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土木堡损失掉了京军主力，中央还没有对地方失去控制？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土木堡之变发生时的明朝中央权力架构。明朝建立伊始，就非常重视皇权的集中和对军队的控制。京营，即驻扎在京师的军队，是天子脚下的力量，也是皇帝直接控制的军事核心。京营由三卫（五军、三千、神机）构成，虽然在土木堡损失惨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失去了所有的军事力量。
其次，明朝的军事力量构成是多层次的。土木堡损耗的是“京军主力”，但明朝的军事系统远不止京营。当时，边防军的力量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北方，为了抵御鞑靼的威胁，明朝在边境线上驻扎有大量的军队，例如镇守边疆的卫所系统。这些边防军虽然与京营性质不同，但构成了明朝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地方对中央军事力量的依赖，也避免了中央一旦出现危机，地方就立刻群起而效之的局面。
更关键的是，明朝的中央集权并非完全依赖于军事力量的集中。明朝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内阁制和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在维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内阁制：虽然皇帝亲征，但朝政的运转依然需要内阁大臣的辅佐。土木堡之变发生后，虽然皇帝不在，但以于谦为首的一批有能力的内阁大臣迅速站了出来，承担起了稳定局面的重任。他们在京城组织防御，招募新兵，重建军队，并且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例如拥立景泰帝，有效稳定了朝局。这说明，即使在最高统治者缺席的情况下，只要有一套相对成熟的政治运作机制，中央依然能够维持其号召力。
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这些机构的存在，使得中央能够掌握地方官员的信息，监视他们的动向，并对潜在的反叛行为进行预警和打击。在土木堡之变发生后，特务机构虽然遭受了一定的冲击，但其网络并未被完全摧毁。它们成为了中央监控地方，以及传递中央指令的重要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军事力量的不足。
再者，地方的财政和人事任命权依然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明朝建立的赋税体系，虽然存在弊端，但中央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掌握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地方官员的任命，更是由皇帝和中央部门（如吏部）一手包办。这种人事和财政上的控制，使得地方官员必须仰仗中央才能获得权力、资源和晋升机会。在土木堡之变后，虽然地方上可能会有一些动荡的传闻，但没有哪个地方势力有足够的实力和财力，能够独立于中央之外，形成一股能够威胁中央统治的力量。
此外，明朝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也起到了维稳作用。儒家思想强调“君为臣纲”，对皇权的尊崇根深蒂固。即使地方上出现不稳，大多数官员和士绅阶层仍然认可中央的合法性。同时，明朝的官僚体系虽然臃肿，但层层递进的晋升机制，也让许多官员有维持现状的动力。
最后，关键人物的作为是不可忽视的催化剂。土木堡之变发生后，真正让明朝从危机中走出来的，是像于谦这样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临危不乱，一句“京师之兵，天下之精，今乃无一当一，何也？”，直指问题根源，随后“倾国家之所有，动天下之众”来抵抗瓦剌的入侵，并且成功保卫了北京。他的决心、能力和威望，极大地鼓舞了朝野上下，也有效地凝聚了人心，使得地方势力没有找到介入中央权力真空的机会。
而当英宗被释放回京后，虽然发生了“夺门之变”，但最终权力仍然回到了皇帝手中，并且通过对党争的控制，重新巩固了中央集权。
总而言之，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后能够未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并非因为其军事力量的完整，而是因为其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多层次的军事力量结构、严密的特务监控体系、对地方财政和人事任命的绝对控制，以及关键时刻有能臣的力挽狂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中央在遭受重大打击后，依然能够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网友意见
从一个小小的侧面讨论这个问题。
