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苏联要平稳走向市场经济,而不是动荡不安,当时应该怎么做?

回答
苏联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确实充满了动荡与挑战,这一点是历史的共识。要实现“平稳”转型,而非“动荡不安”,这是一个极具难度的问题,因为它触及了苏联体制的核心和复杂的社会经济现实。以下将尝试从多个维度,尽可能详细地分析当时可能采取的“平稳转型”策略,虽然历史已然过去,这些也更多是理论上的探讨和对现有理论的借鉴。

核心理念:循序渐进、协同改革、社会保障、信息公开与民众参与

平稳转型的关键在于避免“休克式疗法”带来的剧烈冲击,而是在保留现有社会稳定性的基础上,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同时建立有效的缓冲和保障机制。这需要一个高度协调、有明确规划和强大执行力的改革团队。

一、 改革的顶层设计与规划:

1. 明确的转型目标与路线图:
非休克式过渡: 避免“一步到位”的激进市场化,而是制定一个循序渐进的、有明确阶段性目标的转型路线图。这需要时间来培养市场主体、改变社会心态和完善法律法规。
混合经济模式探索: 承认苏联经济的特殊性,不必急于完全抛弃国有经济的某些优势领域,可以探索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国有企业在关键战略领域发挥作用的混合经济模式。
经济特区与试点先行: 在特定地区(如波罗的海三国、远东地区)先行试点市场化改革,总结经验教训,再逐步推广到全国。

2. 统一的改革思想与协调:
避免改革口号化与政治化: 将改革重心放在经济层面,避免将市场化改革过度政治化,从而引发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权力斗争。
改革领导小组的权威性与包容性: 成立一个由经济学家、政治家、管理者组成的权威性改革领导小组,其决策得到中央政府的坚决支持,同时也要能够听取不同意见,保持改革的开放性。
中央与地方的协调: 建立有效的中央与地方沟通协调机制,确保改革政策的统一执行,避免地方自行其是,加剧混乱。

二、 关键的经济改革措施(分阶段、有重点):

1. 价格改革:
逐步放开价格管制: 不要一次性取消所有价格管制。可以优先放开非关键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能源、公共交通)实行有管理的放开,并辅以补贴和价格稳定措施。
建立价格补贴与社会救济机制: 在价格放开的同时,为低收入群体、退休人员、学生等提供针对性的价格补贴或现金转移支付,以缓解因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压力。
信息透明化: 在价格放开前,向公众充分解释价格调整的原因和预期影响,并提供价格信息查询渠道,减少恐慌和不确定性。

2. 企业改革与所有制转型:
区分国有企业性质: 明确哪些国有企业具有战略性、垄断性,需要继续由国家控制;哪些可以逐步引入市场机制,甚至进行私有化。
对“骨干企业”的特殊对待: 对于那些规模庞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企业,不能简单地将其推向市场。可以先进行内部管理改革,提高效率,再考虑引入股份制改造,但国家可以保留控股权。
“职工持股”与“管理层收购”的审慎推行: 在进行私有化时,可以考虑让企业员工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或允许管理层收购,以增加员工的归属感和改革动力。但必须警惕“国有资产流失”和权力寻租。
设立“资产管理公司”: 专门负责管理和剥离不良资产,对亏损企业进行重组或关闭,避免其成为市场化改革的负担。

3. 金融与货币改革:
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 赋予中央银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权,使其能够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和维护金融稳定。
建立健全的银行体系: 从计划经济下的单一银行体系,逐步过渡到多层次的商业银行体系。在过渡期内,可以允许国家政策性银行继续发挥作用,同时鼓励私人银行和外国银行进入。
审慎的货币发行: 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总量,避免因货币超发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发展资本市场: 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为企业融资和资源配置提供多元化渠道。

4. 财政改革:
建立独立的财政体系: 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责,建立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体系。
改革税收制度: 逐步建立现代化的税收制度,包括增值税、所得税、财产税等,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和公平性。
控制财政赤字: 避免因社会保障支出、对亏损企业的补贴等导致财政赤字过大,加剧通货膨胀压力。

5. 对外经济开放:
有管理的开放: 逐步开放对外贸易和投资,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但要防止国家经济命脉被外国资本控制。
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 利用苏联的资源优势和一定的技术基础,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外汇,支撑国内经济转型。
引入竞争机制: 在开放的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迫使国内企业提高效率和产品质量。

三、 社会保障与民生保障体系:

1. 维护基本社会福利: 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要确保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社会福利不被完全抛弃,而是逐步转变为更加市场化、多元化的提供方式。
2. 建立失业保障制度: 随着企业改革和重组,必然会出现失业问题。需要建立健全的失业救济金、再培训和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失业人员重新融入劳动力市场。
3. 完善养老金制度: 改革原有的养老金体系,使其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流动和人口结构变化。
4. 打击贫富差距过大: 在市场化进程中,贫富差距会自然拉大。可以通过累进税制、社会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防止社会矛盾激化。
5. 食品和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保障: 在价格改革初期,要确保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稳定供应,必要时可以采取国家配给或定向补贴的方式,避免社会恐慌。

四、 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

1. 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框架: 制定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竞争法、知识产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2. 加强法治建设: 确保法律的统一执行,打击腐败和犯罪行为,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3. 保障产权和合同的有效性: 确保各类产权得到法律保护,合同得到有效履行,这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
4. 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 建立独立的、高效的政府监管机构,负责市场秩序的维护、反垄断、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五、 信息公开与民众参与:

1. 提高改革信息的透明度: 向公众充分解释改革的必要性、目标、步骤和预期影响,争取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2. 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 政府与民众之间要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回应民众的关切。
3. 鼓励社会对话与协商: 在改革过程中,鼓励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对话与协商,寻求共识,化解矛盾。
4. 允许合理的社会监督: 鼓励媒体、学术界和社会组织对改革过程进行监督,发现和纠正问题。

六、 关键的“刹车”与调整机制:

