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弹道导弹条约》从多大程度上限制了美苏两国的核竞赛？
要理解ABM条约的作用，我们得先回到它诞生的那个时代背景。冷战如火如荼，美苏两国都在疯狂地发展核武器，数量惊人，而且都在担心对方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能够摧毁自己的核力量，特别是战略核潜艇和地下导弹发射井。在这种相互毁灭的恐惧下，反弹道导弹系统似乎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反导系统，理论上就能在对方发动攻击后，拦截来袭的导弹，从而减少自身的损失，甚至是拥有“先发制人”的底气。
然而，正是这种对反导系统的渴望，让双方都意识到了一个可怕的悖论：如果一方成功部署了有效的反导系统，那么另一方就会觉得失去了二次核打击的能力，进而可能倾向于优先发动第一次打击。 这种“打破战略平衡”的行为，无疑会把双方都推向核战争的边缘。想象一下，如果你知道对方的导弹打过来，你的反导系统能全部挡住，而你自己的导弹一旦发射，对方的反导系统又挡不住，那么你发动第一次打击的诱惑是不是就非常大了？这正是让双方都感到极度不安心的地方。
正是在这种对战略稳定性的深刻忧虑下，美苏两国在1972年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条约的核心内容非常简单粗暴：限制了双方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数量和范围。 具体来说，条约允许双方各部署一套反弹道导弹系统，而且这套系统只能部署在首都地区，并且拦截弹头的数量也有限制（最初规定为100枚拦截弹，每套系统最多100个发射装置）。另外，条约还禁止发展、试验和部署大型的、与国家级反导系统相关的防御性武器。
那么，《反弹道导弹条约》是如何限制核竞赛的呢？
首先，它扼杀了国家级反导系统的研发和部署竞赛。 在ABM条约之前，美苏两国都在投入巨资和人力研发自己的反导系统。条约一经签署，这种大规模的、可能颠覆战略格局的研发就被按下了暂停键。双方都知道，如果一方大力发展反导，另一方必然会跟着加码，这只会导致军备竞赛螺旋式上升，耗费巨额资源却无法真正获得安全，反而可能增加冲突的风险。ABM条约通过设定明确的限制，避免了这种毫无止境的反导技术竞赛。
其次，它巩固了“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的战略平衡。 MAD是冷战时期美苏战略核力量的核心原则。它指的是，无论谁先发动核攻击，另一方都有能力进行毁灭性的报复，导致双方都无法幸免于难。ABM条约的意义在于，它保障了双方的二次核打击能力。因为双方都不能建立起能够完全抵挡对方核打击的反导系统，所以任何一方都不敢轻易冒险发动第一次核打击，因为后果是不可承受的。ABM条约，在某种程度上，是MAD理论的“技术保障”。它让双方都相信，对方的核武库依然是致命的，自己无法完全防御，因此只能选择不打。
第三，它将核竞赛的焦点从数量转向了另一种维度。 虽然ABM条约限制了反导的部署，但它并没有限制战略核武器（如洲际弹道导弹、核潜艇、战略轰炸机）的数量。事实上，在ABM条约签署后的几年里，美苏两国的战略核武器数量依然在增长，但增长的方向和重点有所调整。因为知道对方的核武器终究能够抵达自己，双方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提高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准确性、突防能力以及研发更先进的核弹头上，而不是试图通过反导来“抵消”对方的核力量。例如，苏联一直在努力增加其洲际弹道导弹的突防能力，研发分导式多弹头（MIRV），让一枚导弹可以携带多个弹头，以穿透对方可能存在的有限反导系统。美国也在发展类似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
举个例子来说，ABM条约的签署，就像是两国约定好了不允许在战场上部署铁丝网和重机枪，理由是如果一方部署了，另一方就会被迫也部署更多的坦克和大炮来试图碾过这些障碍，结果就是大家都没办法安心，反而增加了战火被点燃的危险。所以，两国就说好，大家都别去想那些能完全挡住对方攻击的“防御武器”，这样大家心里都有底，知道对方的攻击还是具有威胁性的，这样也就没人敢先动手了。
然而，《反弹道导弹条约》也并非完美无缺，它并非“停止”了核竞赛，而是“重塑”了它。条约的限制是相对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双方都会在条约框架内寻求突破。例如，条约对“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定义存在模糊地带，这为后来的争议埋下了伏笔。而且，条约也未能阻止双方在战术核武器、常规军事力量以及其他军事技术上的竞争。
