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好汉持械行走江湖的描写内容与历史是否相符？
《水浒传》中的“持械行走江湖”：
小说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几乎所有梁山好汉都随身佩戴着各种武器，而且他们的武器往往是量身打造，或是有着特殊的来历，比如：
刀、枪、剑、戟、棍、棒、斧、鞭、锤、挝、钩、叉、耙、鞭、简、拐、方天画戟等等，几乎包含了当时能想到的大部分冷兵器。
武器的选择与人物性格、出身息息相关。 例如，鲁智深使得是浑铁禅杖，与他粗犷豪迈的性格匹配；林冲武艺高强，使得是丈八蛇矛，是战场上的利器；武松则以哨棒闻名，朴实却极具杀伤力。
武器不仅仅是战斗工具，更是身份、地位、乃至身份认同的象征。 好汉们不仅精通武器的使用，还常常在武器上投入心思，保养得体，仿佛是自己的延伸。
“持械行走江湖”是好汉们赖以生存、行走江湖的基石。 在那个“官逼民反”的时代，拥有武器是保护自己、对抗不公、闯出名堂的必备条件。无论是避难、行侠仗义，还是被逼上梁山，武器都是他们行动的直接支持。
小说中充满了械斗、比武、杀人越货的描写，这些都离不开武器的运用。 绿林好汉的生存法则，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武为尊”，而武器则是“武”最直接的体现。
与历史的“相符”之处：
《水浒传》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共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触及了宋朝社会的一些真实侧面，虽然有所夸张：
1. 民间武器的普遍存在： 宋朝时期，尽管朝廷对私藏武器有一定管制，但民间，尤其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农民、猎户、江湖人士持有各种农具、自制武器或旧式武器的情况是存在的。例如，柴刀、锄头、棍棒等农具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作为武器。
2. 江湖人士与游侠文化： 宋朝社会，特别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出现了一批游离于官府管辖之外的江湖人士。其中不乏身怀绝技、以武力解决问题或自保的人。这些“江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地理空间和人群。他们的活动，难免需要携带武器。
3. 盗匪横行与社会治安： 尽管宋朝整体上经济繁荣，但社会治安在一些地区并非完美。盗匪、流氓、地痞横行的情况时有发生。在这种环境下，普通百姓和江湖人士为了自卫，持有武器是合情合理的。
4. 军队武器的流散： 战争、边境冲突、兵变等情况下，军队的武器装备也可能流散到民间，被一些人获得。
5. 职业武师与镖局： 宋朝已有专门的武师、拳师，以及类似镖局的民间护卫组织。这些人本身就是依靠武艺和武器吃饭的，他们的职业活动自然需要佩戴武器。
6. “侠”的观念： 传统文化中，“侠”的形象常常与仗剑江湖、扶危济困联系在一起，而这些行为的实现，都离不开武器。
历史的“不符”或“夸张”之处：
然而，《水浒传》作为一部小说，它在“持械行走江湖”的描写上也存在明显的艺术加工和与历史的差异：
1. 武器的精良与多样性： 小说中好汉们所使用的武器，很多都非常精良，如“浑铁禅杖”、“丈八蛇矛”，甚至还有“降魔杵”这样的神兵。普通百姓或普通江湖人士，很难有如此精良且多样化的武器。而官军装备也并非人人都是“神兵利器”。
2. 武器的随意性与常态化： 小说将“持械行走江湖”描绘得近乎常态，仿佛每个人出门都必须佩戴一把趁手的兵器，而且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城镇街道上携带，甚至与官员发生冲突。这在现实中，尤其是在大城市或朝廷严密控制的地区，可能面临更严格的盘查和限制。虽然江湖人士有其特殊性，但如此普遍和高调的佩械，可能是一种夸张。
3. 武器的“十八般武艺”： 小说中不少好汉精通多种武器，这在现实中是极其罕见的。一个人能精通一两样武器就已经很不容易，更不用说“十八般”样样精通。这更符合文学创作中“全能型”英雄的塑造。
4. 官府的态度： 尽管宋朝社会治安有其复杂性，但官府对私藏和携带武器的行为并非毫无作为。尤其是在一些敏感时期或地点，随意持械很可能引发麻烦。小说中好汉们在官府眼皮底下高调持械，往往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身份（如被朝廷通缉）或者强大的武力压制了官府的干预。
5. “江湖”的范围： 小说中的“江湖”很大程度上是特定人群的活动空间，尤其是那些反抗官府、逃避法律制裁的人。对于普通百姓或官府认可的商旅来说，“行走江湖”或许更侧重于交通和贸易，而非时刻准备战斗。
