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华野配合作战时，为何是刘邓指挥陈粟？
你提出的问题：“中野华野配合作战时，为何是刘邓指挥陈粟？”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在淮海战役等中野华野的配合作战中，指挥体系并非是“刘邓指挥陈粟”，而是更为复杂和相对平等的联合指挥模式。
为了详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梳理：
1. 战略背景与历史渊源：
解放战争的战略部署： 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解放军的战略方向是以陕北为中心向全国发展，其中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负责挺进大别山，开辟中原战场，牵制国民党军南撤。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则在苏北、鲁南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艰苦的作战，为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双方战绩与威望： 刘伯承以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尤其在土工作业和运动战方面享有盛誉；邓小平作为政治委员，在战略决策和政策执行方面同样功勋卓著。陈毅则是华东战场上的早期领导者，粟裕更是以其神出鬼没的运动战和歼灭战而闻名，被誉为“常胜将军”。两位领导人之间是战友关系，同样具有极高的威望和指挥能力。
统一指挥的需要： 随着战争的深入，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和华东战场上仍然集结了重兵，并且试图将解放军分割击破。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将两支强大的野战军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在战略上进行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是赢得全国胜利的关键。
2. 淮海战役的指挥体制：
淮海战役是中野和华野配合作战的巅峰。在战役发起前和进行中，曾多次讨论和调整过指挥体制。
最初的设想与提议： 在战役发起前，中央军委就考虑过统一指挥的问题。最初的设想是成立一个统一的淮海战役指挥部，由刘伯承担任司令员，陈毅担任副司令员，粟裕担任参谋长。（注意，这是最初的设想，而且粟裕是参谋长，并非受刘邓直接指挥）
粟裕的谦让与战略眼光： 在这个设想中，陈毅和粟裕都对刘伯承的指挥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愿意服从统一指挥。然而，粟裕凭借其敏锐的战略判断，预见到战役的规模空前，并且地形复杂，为了更好地协调两个野战军的行动，他主动向中央军委提出，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共同组成总前委，轮流担任书记（轮流主持工作），并由他们统一指挥。
中央军委的决定： 中央军委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并最终确定了“刘邓为首，陈粟为辅”的指导思想，并成立了以刘伯承为书记的“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联合指挥部”。后来又进一步调整为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敌委员会（简称总前委），并指定刘伯承为书记。
“轮流担任书记”的含义： 这里的“轮流担任书记”并不意味着每天轮换一次。实际上，在刘伯承因故离开一段时间后，由邓小平主持工作，而陈毅和粟裕也都在总前委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拥有实权。总前委的设立，意味着这是一个集体领导、分工协作的指挥机构。
3. 为什么不是“刘邓指挥陈粟”？
地位平等与集体领导：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都是解放军中的高级将领，各自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声望。中央军委的设计，是为了发挥他们的集体智慧，而不是简单地将一方置于另一方的指挥之下。
优势互补： 中野和华野在作战风格、兵力构成和地域优势上有所不同。刘邓擅长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尤其在组织大型战役方面经验丰富。陈粟则以其出色的侦察情报、灵活的战术机动和歼灭战能力见长。总前委的设置，旨在将双方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1+1 > 2”的效果。