更重要的是，ABM条约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双方的政治意愿和对条约精神的遵守。到了21世纪初，随着冷战结束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新的国家（如朝鲜）发展弹道导弹技术，美国退出了ABM条约，认为其阻碍了其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以应对来自不稳定国家或潜在敌对国家的导弹威胁。这标志着ABM条约时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总而言之，《反弹道导弹条约》并非全面停止了美苏的核竞赛，而是通过限制能够颠覆战略平衡的国家级反导系统的部署，巩固了MAD原则，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避免了因反导技术失衡而可能引发的核战争风险，并促使核军备竞赛的重点转向了提升核武器本身的质量和突防能力。它以一种“不防御”的方式，实现了战略上的相对稳定。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也许要写一本书。而且关键是设计一个讨论“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框架：如果反导条约（ABM Treaty）没有出现，美苏核军备竞赛会如何发展？会不会更加激烈？这种框架我认为是很难设计的。
所以我仅能谈谈下列6个问题：1，《反导条约》有没有实现它的狭义目标，限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增长？2，《反导条约》存在时，战略导弹防御技术是否在进展？3，既然有反导技术进步，如何理解《反导条约》的限制作用？4，如果没有里根提出SDI，这种技术进步最终可能会导致什么？5，《反导条约》的逻辑是什么？6，如何评价《反导条约》的逻辑？
这几个问题结合起来看，也许可以逼近原题的答案。
《反导条约》有没有实现它的狭义目标，限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增长？
我认为ABM条约很好地完成了它的任务。
ABM条约明确限制的大规模反导部署没有出现，美国自行拆除了唯一的一个反导基地，苏联的莫斯科反导系统规模长期达不到ABM条约的限制，双方并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违约。如果说这样实现了“把防御性战略武器竞赛从总体核军备竞赛中排除出去”，则ABM条约已经实现了它的目的。
但是：
1，《反导条约》存在时，战略导弹防御技术是否在进展？
很多人认为在《反导条约》签订后，到1983年3月里根《战略防御倡议》SDI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BMD研究处于某种停滞的真空状态，其实涉及BMD研究的进展一直存在，只不过里根《战略防御倡议》SDI的光辉太强，以至于让很多人以为它是一个完全跳脱美国反导研发历程的“反苏阴谋”。
早在1969年，美国陆军反导部门与各防务承包商就开始关于“Safeguard卫兵”反导系统之后的下一代反导系统探索，当时的称呼就是“Hard Site Defense（加固点防御）”。1971年1月，“Hard Site Defense（加固点防御）”正式立项，1972年4月该计划改名为“点防御Site Defense”项目。
加固点防御，自然是针对经过加固的点目标进行防御的系统，这与“Safeguard卫兵”的防御目的相符——————继续用反导来保护美国陆基核反击力量（ICBM）。“点防御Site Defense”项目计划将开发“Sprint II”短距拦截弹，用3部作战雷达搭配100枚拦截弹。1974年国会在预算拨款中下令禁止“点防御Site Defense”项目的prototyping（原型样机试制）工作，将反导研究限制在“子系统与部件”层面上。于是“Sprint II”短距拦截弹的研发终止，1975年10月，“点防御Site Defense”项目改为“系统技术Systems Technology”项目。美国国会对prototyping（原型样机试制）的禁令一直持续到1981年。
1977年1月，美国陆军反导系统司令部下令开始“Low Altitude Defense (LoAD)低空拦截”系统的研制，“LoAD低空拦截”的目标是：设计与MX洲际弹道导弹部署模式相契合的反导系统，通过15000米以下高度的大气层内核拦截/主动防御、来提高MX的生存力。1982年，“LoAD低空拦截”改名为“Sentry岗哨”项目。“Sentry岗哨”项目被赋予开发“非核拦截/大气层内拦截器”的任务，1983年2月，“Sentry岗哨”项目终止。
上面指的是underlay（下层防御），也就是“Sprint”短距拦截弹的后续研发工作。针对overlay（上层防御），也就是继承“Spartan”远程拦截弹的研究，同时没有停滞。
1977年3月，美国陆军反导系统司令部下令，在“系统技术Systems Technology”项目下建立“Homing Overlay Experiment Task Force上层寻的实验工作组”，这个项目的产物是著名的HOE上层寻的实验，在1984年6月首次成功实现动能拦截/非核拦截。
