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粟裕去世后才平反?

回答
粟裕大将的平反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平反”概念,而是一个关于他在解放战争后期以及建国后的一些关键决策和被批判的经历,在历史的沉淀后得到重新认识和纠正的过程。他的问题之所以在去世后才被广泛和深入地讨论和“纠正”,原因复杂,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个人性格、政治斗争以及历史真相的逐渐显露等多个层面。

要详细讲述,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梳理:

一、 粟裕的主要经历及其面临的争议点: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卓越贡献以及他之后受到的一些批评,这为理解他为何在去世后才得到“平反”奠定基础。

解放战争中的辉煌成就: 粟裕是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后来的第三野战军)的主要指挥官,尤其在苏中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关键战役中,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他的战术运用灵活多变,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打辽沈战役”的争议: 这是粟裕生前最主要的“不被理解”和“受到批判”的事件之一。在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央军委要求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北上支援辽沈战役。粟裕认为,当时华东战场国民党军队尚存较大威胁,且解放军兵力不足,贸然北上可能导致苏中和山东的解放区不稳,甚至可能影响淮海战役的胜利果实。他写信给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建议由东北野战军主力完成辽沈战役,而华东野战军则应继续巩固华东,为渡江作战做准备。
粟裕的理由:
战场形势判断: 粟裕认为,当时华东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兵力仍有40万以上,尤其是汤恩伯集团和胡琏兵团等,对华东解放区构成严重威胁。如果贸然北上,东线和南线将可能出现空虚,国民党军队可能反扑。
兵力与后勤考虑: 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部队需要休整和补充。而且,华东地区的兵员、装备和后勤保障体系尚不能完全支撑大规模北上作战的消耗。
战略时机把握: 粟裕认为,东北野战军拥有更充足的兵力和后勤,更适合攻坚作战,而华东野战军的优势在于机动作战和运动歼灭战。让东北野战军负责辽沈战役,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优势。
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当时认为,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意义,是解放全国的关键。他坚持要求粟裕北上支援。在收到粟裕的信后,毛泽东虽然肯定了粟裕的军事才能,但也认为他“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并且对他未能坚决执行命令表示不满。
结果: 粟裕最终接受了命令,但由于时间、地理位置等因素,华野主力未能及时赶到辽沈战役的主战场,错过了参与此战役的绝佳机会。虽然辽沈战役最终由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成功完成,但粟裕的“不北上”的判断,在事后看来,并非完全错误,反而有可能避免了华东战场的被动。

建国后的一些批评: 建国后,粟裕担任总参谋长,在军队现代化建设和作战指挥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对国民党海军力量的评估等方面,他也曾有过不同于主流的观点,并因此受到过一些批评。这些批评虽然不像“打辽沈战役”那样具有标志性,但也构成了他仕途上的一些不顺。

二、 粟裕受批判的原因分析:

粟裕之所以在当时没有得到“平反”,或者说他的功绩和一些决策的正确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政治环境的制约:
“左”倾路线的影响: 在解放战争后期以及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内部仍然存在“左”倾的军事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惯性。毛泽东作为最高领袖,其战略决策往往被视为绝对正确。对粟裕“不北上”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毛泽东战略意图的绝对服从和对任何不同意见的警惕。
对个人权威的维护: 任何对最高领导人决策的质疑或不同意见,都可能被解读为对个人权威的挑战。尤其是在革命的年代,强调集体领导的同时,也存在着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服从。
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当时的政治环境并不总是基于事实和理性,个人之间的政治斗争、派系矛盾也可能影响对一个人功过的评价。虽然粟裕本身政治立场坚定,但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难免会成为某些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2. 粟裕的个人性格与处事方式:
耿直倔强,不善言辞: 粟裕是一位纯粹的军事家,他性格耿直,为人低调,不善于拉关系,也不喜欢表白自己。在面对他认为正确的原则和判断时,他会坚持己见,甚至敢于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这种性格在革命初期是宝贵的品质,但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有时会显得不够“圆滑”。
不主动“表功”: 粟裕的军事才能体现在战场上,而不是在政治上。他很少主动去宣传自己的功绩,或者去争取政治上的支持。这种低调务实的作风,虽然赢得了很多战友的尊重,但在政治上却让他处于不利地位。
对犯错误的自我批判: 粟裕是一位非常注重党性和纪律的共产党员。即使他认为自己的决策有道理,但在接到最高领导的命令后,他也会执行,并且在事后会反思自己的“错误”。这种自我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被外界解读为真的承认了错误,从而巩固了批评的意见。