1. 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 在实施各项改革措施前,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并建立预警机制,一旦出现超出预期的负面影响,能够及时启动调整。
2. 灵活的政策调整能力: 改革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纠正失误。
3. 强大的执行力与反腐败: 改革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力。同时,必须严厉打击改革过程中的腐败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权力寻租,这是赢得民心的关键。

总结性的反思:

尽管上述策略看起来可行,但要真正实现苏联经济的平稳转型,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主要原因在于:

深厚的计划经济惯性: 苏联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社会各方面都形成了相应的思维定势和组织结构,改变起来异常困难。
权力结构的利益固化: 改革必然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苏联的权力结构使得这些利益集团拥有强大的阻挠能力。
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经验和人才: 苏联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专业人才和管理经验。
信息不对称和民众的恐惧: 在转型初期,信息不对称很容易导致民众的恐慌和不信任感,而这种情绪一旦蔓延,就难以控制。
外部环境的影响: 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等外部因素,也对苏联的转型过程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历史的镜鉴:

后来的俄罗斯以及其他转型国家(如东欧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即使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改革策略,转型过程中依然伴随着不同程度的阵痛。苏联平稳转型的难度,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大,因为它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其体制的根基更为深厚且复杂。

总而言之,苏联走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需要一个高度理性、科学、审慎和人性化的改革路径。这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调整,更是对整个国家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塑。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或失误,都可能导致转型走向动荡不安。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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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好麻烦,因为苏联的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神话的概念,而其具体运行在不同时代又是有截然不同的特征。不太清楚是哪个天才(shagua)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僵化的斯大林体制”,然后搞的另外一伙人闻鸡起舞欲仙欲死......

当然苏联经济运行实际情况在苏联时期就一直高度保密,其实际运行情况和意识形态部门的宣传又有极大的不同,到了苏联后期和解体后很长时间再次成了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话题,编造了无数新的神话。到了最近几年才开始逐渐被缕顺脉络。

先说结论,苏联并不需要完全走向市场经济,而是需要走向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恰恰是完全走向市场经济的做法摧毁了苏联和导致俄罗斯经济常年萎靡不振。

历史上的斯大林经济体系,成型其实很晚,大概是1938-1939年最终定型,而不是传统认为的1928年开始集体化。而这个时间点也不是那么偶然形成的,基本上和所说的大清洗结束时间相一致。嗯,某种程度上来说,大清洗的一部分内容和原因也是经济路线和模式的斗争。

这个时期形成的斯大林经济体系有如下特点:

  1. 计委和中央部委详细的制定了大量工业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和清单,每个产品生产耗费的工时和材料都列举的一清二楚。外行人可能觉得这没什么,计划经济不是本来就应该这样么。而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会理解,不怕领导下派任务,就怕领导是外行胡乱拍脑袋下派任务。这个时期苏联计委和中央部委制定的工作流程,对产品生产工艺的制定等等,都是既符合科学管理流程,又符合科学原理,还考虑到了各地的实际情况,配齐了各种所需的物资和保障。是一种合理的拿过来就可以操作的计划,而不是拍脑袋异想天开出来的内容。
  2. 有超乎想象的物质奖励机制,既不靠爱发电,也不靠喊口号发电。除了个人生产任务上的多劳多得外,对能提出合理化建议和生产工艺改进的企业和个人给予重奖。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企业的工程师还是个人,如果能对国家制定的产品生产工艺提出新的改进或是合理化建议,就是说降低成本,工时和提高质量的话,因为产品的相关系数一目了然,国家专门的审查委员会通过审查后推广到全行业,产生的额外效益根据相关系数奖励给该单位,有的时候会达到总效益的一半,然后这里又有一半奖励给直接发明人。这一奖励会一直持续到这项改进被代替为止,为了继续领奖金整个单位都拼命支持发明人继续改进工艺,同理还有新的发明创造也是同样的待遇。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苏联核武器专家组,核爆成功后组长奖金领了一百多万卢布,各种待遇超过斯大林本人了.....
  3. 庞大的,不在计划经济体系内的集体经济。传统上认为斯大林宣布结束“新经济政策”之后,私营经济和市场就消失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概从一五计划末期开始,就在各地开始推行建立集体企业。这种集体企业颇有俄国传统特色,就是说他没有形式上的资产所有者,而是全部资产为在该企业当中劳动的人所共有。另外一个主要特征是加入集体企业的时候,需要提供一些自己的有形或是无形的资产,比如说可以是设备,可以是运输工具,可以是场地,但是提供资产者必须同时参与劳动,同时自愿退出该集体企业的话,已经用来“入股”的资产和增值是不能带走的。就是说“股东”们如果拿着东西入股,但是退出时必然是净身出户,当然如果这人继续在企业里工作,那么他在年底分红的时候,他用来入股的东西会作为分红的“加权项”。关于这些集体企业实际运行规模目前还有争议,采取最小的数字也是占据苏联经济生产总量的6%。另外要注意的是,是总量的6%,但是因为多数集体企业都集中在日用消费品领域,如食品,服装,家具,儿童玩具,日常生活服务项目等。也就是说在这种领域内集体经济是占据多数的,比如家具占据40%的产量,而儿童玩具达到70%。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为止,这种企业全联盟有11.4万家,差不多四百万劳动人口,如果算上集体公社里面的企业和搞独立经营的农民,差不多达到一千万劳动人口是以“市场经济”的形式存在的。而他们涉及的领域和范畴,恰恰是后来所谓“僵硬的斯大林体制”最被诟病的内容,简直是个天大的历史笑话。另外这些企业也不都是只能生产普通的商品,还包括很多高精尖产品,比如最早的电视和收音机实际上就是1939年列宁格勒的几家集体企业生产的,二战期间这些企业还大量生产了军工用品,例如炮弹什么的。不过二战期间集体企业生产军工品目前有些疑问,克格勃档案当中记载的数字过高,可能有些统计问题或是其他不清楚的细节。

