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贯傲慢的人保持谦虚低调,实在是太为难他了,大家能理解他这种想要克制自己的习惯性傲慢却又无能为力的痛苦么?
对于这事儿的态度,我不多说,多说必被删。而且都这个点了,随便跟大家聊两句,不然如鲠在喉,烧胃。
中建二局做了个项目,万达广场。但是呢,他们不把钱结给农民工。这马上要过年了,农民工着急啊,找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反应。
电视台播出后,中建二局也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于是勉勉强强结了120万工资出去,却仍然留下200万不付。
砌筑班组的林先生打电话去问中建二局项目周经理,咋的还有200万不结给他们,137个农民工呢,他们过年要钱啊。
然后中建二局这位周经理就开始了,“还好意思打电话?”、“还到电视台去说?你们怎么不飞天呢?”、“来搞嘛,跟二局玩,你玩得过吗?”
就这么一件事,我看到网上很多人都在让中建二局道歉。其实吧,我觉得这种局面有点问题,啥问题呢?自欺欺人,掩耳盗铃。
这位周经理他说错了吗?句句实话、肺腑之言,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跟二局玩,你玩得过吗?”
有哪个农民工、包工头敢说玩得过二局?不存在的。
所以揪着中建二局说了大实话不放,没有意义。你要觉得不爽,别人完全可以跟你道个歉,又不疼又不痒。不过在那之后,你还是玩不过中建二局,他们还是会嘲讽你,践踏你,羞辱你,毫无改变。
所以我说索要道歉,那都是在自欺欺人,没什么卵用。这件事真正该讨论的,是踏马为什么要“善意欠薪”,导致农民工“恶意讨薪”,甚至还大闹天宫,闹到了媒体上,让中建二局长了脸。
是为啥?中建二局缺钱所以才欠薪吗?做几百上千亿的中建二局,付不起137个农民工的工资?那还做个屁,回家小蝌蚪找妈妈了呀。
可惜,我看到舆论爆炸后中建二局结清了剩下的200万给农民工,也看到了他们说双方目前协商达成一致,看到了项目周经理道歉说是自己没控制好情绪……却唯独没看见中建二局说一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
这就神奇你们知道吗,然而更神奇的是,这么神奇的事居然没人关心没人在意。这踏马简直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你以为每次被善意欠薪的农民工都能通过电视台把钱要回来呢?一个星期之前,莆田刚刚曝光了6名工人站在楼顶以跳楼的方式讨薪的新闻。一个月前,泰州一名男子爬上20米吊塔扬言自杀,同样是向建筑商讨要货款……
合理合法的工资都可以不结,就会发展成中建八局饭钱不付的局面,再往后,只能越来越恶霸,最终成为恶霸的祖宗灭霸。
而那些“恶意讨薪”的人,说白了都是些弱势群体,因为弱势,所以只能可笑可悲的用自己的生命去威胁别人,再讨要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合理吗?这合法吗?
先是中建八局,再是中建二局,这两个月不到的时间,连续两起类似的事件,一次比一次更恶劣,数目更大,我就好奇,道歉有用吗?要是说声对不起,就能拥有几百万放银行长长利息,你过来,我端张小板凳慢慢说给你听。
大佬们,农民工赚个钱本来就不容易,不要挑动那些敏感的神经,不要没事找事,让他们站着把饭吃了可好?
为什么是零成本犯罪?