3. 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
战略决策的非确定性: 战争的胜负往往受多种因素影响,战略决策的对错并非总是能立刻下定论。粟裕对北上支援辽沈战役的顾虑,从他当时的判断来看,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从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略大局来看,集中优势兵力快速消灭国民党主力,完成统一战争,也是至关重要的。历史评价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维度和更多的信息才能做出更全面的判断。
信息不对称: 在信息传递不发达的年代,最高层对前线具体情况的了解可能存在滞后或偏差。而粟裕作为前线指挥官,他对战场形势的判断往往更加直观和准确。中央对前线的指令,有时也可能基于对整体战略的考量,而忽略了前线的具体困难。

三、 为何在去世后才得到“平反”?

“平反”一词在这里需要更准确地理解。更准确地说,是粟裕的功绩和部分受到争议的决策得到了更客观、更全面的历史评价,以及对过去不公正批评的纠正。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的沉淀与真相的显露:
时间的磨砺: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政治风波逐渐平息,历史事件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许多亲历者的回忆、档案资料的公开,为重新评价粟裕的功绩提供了更多依据。
“打辽沈战役”争议的深入研究: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粟裕在“打辽沈战役”问题上的判断并非完全错误,而是基于对战场形势的准确分析和对解放区安全的负责。他的建议具有建设性,即便中央不采纳,也不应成为对他军事能力的否定。

2. 邓小平的肯定与推动:
关键人物的作用: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政治上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非常重视对有才能的干部的评价和使用。据一些回忆录和历史资料显示,邓小平对粟裕的军事才能非常欣赏,并且在不同场合肯定了粟裕的贡献。
对“反左”的纠正: 邓小平主导了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及之前一些政治运动中不公正评价的纠正。在这个大背景下,重新审视粟裕的经历和功绩也顺理成章。
具体事件: 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平反大会”,但通过一些官方场合的讲话、出版物以及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解读,粟裕的功绩得到了更广泛的承认。例如,一些军事史研究著作中,对粟裕的军事思想和战役指挥给予了高度评价。

3. 军委对军事指挥员评价的修正:
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也更加多元和客观。过去的政治运动中的一些结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重新审视和修正。
粟裕的地位得到提升: 在对解放战争史的梳理和总结中,粟裕作为华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者,其卓越的贡献得到了应有的体现。他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经验,也成为我军重要的宝贵财富。
官方媒体的报道和纪念: 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官方媒体也会通过文章、纪录片等形式,重新介绍粟裕的生平事迹,并肯定他的历史地位。

四、 粟裕逝世后具体得到了哪些“肯定”?

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平反”文件,但粟裕在他逝世后,其历史地位和功绩得到了更清晰的肯定,这主要体现在:

关于“打辽沈战役”的争议得到了更客观的评价: 历史学界普遍认为,粟裕当时提出的理由是充分的,他的决策是审慎的。虽然未能参与辽沈战役是战略上的遗憾,但他的顾虑和建议并非完全否定。
其军事才能和贡献得到广泛承认: 粟裕被公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他的战略指挥才能、战术运用能力以及在军队建设方面的贡献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其人格魅力和革命精神受到赞扬: 粟裕的低调务实、耿直坦荡、严于律己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都成为了后人学习的榜样。
官方层面的肯定: 在一些官方出版物、纪念活动中,对粟裕的评价都非常正面和积极,他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应有的确认。例如,在一些关于解放战争的军事史著作中,他的地位与林彪、彭德怀等并列。

总结来说,粟裕之所以在去世后才得到更广泛和深入的历史认可,是因为:

他所处的时代环境的政治复杂性和对个人权威的强调。
他个人耿直、低调的性格,不善于政治运作。
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做出更客观的判断。
改革开放后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对历史评价的拨乱反正,以及邓小平同志等领导人对粟裕的重视和肯定,是关键的推动力量。