苏联解体后,尤其是2000年后,重新研究和普及斯大林经济体制是俄国一大“显学”,虽然官方明面上不支持,但是相当一部分非自由派的经济专家和顾问们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既有民间派,也有政府内部非主流派系。有一段时间研究陷入了另外一个极端,比如斯大林成了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而贝利亚则是20世纪最有效率的职业经理人等等,这应该是和自由派经济理论争夺话语权导致的结果。

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所谓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既不能从过去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层面去研究,也不能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天才。他的本质实际上是苏联继承了沙俄的经济遗产,既以中央部委+计委形成的优秀官僚系统(此处官僚一词做中性词,也可以做褒义来理解),结合了存在于沙俄数百年的村社集体企业的体制,而马列主义则是一种粘合剂把一些本来不怎么兼容的东西拼凑起来。从某种程度来说,斯大林本人也是在三个鸡蛋上跳钢丝舞,没有他本人的操控这三个系统很快就失衡导致内讧,而后来人们对苏联计划经济形成的刻板印象,就是对这台失去自我调节能力的失控机器的印象。

从1946年起,苏联内部就是开始了就哲学和经济学问题的大辩论,这是客气的说法,说成是大吵架更加恰当。期间三大派系各自支持一波学者,就十多个重要问题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辩论,辩论内容写成了几十本比砖头还厚的文集。后来斯大林自己出来给这个辩护画上红线指出方向,也就诞生了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小册子。但是因为前面说的大吵架和当时苏联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处于保密状态,缺乏对背景的了解导致阅读这本册子成了很枯燥的事情,最终成了一些传教士们的经书。斯大林一直到去世前念念不忘的提醒:没有新的理论,我们就会灭亡的,果然一语成谶。

理论层面的激烈交锋,本质上反应的是现实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与世界观的矛盾。简单讲当时争论的内容是这样的:

党部认为马克思说的都是对的,社会要走向共产主义,现在的很多做法和现象都是临时措施,早晚要取消,当然取消的越早越好;

作为被取消对象的计委和集体企业代言人们共同竖起中指。

计委的意见是马克思老古董,说的不都对,科学计划(控制论)才是一切的根本。其他人乖乖听话执行计划就好了;

作为应该乖乖听话的党部和集体企业代言人们共同竖起中指。

集体企业代言人的意思是你们一天到晚一个唧唧歪歪一个指手画脚,干活不多事情不少,信不信老子再搞一次1937?

作为被清洗对象互相看了看:丫的这次得先下手为强。

当然要说的是当时苏联的国企在产权的形式上是国家的,在运作上也是颇受传统集体企业文化的影响。这里说的集体企业代言人是广义上的理解。

实际情况是1942和1946年两次,马林科夫作为企业代言人,支持斯大林差点把苏共给取消解散了。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党的地位也被大幅度降低,只剩下三个功能:意识形态研究,宣传和人事任免。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赫鲁晓夫作为党的第一书记,在1953年实际政治排名只有第六位的原因。

第二次大的斗争是后来所说的列宁格勒事件,列宁格勒事件实际上分三个部分,后来被混为一谈了。一部分是确实属于有罪,有刑事问题和渎职,这部分不去说他。第二个部分是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争夺继承人的位置,开始是日丹诺夫把马林科夫赶跑流放去了中亚,后来是马林科夫王者归来日丹诺夫突然死了,他死了之后其支持者们被干掉了一大批;第三个部分是以沃兹涅先斯基为首的计委干部,也被一勺烩了。

沃兹涅先斯基时代的计委,和他前后的计委最大不同点,就是他有一个单独的体系,叫“全权代表”下派到各个省市。这个全权代表的特点是既不受地方计委的领导,也不受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而是单线直接向沃兹涅先斯基负责。这些全权代表的管辖范围和权限也是不断的逐年增加,不仅仅是收集信息,还要全程参与各地方经济运行工业工程建设的过程,乃至提出解决方案和跨地区跨行业的协调工作。等于说计委全权代表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架空了当地党政企的领导权限,后来这批人人数不断增加,乃至到了进一步配枪就可以逮人的地步了(完不成计划或是数字造假的厂长们)。这让大家实在受不了,干脆借机会一并解决吧。

实际上,从沃兹涅先斯基死后,苏联计委就是泥菩萨了,虽然被供起来,但是什么实际权力都没有了,乃至有时去各个部委和企业要数据都会被撵出来。没有计委的计划经济,才是1950年之后苏联的写照。那之后苏联计委比走马灯还快的换了15个负责人,最后长期任职的拜依巴克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能力不行没啥政治地位和野心才坐稳了位置。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依靠党部开始发起了夺权的过程,同时也没忘记了计委的棺材钉上钉子,开动宣传机器抨击控制论是伪科学,不但打断了计委最后一根骨头,顺道把刚刚萌芽的苏联计算机和互联网体系也打的奄奄一息。虽然当今社会的人经过信息产业的洗礼,觉得计算机和互联网才是重要的,但是对苏联来说,这实际上只是控制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皮之不附毛将焉存。

1956年赫秃子抨击个人崇拜初步掌权,同年就将境内集体产业国有化,同时取消了过去的生产发明奖励机制(奖励仍然有,但是和贡献脱钩了,改吃大锅饭了,另外计委严重受创的背景下,已经无法合理客观的评价每个发明的作用了)。到了1958年打倒反党集团为标志,所谓的斯大林经济体制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在政治最顶层已经荡然无存了。不过以斯大林为名的经济机器是如此的庞大和坚固,不但在那之后让苏联依靠惯性又活了三十多年,苏联死了之后还能再吃三十年老本。

赫鲁晓夫虽然取得了政治斗争上的胜利,但是在经济层面上三架马车已经崩盘,没了计委的规划,经济建设都是依靠拍脑袋进行,各种浪费和瞎搞层出不穷,玉米帝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取消集体经济后,社会供给开始出现问题,黑市开始萌芽,另外被“没收”了产业的集体企业工人们都进了国企,而原有国企工人奖励和贡献脱钩,两者合流的结果就是怠工现象的横行和蔓延,最终成了苏联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赫秃子的胡作非为导致他在国内人憎狗嫌,被集体决定放逐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个很麻烦的时代,勃列日涅夫很有自知自明,也没有太大的雄心壮志,反正就是可劲的和稀泥谁也不得罪。最后的结果就是各个部门各行其是,直接的横向纵向联系均被打断,导致整个苏联经济体制日趋僵化,后来对苏联的印象,主要是来自这个时代。