建筑行业频频出现农民工欠薪风波,是其层层分包的用工体系决定的。这种以专业分包为基础的弹性生产方式在众多行业都有体现,但在建筑业体现得更加明显,更加极端。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建设项目都由国营建筑企业承担,建设项目所需经费由国家财政划拨,纳入到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名目。建筑企业的工人主要是固定工人,按月领取工资,和其他行业的国企职工拥有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福利配给。
在这种劳动关系下,建筑企业不但是一个生产单位,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单位,负责工人的生老病死等社会福利和保障。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建筑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翁,享有相对比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从1980年代初起,国家在建筑行业引入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如开放建筑市场、允许国营建筑企业自主经营、建立工程竞价机制等等,现代包工制度也开始萌芽。一方面,国企内部承包人从原企业独立出来,雇佣农村劳动力,成为最早的一批现代包工队;另一方面,农村的一些带工师傅也开始带本村人外出打工,形成另一批庞大的包工队伍。这些最早的包工队完成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在这种状况下,国企固定工人的比例迅速下降,逐渐脱离生产一线,成为公司技术和管理人员。此后,建筑公司大量使用农村包工头带领的包工队,形成建筑行业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
建筑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也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在这种体制下的建筑工人已经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国企工人,他们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工资收入已经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层层分包是建筑行业劳动体制的基本特征。一线作业任务基本上都是由以包工头为核心的农村包工队承担的。农民工通常由个体包工头带入工地,在包工头的直接管理下参与建筑生产活动,并从包工头那里领取自己的工资。
经过层层分包后,建筑工地上形成了一种临时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管理体系。该金字塔以开发商(或市政项目中的政府)为最上层,建筑工人为最下层,中间涉及建设单位、劳务公司、包工队、带工队等多层。
开发商位于整个分包体制的最上端,是整个建设项目的发起人,但它基本不参与实际的建设工作,而是通过招标等形式发包给一家或多家建筑公司。在符合建筑资质要求的基础上,竞价成本最低的建筑公司通常可以中标。
建筑公司在承接具体的建设项目后,只会部分参与管理工作,具体的生产任务往往在肢解后进一步分包给其他建筑公司,后者再分包给专门的劳务公司或者单独的包工队。有的包工队本身并不具备建筑资质,而是挂靠在一些具备建设资质的劳务公司之下,借壳开工。
劳务公司或者包工头一级,可能直接负责工人的招募与管理,也可能进一步肢解工程,分包给规模更小的包工头。最后,层层分包后,直接面对工人的包工头或带工,就是建设项目的直接管理者。他们不但负责工人的招募,而且在日常生产中全面负责具体生产计划的制定、工作任务的分派、劳动过程的监督等等。除此之外,劳动过程终结后,他们还要全面或部分地负责工资的结算。
这种层层分包劳动体制,对于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了一系列的影响。
第一,遮蔽了真正的劳动关系。在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下,工人通过老乡的介绍进入工地,跟着包工头干活,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往往只和包工头接触,将包工头当成自己的老板。层层分包、转包之后,大大小小的包工头横亘在工人和建筑公司之间,遮蔽了真正的劳动关系。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当出现劳动纠纷的时候,工人竟然不知道谁是自己的老板。
第二,化整为零,分化瓦解。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不但实现了资本的灵活积累,在将工程分解的同时,也导致工人的分化,让资本可以更好地控制工人。
层层分包的体制先是将工人分成不同的包工队,同时在同一个包工队内部也造成分化。一个规模较大一点的包工队通常由不同地方的人组成,分别由不同的带工带领着。虽然他们有共同的老板,干同样的活,平时吃住也都在一起,但工人们之间的交往还是以地缘网络为纽带,形成不同的亲疏远近关系。有时候同一宿舍住着不同地方的人,彼此之间交流却很少。加上工人们流动频繁,不同地方的人难以深入交往,信任感难以建立。
第三,乡缘关系的挪用。在工地上,老板和工人之间实质上是雇佣关系,但工人和老板之间、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普遍存在的老乡、朋友关系,使得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模糊不清,这种乡缘关系被资本所利用,通过包工头达到控制工人的目的。正是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老板不需要按月支付工人工资,而是拖到工程结束之后甚至年底工人回到老家才支付工资。原本是生产领域的矛盾被转移到生产领域之外,削弱了工人抗争的意识和力量。
在工地上,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涉及到直接的经济利益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讲清楚,而回到农村社区之后,所处的环境变了,工人和老板之间的乡缘、朋友的关系更加凸显,受到乡土社会规范的约束。在熟人社会,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种乡土社会的规范可以约束包工头,同样也对工人具有约束作用。人们顾及面子,总不好撕破脸皮,把事情做得太绝。