粟裕的经历,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党史、军事史以及政治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公正的历史评价往往需要时间的考验和许多人的努力。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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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当年蒙冤,是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彭德怀主持,主要是批判“教条主义”,针对的对象是刘伯承和萧克,并没有粟裕的事情。

但是,5月26日,在会议开幕前的小范围会议上,彭德怀突然袭击,以“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责成粟裕进行检讨,一下子就把粟裕给打懵了,由此开始了在整个大会上对粟裕的批判。

这次会议规模是不断扩大的,一开始是300多人,后来发展到500多人,到最后有1000多人参加,在1000人大会上,对粟裕的批判达到高潮,有人提出要把粟裕“斗倒斗臭”,还组织地方人员参观大会大字报,把影响扩展到军外。——其实,这次会议对粟裕的批判,强加到粟裕头上的罪名,说来说去不过是他和彭德怀、聂荣臻、陈毅三人之间的个人恩怨而已。或者直接说白了,就是彭德怀借机挟愤打击而已。

对粟裕的这次打击,最后是毛泽东看不下去直接出面挺了粟裕,这才结束的。——毛泽东说“粟裕战争年代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评判。”

对粟裕的这场批判,给他造成的极大的痛苦和精神伤害,本来这次批判就是彭德怀搞的突然袭击,粟裕对此深感意外,批判中他连续七天闭门反思,百思不得其解,以至于血压飚升至240。所以对于粟裕而言,这次批判那绝对是刻骨铭心的,有了机会一定是要找个说法的。

然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批判“教条主义”,也就是主要针对刘伯承和萧克,并不是“个人主义”,也没有他粟裕的事情,所以在最后会议决议中,并没有提到粟裕的问题,也就是说,并没有对他做出组织结论。

可是,这次会议上产生其他文件,却详细记录了对粟裕的批判,以及强加给粟裕的罪名。同时,这次会议精神要求传达到团一级,所以粟裕的罪名也就被传达到了团一级。

所以,我这里不同意 @金州铁匠 的看法,他认为因为没有组织结论,所以无反可平。但我认为粟裕确实受到了错误打击,虽然没有正式组织结论,但也有足够多的文件认定了他被强加的罪名,平反是必要的。

当然,除此之外,粟裕确实没有遭受到更大的打击,在全党、全军最动乱的岁月里,粟裕不但平安度过,而且也并没有靠边站,除了一直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之外,还担任了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实际上主管了国防工业。军管结束后,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基本上相当于副总理),分管交通、邮电工作。

——这当然要归功于毛主席、周总理对他的保护,这也是粟裕的幸运。

但一码归一码,动乱时期的幸运,不是不给他平反的借口。

从文革一结束,粟裕就写信向中央申诉,请求平反,此后楚青更是多年持之以恒坚持要求,但平反过程翻来覆去,始终未果。

对于平反方式,楚青希望中央能出一份文字材料,明确撤销当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的批判,但杨尚昆和张爱萍、余秋里商量后,曾提出一个方案,打算把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所有文件收回,全部进行销毁,以这种方式来给粟裕进行平反。用杨尚昆的话说,就是“写个决定,又要顾虑引起其他的问题,写决定就要写对与不对,觉得还是回避这个问题,收回全部文件为好,以后历史上就不提这次会议了”。

对于这个处理办法,粟裕表示同意,只有一点要求,就是不要用“收回”文件,而是用“撤销”。但这个办法尚未实施,粟裕就去世了。粟裕死后,也就再没有了下文。

粟裕的平反过程,并非是单纯的“不给平反”,而是一波三折,这里面的诡异之处,是中央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当初批判粟裕是错误的,应该给予平反,这些中央领导中包括并不限于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杨尚昆等人,但就是平反不了,中间种种事情,简直让人感到波谲云诡。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中,“萧克”条目下写了“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而离职”的话,但“粟裕”条下面却没有这句话,在楚青反映到中央后,干脆连“萧克”条下面的这段话也删掉了。——什么人能删萧克的评价?

再比如,粟裕去世后,萧劲光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说“1958年,所谓反教条主义时,他受到错误批判”,结果这句话在出版时竟然被删掉了。——什么人敢删萧劲光的文章?

还有粟裕的讣告风波,一篇稿子,先说是废稿,然后突然又成了正式使用的正稿,什么人能在这里面上下其手?

