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粟裕和宋时轮、许世友的关系都不好，事出何因？
粟裕与宋时轮：陈毅的评价与“苏中保卫战”的争议
粟裕和宋时轮之间，最常被提及的“不睦”可能与陈毅的评价以及建国初期在苏中地区的一些军事部署和指挥有关。
陈毅对粟裕的“尖锐”评价： 在一些回忆录和研究中，提到陈毅（当时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对粟裕的评价有时会比较“尖锐”，甚至会直接批评粟裕的某些指挥决策。例如，在淮海战役期间，陈毅虽然是总前委书记，但他在军事指挥上给了粟裕很大的自主权，但也存在过一些意见分歧。陈毅作为粟裕的长期领导，他对下属的严格要求和直率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被粟裕或其他旁观者解读为关系上的“不顺”。
“苏中保卫战”的指挥与权责： 历史资料显示，在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后来发展为第三野战军）取得了辉煌战绩。宋时轮则长期独立指挥部队，尤其是在苏中地区拥有重要的军事影响力。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苏中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当时的华东野战军在指挥和兵力调动上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战略部署。
战略的侧重点与协同： 粟裕作为华东野战军的实际军事指挥者，他制定的战略计划往往着眼于歼灭国民党主力，扩大解放区。而在苏中地区，宋时轮领导的部队是保卫苏中这一战略要地的关键力量。在某些战役的关键时刻，部队的调动、协同和支援，可能会因为双方对战场形势的判断、兵力使用原则上的细微差异而产生摩擦。
责任与荣誉的归属： 战场指挥的复杂性在于，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涉及多方协同，而每一次失利都可能引发对指挥责任的追究。在紧张的战争年代，指挥员之间的沟通、理解和配合至关重要。如果存在沟通不畅、信息传递延误、或者对战役全局的理解存在偏差，都可能导致指挥员之间的隔阂。
史料的解读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些具体战役的指挥和责任归属，不同历史研究者和亲历者的解读可能存在差异。部分史料也可能受到时代背景和个人立场的局限。对于“苏中保卫战”的具体细节，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这直接影响了对粟裕与宋时轮之间关系的评价。
粟裕与许世友：权力分配与性格差异
粟裕与许世友之间关系的不睦，更多地体现在建国后的权力分配和两者性格上的差异。
“战神”与“大将”的碰撞： 粟裕和许世友都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杰出指挥员。粟裕以其沉稳、深思熟虑、善于打大仗、硬仗而闻名，是解放战争后期华东野战军的灵魂人物。而许世友则以其勇猛、果断、敢于冲锋陷阵而著称，有“许大胆”之称，在胶东战场上打出了威名。两位都是非常有能力和个性的将领。
建国后的权力格局调整： 建国后，我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和权力结构调整。尤其是在第三野战军的建制撤销后，原先的领导和部队被重新分配。粟裕作为第三野战军的主要指挥者，其在军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毋庸置疑。而许世友也同样是具有独立指挥能力的军区司令员。
军区司令员的设置： 粟裕在建国后曾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负责全军的现代化建设和战略规划。而许世友则长期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后又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是实权派的军区领导。在一些涉及军区划分、部队调动和指挥权的问题上，两位之间的协调和决策，可能会因为各自的职责和利益考量而产生分歧。