回到最初的话题,苏联在斯大林时代,不需要走向市场经济,因为本来就包含市场经济的成分。赫秃子时代,没法走向市场经济,毕竟赫秃子自封的马列正宗传人,剪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尾巴他是一个顶八个。

勃总的时代,苏联其实有计划再次建立市场经济的成分,著名的柯西金改革就包括这部分内容。但是吧,勃总这人既没有决断也不想得罪人,柯西金改革最后卡在什么地方了呢?就是扩大企业自主经营范围,计划外产品上市场销售,但是没法在理论上解决生产设备能不能自由销售这个问题,然后就死在那里了。造成的结果是把大笔资金返还给企业用作新产能的建设,但是计委失调拿不出建设新产能的物资和设备,能生产新设备和物资的企业没有得到许可不许卖,企业一看手里拿着大笔钱也没啥用干脆发奖金吧。这又导致了怠工现象进一步蔓延最终失控,因为工人是国家的主人不能惩罚,发的奖金太多在市面上买不到对应的货物,政治口号喊的太多没了作用,人生简直毫无目标,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对,杜康其实也没有,只有伏特加和私酿酒......最后老戈居然企图禁酒......

换句话说,苏联在勃总时代有很平稳的恢复市场经济成份的机会,这个机遇期长达十多年,但是因为没法解决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最终一再搁置。安德罗波夫在七十年代就想另起炉灶培养新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新干部,最终养出来的是老戈和丘拜斯......

到了老戈上任初期,其实一直到1988年,市场化改革理论上还是可以进行的,但是老戈这人水平不行,总是想立竿见影过分急躁,政策拍脑袋也就算了,他自己拍脑袋出来的政策有了问题,他还诿过给下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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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分不清凯恩斯和马克思的自己去补课吧,我就不再理你们了。

由计划走向市场是一条不归路,成功是现在的中国,失败是现在的俄罗斯。

市场化改革绝对不可能走回头路,因为市场的活力一旦释放,计划体制在其面前没有任何抵抗力,会在官倒、批条和黑市之下迅速走向实质终结。我们已经知道计划经济是必然失败的,所以一个已经形成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想要继续维持良性经济和群众生活水平增长,只有一条路就是市场化改革并改革成功。

而市场化改革是不可能平稳的,在两种体制交接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段双轨制时期,那就是社会动荡最为剧烈的时期。我们只能放弃平稳改革这个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只考虑改革的最终结果为成功即可。

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苏联要怎样才能成功的完成市场化改革?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我本人也不喜欢回答假设性问题,但是可以用这种形式来梳理一些苏联经济和社会体制当时的真实情况和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尝试提出自己的思考。

这个问题过于庞大,我尝试分三篇来回答。


我将这个大问题分解为下面四个小问题:

  1. 八十年代至今各国的市场化改革失败的多而成功的少,其失败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2. 市场化改革的阻力在哪里?具体是谁在反对改革?
  3. 双轨制之下社会混乱的源头在哪里?如何尽量控制混乱?
  4. 既然改革中的损失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创造缓冲来避免过大过急的冲击?

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分割线之后我来分析。


市场化改革的失败,具体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权力从不成熟的市场体制中攫取过多利益的结果,当这种掠夺超过了国家和国民能够承受的范围,经济就会坍缩为寡头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中央计划中枢和各级管理部门几乎把掌握所有的经济权力,控制了能够控制的所有经济行为。但是,这种管理权是有其限制范围的而且是长期僵化的。纺织工业部的官员不可能向汽车生产厂家索贿,也不敢突然剧烈提高某纺织厂的下年生产计划。也就是说,计划经济虽然必然走向失败,但是其失败是缓慢的,经济活力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逐渐消磨殆尽。

但是,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权力突然就会发现巨量的寻租市场。因为市场会造就具有无限可能的交换机会,汽车厂商就有理由打通向纺织工业部官员行贿的路径,只需要找到一个坯布换钢板的中间商即可。我用自带画图随手画一个巨丑的示意图如下:

左侧是计划经济,在只存在垂直管理的体制之下,特权腐败和掠夺的现象不那么严重。但是一旦形成了市场便于物资交流,那么所有掌握计划权利的官员都会找到自己的腐败空间如右图。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就会迅速增长。而此时的市场经济处于极度不健全的时期,既没有法律监管也没有市场竞争,根本无法抗衡计划权力伸进来的手。

上一段所述就是市场化改革失败的最本质原因,这种掠夺必须要控制在一个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经济才能重新走上发展正轨。


谁反对改革?小朋友们看完上一节,肯定就明白了。纷纷举手踊跃作答:是特权阶级!

这个答案太没创意了,仔细想想吧。下面将计划经济中的人分为两个集团,管理集团和劳动集团;劳动集团以平均收入为界线,实际劳动付出在平均收入之上的人构成平均主义受损群体,实际劳动付出在平均收入之下的人则构成了平均主义受益群体。


一个每况愈下的企业,是瞎指挥的领导责任大,还是混日子的工人责任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之所以计划经济必然失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生产活动上看,计划经济中的生产可以描述为管理集团和劳动集团中平均主义受益群体共同“剥削”劳动集团中平均主义受损群体的过程。平均主义的受益者们明白,市场化改革之后利益必然受损,他们就会反对改革。所以,劳动中的平均主义是一种遏制改革的惰性因素,它将劳动集团的大量人员划到了反对改革的一面。而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和平均主义挂钩,因为采取绩效制度会导致数据量过大和灵活性过强,不符合计划经济的基本特点。“计划经济没有活力”这一判断,绝不仅仅指经济活力,也包括计划经济之下的劳动者没有身为一个人应有的活力。平均主义之下,受损群体会慢慢萎缩,直到所有的劳动者都被划入受益群体,最终国家的工资总支出就会高于劳动者的劳动付出,推动国家走向经济全面崩溃。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劳动集团中的平均主义受益者群体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反对者,而这些反对者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所制造出来的利益维护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市场化改革的艰难。