总结起来,建筑行业分包劳动体制的一个基本特性就在于它的遮蔽性。在分包劳动体制下,包工头与工人之间的乡村社会关系遮蔽了工人与资本之间的劳动关系。在建筑业农民工的认知中,对“老板”的反抗和对“亲戚”或“熟人”的容忍之间的界限往往十分模糊。“老板”体现出一种劳动关系,“亲戚”或“熟人”则意味着前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劳动关系和人际关系交叠在一起,使得工人经常只能看见人际关系,而无法看清楚劳动关系。
正是这种用工体系,使得在当下的中国中出现了“马克思未遇之难题”。在马克思的时代,剥削体现为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工作强度来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而劳动力价值的兑现,即工资的按时发放却不是主要问题。但是,在分包劳动体制下,劳动力价值的兑现却是分期拖延甚至不予兑现的。“企业家”们不仅要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还要拿走工人的劳动力价值。
一些答主认为,农民工应该找包工头或分包单位要工资,不应该找中建二局要,认为中建二局对于工人的欠薪没有责任。这种观点的出现,正是被这种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忽悠“了。建筑工人真正的劳动关系,不在于工人与包工头之间,也不在于工人与分包单位之间,而就在工人与总包单位——即中建二局之间。
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分包单位对所招用农民工的实名制管理和工资支付负直接责任,”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等情况进行监督。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
这种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现在在外卖、快递等行业也有明显的体现。它最核心的目的,就是遮蔽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从而转嫁成本与风险。
android手机通话录音功能的用处体现出来了。
净说大实话
这个事情真的很怪。
首先,中建是管理单位,承包的是工程的管理,接项目后会再对劳务进行分包,自己只派项目管理人员去做具体业务的管理,并没有自己的劳务工人,所有的劳务工人的工资,都是由他们签署了劳动合同的劳务分包单位定额与支付的。我国为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出台了相关办法,让施工总包单位管理监督农民工工资发放,一般是要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出钱的建设单位直接打款到专用账户,专用账户由总包管理,给劳务分包的工人进行工资发放。
工人讨薪,应该跟与自己签合同的劳务单位索要,甚至跟实际出钱的建设单位索要,跟总包要就离谱,因为总包就是个中间跑腿儿的,它办完手续,连审批权都没了,批不批看监理,监理批了,总包管理费跟分包的劳务费才有资格拿。然后还得建设单位有钱,收到监理审批的文件后给付款。
这个事件中的总包单位的项目经理强行出头乱说话,真的是太奇怪了。
1月14日,有农民工向广东民声热线节目组反映X局总包的黄埔南岗万达广场项目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班组长林先生表示,当天节目结束后,工人们收到130万工资,还差200多万元未结清。1月15日,林先生联系X局项目周经理,对方表示若不撤下媒体的视频就不发剩下的钱。周经理在电话中声称:“来搞嘛你来跟X局玩,你玩得过吗?”
不过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天,投诉人已收到余款230万元。并且周经理已道歉,称自己没控制好情绪,X局广州分公司也表示会进行处理。
不过,这句“你玩得过吗”恐怕仍将长期留在舆论场上,成为一句霸气语录,供人们咀嚼不尽。
这句话有痞气,也带着不屑,更关键的是这句话是带有潜台词的。“玩”,凸显的是对劳资冲突的不屑,血汗钱的纠纷,不过玩玩而已。“玩得过”的反问,也就是说应付农民工自然不在话下,而且本单位在应付法律、政策上也总有办法。
这种话当然是带着情绪,但情急之下或许也说明了当事人对形势的某种评估:他知道对方是什么身份,知道自己单位是什么体量,知道自己单位有什么办法。虽然周经理低估了舆论监督的力度,但很显然,那种话语里自带的底气,并不让人感到完全是空穴来风。
这种态度、这种做派以及可能所言不虚的这种手腕,也在侧面诠释着为什么农民工讨薪难。每到年末,农民工讨薪的话题总会不时出现。按理说,法律法规早就明确,三令五申也不少见,但到现实里,企业也不乏拿捏的手段。就像这起事件里,即便在曝光之后,企业依然拿“撤下媒体的视频”作为拨付尾款的条件。手段可选项多了,总能在某个环节拿捏住农民工。
从涉事单位前倨后恭的表现看,似乎没什么顾忌,唯独害怕曝光。这是让人遗憾的现象,这事实上意味着其间的规则真空,维权变成了力量较劲。农民工当然“玩不过”大企业,但如果凝聚起了广泛民意,力量对比一转换,二者也就“有得玩”了。所以也不难想见,农民工讨薪,为什么首选思路总是“把事情闹大”。无它,他们需要借助社会力量,否则确实玩不过。
这种纠纷解决路径,并不是常态与稳固的,舆论资源终归是有限的。说白了,还是应当加强法治建设,维权渠道大幅度敞开,降低维权成本,仲裁机制保持时刻在位。“工作挣钱”这种常识,不该是千难万难的事。
另外,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在这方面更应该起到表率作用。这种霸气十足的话,对企业形象的伤害是可以想见的。党纪国法俱在,规章制度相信也很齐备,该如何处理该事件,如何引以为戒,如何给社会公众交代,想必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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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承担监督责任,这点非常要命的!别以为这些农民工都是外包工人,拖欠工程款的时候,他们就是总包,分包追讨工程款的工具!
