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反董卓联盟,为什么无刘表,刘焉,刘虞?

回答
反董卓联盟,顾名思义,是东汉末年,由部分割据一方的诸侯共同发起的,旨在讨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董卓的军事行动。这场声势浩大的联盟,集结了来自关东地区的十八路诸侯,其初衷是恢复汉室正统,驱逐国贼。

然而,细究当时的势力格局,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号称“十八路诸侯”的反董卓联盟中,并没有出现几位在当时也颇具实力、且拥有汉室宗亲身份的地方大员的身影,那就是刘表、刘焉和刘虞。这背后原因颇为复杂,涉及到他们的地理位置、政治考量、个人利益以及当时的具体局势。

地理限制与战略考量:为何他们未能加入?

首先,我们得明白反董卓联盟是以谁为核心,以及它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哪里。联盟的发起者是 渤海太守袁绍,其主要的集结地在 酸枣(今河南延津一带)。这就意味着,联盟的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也就是以黄河为界,重点是黄河以东的关东地区。

刘表:身处荆州,鞭长莫及

刘表当时是荆州牧。荆州,地处南方,与黄河以北的董卓势力存在相当大的地理距离。从荆州出发,要抵达酸枣或洛阳,需要经过长途跋涉,翻越重重山峦,或是沿着长江水系迂回。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每一次行军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对兵力、粮草的消耗都是惊人的。

更重要的是,刘表刚刚接手荆州不久,他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荆州内部还有一些地方豪强和士族需要他去安抚和整合。他需要集中精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建立稳固的统治体系,而不是贸然将宝贵的兵力和资源投入到一场远在千里之外、胜算未知的战争中。

从战略角度看,刘表当时面临的直接威胁并非董卓,而是他自身区域内的稳定。如果他此时离开荆州去参与关东的战事,一旦董卓或其他势力趁虚而入,他将失去自己的根据地。他更倾向于采取一种观望和自保的策略,等到局势明朗后再做决定。

刘焉:远离战火,心思在益州

刘焉当时是益州牧。益州(今四川盆地)被群山环抱,易守难攻,是天然的战略要地。刘焉自从被任命为益州牧后,便开始着手推行自己的政策,例如“改易鲜卑”、“图益州形胜”等,致力于将益州打造成一个独立的、与中央政府能够抗衡的政治实体。

刘焉的野心在于“据益州,治国,以为王业之基”,他已经有了割据一方、独立发展的想法。反董卓联盟的战争,在他看来,无非是关东诸侯之间争夺话语权和地盘的内斗,而他更希望利用这个机会,逐步巩固和扩张自己在益州的势力。他甚至还主动向朝廷(董卓控制下的)进言,建议将首都迁往长安,此举固然有其政治上的考量,但客观上也削弱了关东诸侯讨伐董卓的正当性,因为这等于承认了董卓的控制力。

对于刘焉而言,他与董卓之间的地理距离比刘表还要遥远,而且他对董卓的实际控制力也感受不深。参与反董卓联盟,对他来说是“费力不讨好”,不仅无法带来直接的利益,反而可能让他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引起董卓的警觉,甚至吸引其他诸侯的目光。

刘虞:远在北方,目标不同

刘虞是当时幽州牧。幽州,位于长城以北,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鲜卑)接壤。刘虞在政治上的主要目标是安抚边境,发展北方经济,并且他本人因为安抚有功,得到了当地百姓和士族的高度拥护,拥有很高的声望。

刘虞的政治理念也与关东诸侯有所不同。他更加推崇传统的道义和仁政,反对以武力解决问题。当袁绍等人倡议联盟时,刘虞确实派人前去声援,但他的支持更多是象征性的,例如派遣了少数部队,并且并没有积极参与联盟的军事行动。

更重要的一点是,刘虞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非常微妙。他通过和亲、贸易等方式与鲜卑等民族保持友好关系,这使得他在北方的统治相对稳固,也无需担心来自董卓的直接威胁。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稳定边疆,而不是卷入关东诸侯与董卓之间的权力斗争。而且,后来他与公孙瓒的矛盾爆发,也分散了他的精力,使其无法顾及远在南方的反董卓联盟。

政治利益与权力博弈:各自的盘算

除了地理和战略上的原因,这些诸侯不加入反董卓联盟,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政治利益和各自的权力博弈。