成功的改革/革命,需要一个基本的因素:大量旧制度的受害者,这样才有足够的力量主动推进改革/革命。而苏联社会下层却充满了既得利益群体,这些人可以以最为简单的方式破坏改革:消极怠工。只要他们继续维持低下的生产积极性,就可以解释为改革对经济恶化毫无扭转作用,从而打击改革。


经济双轨制的体现就是物价闯关。先来说一个之前说过的故事:

1993年纺织工业部撤销。下面是当年的产量:

人均布不到20米。我父亲当时在纺织系统工作,他回忆:有一种声音说,纺织系统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现在中国人均不到20米布,床单被罩都供不上。这还把纺织工业部撤了,以后中国人穿什么啊?

现在回头看上面这段话,可笑吗?


广泛而普遍的短缺是计划经济的基本问题,对生活物资短缺的长期不满也是群众试图推动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原因。与短缺相对应的是配给制或排队供应。中国人民忍受了30年的凭票配给,苏联和东欧人民排了20年队。在如此畸形的供需失衡之下,计划经济制度只能严格限制物价,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市场”稳定。当然,黑市也应运而生,形成了事实上小规模的双轨制,想要平价粮就拿粮票买,粮票不够就去黑市上买高价粮。

下面来看市场化改革之后的现象:

当生活物资供应市场化之后,群众长期被压抑的物质需求迅速释放,供需关系更加失衡。价格管制取消之后,物价马上开始飞涨。如果供不应求发生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短缺信号会随着产业链向上传递,整个产业链的生产都会迅速扩大以压平物价。但是在市场化改革期间,情况就变得复杂了。

除了农产品和简单的手工制成品,现代社会所有商品都需要上游产业的支持。没有机器设备的扩大供应,物资生产不可能迅速扩大。而市场化改革又不可能在所有产业中一夜之间完成。继续以布匹供应举例,当市场上布匹需求暴涨之时,印花机生产仍然处于计划控制,无法迅速扩大。那么布匹短缺就在市场上长期存在。继续灵魂画风示意图:


这就是物价闯关物价暴涨的基本逻辑。物价暴涨会导致市场上的抢购潮,继续激化物价暴涨和恶性通胀。这个问题在彻底完成市场化改革之前是无解的,只有靠硬抗,即所谓闯关。双轨制时期,必然会出现某种商品同时处于计划和市场两个体系之内的情况,市场价格也必然会远远高于计划体系内的价格,就会出现官倒现象,也是双轨制时期的社会财富掠夺行为,相关的论述非常丰富,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双轨制之下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不完全,产业链的上游仍然被计划体制控制;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差造成了套利空间。只要市场化改革成功完成,这些问题自然会解决。


最后探讨第四个问题,如何减小损失和缓解冲击。

  1. 解放思想坚定信念,需要认识到市场的基本特点就是存在风险,正视这一残酷现实,建立好企业破产、债务违约、工人下岗的相关准备。如果一旦遇到挫折就停止改革,那么必然会更加增大改革的损失。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九十年代下岗职工当今的生活水平比当时远远提高了,就是得益于国家整体的发展。如果纠结于短视的利益而走回头路,那必然会变为一个失败国家。
  2. 提前布局,尽早将尽可能多的人和产业踢出计划体制,以减少双轨制时期计划所控制的范围。农副生产(主粮除外)、手工品、小商小贩这种不涉及上游产业的行业要尽早市场化,以减少闯关期间对人民生活的直接冲击。
  3. 做一些金融上防止过热的调整,如压缩财政支出和控制货币发行。至于打击官倒,我认为除了树几个典型之外意义不大,资本家可以为了利润践踏法律,官僚也可以。

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和之中建立起一个足够强大的,不受计划经济直接控制的群体。是市场化改革冲击中最为有效的缓冲垫。这个缓冲垫的建立需要一些牺牲,但这也是计划经济在其建立初期快速发展的代价。继续引用我非常喜欢的《光变》:

那场改革距今已有20多年,大规模下岗的“惨烈”仍然被北京电子管厂的老人们记忆犹新。当我们请亲历过的老人评价那场改革时,他们往往说出两个评论:第一个是“王东升够狠”,“打破大板块”和数千人的下岗分流说干就干了。如果这个评价中包含着对王东升的怨言,那么第二个则包含着谅解——“但也确实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如果企业死了,那些下岗的人连退休金也拿不到”。国有企业在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僵化”结构,不仅包括产品和组织上的,也包括社会关系上的(典型地体现在“铁饭碗、大锅饭”上)。这些结构使北京电子管厂在整个1980年代都无法摆脱沉重的“包袱”,只能一直期待政府出手援助。但那时国家已经改变了政策轨道,不会再出资去彻底调整国有企业的产品结构和设备,而且国家投资本身也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于是,解开这个死结的代价只能由企业自己去承担。如果不经历那些年的“结构调整”,脱胎于北京电子管厂的北京东方电子集团不可能生存下来;但是,那些“结构”又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由国家政策和发展模式所形成的。当结构调整的代价不得不由每一个职工来承担时,“牺牲”就不可避免。

从足够长的时间尺度来看,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认为:市场化改革中的巨大损失其实就是计划经济对经济巨大危害的总清算。


更新一个番外吧,为什么计划经济必然失败?具体可以移步到本人的其他文章,下面有最精简的论证。《从0到1》里面有个段落:

2006年7月,当雅虎公司出价10亿美元要收购Facebook时,我认为如果是我们,至少会考虑一下。但是马克·扎克伯格在会议上宣布:“好了,伙计们,这个会议只是走个程序,10分钟也不用。我们显然不会把Facebook卖掉。”马克清楚他能够领导公司开创出怎样的未来,而雅虎不清楚。在一个人人看未来都迷茫的世界里,目标明确的企业总是被低估。