明朝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从皇帝到最基层的芝麻官，所有人都被儒学理论联系起来，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对于任意一级官僚来说，儒学规定他的上级的权威来自于皇帝对他的认命和他对皇帝的忠诚。而皇帝本人的权威来自于“天命”。下属可以接受上级胡作非为，也可以接受成为上级的党羽，但是很难接受上级对皇帝失去忠诚。因为这意味着上级的失去了权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古代贵族或者官员的谋反需要豢养死士，切断死士对于皇帝的忠诚。事实上到了明朝，已经很难存在官僚不听指挥的情况了。想改朝换代只能靠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燕王造反成功纯粹靠建文帝拉胯，就这样打得也是如履薄冰，成功之后南京也待不安稳，非要迁都北京。宁王造反看似声势浩大，结果被王阳明消灭地叫一干脆。
所以哪怕瓦剌攻占了北京，京官全完，地方官员宁可听从南京内阁的指挥，等他们再从朱家选出一个皇帝带着大家继续抵抗，也不会有不听指挥的想法。
清朝的情况不同。因为它是从顺朝手里抢地的，顺朝本身刚刚建立，正统性不足，又拒绝拉拢前朝官员，前朝官员反正都要事二主，干脆就选一个对自己好一点的。
明朝重建了比较规范的分封制，明太祖在全国各地封了包括自己二十六个儿子， 与侄孙朱守谦，在内的二十七个王，在边疆的藩王可以主持地方军务。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夺位后，强化中央集权，藩王不得干涉地方政治军事事务，不得擅自离开封地，结交地方官员，形成“有明诸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局面。
历朝历代，地方形成割据势力，对抗中央，甚至于造反的主要原因，就是形成了诸侯王。诸侯王手握军政大权，盘踞地方，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犯上作乱。
汉初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隋朝李渊起势，等等都是地方权重过大的原因。
明太祖建藩，杀掉军功贵族，就是要实现“主强而臣弱”这个目标。
明成祖削藩，所有权力归中央，地方官员的任命由中央直接指派。
明朝正统时期也就是土木堡事变的明英宗时期，军事上使用募兵制，和卫所制并存。
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卫有军队中，一卫为5600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
明朝募兵制
明代募兵制始于正统年间，和卫所军不同，募兵不世袭，虽然为兵，但隶属于民籍。
服役期满即退伍。最开始，募兵没有像卫所军那样拥有正式编制，而且往往随着需求扩编或裁员。募兵完全是战斗部队，不像卫所兵那样需要抽调部分兵员从事屯田任务。
募兵的粮食补给，军饷完全来自国家财政直接支出，不用来自屯田所获，而且饷银也比卫所军和民壮要高。
募兵制的兵员为职业军人，不世袭，不种田，由中央直接控制。募兵制的军人战斗力比卫所制的军人战斗力高。
卫所军人主要是驻守，自己解决一部分军需供应问题。
募兵制也就是后来的营哨制主要负责机动作战，到了万历时期，卫所军在战时也要编入营哨编制。
因此可以把营哨制部队看成是明朝的中央军，卫所军是地方部队。营哨是正军，卫所是奇军。
卫所军可以世袭，一旦和平时间较长，军队中老少掺杂，战斗力容易下降。
如果军官侵占了国家供给军队的屯田，士兵则会沦为军事长官的私人农奴，这样导致守军数量更少，战斗力也就很难保证了。所以说，卫所制度的设计，和唐朝的府兵制度类似。
募兵的优点是，招募士兵的兵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不一定非得从军户中招募，其中，如果招募很多优秀的兵员，经过训练，选拔，可以形成一支精锐的力量。同时，募兵的来源多来与民籍，因此损失后可以很快补充。
而且，募兵不用像卫所军那样需要从事屯田任务，因此募兵可以算是脱产士兵，这就决定了募兵可以在同数额下，动员比卫所军更多的战斗兵员，同时薪水较高，能够让士兵作战积极性更高。
明朝的火箭军---神机营，是中央直属部队。
明代京城禁卫军中三大营之一，是明朝军队中专门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队，开启了世界上火器部队的先河。
看清楚了上面的介绍，就可以知道，明朝的军政是分开的，明朝中央军的实力远非地方部队可比，而地方政府没有兵权，只有行政权。世袭的卫所军战斗力有限，在装备上也没有优势。
因此，形成地方势力的诸侯王、地方军政长官、有很强战力的地方部队、主要由地方财政支持的军队在明朝均不成立。没有形成整合地方势力的条件。尽管土木堡军事失利，地方也不能很快形成合力。明英宗被俘后，
为免主少国疑，于谦、王直等大臣奏明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尊明英宗为太上皇，次年改元景泰。
于谦等人当机立断，迅速恢复中央体制，也就断了地方上的想法。
明朝的行政军事制度上保证了中央的统治地位，地方无法对抗中央。也就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
因为明朝中央集权程度更高，地方三权分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互不统属；不像两汉郡守和唐朝都督/节度使一样大权一把抓，不会出现黄巾之乱和安史之乱后郡守/节度使拥兵自重的藩镇化现象。
虽然宣宗时期就大量派出巡抚了，但直到武宗时期巡抚才从中央的派出大员转化为地方的军政长官，世宗时期才彻底由临时性的差遣转化为永久性的机构；何况明朝虽然增派巡抚但也没取消三司，三司与巡抚相互制约。
再者明朝正值鼎盛，不到桓灵之时或者懿僖昭哀，中央权威足以压倒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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