战役进展中的实际分工： 在淮海战役的具体执行过程中，虽然刘伯承是总前委书记，但陈毅和粟裕在战役的组织指挥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在战役的初期，华野的阻击任务非常艰巨，粟裕的指挥尤为关键。而在战役的后期，中野的兵力补充和机动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指挥并非僵化的一方指挥另一方，而是根据战役的进展和双方的优势，灵活地协调和分工。
粟裕的战略贡献： 正如前文所述，粟裕在提出由他、刘、陈、邓组成总前委，并提议由刘伯承担任书记，自己担任参谋长（后改为总前委成员）的建议中，体现了他的大局观和战略眼光。他并没有执着于个人职位，而是以战役的胜利为最高目标。
4. 具体战役中的指挥运作：
在淮海战役中，总前委的分工大致如下：
刘伯承： 作为总前委书记，主要负责战役的宏观战略指导、整体部署和重大决策。他在指挥所内运筹帷幄，制定了战役的主要作战方针。
邓小平： 作为总前委副书记，在刘伯承的领导下，更多地承担了执行指挥和处理具体事务的职责。他负责与中央军委的联系，以及政治动员、后勤保障等重要工作。
陈毅： 作为总前委成员，主要负责华东野战军的指挥和协调。他与粟裕密切配合，共同组织了华野的作战行动。
粟裕： 作为总前委成员，也承担了部分指挥任务，并且在战役的早期，他所制定的歼灭黄百韬兵团的计划，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总结来说，关于“中野华野配合作战时，为何是刘邓指挥陈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在淮海战役等重大配合作战中，中央军委采取的是成立联合指挥部和总前委的模式，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等高级将领为核心，形成集体领导的局面。
刘伯承是总前委的书记，在宏观战略和重大决策上具有主导作用。
邓小平承担了执行和协调的重要职责。
陈毅和粟裕作为华野的领导者，同样在战役的组织指挥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与刘邓在总前委中平等地参与决策。
这种指挥模式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集中统一领导，分工协同作战”的原则，最大化地发挥了各部队的优势，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中的辉煌胜利。粟裕在其中提出的“轮流担任书记”的建议（后调整为刘伯承担任书记），以及他自己作为总前委成员的贡献，更是展现了他作为卓越军事家的无私胸怀和战略眼光。
网友意见
所谓刘邓指挥陈粟，是把山大王那套用在共产党军队里了，本来就没有的事。
正确的的说法是中原局与总前委指挥中野司令刘伯承和华野带司令粟裕。
而中原局邓是第一书记，陈是第二书记，刘伯承和粟裕都是委员。
刘邓陈粟都是总前委成员。
中原局和总前委没有林彪那样一言九鼎的人(当然就算林彪也得遵照纪律来)，而更多基于集体领导制，其下达的命令也是委员集体讨论通过的，陈毅粟裕作为委员当然也参与集体决策了。
因为解放军是党指挥枪，绝对不是谁兵多谁战斗力强谁说了算的军阀作风。自上而下的指挥体系是：中央军委--各大局--各大军区-各大野战军。因为原则上是党指挥枪，所以大局的书记必定是大军区的政委。
解放战争开始时，华东部队的名称是新四军暨山东军区，最高领导是华东局，下辖华中分局，军事体制为下辖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47年华中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取消，编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47年出击外线，华东野战军分为了三部分：东兵团、西兵团和苏北军区。东兵团先后称东线兵团、内线兵团和山东兵团，西兵团先后称西线兵团、外线兵团和粟裕兵团，苏北军区后成立苏北兵团。东兵团和苏北兵团（后称）归华东局节制，西兵团（粟裕直接指挥的部分），先后划归过晋冀鲁豫建制和中原建制。
刘邓挺近中原之后成立中原局和中原军区，48年陈毅调任中原局，这时候粟裕部已经划归中原军区了，粟裕本人也是中原局委员。
1948年5月9日，中央和中央军委经研究后，由中央军委发出《华北、中原两解放区辖区和人选》通知电，其中关于中原军区的辖区，指定为“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区外，凡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均属中原解放区”；关于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野战军的人选，指定为“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张际春、谢富治、刘子久十二同志为委员。”，“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和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副政委。苏北兵团仍属华东军区建制，但在作战上受华东野战军指挥。”