在经济活动中,更为重要的是与人相关的不可量化因素,而不是那些冰冷的数据,所以计划经济并不能把握经济运行的核心,所以计划经济必然失败。


接上节,计划经济僵化且必然走向死亡的原因就包括基于数据的计划并不尊重人的活力。毕竟计划经济放弃市场的重要原因就是要避免人在市场中的贪婪和道德败坏。计划经济的核心思路就包括不信任人和不尊重人,所以才要取消市场这个大量经济参与者做出决策的平台。下面来看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失业。

失业是一种社会现象,可以描述为劳动力找不到工作。但换个角度讲,也可以认为是人力资源供应与需求的错配。失业的原因有:某人不符合就业要求;某企业无力维持雇佣。这里要注意,某企业因为技术进步而裁人和因为成本上升而裁人在表现上是一样的。

失业是一种不良出清的机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信号,失业率的变动表征并预示了行业和企业的兴衰。失业信号帮助企业和个人不断自行改革进步。维持一个适中的失业率对国家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过于充分的就业背后,必然是经济运行的全面僵化。而僵化会在充分就业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展现出来。可以观察到,充分就业的国家最终都丧失了经济活力,例如现在的日本。

与失业现象类似,经济运行中的冗余和错配之中包括了对不良企业和人的惩罚,也蕴含着潜在的增长点。当计划经济将冗余和错配都消灭,将劳动力都充分发掘出来投入岗位,其恶性结果必然会在未来显现出来。


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如何成功的完成市场化改革?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主要原因是成功的案例过少,很容易就会变成中国经验的总结。具体的措施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没有实际意义。这篇答案看到这里,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

总结一下,市场化改革的成功与失败案例能够教给我们的有:

  1. 正确看待短期与长期的关系。要头脑清醒的抵制短期快速效果的诱惑,这些玩意基本上不可持续,而且在转弯时会付出巨大代价。
  2. 尊重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并不是在制度上取消了市场,市场机制就会真的在计划经济中失效。物价开放时期的飞涨,其实就是商品数十年压抑在价格管制之下隐性价格上涨表达出来的结果,限定价格会以极快的速度被推翻。背离基本规律,就会被基本规律所惩罚,背离时间越长,惩罚就越严厉。
  3. 正确看待群众呼声。从历史经验来看,群众呼声是往往是短视且极端化的。决策层要坚定信念,绝对不能跟着呼声走。
  4. 慎重挖潜,保留冗余,上面已经讲过了。

至于要给苏联市场化改革提什么建设性意见,两个字:提前。提前十年(1975年,即增长结束的那一年)将中央计划权力缩减,企业权力下放,不再要求充分就业,完成物价闯关。赶在粮食和石油生产彻底崩溃之前完成市场化改革。

追及问题中,两者速度相等的时候是距离相差最大的时候;经济发展中,增长完全停滞的那一年就是经济总量最高的那一年。待到巨石从山顶上滚落的时候,一切都晚了。1985年的苏联,已经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方案可以将其从灭亡的深渊拯救出来。苏联的灭亡,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灭亡。


就说这么多,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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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领袖,而不是一个装腔作势的弱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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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一个手握兵权的暴君,这是用来防叶利钦之流的

其次需要一群在高层支持暴君的大佬,这是用来防背刺的

在其次需要一群能听从安排,宁可去郑姆斯特丹脱衣服都不愿意造反的臣民,这是用来防CIA和团结工会的

最后需要一个忽视你的美国,这是帮你砍军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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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不存在从计划经济过度到市场经济的条件。

计划的目的是要熨平信息差,保证各个领域的平等。市场的目的是要发现信息差,从而追求最大化的利益。你看,这两者追求的目标其实是相反的。

作为前苏联不成功改革的对比,中国的改革开放被经常提及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功典范。其实这其中有很大误解。中国之所以能转向市场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从来没有建立真正的计划经济。

我们可以从一个局部样本来考察:建国之初,东北即有“共和国长子”的地位。在重工业、能源、农业等领域都全面领先其他地区。这种领先几乎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初期。但是90年代,改革全面铺开以后,东北就迅速落后。为什么?因为东北正是执行计划经济执行得最好、最成功的地方。

而珠三角呢?建国之初,珠三角的经济总量在全国并不突出,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就迅速赶上,直到现在执中国经济的牛耳。为什么?因为珠三角在80年代以前恰好也是执行计划经济最差的地方之一。而且因为珠三角历史上人多地寡,人民生活依靠商业和出海捕鱼,思想比较开放。加之靠近香港,容易转变商业观念。因此,天生的条件就决定了这里很难是计划经济的土壤。

东北的建设模式是全面复制苏联,执行计划经济最为彻底,以至于东北在改革年代落伍。中国的改革开放总体是成功的,但是并不是说全国的改革开放程度都是整齐划一。这其中,东北就是改革比较难啃的一块骨头。

计划与市场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是通过国家指令还是通过市场来调节商业行为,这还涉及到整个经济运行体系的全面变化,及其相对应的政府行为模式的改变。这种行为模式和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形成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所有人的生活和利益都同这种体制息息相关。因此,改革之难就难在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分配。

采用计划经济的经济体无一例外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其实同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关系。英美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路径是商业殖民—— 轻工业—— 工业革命—— 科技革命——重工业。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来调节经济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运行。

但是在20世纪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是直接利用了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成果,直接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这个过程没有前期的铺垫,优先发展重工业,形成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再向前扩张到轻工业等领域。这是一种先发展金字塔塔尖,再发展金字塔底座的经济模式。

重工业由于建设成本高昂,且供需关系不像轻工业那么市场化,只能通过农业剪刀差的形式强行将农业和个人领域的剩余价值转移到重工业的发展中。这个过程必须通过国家的强力干预才能实现。这才是计划经济出现的历史前提: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几百年走完的路

那么在苏联在建立了完整的重工业部门以后,为什么无法实现对农业和轻工业的反哺呢?