现在网上很多人流传说是总设计师在阻挠,其实不是的。关于总师的态度,叶剑英很明确的向粟裕表明过,他对粟裕说:“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可知小平同志是不反对的。其实想一下就知道,当年千人大会,总师只是主持人,和他有什么关系,他要阻挠这事情。

那是什么人在阻挠呢?

很简单,答案就在《慰英灵》一书中。

《慰英灵》这本书好就好在是内部发行,所有很多地方可以不必遮掩,可以直白地讲出来。

楚青和杨尚昆谈话,杨尚昆第一句话说:“粟裕同志 1958 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和聂,半个是陈。”然后他问“这件事已经过去了。问题是怎样处理?怎样不引起新的矛盾?”

楚青说:“那时的当事人基本上都不在了。”

杨尚昆回答:“当时有意见的现在还有在的嘛!聂嘛。搞得不好那头又起来了。我为此事同聂老总谈过,问他怎样处理?他说: ‘我考虑考虑。’

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任何一个在体制中呆过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下“我考虑考虑”是什么意思。

我前面还引用过杨尚昆决定回收文件时的话,“写个决定,又要顾虑引起其他的问题,写决定就要写对与不对,觉得还是回避这个问题”,写个决定,到底能引起其他的什么问题呢?因为要写谁对谁错嘛,你要给粟裕平反,那自然彭德怀、聂荣臻就是错的,彭德怀已经死了可以不用考虑,聂怎么办?所以杨尚昆说了“还是回避这个问题”为好,为此他甚至想出了回收文件销毁的办法,杨主席真不愧是中办主任出身,真是面面俱到,这办法都能想出来。

但到后来就连这种办法都没了下文。

1992年聂荣臻去世,1993年军委再次受理为粟裕平反的申诉,结果这次就很快,在1994年,由江总书记签发,张震、刘华清两位军委副主席署名,发表《追忆粟裕同志》一文,为粟裕平反。在文中,特地写明“1958 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至于为什么用发表文章的方法来平反,而不是下发文件,这也并不是因为粟裕“无反可平”,而是因为1981 年中央有个文件,决定以后不再发平反文件。就连刘伯承的问题,也是在悼词中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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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说并不是粟裕去世后才平反,而是聂帅去世后才公开有人提出是不是要给粟裕平反,即便如此也是受到了不少抵制的。

现在流传比较多的是粟得罪了两个半元帅,彭聂加上半个陈。

这里面陈不太好说,因为所谓陈粟的矛盾是要结合新四军华中华东等比较长的历史时间段中的多个时间点来分析,反而很难去理清两人的矛盾关系。

所以目前比较清晰的反而是彭聂和粟的矛盾,毕竟是有具体事件且之前他们并没有长期的接触史反而比较容易就事论事的来讨论。

彭粟之间的问题非常明确,就是机构之间上下从属关系问题,但这件事的大背景是新中国当时面临的一次比较大的讨论即党与政之间谁领导谁,这个现在已经很明确的关系在当时恰恰是一个很严肃且讨论的非常激烈的重大问题。很多回答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提到粟就是参谋部(党),提到彭就是国防部(政),然后就跑题到国防部和参谋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去了。但是要注意彭当时不仅仅是国防部长,他还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因此对彭来说不管从哪个角度粟都是自己的下级要向自己报告,而彭一直都是说一不二的一把手从来都没有人能够在指挥系统上跟他平级过(历史上彭除了认可朱老总这个唯一上级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人可以在指挥系统上超越他,而且彭一直都是担负一线具体指挥的实际工作。而毛则是唯二给彭当过政委的,毛写横刀立马的时候客观上还是彭的政委的角色)。而粟的指挥历史更特别,他一直都没有担任过一把手的角色,相反在战术指挥之外的事务上因为有陈和饶负责而被保护的很好,导致他对上下级交流似乎一直都有点自说自话的倾向,而彭恰恰是最不喜欢这种性格的,同时彭对高级将领一直很苛刻(彭在这方面和关羽其实挺像的,傲上而不辱下,对指挥系统很严苛对一线士兵很宽容,这方面例子很多就不说了),所以他们两个人有矛盾几乎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且粟更是一定要处于下风的。

