为几部分：海上（交通线主体）、敌方港口（或近海）、己方港口（或近海）、中立国港口（或近海）。近程封锁体系的破产意味着对敌方和中立国港口/近海再无控制能力，能控制的只有海上和己方港口/近海。战列舰队的传统职能还包括对己方近海进行防御，这也是限制分散兵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近海防御全部交给岸炮和雷击舰艇呢？这就是1905年费舍尔改革中的一项重点，即分队防御体系。

以雷击舰艇防御近海，防止敌方主力舰队的直接打击；以高速主力舰-巡洋舰体系维持制海权，直接反制敌方高速破交舰；以极高的航速确保兵力快速集中，从而确保远程封锁体系的有效性。审视费舍尔的构思，可以看到【这一体系因雷击舰艇的威胁而生，而雷击舰艇又在这一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原本可以由战列舰队单独完成的任务现在必须靠配合来完成，甚至被完全取代（近海防御），认为雷击舰艇的出现使得战列舰的作战效能下降，这种结论并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的根本在于，近代海军革命带来了兵力结构的复杂化，这种复杂化的速度远远超出海上任务类型扩展的程度。这种背景之下，单一兵种的作战效能下降是必然的。认为雷击舰艇能够取代战列舰固然不正确，但认为战列舰全然无惧雷击舰艇，乃至雷击舰艇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则是更为荒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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