事实上,斯大林领导苏联的20多年里,苏联的重工业部门已经非常完整。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厂为代表的一批项目就几乎实现了苏联的农业现代化。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帮助苏联基本实现了电力供应。苏联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乌克兰、中亚地区有大把的土地可以进行规模化的农业开发。可以说,此时的苏联,几乎就是一条腿进入了“中等发达社会主义”。

列宁说的社会主义等于苏维埃+电气化

但是即便考虑中亚平原的开发和农业单位生产效率的提高,苏联的农业产能始终起不来。甚至到了勃涅日列夫时代,农业产能仍然徘徊在列宁时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甚至首都的人民也要排着长队购买生活必需品。要知道列宁时期的农业生产几乎就是刀耕火种。而农业产能起不来,同公民息息相关的各种个人消费品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无法提高。

人们很容易指责赫鲁晓夫没有及时反省“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但是其实赫鲁晓夫是非常注意农业发展的,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改革。但大体上在最应该对计划经济做出反思的阶段,赫鲁晓夫选择的是以计划经济的思维,“大跃进”地发展农业。

这种做法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同样的方法来发展重工业,苏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按照丘吉尔评价斯大林的话:他执掌苏联时,苏联还是手扶木犁的国家;他去世时,苏联已经拥有了核武器

问题在于,当经济活动局限于重工业时,需要处理的利益关系是相对简单的。但是,要扩大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盘的时候,此时的经济活动已经很难通过计划来调节。

60年代的时候,苏联的经济学家做过一个测算。如果要为乌克兰制定一年比较详尽的生产计划,需要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不眠不休的工作100年。

实现经济平等显然是社会主义的价值—— 当然这种平等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平等,而不是部落共产主义式的平等。列宁给出的答案苏维埃(计划)+电气化(工业化)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人们依然无法通过信息化的计划来代替市场,就是因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即使是最精妙的计算机也无法预测的。

这形成了苏联经济的一个悖论:在农业国的基础上快速建设一个工业国并实现国民的平等,这自然推导出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需要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持续干预和工农业剪刀差,这自然推导出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又推导出对重工业的持续投入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忽视,这形成了不平等。

市场经济由于追求高利润,而高利润会随着信息波动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游走。长时间来看,是有利于经济平等的。计划经济由于追求绝对意义的平等,在低水平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实是无法实现。而关注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目标又固化了这种不平等。

这个现象在40-50年代就引起西方经济学家的注意,熊彼特就指出苏联的工人只有经济安全,而没有经济平等。

市场经济的下的商品自由、等价交换,经济要素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在苏联都是没有的。上述这些都是通过计划来完成。简单说,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反面。市场经济的反面是计划经济。这两者原本相互抵触,故而无法平稳过渡。

中国真正执行计划经济比较好的时期是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八届二中全会以后因为中苏交恶,加上WG等因素的影响,就没有学习到苏联计划经济的精髓(现在看来反而是好事)。6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更像是“命令式经济”、“拍脑袋经济”。“亩产万斤”这样的口号哪里有什么计划可言?在苏联,没有完成计划是要坐牢的。亩产万斤完不成估计也没什么影响吧。

正是因为中国经济模式的探索在60年代以后没有全面倒向苏联,这才为改革开放留下了空间。即使如此,90年代中期以前对改革的质疑也没有完全停止。改革的共识应该是在南巡讲话以后才形成。

中国尚且花了20年的时间形成改革的共识和市场经济的共识,而且还有东北老工业基地复兴这个计划经济留下的问题。可知如果俄罗斯要实现转型有多难。

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请来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 萨克斯(Jeffrey Sachs)来指导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情况一度荒唐到萨克斯直接指定俄罗斯的经济、财政政策。萨克斯以“休克疗法”闻名于世。通过让经济暂时停止运转—— 类似让心脏骤停再让其恢复跳动的方式—— 萨克斯成功控制了拉美一些国家失控的通胀。在1992年,萨克斯再次带着他的休克疗法来到俄罗斯,开出的还是同样的药方——休克疗法+私有化

不知道萨克斯是有意装糊涂(其人身后显然是美国政府)还是真的对自己充满自信。休克疗法与私有化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在苏联解体的当口,国有经济、优质资产实际已经有被寡头所控制的趋势,恶性通胀是有利于寡头掠夺国家财产的。因为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手上的10卢布今天不花掉,明天就变成5卢布。民众的急于兑现,寡头们几乎以白菜价买入苏联几十年苦心孤诣建立的成果。

恶性通胀表面上是政府管理失控,实际上是社会总供给不足,特别是农业、轻工业这些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部门的供给不足导致。俄罗斯九十年代初的恶性通胀可以说是苏联几十年畸形工业发展模式的一个总爆发。

作为对比,中国的改革毫不意外地是从农业领域启动。即使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短期内几乎导致农业单位生产效率的倒退,但是却实实在在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市面上的商品逐渐增加了。这才有了后面全面铺开改革的底气。

其实,苏联自70年代以后就已经非常依赖能源出口。70年代的石油价格飞涨给予了勃涅日列夫一个虚幻的满足—— 发达社会主义已经实现。而苏联陷入经济困境同80年代石油价格的暴跌几乎同步,这就很难说是偶然。这说明,苏联经济的活力在勃涅日列夫当政后期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赫鲁晓夫小范围改革的红利也就是不到10年的光景。

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对苏联几乎没有任何触动。苏联人对中国改革的看法是怀疑的。彼时正是勃涅日列夫晚年怠政,深陷阿富汗战场时期。8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中,安德罗波夫天不假年,契尔年科暮气沉沉。而接班人戈尔巴乔夫“中二”色彩浓厚的政策就是几乎不顾苏联的历史和现实了。其实戈尔巴乔夫并不是没有想过经济改革,学习中国成果。但是困难丛丛,难以打开局面。况且两国的现实情况差异很大,苏联无从学习。而等到苏联解体,这时其实已经没有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的空间和时间了。