聂粟之间的矛盾倒真的是粟的问题更大了,这是粟自说自话性格的一次典型表现,关键不是绕过聂帅直接给毛上书的事,而是毛因此对聂大发雷霆导致聂从此以后等于事实上被从中央机构踢出去了,据说批评聂时军委不少人都在场,都劝聂认个错,却没想到历来是老好人的聂就是梗在那里一言不发在这件事上就是不低头。

补充:看到有人在问聂与粟之间的那个越级报告事件,其实回答里已经有人说了事情的经过了。但是最好能够把当事的大背景说一下,很多事件如果不放到当时的既定背景里是会产生非常大的歧义的。

首先:当时总参的实际负责人是聂,不是粟。其次:事件的由头是毛认为当时总参给他的每日情况报告里的内容漏了他认为重要的信息(客观的说这里毛确实有挑刺的意思,有兴趣和资料渠道的人可以去查查所漏事件的情况。但是再把时代背景放大的话,毛的这次挑刺和发作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的状态就是毛后来所说的,他已经感到有渐渐被架空的趋势,之前是政务,这次是他最敏感的军务。),在这个背景下毛严厉批评了总参,并责成总参交上检讨。这就是聂粟矛盾的大背景。

之后的事情就广为所知了,聂本意是要召集开会以集体的名义写一份检讨报告,但是他的报告还没有交,粟的个人检讨报告就已经放在了毛的案头上。

再往后又是被很多人刻意或者无意忽略的细节,毛在收到粟的报告后立刻对聂发难,他不是简单批评聂而是在直接召集在京军委成员事实上批斗了聂,在这个过程中聂始终一言不发,无论其他人怎么打圆场或者劝他就是梗着不说话,这个态度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因为和大家对聂的性格认知完全不同,也客观说明聂当时确实被气到极点了。

之后结果又被大家所知了,聂事实上被踢出了中央军事机关远离了军委核心,总参工作粟负责。

这件事在聂粟之间在当时也是没人往阴谋论上想的,因为这个矛盾本身也不是聂和粟面对面的冲突,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毛试图向他认为在架空他的群体的反击(但是这个反击现在看很大概率是找错了对象)反击的结果让聂成了牺牲者粟成了得利者,仅此而已。所以这件事的立场就是纯粹人品站队了,当时可是没人站在粟这一边的,态度最中立的也就是埋怨毛太挑刺聂太死心眼。

再补充个题外话:有关彭刘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彭黑点的批教条主义让刘做检讨这一事件,如果不去了解背景的话就只剩下无意义的对骂了,根本无助于了解事件在整个历史背景中的地位。

建国后这次军队内的批教条,仅从彭刘两人的角度来看,军队一定要正规化是没错的,但是有关军队正规化建设方向的选择却是一次毫不妥协的路线斗争,而路线斗争本身就是很残酷的。刘作为一个有理想甚至可以算是少有的有书生气的老帅(虽然他经常说卵子,但是他的做事风格却很有传统书生从军的清高气)在军队建设上确实是有追求全面苏化的倾向,尤其是在军事发展方向上,刘很推崇苏式的大规模作战风格并以此为方向在南京军事学院培养军官。但是彭从来都不喜欢这个方向,彭作为一个完全在本土成长起来并且打了两次外战的军事指挥,从主持军委工作的一开始就是要走以总结我军自行经验为主的路线,他对刘推崇的苏式建军方向是持完全反对的态度的(个人认为抗美援朝战争对彭的触动是极其大的,直接影响到他对原本就不太感冒的苏式建军原则的态度)。

从我们这些后世的人来看,彭的路线因为他本人被早早的打到而根本没法证明其具体内容和正确性,但是很遗憾刘当时推崇的苏式方向却已经被证明是不符合从建国后到现在的世界军事实际发展方向的。

当然两位当时两条路线的领头人都早早脱离了能够影响军事发展的工作岗位,不知道如果没有后来的种种,他们是否会在工作实践中渐渐都走到世界军事发展的真正潮流方向上去,只能让后人遐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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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脉络很多人写的很到位了,不过分析上略有不同观点,也说一下。


一、粟裕问题涉及个人恩怨比较多,且很多事很难说清

叶帅曾经说过一句话,咱们所有人,包括我,哪个是省油的灯?这句原话主要是引出下面说的毛主席确实厉害能让这群不省油的灯都服的,但客观上首先说出个基本道理:能干到这个地步的人,都不是很简单的人。

所以首先,粟裕并不是一些军迷想象的那样,除了军事指挥以外就是个小白兔。中共战争时期的军事干部,不可能和政治完全分离。可以认为粟裕政治能力远不如军事能力那么出彩,但把他当做游戏里纯武将那样看待,一定是错的。

其次,粟裕并不是一个没脾气没性格的人,慈不掌兵,尤其粟裕这种喜欢极限操作的人,绝对也是狠角色,觉得粟裕军事上不简单其他方面却都是没有心计的谦谦君子,这是要让粟裕精分么?