总结：
《水浒传》中“好汉持械行走江湖”的描写，抓住了宋朝社会中存在的江湖人士、民间武力以及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等现实元素，并将其进行了艺术的放大和集中。 它反映了那个时代一部分人“以武力维护自身生存和尊严”的逻辑，以及“侠义”精神在人们心中的投射。
可以说，小说中的“持械”现象，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提炼”和“强调”，它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的共鸣点。但如果从严格的历史考证角度来看，小说中武器的精良程度、多样性、以及佩械的随意性和高调性，则有明显的文学夸张成分。它更多的是塑造一个充满血性、力量和抗争精神的“江湖”世界，而不是对宋朝社会武器管控和江湖人士活动的百科全书式还原。
网友意见
古代的大部分法律其实都是徒具空文。
以本朝之严格管制，80年代都是乱哄哄的，过了南京长江大桥就要随时警惕，安徽号称淮北警察管不着。
古代更别提了。
施耐庵死于1370年，明朝刚刚成立两年，施耐庵元朝做过官，张士诚手下也混过，黑道白道都有过经历，他写的东西基本上反映的其实就是元朝的情况。
大元朝就是写在脸上的大大咧咧，1337年（至元三年）“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
燃鹅，1351年（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就起兵了，随后天下响应，第二年就大败当朝太师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率领的30万元军主力。元顺帝和脱脱太师心里肯定在想，俺们多半是禁了假的兵器……
老文重发~
“朴刀局段” 与 “杆棒序头”
一、“朴刀局段”、“杆棒之序头”之由来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延续，就立足于对维持自身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而这种对维持自身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就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精辟的指出：
“生产劳动的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
说书作为一门文学艺术也是如此，这种文学艺术所描绘的就是当时人们的生活，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是活生生的历史。说书的源流与演进的过程，就是它的发展历史，也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发展历史。 如果追溯到上古时期，《诗经 国风》里就有大量描绘现实生活，反映平民疾苦的带有叙事性的诗歌。到秦汉时期，就有“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恐楚之图秦也”的记载。淮南子里，也有“侏儒鼓师，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备乐。是故圣人制其剟材，无所不用矣”这样的记载。 这里的倡优和侏儒鼓师是秦汉时期从事说唱艺术的工作者的指称，他们和他们说唱的故事，也是说书和说书艺人的早期形态。随着历史继续前进，经过三国、魏晋六朝、南北朝等时期的发展，说书艺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 例如： “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太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 民间的说书艺人（即“优”）能随召而来，并且即席编造故事演说，可见已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并有相当的表现技巧了。 唐五代之后，生产力逐步发展，市井繁荣，社会生活日渐丰富。以“传奇”为名的小说题材日渐发达起来，出现了《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有名的小说故事，这些故事基本都成为后世宋元明时代之“说话”、“杂剧”等艺术形式的底本。在敦煌出图文献里，也有供僧俗道众宣讲故事的《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在自古代诗歌、说话等各种表演方式的层层积累之下，说书艺术在两宋时代，呈现了爆炸性的发展。