这可能也是杰弗里 萨克斯采用休克疗法的一个原因。

换一个角度讲,苏联的崩溃带有一定的突然性,没有给改革留下时间。即使在苏联外交全面收缩的1985-86年,美国最乐观的苏联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也认为苏联的崩溃要等到2010左右。没人预料到苏联会在短短5年后就解体了。而苏联国内的乐观情绪估计更甚。居庙堂之高者没有忧患意识,所谓的转型也好,改革也好,都是苏联当政者的口号罢了。

当然,这一切都是事后孔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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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个斯大林式的权威人物,和20年时间。没错,你看普京不就是如此吗,俄罗斯现在不也是动荡不安吗。

普京并没有改变俄罗斯的经济基础,但普京强在能让俄罗斯不再解体,当然这里也有国际形势的功劳是后话。同样如果苏联当时有这样的人物,或许不会多成功,也是动荡也是官僚资本,起码苏联这个烂摊子是有可能不垮的。

毕竟我也说过,苏联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失败是两回事,解体是带有一定偶然性的事件。

那么高赞说得没错,用最简单的逻辑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苏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立起成熟稳固的国营体系和以此升迁的干部结构,想要东这个经济基础难如登天,否则我国现在改革也不会这么麻烦了。

所以也别怪戈尔巴乔夫最后几年突然加速搞政治改革,除了有夺权稳固统治之外,其核心思想还是用上层建筑改革反推经济基础改革。可惜戈尔巴乔夫还是太嫩了,他不是斯大林,也不是普京。


失败的原因对比一下中苏就清楚了,我国能够改革成功,而苏东有一个算一个都失败了。我们再看朝鲜和古巴,他们的市场化改革实质上也停滞了。

核心来说就是中国用增量来弥补分配不足,而苏东集团已经没有增量了。

拆开说就很简单了,每一项都可以用来对比。

第一,中国市场化改革用了20年,苏联不到五年。

第二,改革最激烈阶段有早期革命家把关,否则也不会逼出南巡。苏联看看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的成长经历,否则也不会让克格勃出手。

第三,中国的改革重点在农村,我国先是把占人口85%农村私有化,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小农经济救了中国。

农村改革几乎是一步到位,城市改革和苏联一样阻力巨大,不是翔到菊花口是绝对动不了。为什么有物价闯关?是因为八六年出了问题逼得没办法了。结果还是出了问题,26%的城市人口还好有农村接着,这个经验延续到现在。

反观苏联,城市化也完成了,农村都是国营农场。苏联再怎么改革,城市工业集团的利益怎么解决?农村那点剩余够谁吃?

第四,中国没有完成工业化,提供了大量被工业化空间。国际资本一进来就能快速实现产业布局,损害最大的是国企下岗职工,规模大但占整个劳动市场规模并不大。

苏联也算是相对的全产业链,外资可布局的有限。加上庞大的城市原有国企职工,敢让他们下岗吗?

第五,赶上了全球产业分工的好时候,80年代日本转移,90年代四小龙转移,00年代美国转移。90年代我国一样遇到内需乏力,最后不还是靠外资外需拉起来了,什么三来一补招商引资云云。就算遇到上面的国企下岗职工潮,也能在国际市场增量下化解。

苏东一个大问题就是经互会体系把苏东集团产业分工深度捆绑,简单外需救不了,必须要大量外资和产业进来。当年西方承诺救苏联,结果救了波兰,苏联也很无奈啊。

综合这些因素,就是上面说的,正是因为6070年代中国脱离了苏联分工体系,保持了独立自主。客观上维持了低水平的发展体系,得以在大变局中有增量来调整存量变革,正如常说的有第二代改革是因为有第一代的奠基。

现在改革为什么这么困难?因为我们完成了工业化,但这个工业化是外资国资民资共同完成。同时城市化达到60%,但户籍城市化才到44%。

如此尴尬复杂交织的困难局面深改也格外麻烦,还好我们还有增量可挖,也还好美国自己不想玩了。

那么回到根本问题,为什么历史上许多国家改革都失败了?改革到底改的是什么?

改革改的是分配体系,是既得利益阶层甩成本的过程。那么你是皇帝你会挥刀砍自己?那么甩掉的成本就会坐以待毙?

所以发展的根源来自于改革释放,同理改革能否成功的根源来自于发展。通过发展制造增量消化过剩的存量,才有七上八下的说法,毕竟就业是民生之本,

苏联就是发展陷入停滞,开始存量竞争,谁也不愿意把刀砍向自己。赫鲁晓夫经验在前,戈尔巴乔夫以为先政治后经济就能成功,结果他跟着苏联一起下去了。

真是万物都可内卷,我国现在才要逐步面对苏联的问题,起码我们知道改变社会矛盾,却也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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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弗罗洛夫1993年总结过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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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听信任何完美的计划,绝对不从最难改革的大型重工业国企开始,多多发展集体企业,第一步就从社科院作协和各种反对派聚集地开始改革(减员增效嘛)。

青年改革家拿着完美的沙塔林计划主张苏联应该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500天内全面投入市场经济的旋涡,并且举历史为例说,欧洲和美国在二战中实际实行的也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但他们却在战后几年一往无前地勇敢地投入了市场经济。

这倒是不错。不过美欧具有长期搞市场经济的经验,只是由于战争,才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五六年而已。他们即使投身进去也不会被淹没。而且美欧在战后根本就没有排斥国家计划因素,即使现在也不排斥,而社会主义下诞生的这些市场经济信徒们,普遍的特点就是却一听计划经济甚至国家资本主义都就躲得远远的,生怕有任何监管。

在这些人身上,有一个细节很说明问题:20世纪80年代,当时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到过,“自由主义的改革”将把最严重的考验压到百姓的头上。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崩溃,他们又说这是必要的损失丘拜斯到现在还说:因为私有化俄罗斯才像今天这么强大。

俄有强烈的民族自卑感,拥抱西方是精英阶级不变的想法,从二月革命托洛茨基到苏联解体无不如此,入关其实更适合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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