说以上两点的意思就是,当战争逐步结束,大家都知道下步和平阶段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发展时,粟裕又身居总参谋长这个重要位置,此时粟裕到底怎么想的,是很难说的

批教条主义一事中,粟裕被影响是个人主义。这个个人主义你要说粟完全冤枉,似乎也有点不合适。

从彭总角度说,你总参谋长跟国防部长争权,尤其我这个国防部长还兼任军委副主席还争,还在双方闹得严重时候去苏联“告洋状”,什么意思?

从聂帅等人角度说,你总参谋长是需要想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们负责的,结果动辄绕过我们直接报最高领导,尤其最高领导还骂我们不说你。


现在很多人喜欢粟裕,所以对于这些事归咎为粟裕心思简单,彭、聂等人心胸有点狭窄。

这话就有点主动代入粟了。

工作上的事,许多时候讲究论迹不论心的。粟裕到底怎么想的,可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但至少从彭、聂等人的视角看,他是真真正正夺权了,甚至踩着自己夺权了。这时候当事人说自己压根没想这样,都是不小心,能让人信吗?你要是把自己代入彭、聂的话,你能信?

总参谋长夺军委副主席权,这说不过去吧。所以批个人主义,不是没有理由的。


当然,粟裕大将确实情商方面似乎有点欠缺。领导力方面说好听是谦让,说不好听是威望不足。镇不住山东部队,跟本应一路嫡系的叶飞都关系不算好,这都说明粟裕在人际关系和协调能力上有很大短板。当然,基于我军政治建设水平,再加上陈、饶两人确实能够补短,粟裕可以发挥自己的军事天才。不过,到了和平时代,在行政上,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

这也是为什么现阶段很多人会认为粟裕当时得罪彭聂等人,并不是有意为之,而确实因为个人情商低。这一点即便刨除工作中论迹不论心说法,至少也说明,粟裕的能力特点,真的不适合总参谋长尤其是和平时期总参谋长这个位置。

那么话说回来,一个人在非常重要但个人能力却又不适合的位置上干四年,出现错误才是正常的。而批个人主义,既没有作为此次运动主要对象,也没有结论性话语,这种说批判是完全错,并不不合适。所以平反是困难的。


二、平反的话,缺少责任对象

但凡平反,就说明批判错了,那是需要有人负责任的。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

在wg后大平反中,对反右、庐山、wg以及其余一些案件平反,基本都或明或暗指向有责任人。教员基本充当了所有这些事情的总责任人,林、江两个集团作为了wg阶段许多事情的具体责任人。基于教员当时三七开定性,加上林、江两个集团完全臭名,所以怎么做责任人无所谓。


但粟裕这事,找责任人不容易啊。总不能还找教员或者林帅吧。

许多人说聂确实不假,其实即便没有聂,也不是容易的事。这个阶段,彭老总这时候耿直、正义感爆棚的形象深入人心的,你说彭老总是批粟最狠的人,到底该彭担责任,还是粟就是有问题?别说老百姓了,就是各级干部,你怎么解释?