HOE是“LoAD低空拦截”或“Sentry岗哨”配合的大气层外中段拦截方案中之一，它使用“母舱观测引导+子拦截弹覆盖多目标”，母舱负责D3：目标探测、真假目标区分、标识Detection，Discrimination，Designation。多个子拦截器进行直接碰撞拦截。
如果说上面的HOE有当今“MKVMOKV多目标拦截器”项目的影子，还有一个项目在今天的反导系统中遗存下来。
多弹头版Spartan将使用小型拦截器，其项目是“Homing Interceptor–Terminal末端寻的拦截器”，或是“Homing Intercept Technology寻的拦截技术”，缩写HIT，除了红外制导版本，还有雷达制导版本，也就是后来1983年1月立项的SR-HIT (Small-Radar Homing Intercept Technology小型雷达HIT)
据说是因为“SR-HIT”往往为误认为是“短距拦截器技术”，在1986年上半年改名为FLAGE (Flexible Light-Weight Agile Experiment灵活轻重量敏捷试验)。1986年，SR-HIT与FLAGE的研究成果转入ERINT (Extended Range Interceptor增程拦截器)项目，而在1994年2月，美陆军选定ERINT 为爱国者PAC-3系统的技术。
顺便一提：HIT项目的红外制导版本在1976-1977年变为空军反卫星项目、F-15空射反卫星“微型寻的飞行器Miniature Homing Vehicle”。
类似的还有“Spartan”远程拦截弹的改进版，具备火箭发动机关停—重启而具备巡飞（loiter）功能，可以等待敌方来袭导弹，进一步观测精确模拟诱饵，进而区分真假目标。
还有1968年启动的“UPSTAGE上面级”项目，它是一种高机动拦截弹头，用来拦截机动弹头（MARV） 的，它的技术在80年代转成SDI中的“大气层内高空防御拦截弹” (HEDI)，最后变成THAAD，可能会被用来拦截今日的其他机动弹头（MARV）。
既然有反导技术进步，如何理解《反导条约》的限制作用？
ABM条约导致国内单边限制的出现：
美国国会自愿对prototyping（原型样机试制）的禁令一直持续到1981年。这种措施限制了美军技术开发的进度。
ABM条约导致项目与组织缩水：
1973年7月，1976年12月，美国陆军系统反导司令部的人员数量各进行了一次近50%的削减。
ABM条约的规定直接限制了反导系统的效能：
“Sentry岗哨”项目被终止的原因除了与其紧密捆绑的MX部署模式变动以外，还有ABM条约的限制：因为每一个“LoAD低空拦截”单元备有3枚拦截弹，一个作战雷达，ABM条约规定大型反导雷达不超过2部，小型反导雷达不超过18部。所以最多部署18个“LoAD低空拦截”单元。更不用说ABM条约还禁止机动拦截器，禁止多拦截器齐射、禁止快速装填。
如果没有里根提出SDI，这种技术进步最终可能会导致什么？
overlay（上层防御），也就是面防御、全国防御，具备保护人口与社会财富的能力，但是极其困难的，而且部署轻量级的全国面防御并无法有效保护加固点目标（例如ICBM发射井），因为它们能拦截的敌方弹头数量太少。比如说美国很早的认识到“Spartan”远程拦截弹对于保护ICBM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而苏联长期部署的就是远程拦截弹，短程拦截弹/大气层内拦截弹是在1989年才完成部署。
其本质在于：如果只允许部署少量的拦截器（比如说ABM条约限制的100枚），与其用它们保护城市，不如用它们保护ICBM发射井，因为这数量太少了，无法有效保护人口——而且城市很难进行抗核加固。
所以说，在SDI之前的反导热点、重点一直是针对加固点目标的underlay（下层防御）。面对进攻方的巨大增长潜力——这是美苏两国在七十年代开始部署分导式多弹头MIRV带来的——防御方也只能“扩散”：扩散雷达的数量、扩散拦截器的数量；同时继续应用大气层做过滤器，不断过滤高级诱饵，再提高所保护目标的抗核加固程度，通过高加速度拦截器实现低层（核）拦截。
例如：“系统技术Systems Technology”雷达，也就是之前的“点防御Site Defense”雷达，其尺寸是之前“Safeguard卫兵”作战雷达的五十分之一。而“LoAD低空拦截”雷达又进一步缩小到“系统技术Systems Technology”雷达的四十分之一。
通过民用商业界计算机处理能力的飞速提高，这些雷达的真假目标区分能力也在大幅提升。
如果说《反导条约》把弹道导弹防御技术的军备竞赛引导到了针对加固点目标的underlay（下层防御），用以提高核反击力量的生存力，可以说，这是很积极的发展————这有助于保护美苏两国的陆基ICBM。
但是，在雷达，也在 “点防御Site Defense”项目改名 “系统技术Systems Technology”项目的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官方对其所保护的目标也进行了“扩散”：不仅是保护ICBM发射井，在未来也许“系统技术”可以用来保护战略轰炸机基地、弹道导弹核潜艇基地、国家指挥当局NCA（也就是首都）————这个时候，保护核反击力量与保护城市的边界就开始模糊了。