“大区司令”与“总参谋长”的地位差异： 粟裕作为总参谋长，其职责是全国性的，对全军的军事部署和发展负有总体责任。而许世友作为大军区司令员，更多的是区域性的军事领导者。当全国性的军事部署与区域性军事领导者的具体情况发生矛盾时，也可能出现意见上的不合。
性格与工作方式的差异： 粟裕为人谦逊、低调，善于分析和总结。许世友则性格直率、火爆，行事风格雷厉风行。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在日常工作中，尤其是在意见不合时，容易加剧冲突。比如，如果粟裕在战略层面提出一些许世友认为不切实际或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要求，许世友可能会直接表达不满，甚至会采取强硬的态度。
历史事件的例证（猜测与解读）： 有一些公开的说法认为，在一些具体的军事部署或者人事安排上，粟裕和许世友之间存在过不愉快。例如，在“文革”时期，许世友曾受到冲击，而粟裕在这期间也面临过一些政治压力。虽然这种冲击本身不直接指向两人关系，但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各自所处的派系和立场，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之间的互动。
具体例证难以详尽： 需要强调的是，关于粟裕和许世友之间“关系不好”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些历史的片段和侧面描写。由于两人在公开场合都保持着军人的严谨和对组织的服从，具体的私下矛盾和冲突很难有详尽的官方记录。很多时候，这种“不好”体现在工作上的意见不合，或者在权力分配上的微妙博弈，而不是公开的敌对。
总结
粟裕、宋时轮、许世友三人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好”与“不好”可以概括，更应该理解为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工作场景下，由于战略判断、指挥权责、权力分配、性格差异等多种因素交织而产生的复杂互动。
粟裕与宋时轮： 主要可能体现在解放战争时期某些战役的指挥协同上，以及对战场形势和兵力运用的不同理解。陈毅对粟裕的严格评价，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外界解读为两人关系不顺的佐证。
粟裕与许世友： 更多的是建国后权力格局调整、军事部署协调以及性格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工作上的摩擦。许世友耿直火爆的性格，在面对他认为不合理的要求时，可能会直接表达，而粟裕作为总参谋长，其战略眼光和全国性视野，也可能与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区域性需求存在冲突。
总体而言，这三位杰出的将领，在为新中国建立和巩固的伟大事业中，都贡献了毕生力量。即使存在工作上的分歧或不睦，也应当放在那个年代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和政治背景下进行理解。他们的个人恩怨或者意见分歧，相对于他们为党和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言，是次要的。历史的研究者们在梳理这些关系时，也需要保持客观和审慎的态度，避免过度解读或片面化。
网友意见
哎，搞历史的，饭圈思维真的要不得，扣帽子树靶子的本事一个赛一个，天天“粟黑”“粟黑”，看见这两个字，一律拉黑。
弱智一样。
岂止是宋时轮和许世友，至少还得加上叶飞、陈士榘、韦国清、王建安。很多人把华东野战军将帅与粟郎的矛盾视为是这些人之间个人的恩怨，还脑补什么山东将帅们嫉贤妒能，实在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归根结底三个字——饶漱石。
抗战期间，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山东，配合山东支队等本地抗日革命武装，在1942年成立了山东军区，罗荣桓是司令，黎玉、肖华等干部负责政治工作，王建安、许世友、陈士渠等悍将，皆一时之选。山东群众基础好，经营时间长，加上黎玉等干部们在发展根据地上有办法，许世友等将领们军事斗争能力强，还有我党金融巨擘薛暮桥等经济干部负责贸易和金融，山东军区迅速发展壮大。