2020年5月,我家旧楼加装电梯,全体邻居一致推举我担任电梯负责人。电梯总造价49万元,工期原本预计三个月,实际施工五个月。
就是这49万的工程,我也不得不肩负起责任,发挥好发包的监督作用。别小看这么一个小工程,前后各种工人合计超过一百人,所以监管压力非常大。而且所谓的总包,也就是某个经理包工头挂靠了一家电梯安装公司,实际电梯也不是这个公司生产的,也是买一些日立之类的品牌的。
电梯工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土建工程。2,电梯安装。所以我的监督工作比较轻松,在土建工程完成前,基本上盯着土建工程就行。我要求所有进场施工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在我这里备案,无论做什么工作的,都必须佩戴我亲笔签名的工作证。哪怕只来施工一天半天的我也这样要求,当然实际上就肯定有漏网之鱼,但大部分员工都在我这里有备案。如果这个农民工工作完成了,就要交还工作证给我。
工程款按进度付款,但每次付款前我都要求在册的员工签名,告知在册员工我将于几月几日向总包支付工程款X元。同时日常我也经常跟分包土建的包工头交流,经常见面的施工人员也会打招呼,了解总包有没有按时付款。后来估计是因为总包跟他们打了招呼,每次我问他们工资有没有被拖欠的时候,他们都一个劲否认。
土建完成一半以后,我亲自去到电梯公司考察,确认电梯公司已经收到总包的定金后,我才按进度付款。
整个过程中,我就盯住一点,分包有没有拿到钱。一般来说,分包都是实际施工人,分包跟农民工一般都是沾亲带故,只要分包拿到钱,农民工也不会拿不到钱。现在电梯已经安转好了,投入使用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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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有一百多人?
不是说同时每天都有一百人开工,实际上同一时间开工人数最多也就十个人。因为这是小工程,分包也必须请很多日结的农民工,所以人数比较多。
2,为什么原定三个月的工期,实际施工用了五个月?
原计划80天完工,但是开工以后才知道,小区只能周一到周五施工,周六日不能施工。并且每天只能在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半,下午两点到六点半施工。其余时间理论上不能施工,但实际上做一些不用发出声音的工作,保安也不管。碰上2020年春节,大家都怕走完了回去要隔离,所以几乎停工了一个月。
3,我个人累不累,值不值得?