确实如此，如果反导作战雷达/大功率相控阵雷达能越造越小，如果它们的“扩散”很容易；如果拦截弹也可以迅速扩散，即使不出现SDI迷梦，在某个未来，总会出现能覆盖全国的反导网络。
《反导条约》的逻辑是什么？
《反导条约》背后的逻辑是：防御系统的部署会要求更多的进攻性核弹头，也就是逼迫核弹头数量增长，要控制核军备竞赛，就必须要控制防御武器，还有进攻武器。
所以我们讨论ABM条约，不能忽视它的另一个面：《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一般简称为“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ABM条约》加上《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构成了SALT I（美苏第一阶段战略武装限制条约）。
因为固化“进攻性核武器平衡”的《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无法单独完成任务，它需要ABM条约。而且，《临时协议》的重点是弹道导弹核武器，所以ABM条约——而不是什么《限制国土防空系统条约》——就足够了。
从这个方面来看，ABM条约的成败与价值，其实关键在于《临时协议》。
但是SALT I中的《临时协议》，可以说是极其宽松的，它基本允许美苏继续进一步建造战略核武器，它定的上限高于美苏当时的核军力，而且它没有对弹道导弹核弹头进行限制。也就是说，当多弹头MIRV技术出现时，美苏的核弹头数量又可以合理地大大增长。关于SALT I为什么不限制MIRV多弹头，为什么基辛格没有抓住机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研究课题。
SALT中的L，也就是“Limitation限制”，体现了它不实质削减，仅仅是“限制增长”的内涵。而START中的R，也就是“Reduction削减”，则是到里根时代才出现的概念。
那有人就会问这种级别的SALT条约，意义何在？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关键在于它从数量上正式确认了美苏（战略核武）均势strategic parity。从SALT I条约签订开始，美苏正式进入“缓和”时期，苏联不断试图把这个核均势转换为政治均势，把军事平等转换为政治平等。美国不断试图在美苏均衡的基础上，继续为欧洲提供核保护伞。两国都没有成功，而两国发现自己失败的时候，也就是“缓和”正式结束。
回到ABM条约，“防御系统的部署会要求更多的进攻性核弹头，也就是逼迫核弹头数量增长，要控制核军备竞赛，就必须要控制防御武器，还有进攻武器”，现在进攻武器已经通过很宽松的《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来控制了，我们回头看《ABM条约》就可以重新理解：《ABM条约》的价值在于反导系统的价值，反导系统的价值在于它能消耗的弹道导弹核弹头的数量。如果一套反导系统能消耗很多弹头，则“限制反导”显著可以减轻核导弹扩军的压力。如果一个反导系统无法消耗敌方的核弹头，则限制它没有多少意义，因为核扩军的动机并不在此。
这里的“消耗”并不一定是指“成功拦截”，也可以是“牺牲反导系统本身，消耗的敌方弹头”。前者对应的是敌方直接发射大量弹头，通过饱和攻击来突防，也就是saturation。后者对应的是直接打击防御系统本身的弱点，也就是defense suppression。两者不相等，也就是说可能存在一种反导系统，它效率极高却缺乏生存力。
可是，60年代的反导系统，既没有足够高的拦截效率，也没有足够高的生存力。
具体来说：
根据1985年下旬，1985年戈尔巴乔夫-里根的日内瓦峰会前，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文件：
“导弹防御工作启动于六十年代中期。无线电工业部的信号旗设计局开发了A-35M莫斯科反导系统，于1979年开始作战值班。该系统有能力防御从各方向射来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从联邦德国射来的6枚潘兴-2型导弹。
替换系统——改进了的A-135莫斯科反导系统——的工作将于1987年完毕，届时将能防御1-2枚现代化洲际弹道导弹，和多达35枚潘兴-2型中远程导弹。A-135莫斯科反导系统包括一部新型目标搜索与跟踪雷达Don-2N （在Pushkino-Sofrino附近）。根据1985年7月15日中央委员会与部长会议决定，开展对莫斯科反导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工作：A-235系统，有能力拦截8-12枚复杂弹道目标，和多达40枚潘兴-2型导弹。