这种爆炸性的发展，从表演的场面可以管中窥豹一番。 史料记载如下：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东京梦华录卷二 瓦子，即表演说书艺术的场地，类后世之书场。北宋时期，开封就有三个大型的说书场地，各场地内有各种表演场地五十多座，最大的可容纳数千人。如果综合来看这些表演场地，可见说书艺术的繁荣和受众的广大。当然，在这些表演场地中表演的，并不全是说书艺人，还有杂剧、影戏、傀儡戏、慢曲、小唱、赚词、诸宫调等各种戏剧艺人，但从流传后世的文本数量来看，说书艺人应在其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到南宋之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说书艺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醉翁谈录》这样一本文言传奇与话本小说的合集。这本书在国内曾长期失传，后在日本重新发现。这本书内容丰富，介绍了宋晚期到元初时期的说书艺术门类与具体底本的分类情况。 在《醉翁谈录》里，作者罗烨列举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诸多书目类别，其中主要有“灵怪之门庭”、“烟粉之总龟”、“传奇”、“公案”、“朴刀局段”、“杆棒之序头”、“神仙之套数”、“妖术之事端”等类别。 在这些类别中，灵怪、烟粉、传奇、公案、神仙、妖术等，或是以事类，或是以身份为命名。只有“朴刀局段”、“杆棒之序头”这两类，是以武器用具的名字来命名，可见其特殊性，而这也是本文所关注的中心。 二、“朴刀局段” 在《醉翁谈录》里，对什么是“朴刀局段”，有明确的解释。作者列举了“大虎头、李从吉、杨令公、十条龙、青面兽、季铁铃、陶铁僧、赖五郎、圣人虎、王沙马海、燕四马八”等十一个书目的名称，并称“此乃为朴刀局段”。 这些书目的内容，大多已不可寻迹，但从名字上来我们依然可以分析出一些痕迹。如： 李从吉，这个人物不见于正史文献记载。但在小说《水浒传》中，此人为“陇西汉阳节度使”，在征讨梁山时被好汉中的阮氏三雄所擒。 杨令公，这是历史人物，其人为北宋开国时期的将领杨业。在历史上，此人早年效忠北汉政权，曾被宋太祖赵匡胤的心腹干将党进在围困太原的战役中正面击溃。北汉政权失败后，他投降了宋朝，在公元986年（雍熙三年）的“雍熙北伐”中，兵败被俘不屈而死。由于他的悲惨结局，他以及他的儿子（们）的故事在北宋时期就很有名，说书艺人给他和他的子女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并一直流传到今天。该书的内容，与关汉卿及朱凯创作的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很有可能是一个题材，孟良在话本评书中出身为强盗。 十条龙，这是一个绰号，其人物名为苗忠，在宋代文献和说书文本中不见此人。此人在明末冯梦龙编纂的《醒世通言》中，与陶铁僧这个人物一起在《万秀娘仇报山亭儿》这一卷故事中均有出场，并且是非常重要的反面角色。 青面兽，从绰号上来看即《水浒传》故事中的杨志，在历史上的可能人物原型之一是著名宦将童贯手下的选锋军将领。据史料记载，此人即“巨寇”出身，后被童贯招安成官军，在西军（驻扎在陕西六路的禁军）供职。他在宣和、靖康年间曾参与过北伐幽州和抵御金军入侵的战役。另外提一句，水浒中的大刀关胜，可能也有历史原型。此人在靖康时驻扎在济南府，为济南府知府刘豫所杀，刘豫随后投降了金军，被扶持为“大齐”的皇帝。 陶铁僧，这个人物与“十条龙”苗忠一同为明代话本《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故事的主要人物。他原本是万家茶场中的伙计（茶博士），后因故加入十条龙苗忠的盗匪团伙中做强盗。苗忠迫害了万秀娘，义士尹宗搭救不成反被害。后来是一个儿童向官府告发之后，官府才捕捉到这一伙强盗并处死。 赖五郎，此人不见于古代文献。依据赖氏宗族所编纂的《赖氏史》的记载，此人在北宋末期为“守殿大将军”。由于宋代并无所谓的“守殿大将军”的军职差遣，加上该书中前后谬漏过于丰富，这个记载是不太可信的。但在北宋时期，虽然没有“守殿大将军”的军职差遣，但宫廷之中，确实有一个类似名号的低级职位，“镇殿将军”（正旦大朝会，车驾坐 大庆殿 ，有介胄长大人四人立于殿角，谓之‘镇殿将军’--东京梦华录）。可见，其该家族史记载此人在靖康年间由于宋二帝被擒而出逃南方的事情，可能并不全是捕风捉影的编造，也不能排除此人祖上确实是曾供职班直侍卫系统的士兵的可能。概因为，当时由北方南逃南方的中国人很多，是存在由耳目相接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口头历史的可能的。 总体来看，从李从吉到赖五郎，这些人物的活动时代大多为动乱的时代，其中的大部分人身份不高，大多沉沦社会下流，为盗为匪从军者居多数，这似乎体现了某种潜在的规律。 