独立发展与防止坐大: 袁绍虽然打着讨伐董卓的旗号,但他本人也意图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刘表、刘焉、刘虞都清楚这一点。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袁绍坐大,成为新的董卓。与其将自己的力量交给袁绍指挥,不如选择观望,甚至暗中发展自己的实力,等待时机。

对联盟性质的质疑: 反董卓联盟虽然名义上是讨伐国贼,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各路诸侯之间既有共同的敌人,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和权力争夺。刘表等人或许也预见到联盟的脆弱性和效率低下,不愿将自己的命运与这样一个松散的联盟捆绑在一起。

对“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微妙态度: 反董卓联盟的另一个重要口号是“勤王”,即保护汉献帝。然而,董卓控制着皇帝,这使得关东诸侯的行动名义上是“讨伐”,但实际操作中却存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嫌疑。对于刘表、刘焉、刘虞这样在地方具有相当独立性的诸侯来说,他们对这种权力游戏的“名”和“实”有着自己的判断。如果他们也参与其中,就等于认可了袁绍等人的“领导权”,这与他们各自的发展目标不符。

总结:并非缺席,而是选择性参与

总而言之,刘表、刘焉、刘虞未能出现在反董卓联盟的十八路诸侯名单中,并非因为他们不忠于汉室,也不是因为他们对董卓的暴行无动于衷。他们的缺席,是 基于当时的地理位置、各自的战略目标、政治考量以及对未来权力格局的判断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他们更倾向于 以一种独立自主的方式发展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并在乱世中寻求生存和发展。在他们看来,加入以袁绍为首的、以关东为中心的军事行动,风险大于收益,反而不如静观其变,伺机而动。这三位汉室宗亲,在东汉末年的大乱世中,选择了一条与主流“讨董”浪潮不同的道路,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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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看到这么多点赞,我赶紧把史料补齐了。)

刘虞和刘焉是灵帝时期第一批任命的三个州牧中的两个,从地位和身份看,他们自然首先是汉廷的忠臣,或者说是灵帝刘宏的忠臣。

范书《灵帝纪》:是岁(中平五年,188年),改刺史,新置牧。
范书《刘焉传》:出(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资治通鉴》将此事置于三月。

再看反董那帮人,最先起兵的是张杨,鲍信这帮人,他们都是大将军何进的故吏;初平元年,才形成以袁绍为首的反董联军,此时,大都是汝南袁氏的门生故吏大抱团。

所以说,刘虞和刘焉又怎么会给何氏(故吏)、袁氏站队呢?

董卓虽然暴虐专权,但是当时朝廷还是姓刘啊!董卓又没有宣布改朝换代了,只不过换了个灵帝的儿子而已。

至于袁绍等人抛出“刘协不是灵帝亲儿子”这样的论调来,更是荒谬,其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叛乱行为粉饰,说谎都不带脸红的。

陈志《袁术传》裴注引《吴书》:时议者以灵帝失道,使天下叛乱,少帝(刘协)幼弱,为贼臣(董卓)所立,又不识母氏所出……(袁)绍复与(袁)术书曰:“前与韩文节(韩馥)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内见再兴之主。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覆信!……”

刘虞和刘焉都担任过宗正(管理汉室宗亲家族的事),刘协究竟是不是灵帝的儿子,他们自然最清楚明白。如果不是,他们肯定有理由附和反董(刘焉有私心,可能不会,但刘虞一定会,他受灵帝恩惠最多)。

陈志《刘焉传》:(刘焉)历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

范书《刘虞传》:中平初,黄巾作乱,攻破冀州诸郡,拜(刘)虞甘陵相,绥抚荒余,以蔬俭率下。迁宗正。

《百官志三》:(宗正)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

第一个带头反董的张杨,等袁绍起兵后,还与他联合,却在袁绍得了冀州之后,又与袁绍分道扬镳,干脆又投奔董卓,封了官。

陈志《张杨传》:袁绍至河内,(张)杨与绍合,复与匈奴单于于夫罗屯漳水。单于欲叛,绍、杨不从,单于执杨与俱去,绍使将曲义追击于邺南,破之。单于执杨至黎阳,攻破度辽将军耿祉军,众复振。(董)卓以杨为建义将军、河内太守。

由此(张杨的案例)可见“反董”这帮人的根本还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所声称的“正义”。

——刘虞和刘焉又怎么会为这种叛乱行为摇旗呐喊呢?