其实也不是很累,我一般六点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刚好就是工人们收工的时候。每天都要爬楼梯,爬楼梯的时候顺便就走过去问问工人的情况。对于只工作一两天就不来的工人,我也不太管,看到就问一下。对于经常来开工十来个工人的,几个月下来也很熟了。只要经常开工的工人不被拖欠工资就行了,日结工人管不到那么多。
就冲他以这样的形象代表中建二局,二局也该给他停职了。
这起事件中工组的讨薪维权无论是从方式方法还是从效率效果来说,都是很正确的。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看到不少答主有误解,认为中建二局已经把工资支付给分包单位了,没义务再支付工资给农民工,
农民工应该找分包单位要工资,不应该找中建二局要,现在只是利用舆论压力拿到钱而已,中建二局其实没责任,其实不是这样的。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分包单位对所招用农民工的实名制管理和工资支付负直接责任。
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等情况进行监督。
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
工程建设项目转包,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
“事件报道后,节目组收到反馈:中建二局广州分公司迅速协调劳务分包四川鸿建劳务公司与林先生所在的砌筑班组进行协商,目前双方已经达成一致,劳务款项已经支付。”
这个事件中,中建二局是施工总承包单位,四川鸿建劳务公司是分包单位,现在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
农民工可以直接找分包单位要,也可以找总承包单位中建二局要,
中建二局要么监督分包公司把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支付了,要么自己把拖欠的工资先支付了,再找分包公司追偿,
所以不管是从情理角度还是法律角度,中建二局对这事都有责任,都应该负责处理。
我现在在的项目,每天都有讨薪投诉,然后每天都是政府部门沟通,一个星期劳监过来最少三次。
绝大部分项目,不是项目部不给农民工发工资,而是业主不给钱,那根本没钱发,再大的建筑企业,它也没有钱垫付给所有欠款的材料商和农民工。农民工工资专户里要是有钱,谁会拖着不给让政府部门来处分呢。
你们以为我们烦农民工投诉吗?一点也不烦,就是要农民工去把事情闹大,那业主才会不情愿的拨付进度款,通过农民工投诉,然后政府给压力,然后才能逼甲方给钱,当然前提是甲方还有钱。
每个项目门口都有维权讨薪的政府联系电话,我建议的就是农民工兄弟被欠薪了就打电话投诉,按流程走,不要自残或者做违法的事,除了某些快倒闭的地产公司,绝大部分工地你按正常流程投诉,基本上半个来月就能把问题解决。
实在不行。甲方要倒闭了,现在项目上还有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险,可以让保险公司赔付农民工工资,当然流程会慢一点,但钱不会少。
农民工要防范的反而是带你们过来的领班,不管他们怎么说,工资一定要打你们卡里,现在银行转账超过一万元要一类卡才行,所以一定要用一类卡领工资。不要赌不要找女人,出来干一年把钱拿回去给家里人,安安稳稳过年。
我听张捷老师讲过一个故事:刚改开哪会开放留学,中科院很多人都出国了,但是大家穷啊,国家的津贴根本不够,所以都要打工。而且那会西方经济确实不错,不仅能维持生活还可以存一部分。存的这部分钱回国以后是要上交的存在中科院各个所的小金库里。那个时候国家穷,还没有实施增值税,中央收不上来钱,中科院就指着这点钱救急了。恰好里面有个同志,家境不错,就好好学习了没打工。那学成归国以后领导要他交钱就交不上。结果领导就不让他开展工作不让他上班,结果一来二去年轻人走了极端杀了领导。出了命案以后中科院就把交钱这事叫停了。后来国家慢慢也有钱了,困难时期过去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讲这个故事没别的意思,大家不要胡乱联想。
但是人呢总归是肉身,一个脑袋两条腿。惹不起中建二局是一回事,可是碳基大分子没有金属硬也是客观规律啊。物理可不讲政治。
非中建体系。
如果如新闻中所说,周某是二局的质量经理,事实上上中建二局确实有责任,责任在农民工工资代付的手续上,不太清楚这个项目的具体情况,这个锅二局确实要背。特别是今年国资委开会提出的保障小微企业资金支付,我记得我司董事长还特地向上级集团公司承诺,即使今年各项指标完不成,也要保证小微企业的供方资金支付到位。
我项目的流程应该是:敦促劳务报工资表、代付委托等→总包依据进场协议、合同、考勤、工程量等审核工资表(年关确认农民工工资总数对不对,人数有没有遗漏,进行电话回访)→审核或修改完毕后打卡给工人→工人(不含包工头)工资支付完毕后→剩余工程款支付给劳务公司。