到抗战末期，除了济南和青岛等少数城市之外的整个山东都被人民政权控制，山东军区可谓是兵强马壮。总兵力一度达到我党掌握武装的四分之一，抗战期间的歼敌总数达到我党武装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山东根据地的货币以创造性的“农、轻工产品本位”，几乎改变了华东的货币流通秩序，把法币、伪法币和中储券挤的一溃千里。
至少在抗战结束的这个时间点上，山东军区可以说是我们军内最强大的一个山头，山东部队本来就强悍，再加上罗帅性格宽厚仁慈，骄纵惯了的山东将领们确实是一帮刺头。
抗战结束前夕，饶漱石以华中局书记兼任新四军、山东军区政委，华中和山东这两个抗战时期互不统属的两个单位强行捏在一起，而且华中系是典型的政吞军，小吞大。再加上饶漱石性格古板严肃，与下属的关系处理不好。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饶漱石和陈毅老总关系也很差，讲道理能跟长袖善舞的陈老总把关系搞僵，饶漱石也是个奇葩。而且两个人还不是因为路线问题或者其他工作问题搞僵，纯粹是性格不合，饶漱石看不上陈毅的作风。黄花塘事件之后，陈毅几乎就是被逼回延安学习（而且老毛还站在饶漱石那边2333）。一直到了解放战争开始，陈毅返回华东工作，但是跟饶漱石的关系还是很差。
（多说一句，小饶书记的为人刚正简朴，但是工作能力很强，新四军根据地经营的有声有色他功不可没，当时新四军里有句话“饶书记当家家家饶”，但是他的性格是确实刻板古怪了些。）
没了言笑不禁、威望卓著的陈毅老总在中间协调关系，饶漱石只能拿权力硬压山东的干部们，在新成立的华东局内部大搞路线斗争，排挤以黎玉、许世友等为代表的山东老八路政工干部和将帅，粟裕作为饶漱石的老下级、华中系军方的代表，山东老八路们靠边站，粟裕上位，怎么可能受山东将帅们的待见？
更何况，不论粟裕在苏北打的到底怎么样，被国民党军推进山东是事实，虽然江苏的一系列战役是常公精锐尽出，让当时的山东野战军挨第一拳也未必扛得住，但是不管怎样，粟裕就是没打赢，后来到宿北和鲁南两仗，山东野战军上场，同样是在粟裕的指挥下，出手就是两个大的歼灭战，山东部队本来就骄横，这下更是看不上华中的部队和干部。
再到后来，济南战役，粟裕在第一次曲阜会议上估计是要打20天到一个月，还因为豫东会战打残了华野主力，无力阻援而十分头疼。结果老毛钦点许世友出马，山东兵团跟吃了药一样，8天就把王耀武安排了。
只能说，敌我双方都严重低估了山东兵团的战斗力，后来毛主席开玩笑说，他和蒋介石都没想到，济南战役能打这么快。
（居然还有人说济南城打快了是许和尚不听指挥，害的粟总没能打援，我都笑了。打快了你也骂，打慢了你也骂。速取济南是中央军委的决策。7月16日电报就拍给许谭：你们（许谭）……攻克兖州又歼八十四师，甚好甚慰。望鼓励士气，于尽可能短促时间完成对济南之包围，并乘胜夺取济南。如果可能，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济南。）
最后许谭兵团花了8天时间，圆满完成任务。抗命速攻导致打援失败？不存在的。
诚然，军事斗争的胜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至少在华东野战军内部的山东指战员眼中，华中系的部队在战场上没能证明自己。
再加上饶漱石大批“富农路线”，针对山东干部搞斗争，搞得山东和华中两个地区的军政干部对立情绪很强。也就是黎玉为代表的山东政工干部们识大体顾大局，忍辱负重，才维持了华东局的团结。
后来饶漱石翻车，党史军史淡化这位华东一把手，也难怪大家会觉得陈毅、粟裕、许世友等将帅之间的矛盾来的没道理。
只能说，饶漱石真的是坑粟裕不手软啊2333
一旦讨论到粟许矛盾，就又要往军事才能这种品评人物的倒胃月经话题上扯，有意思吗？粟裕的军事才能没有人否认，加上大佬们赏识，军功也够，升得快就升得快呗，在其位谋其政，要是华野永远都像宿北鲁南战役和孟良崮战役那样胜利下去，粟裕的威望也就很快打出来了，可是南麻临朐，打的那是一套啥？