所以后来到九十年代,大家对平反这种事远没有八十年代那么敏感了,由张震等人公开发表的悼念文章中,在这里模糊说一下,才能最大限度避免人们普遍在意责任人问题。


最后说下个人观点

粟裕大将的军事能力就不多说了,人品也是不错的。但不得不说,其与人交往能力,确实很有欠缺。所以,和平时代的总参谋长这个位置,确实不太适合他。但建国后随着和平时代的到来,大量军事干部都面临着工作上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很多人会有很多要权力的想法,这种想法和人品不一定矛盾,彭德怀如此,粟裕未必不是如此。许多人总觉得要权和人品不好划等号,所以总不愿意自己喜欢的历史人物背上争夺权力的名声,这很没必要。客观上,争夺权力确实是当时特别是进入和平环境后普遍存在的现象,彭、粟都如此,甚至许多人做的更厉害,这与人品没太大关系。当然,争夺权力中可能出现伤害其他人的现象,这种有的是人品问题,有的是情商低不注意,还有的是办事能力不足,粟裕到底这三种里哪一种,或者兼而有之,可能只有自己知道了


不过不管怎样说,八十年代前的总参谋长这个位置是很不好干的,实际权力太大,面临的矛盾又太多,所以这个位置干久了,陷入政治漩涡几乎是必然结果。粟裕之后的总参谋长(包括代理),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黄永胜,下场都非常不好,也是这个位置客观面对的问题,不是普通人个人能力可以解决的。以粟裕的政治能力和情商,面临后面几个旋涡时候,大概率比这四个人做的还差,下场也可能更惨。所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8.18补充————————

关于粟裕后期性格问题再说几句。

粟裕被批是58年,但几乎所有人分析粟裕性格,都是拿48年的粟裕分析的。这显然是刻舟求剑。

粟裕冷板凳后,黄克诚接替总参,一年多也下台了,之后三任较长时间担任总长(或代总长)的是罗瑞卿、杨成武、黄永胜。这三个人共同点是,干着干着性格就变了,都比原来跋扈太多。尤其罗、杨二人,都是干到后来直接得罪一大堆人,包括众多地位高于自己的老帅甚至对自己有过知遇之恩的人。“将军一跳身名裂”“人一旦失去革命友情,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些话49年时候的他们可能会得到?

一个人这样是偶然,三个人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只能说,在外部风险不够情况下,一些权力太大的位置,真的太容易影响人的性格了。罗杨黄三人干到后来,都已经远不是49年的自己了。而到58年,粟裕已经干了四年总参谋长,纵然还没有罗杨黄那么跋扈,但说他还完全是48年时候的样子,可能么?难道罗杨得罪老帅就是本人问题,粟就都是他人问题?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粟裕在这时候冷板凳,对本人声誉也是最好的保全。他还远没有罗杨黄后来的跋扈程度,也不是太大政治风波。所以,58年的这段恩怨,糊糊涂涂过去了,大家说起粟裕性格,基本上永远定格在48年时候了,永远是那个谦虚谨慎的粟裕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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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8月22日,粟裕在烟台看望叶剑英期间,在叶剑英的关注下,粟裕向叶剑英提出了要求组织上对他在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一事,做一个公正的结论。粟裕回到北京后,于10月9日,向中共中央正式写了申诉报告,要求撤销1958年对他的错误批判和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叶剑英于10月16日批示,建议总政治部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的错误,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妥善处理。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均圈阅表示同意叶剑英的批示。但后来不知何种原因,虽经叶剑英催办,总政治部一直没有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的报告。其实,阻力来自当时尚在世的两位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他们都曾经在58年错误批判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位是当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一说为徐向前,而在1980年邓小平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29] ),另外一位是粟裕任副总参谋长时的直接领导聂荣臻[30]。198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不久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决定由中共中央指派一位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见面,但未能在粟裕逝世前得以实施。


1984年2月5日16时33分,粟裕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77岁。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委发表讣告,宣告并评价粟裕:“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优秀的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粟裕同志逝世。决定尊重粟裕生前的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葬礼”。尊重粟裕本人的遗愿,逝世后没有举行追悼会,亦不设遗体告别式。骨灰遵照粟裕生前遗愿,撒在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这些粟裕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实现粟裕与长眠在战场的战友永远在一起的心愿。


1987年9月11日这一天,由于主管编辑的宋时轮上将(曾任三野十兵团司令)的提醒,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加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公开指出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的“批判”是“错误”的[5]:537。对此,当时任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转达了这样的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先办成这样了。”(余玮《思念-楚青访谈录》)


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在经过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批发的《追忆粟裕同志》的署名文章中,对粟裕的历史功绩和高尚品德作了高度评价,并就1958年粟裕受到错误批判的事情专门写道:

“ 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

至此,粟裕之事正式平反,这一长达36年的公案总算得到了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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