7月2日，中原局将中央同意的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各项组织人选通知所属单位，同时在中原局内“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张际春组成四人军事领导小组，陈毅为组长。”，“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仍任副司令员，陈离职期间所兼军政职务由粟裕代理，宋任穷为华东野战军第二副政委。”这个军事领导小组在解放战争的时候是独一无二的，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中原军区的“军委”。
前面说了，解放军的原则是党指挥枪，野战军受中央军委，所属大局和所属军区的三重领导。所以作为军区领导小组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指挥级别是在身为华东野战军司令的粟裕之上的。这样的话如果成立领导小组，那么只能是陈毅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粟裕，而绝不能是相反。
你觉得陈粟应该做指挥有可能是受到了东北野战军林帅一把手印象的印象。实际上他之所以是战役全盘领导是因为他身兼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书记和东野101于一体。46年他就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
在人事安排上，必须考虑政治地位的问题，不全然以军事能力为决定指挥关系的唯一标准。
倘若单独以军事指挥而言，邓、陈均不以名将知名。刘有军神之誉，但师老兵疲，宜为后镇。粟作战机警巧妙，可用为将。因此实际军事指挥，适合以粟裕为主。但是军事指挥的最高名义，更适合刘伯承。
从政治角度讲，邓陈均为老党员。但在此前，邓为代理北方局书记，陈为新四军分会副书记、代军长，相比而言，邓要更高一点。
这样最后就只能是刘邓指挥陈粟。
反过来其实也可以，党内对此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但是刘邓挺进大别山，为全军承担压力。最后受了损失回来，你无缘无故压人一头，情理上不太合适。
所以既然刘邓指挥陈粟谁都不委屈，那就这样安排就可以了，不需要再节外生枝。党内也没有效仿刘邦用韩信、任命粟裕为司令员搞什么登坛拜将把戏的必要。没有必要整这些庸俗的东西。
何况实际指挥时，依旧是以粟裕为主进行指挥。这样刘邓陈发挥的作用就是以支持粟裕进行前线指挥为中心，做好后勤动员、政治协调等多方面的指挥工作。可以说各擅所长，这样安排挺好的。政治人物负责顶住压力、摆平压力，军事人才负责挥洒才情，这个安排其实没什么问题。除非政治人物不干正事，显然这种情况在淮海战役中并不存在。
1、刘一直是我军总参谋长，担任总指挥是再适合不过的。
2、邓刘陈贯彻指示从不打折扣，组织前敌指挥部时，这3人担任常委是最合适的。
3、刘陈专注于军事指挥，这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
但是，军事指挥也离不开后勤、情报、政工等的严丝合缝的保障，还要和华北局、华东局等地方上的同志很好的配合。
邓正好是把军事、后勤、情报、政工、地方等协调好的最佳人选。
也一直是把握路线 最 坚决的人。
4、有陈的威望在，粟谭在指挥华野具体作战方案方面如鱼得水，可以放手去干。
陈也正好可以以常委的身份起到协调中野和华野双方配合的作用。比如把李云龙扣下来（不要抠细节）。
相比之下，你可看见过果党有类似的前敌指挥部？
总是派个刘峙、杜聿明、陈诚这样的做个代言人，美其名曰剿总司令，下面的人各怀鬼胎。
“前敌指挥部”的功能与一个司令部的功能，有着本质的区别。
前敌指挥部是一个新型使命军队才有的组织形势，是MZ集中制的具体体现。
司令部嘛，其实是老式军阀作风，一个元帅带着几个将军。当然，这种体制也不是不能用。只是这些将军如果互相不配合的话，那就形同虚设了。
这算啥，李德和博古两个人骑一头驴进入瑞金，靠一张纸就让教员靠边站了。当年张国焘和你的想法一样，实际情况是他投奔国民党的时候，警卫员都不跟他走。
同样是贴身警卫，常凯申必须使用浙江的老乡，而教员在重庆的警卫员来自五湖四海，就是因为政治过硬就能当警卫员。甚至还有一位东北抗联战士。
因此上，陈嘉庚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回国。为了希望南洋华侨来帮忙。常凯申花了8万多请他吃饭。当时这笔钱能买800头牛！而教员就花了八毛钱，请他喝了一碗鸡汤。结果陈嘉庚一回到重庆，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后来，南洋华侨的捐献源源不绝地流向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其中包括中央领导层使用的福特轿车。差点把常凯申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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