南麻临朐两战的失败，不仅导致华野2、6、7、9纵的重大损失，更导致沂蒙山根据地失守，华野丧失了从胶济线西段邀击国民党军侧背的能力，只能以疲兵在胶东地区苦苦抵抗国民党军的重兵攻击矛头，导致整个山东根据地受到重大破坏。山东部队能对你粟总没意见？为将者的威信是靠胜利积累起来的。职务高只能保证下级在工作上服从你，我党我军是有组织纪律的人民武装，不会因私废公。在私人关系上恐怕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不爱扯南麻临朐这档子烂仗，只要一提，就好像我看不上粟裕的军事才能一样，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胜败乃兵家常事，这很正常。更何况华野是站在敌我力量对比变化最前线的队伍，打的也都是最难的仗，粟裕是我党高级将领中军事才能相当出众的一位，不客气的说，山东诸将无一人能与他相比。（小声逼逼一句，许世友在山东诸将中能当老大，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资格最老，脾气最横，所以成了这帮刺儿头的老大哥）。
但是私人关系就不好说了，人都有主观性，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局限之下很容易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尤其是军人们，争强好胜更是本性。要论打仗，我说实在的陈老总水平也就那样，但是没有陈老总在华野镇着，华野根本玩不转。为什么？资历老，性格好，能跟属下打成一片。到哪里都能充当协调者和润滑剂。更何况你粟郎又不是跟一个下级关系不好……难道你能说韦国清、宋时轮、许世友、王建安、陈士榘这些纵队司令们清一色都是嫉贤妒能？
至于济南战役之后许和尚脱离野战军序列去养病，我倒觉得没什么不对，一来身体确实不好，在济南战役之前就已经脱离一线工作，二来许和尚无法无天也不是一日了，跟顶头上司搞这么僵，你不挪窝难道让粟裕挪窝？真把党的组织工作当成人际关系和稀泥了？三来，许和尚也没闲着，青即战役政治军事手段并用，驱逐青岛的美军；组织长岛登陆作战等等。仍然在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相反，我认为华东野战军诸将领之间关系已经很不错了。
毕竟合伙生意，关系再好能好到哪里去？现实中合伙生意做到友尽猜忌，散伙如仇家的例子还少么。相反，合伙生意一大禁忌就是找朋友合伙，私人关系越好越不能做合伙生意。
但凡多股力力量整合为一支队伍，总会产生不愉快的。
出资各方的话语权，利益分歧，行为风格差异，认知差异——这些分歧因素与统一协调指挥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组基本矛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说想处好关系就能处好的。
百色起义时的李明瑞，之前是桂系将领，起义时担任总指挥，到达苏区后被错杀了。
长征时期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原红七军团的军团长寻淮州失去军团指挥权，把一支善于打正规战和另一只善于游击战的部队强行合编，直接导致后来谭家桥兵败和怀玉山兵败。
长征过草地时的红四方面军，某些人很干脆的连合伙生意都不想合伙，直接就分家了。
早期的新四军由南方各省游击队整编而成，其中力量最大的高敬亭被错杀。
还是新四军，39年出现发展方向分歧，一部分意见要向江北发展，一部分坚持在划定防区内行动，结果分出了一个江北指挥部。
又是新四军，叶挺和项英不合，在皖南事变中因此造成灾难性后果。
综合来看，合伙生意就是难做。送一部分人先去见马克思，或者一起结伴去见马克思都是正常操作。这也不是共军一家的问题，纵向看历史上有张耳,陈余。横向看国军的处理更差，比如桂系和蒋系的合作斗争，桂系就特变擅长逼蒋下野。
反观华东野战军，山东和江苏两支作战风格非常不同的部队仓促合并，合并后一没有送部分人先去见马克思，二没有临阵换帅，三没有拆家散伙分头去见马克思。应当说作为一个强行合并的整体，他们已经用最大的诚意处理了相互之间的矛盾的。而如果考虑其战绩，则应当是人与人之间互信的正面案例：
共军之所以能将众人团结在一起，依靠的不是私人关系。
林粟都是“暂时民主”，“临时自由”的杰作。
在我们这个垂直体系的官僚主义文明体系里，偶一得见的灵光乍现，会戏剧化地成为对手非线性崩溃的明斯基事件。
看下资历，粟在红军时期是军团参谋长，抗战初期是副旅级干部。和许的级别一样。过来就指挥许，能关系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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