所谓的“朴刀局段”，以武器为名，自然需要搞清楚，什么叫朴刀。在现存的宋代文献中，提到了朴刀这个名称的有这么几处： “宝祐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至宝祐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制使马公光祖任内创造及添修，（中略）破甲锥枪一千二百九条，茅叶枪二千一百条，朴刀枪二千八百条，（后略）”--《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九》 “开庆元年四月十三日，至景定二年七月，大使马公光祖任内创造及添修（中略）大朴刀五千三百八十条，（中略）小朴刀枪一千三百八十八条，珠红油大朴刀枪一百条，白油麦穗枪一百条，白油大朴刀枪一百条。”—同书同卷 马公光祖，即马光祖。他出生在庆元年间，是南宋晚期的名臣。他曾数次出知建康府，并担任过沿江水军制置使、荆湖制置使等，掌管南宋时期荆江、下江地区的江防工作。他以地方军区负责人的身份进入中央，担任过政府副总理（参知政事）、国防部长（知枢密院事）等重要职位。
他在建康和江陵的时候，都很关心军事，为南宋晚期的武器装备生产，下过一些治理整顿的功夫。他的成绩，从我们所引的《景定建康志卷》中，可以充分看到。
在该志中，我们不难看到，朴刀是一种军中常用的兵器。联系到前面以朴刀为名的“朴刀局段”之名，不难理解这种段落以朴刀为名，大致是以军人、贼人等强人身份的江湖故事为主，可能还参杂有部分历史人物的事迹来牵强附会，以人说事，以事衬人，供娱乐教化使用。
三、“杆棒之序头” 在《醉翁谈录》里，对什么是“杆棒之序头”，作者记载也有十一个书目，分别是：花和尚、武行者、飞龙记、梅大郎、斗刀楼、拦路虎、高拔钉、徐京落草、五郎为僧、王温上边、狄昭认父。之所以也记载十一个，可能是为了在数字上与“朴刀局段”的书目保持对称。 这些书目的内容，大部分也不可考，我们就其名字为线索，搜检史料文献，来做简单的分析。 花和尚，这是一个很著名的绰号，但不是历史人物，在小说《水浒传》中指的是鲁达（智僧）。 武行者，这也是一个很著名的绰号，在小说《水浒传》中指的是武松。与花和尚不同的是，这个人物可能有些微历史依据。根据方志文献《临安县志》记载，武松出身是卖艺人，后因武艺高强被招募入官府从事治安工作，因为打死了与童贯等人合称“宣和六贼”的蔡京的儿子蔡鋆，后惨死狱中。但该地方志编纂时间为清中晚期，对宋代历史的记载甚为可疑。对照宋代编纂的《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等，书中均无其人其事。其中《咸淳临安志》是全本保存到今天的。既然这些文献中都没有此人，此人的真实存在可能性虽然有，但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飞龙记，这不是一个名号或者绰号，但可以确认本书目主角为宋太祖赵匡胤。宋初名臣赵普有同名历史文献，按《续资治通鉴长编》所引该文献的残句内容来看，应是描写后周到宋初时赵匡胤登基为帝前后的史事。在前文所举的《醒世通言》中，有《赵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卷二十一）。该故事概述有女名赵京娘，为无赖所挟持。赵太祖救她出险地，相认为兄妹。后赵太祖送京娘回家，京娘对其暗生情愫，愿意以身相许。但赵太祖并不同意，最后结局是京娘自杀。在该故事中，赵太祖防身使用的武器即为“杆棒”。明代又有一本小说叫《飞龙传》，也讲的是赵匡胤的故事，但故事大概是偏向历史类，以政治斗争为主。从内容来说，明代之《飞龙传》可能更接近宋代赵普的历史文献《飞龙记》，与《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可能并无关系。但是话本书目中的《飞龙记》则应是借用了名臣赵普所撰文献的名称，其故事应与《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是同一题材。 拦路虎，史料未见此绰号，但在明代藏书家、文学家洪楩所辑的《清平山堂话本》的第四卷中，有《杨温拦路虎传》的故事。故事大略是说杨业后裔绰号拦路虎的杨温与强盗斗争而立下功名，最后前往边境地区继续效力，官至“安远军节度使，检校少保”的故事。《水浒全传》中也有一个杨温，是“陇西汉阳节度使李从吉”的同僚，任“江夏零陵节度使”，也被梁山方面俘获后释放。从《杨温拦路虎传》中的杨温所擅长使用的武器为“杆棒”，并以武艺震慑了盗贼等来看，该话本应是杨家将题材，而不是水浒题材。