我不是中建系统的,就我个人经验看看,简单聊一下:
1.周某是质量经理?我不清楚二局的质量经理是什么级别,应该不是总工,可能是班子成员。虽然质量口子基本不过问工人工资支付的问题(我也没搞懂为啥电话会打到质量经理那,正常应该是打到项目经理、劳资员、综合部主管那才对)
如果是外聘、劳务派遣啥的话,确实属于管理不善,企业文化、制度要求项目上传达不到位,也没啥好说的(毕竟不是正式员工,也不太能理解公司对舆论管控的压力,也不清楚别人年底是否有跳槽的打算、家里是不是有特殊情况,比较复杂)。
如果是班子成员,自有员工,这么讲话就非常过分了,各央企序列的公司,三令五申学习强调国资委下发的各项工资支付的要求、精神,学习支付条例等。能讲这话,我猜如果上面没人保的话,也干到头了。从我司最近的情况来看,央企在环保、安全、农民工工资及维稳及舆情控制等方面确实有很高的要求,“一岗双责,党政同责,失职追责”不是说着玩的。
2.难以想象,2021年二局居然没有按支付条例的要求代付,每个月足额支付工人工资确实在实操层面上保证,但在年关将至,无论如何也会把工人工资付完的(由于结算、质保等种种原因,除了退场的班组,基本上会付款90%+,以保证班组第二年的稳定性。这个数额是工人知道的,老板和工人谈好的,一般的情况,只要按这个金额支付,工人也没不会有啥意见,毕竟第二年还要跟着老板干的)。
3.农民工兄弟确实辛苦,建议维权最好找人民网的政府留言板,央企总部会有人负责舆情监控的,基本上反馈,公司的高层领导会看到的(最高知情领导负责制),第一时间要求处理。效果非常不错。千万不要有过激行为,毕竟出来打工都不容易,不要拿违法犯罪和生命开玩笑,吃亏的一定是是自己。
4.不要太信任包工头,我见过跑路的、套钱的,拿钱不给的案例也不少了。央企的信誉还是远高于包工头的(你们你们该要钱还是要钱,有时候总包也需要你们给甲方和政府压力,方便回款。但又不好直说和暗示,毕竟项目还是受制于人)。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会出现支付困难(比如劳务公司破产了,劳务法人脑瘫了,改不了公章、出不了委托,包工头和劳务公司在打官司等小概率事件),工资支付是基本不跨年的。付款太晚的话,还有些会因为二类卡、姓名、身份证号、卡号错误导致打卡失败,最后只能放在年后打卡了。
5.不要帮助包工头套钱,特别是材料钱,他的利润,不要帮他倒账。我们测算过,0.7的工程款比例,无论如何都会把工人工资全部结清,包工头还有利润。如果你们帮老板套钱,很有可能会出现总工资超过总工程量的情况,这样你们的工资可能会有支付困难,毕竟虚报的部分项目部要审核的,要不停地走流程。
6.按要求上缴个人所得税,央企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帮忙避税的,根本不经地方税务查。所以工资表最好按月足额上报,不要卡5000线,不然年底一次支付过高,税会很高,可能一周就白干了。因为个税问题去投诉什么的,不会有人管的,最后只能自认倒霉。
7.平时没事多听一下项目管理人员的要求,多配合工作,特别是安全、质量上的。项目管理人员也是打工的,正常情况下也不会为难你们,除了问题也要维护和保障你们的权利的。
8.老板期望挣200W,结果整了180W,也会叫亏。
9.一定要签合同或者协议,按实填写工资、计量方式、单价等。不要搞阴阳合同。一定要按照总包要求做实名制、教育、交底。
10.卡着你们工资迟迟发不下来的,很有可能是总包和甲方,总包和劳务公司、你们老板、包工头博弈(前后也接触过差不多20家分包,地方不熟悉的单位、甲方推荐的、某领导推荐的基本上不可能一次按要求把支付的资料、工资表按时提交的。长期合作的老队伍倒是蛮配合)
在这事里面能讨到钱的原因好像是经理“没控制好情绪”把实话说出来,而且被录下来然后请记者播出来。
那么如果碰到一个情绪管理能力很强的经理,民工们又应该怎么“正确讨薪”呢?
没控制好情绪,说了实话,露了底牌。
干了这么多年建筑,中建我还真不怕。我比较怕恒大这种。
大家都知道,这不是没控制好情绪的事情。
而是压根就没准备控制,或者是觉得压根不需要控制。
他嘴上说的是没控制好情绪,下次要控制好。
心里想的是怎么这次这么倒霉,下次一定要小心不要留证据。
问题里问怎样正确讨薪?
我就奇怪了,难道薪水不是到期自动发的吗??
不仅需要讨,还需要正确地讨?
说到底,还是玩不过中建二局啊。
我来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中建二局这样的总包欠劳务钱,这样的事情在工程行业很常见。现在政府对于农民工欠薪、讨薪的情况也非常上心。堵门,爬塔吊,跳楼,跳桥这样的事情必然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发酵,这对于政府而言,尤其是春节临近,农民工兄弟就等着一年的辛苦钱回家过年。所以对于这样的讨薪事件,90%的情况政府会站在农民工这一边。
这很好,也应该这样,鸡蛋和石头对抗的时候,站在鸡蛋这这一边。
但是,当鸡蛋和石头的角色转变,轮到中建二局这样的总包向甲方要钱的时候,政府和舆论又会站在哪边呢?