计划该系统将于1995年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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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评估上，美国情报机构基本是跟苏联官方一样，认为莫斯科的第一代反导系统（A-35M）仅能拦截几枚ICBM弹头。
但是，美军在核打击方案上，并没有仅仅是用“几枚ICBM弹头”，1968年的美国SIOP中，单独使用100多枚民兵I和民兵II洲际弹道导弹，加上若干枚潜射弹道导弹，专门打击苏联的反导系统。
也就是说莫斯科反导系统在saturation意义上的价值是几枚ICBM弹头，在defense suppression意义上的价值至少是100多枚民兵I和民兵II洲际弹道导弹。
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洲际核弹头数量足够多，而且采取了保守的打击规划，在多弹头MIRV化以后，美国的ICBM弹头数量进一步增长，不管莫斯科反导的“价值”是多少，都变成完全可承受的了。
换一种说法，在MIRV化以后，ABM条约的意义就大大下降了，因为它既没有阻止进攻核武器的大增、也不是进攻核武器大增的理由。
有一种错误的认识是：ABM条约要通过剥夺防御能力，实现美苏双方“赤裸地”确保互相摧毁，因为反导系统会破坏确保互相摧毁，所以要限制反导规模。
这种观点当然是在学理上正确的，而且美国官方在教育苏联政府放弃大规模反导部署的时候，也反复用MAD（确保互相摧毁）这个借口。可是只要仔细深究一下谈判历史，就知道这个理由离当时具体实践太远。
首先，SALT谈判中没有任何关于MAD（确保互相摧毁）标准的内容。其次，ABM条约完全没有涉及“轰炸机-国土防空问题”，也就是说有一整个领域被忽略了。很难想像，MAD的达成不需要考虑轰炸机核武器。
最关键的是，美苏战略核弹头的数量大增，使得“通过限制反导，保护MAD”的理由变得荒谬：因为美苏的核武器库已经大大超出了MAD的要求，不管MAD如何定义。
另一种错误观点是：MIRV技术、多弹头化的大潮，是美苏部署反导带来的。MIRV的出现是多源头的、多驱动的，其中不仅是突防需求，更重要的是“打击更多目标”这个需求。
在美苏反导被限制后，MIRV多弹头化没有停滞，反而进一步大增，美国MX，苏联SS-18等高度多弹头化的ICBM都是在ABM条约的背景下推进的。
《反导条约》是一个双边军控措施，它是应对反导系统的一种双边合作解决方案：通过共同限制，消除反导系统的任何不利影响。而——如果你认为MIRV主要是为了突防的话——多弹头化MIRV是一个单边措施，它通过一国独立自主地增加核弹头数量，消除反导系统的不利影响。
从逻辑上来说，这个“双边措施”应该是用来替换“单边措施”的，谈判与条约是应该来取代单边扩军的——————但是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不仅没有阻止单边扩军，单边扩军甚至降低了ABM条约的意义。所以我倾向于认为MIRV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突防，而反导条约的价值被过于宽松的SALT I《临时协议》给大大稀释了。
当然，也许六七十年代的核反导技术，导致了部署在城市周围的核拦截弹，简直不可能被接受。
这也许才是《反导条约》的价值所在————它既反映了当时的技术现实，又反映了大众对这种技术现实的真实态度（比如说美国Sentinel哨兵反导系统进行城市防御阵地选址时，遭遇的巨大阻力）————也许是如此真实地反映了核反导系统的不可接受性，导致它似乎并没有提供什么给世界和平。
但是，今天不止一个国家的首都里，也许还有人在期望《反导条约》仍存在、希望它再生呢。
苏联的SA-2和美国的奈基（好像是这个型号）都是有核战斗部的
而当时的核物理研究已经知道，可以通过核爆炸导致的快中子流来提前引发中子反应来使一定范围内的核弹变成脏弹，多枚核弹打击同一区域目标必须间隔5分钟以上就是根据这一理论
而这两种导弹都具备人工无线电导引能力，可以人工将核战斗部送到指定空域引爆。这也是为什么50年代初期水平的SA-2和奈基能在后起之秀那么多的背景下还能大量服役到80年代，分别被S300和爱国者替代
现在还觉得反导弹很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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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同盟时期，法国确实扮演了一个挑战整个欧洲的角色，但用“一个国家挑战整个欧洲”这样的说法，虽然简洁，却可能略显片面，未能完全捕捉到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和各国之间的复杂互动。更准确地说，法国在拿破仑的领导下，成为了一个寻求主导欧洲、颠覆旧秩序的强大力量，并因此引发了欧洲各国普遍的反抗与联合。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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