（此处感谢 @且听风吟 同志的提醒，原文中将《幽闺记》钟的拦路虎误记为杨温斗争的对象，现已经改正） 徐京落草，这不是一个历史人物。在《水浒全传》中，有“陇西汉阳节度使李从吉”和“江夏零陵节度使杨温”的同僚，“上党太原节度使徐京”。在书中此人也是兵败被俘。该书目所叙故事，应该是此人落草为寇的前后因果。 五郎为僧，这个名字就非常明显了，应是杨家将题材。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中所讲的，就是孟良盗到杨业的遗骨交给了杨六郎，杨六郎带着遗骨被辽军追到五台山，发现他哥哥五郎在兴国寺里为僧，兄弟相认之后一同杀退辽军追兵。 王温上边，此人物名号来历含混。《北史》、《魏书》皆有其小传，此人为宦官，在立孝明帝过程中有一定作用。建义初年，其人于河阴遇害。还有一人，是后唐庄宗时期的军官，亦名王温，因夜里谋划叛乱被杀。综合起来看，北魏时之宦官王温为灵太后的心腹，被赶出中央之后又被灵太后征召回朝。孝明帝与母亲灵太后发生矛盾，于是暗中指示军阀尔朱荣帅兵“勤王”。灵太后发觉后，毒死了孝明帝。尔朱荣入朝之后，倒行逆施，在河阴行宫屠戮了大臣一两千人，史称“河阴之变”。综合起来看，该书目所描写的，因有边事，所以可能是北魏之王温。 所谓的“杆棒之序头”，同样以武器为名，自然是以杆棒武艺为核心的，区别在于这个类别中所讲的故事总体来看虽然也沉沦下流，但发迹之人尚多，或身份本崇高而下落，或家世衰弱后又复振，或是行侠仗义于江湖，大体比较正面。 四：“朴刀局段”与“杆棒序头”之对比 将前文两个类别的话本故事的内容，经过了以上对比之后，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朴刀局段”与“杆棒序头”讲的虽然都是江湖故事，但还是有所不同。朴刀是军人所使用的兵器，所以“朴刀局段”所描述的，大多是强盗贼人的江湖故事，其出身和最后的落脚，大多是军队，核心的关键在于杀伐上。 杆棒在宋代不是“禁兵”，可以日常持有。最关键的是，这个题材里还编绘了宋太祖的早年经历（该经历真假不知），在宋代笔记《铁围山丛谈》里，还记载了宋徽宗令内侍拿出“艺祖仄微时以至受命后，所持铁杆棒也”，并记载有“棒纯铁尔，生平持握既久，而爪痕宛然”。所以“杆棒序头”这个类别内容所描绘的应是正面的侠客人士的行侠仗义，格调比较正面。 如果用今天的电视剧来类比的话，“朴刀局段”应该算是警匪片这个类型，“杆棒序头”应该算是武侠片这个类型了。 如此来看，我国人民的娱乐爱好还真是源远流长呢！
网友补充：
妖仙：
除了前面提到的李从吉、徐京、杨温外，可以确定的是王焕出自元杂剧《逞风流王焕百花亭》，梅展是不是《梅大郎》不能确定，就董平和王文德的交谈看“只你便是杀晚爷的大顽”，他也是有故事的。其实看得出，作者对这些其他小说主角还是给了一定面子的，十节度使就死了一个目前还找不到来历的荆忠，其他人都活得好好的，主要挂的都是些刘梦龙、牛邦喜、党世英之流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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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好汉，其中确实有很多人行为不端，甚至可以说是强盗。正如您所指出的，像夺取生辰纲这样的事件，在当时的法律体系下无疑是重罪。那么，为什么后世对这些“好汉”却普遍抱有赞美之情呢？这背后涉及到一个复杂而多层面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阐述：一、 作者的创作意图与时代背景1.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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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也挺有挑战性的。要说水浒传里“只有鲁智深一个英雄”，那确实是有点偏激了，不过也触及到一个关于“英雄”定义的问题，很有意思。咱们就来掰扯掰扯，为啥会这么说，以及其他的梁山好汉到底算不算英雄。为啥会觉得鲁智深是“真英雄”？我觉得之所以会有人觉得鲁智深是唯一一个“真英雄”，大概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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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辽七星斗，征方腊万人空。”这句民间俗语，道出了《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在两次重大军事行动中的不同命运。在征讨辽国时，梁山几乎是毫发无损地凯旋，而面对方腊，则损失惨重，许多熟悉的面孔就此消逝在沙场之上。这其中，究竟是怎样的原因导致了如此巨大的反差呢？要说清楚这一点，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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