对于中建二局这样的总包,垫钱做项目,收不到工程款欠钱,那是行业内司空见惯的事了。尤其是中字头这样的大企业,每年资产负债表上应收账款的金额怕是有上百亿,比如网上查到的以下信息。
据精确统计,中国建筑今年在恒大和恒二上中国建筑盖房子的应收未收工程款共计1409多亿 ,其中恒大865亿,融创544亿后续年份大概—还有2000多亿。
所以农民工兄弟的几百万都是小钱,几百万可以现金支付,上亿的怕就是商票或者抵押房了。农民工兄弟欠薪值得同情,需要解决。总包的打工人的工程款,同样需要解决。中建是家大业大,经得住折腾,熬得过寒冬。但诸如南通一建这样的企业,就只有埋葬在这个冬天了。
“窃钩者诛 窃钩者侯”欠钱
周经理这样的人,是典型的被工地围挡遮挡住外部视野的人,还是保持着古典工程人的那股江湖狠劲。但时代变了,舆论的威力不是他这样古典工程人能够理解和解决的,事实证明很多“人”和“部门”都能够玩过“中建二局”,其实应该说是“中建二局X分公司X城市公司X项目部的张经理”,中建二局是不会为张经理这样的底层管理者站台的。
最近有看到一些朋友发的开发商被供应商堵门的照片和视频,我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是每年春节前地产行业的传统节目,不过今年因为行情,估计堵门的频率和强度比往年更强烈。作为狗头军师,我给这些供应商提个建议吧,“请一些农民工兄弟,穿的破烂一点,再去堵门。”效果应该比供应商老板,或者下面的经理去催债要好。
司马先生在短视频里提出“年轻人什么不去干蓝领”的问题。
now you get the answer.
挺奇怪的,现在竟然还有敢欠农民工工资的,好多二包为了给农民工发工资房子都卖了,这位周总是哪来的勇气说这话呢?
说实在的,现在工地弱势群体绝对不是农民工,甲方可以欠二包的工资可以欠现场技术员的工资,唯独不能欠农民工的工资,发工资的时候好多地方都是甲方直接发现金给农民工,压根不过承包方的手!
有些农民工活干的不怎么样,钱可是一点不能少拿,坑承包商不算,连自己工头都tm坑了。出来求活干的时候对工头态度可好了,等该拿钱的时候立马就不是他了,你敢不给他钱或者扣他钱试试。都不用小作文,一句欠农民工工资就好使,工头赔钱也得把他工资安排了,不然以后就上甲方黑名单,再也别想接活了!
这个周总估计后台挺硬,正常人没这个底气
再多说两句,要说十多年前农民工被欠薪,确实很普遍,可是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无论是政策,公众关注度还是保障制度上都有了质的改变。现在农民工工资有保证金兜底,承包商不给钱可以直接先行赔付,或者甲方代付。哪个地方的头头不担心农民工闹群体事件,不担心自己头上的帽子,压都来不及呢,还敢像周总这样信口胡说,这脑袋不知道灌多少水了,或者都让水泥砂浆填满了!
如果注意观察可以看到,近几年国家对底层老百姓的关注越来越多,有很多倾斜政策在维护最底层老百姓的利益,政府办事也越来越容易。你可以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在向完美方向努力。不要抱着十多年前的老成见看待问题了,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说要狠狠地整顿一下外卖业。
不然工地农民都跑光了,只能靠土木大学生打灰了
我是外宾,请问一下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工会出面把这位领导告上法庭,然后罚一大笔钱吗?
经理威胁讨薪民工「你玩得过中建二局吗」,这个经理拿中建二局来吓唬人,中建二局让你拖欠农民工工资啦,还是你自己把钱乱花啦?一定要说清楚啊,不然农民工以后讨薪,都拿上级有关单位来压人,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该找谁说理去?尽管事后致歉别晚了,这样的人就不能用,欠钱就往上面推,领导还敢用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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