刘焉这个人,本来是为了避难,在陈志及华阳国志本传都提到了他有私心,把这私心放大看,就是想当皇帝,或者是“益州土皇帝”。

我以为,应该是益州本地名士董扶自己想回家养老,就哄骗刘焉说益州有天子气,不论真假,刘焉信了。

陈志《刘焉传》:(刘)焉内求交址牧,欲避世难。议未即行,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
《华阳国志》卷5:(刘)焉内求州牧以避世难。侍中广汉董扶私于焉曰:“京都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惑之,意在益州。

刘焉去了益州之后,就着手招安汉中张鲁,张修,并让张鲁去夺了汉中,杀了太守苏固。

当时刘焉的几个儿子还在汉廷当官,对于董卓来说,是人质,是能让刘焉表面上听话的工具,所以刘焉也找个理由,说是“米贼(张鲁)”妨碍,无法与汉廷来往。董卓也只能默认这种局面,毕竟关东那帮人比刘焉更棘手。

范书《刘焉传》:(刘)焉四子,范为左中郎将,诞治书御史,璋奉车都尉,并从献帝在长安,唯别部司马瑁随焉在益州。

再说幽州牧刘虞。初平元年末,袁绍和韩馥还要拥刘虞称帝,第一,刘虞有一定的声望,第二,刘虞可能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就这样,“老好人”刘虞都敢把袁绍派来的使者给杀了,然后选拔田畴偷偷去长安表忠心,可见袁绍这帮人在刘虞心目中是多么不堪。

范书《刘虞传》:(韩)馥等又请(刘)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复不听。遂收斩使人。于是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蒙险间行,奉使长安。

当然,刘虞的儿子刘和也在长安工作,田畴抵达长安后,献帝刘协就派刘和返回幽州去迎接“大汉忠臣”刘虞进京(长安)护驾(东归)。

可惜估计刘和回来的路上有点招摇了,先后被袁术、袁绍软禁,当成要挟刘虞配合入伙的人质。

范书《刘虞传》:献帝既思东归,见(田)畴等大悦。时(刘)虞子和为侍中,因此遣和潜从武关出,告虞将兵来迎。道由南阳,后将军袁术闻其状,遂质和,使报虞遣兵俱西。……和寻得逃术还北,复为袁绍所留。

刘焉和刘虞不反董,因为有亲儿子在长安朝廷工作也是一个小小原因,但不会是主因;比起董卓控制的朝廷,袁绍这帮人哪有什么更高的利益价值值得这两位刘姓宗亲重臣去参与反董呢?

最后说刘表。为什么最后说他,因为他这个汉室宗亲和前两人不同,他是党锢时期的重点抓捕对象(山阳党人和全国党人名单都有他),刘焉和刘虞在朝廷中当大官时,刘表还在隐姓埋名逃亡呢。

刘表也跟袁绍走得近,要知道袁绍早年也是党人的同情者及积极份子;中平年间,两人同入大将军府,成了同僚。

初平元年,刘表被朝廷(董卓)任命为荆州刺史,要知道上一任刺史王叡可是想反董的,结果死于内讧(被同为反董积极分子孙坚给杀了),刘表出场时的心态,自然是要防范这帮叛乱分子(袁术、孙坚)。

范书《刘表传》:初平元年,长沙太守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叡,诏书以(刘)表为荆州刺史。

再者,反董联军如火如荼时,刘表连刺史治所江陵都去不了,只能在襄阳依靠本地士族的力量,平定了襄阳一带的叛乱,又干脆把襄阳设为治所。襄阳北的南阳郡,这个全天下最大最有钱的郡给袁术占了,刘表也不敢说不好,他的目的只能是“以观时变”。

《南齐书·州郡志下》:荆州,汉灵帝中平末刺史王睿始治江陵。
范书《刘表传》:(刘)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

“时变”的结果是二袁反目了!刘表又与袁绍勾搭上了,积极挤兑袁术。

——毕竟刘表和袁绍是曾经的党友、同僚,也符合刘表自身远交近攻的执政原则。

所以说刘表为何没参加反董,第一,初平元年时他没实力,第二,他确实与袁术没有搞好关系的理由。

最后补充一段:

要说刘表究竟想不想反董,我觉得难说,从自身利益看,他已经获得重用(荆州刺史),从感情上看,虽然他与袁绍亲近,但毕竟不是袁氏门生故吏(刘表师从王畅,韩馥则是袁氏故吏),他也没有必要替袁氏出头(这点与孔伷、刘岱不同),所以说,本传说他“以观时变”就是最好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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