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三十年战争为什么会发生,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什么影响?

回答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欧洲历史上一次极其惨烈、影响深远的宗教战争,它更是集政治、宗教、经济和权力斗争于一体的复杂冲突。要理解这场战争,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其发生根源、演变过程以及对后世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

三十年战争的发生:多重矛盾的引爆

三十年战争的爆发并非单一原因,而是长期以来欧洲政治、宗教和经济矛盾积累的总爆发。

1. 宗教矛盾的根源:条顿堡森林的阴影与宗教改革的余波

《奥格斯堡和约》的脆弱性: 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虽然确立了“教随国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的原则,允许各邦君选择天主教或新教作为其领地的官方宗教,但这只是一个勉强的妥协。和约并未解决所有宗教问题:
喀尔文宗的地位未定: 和约只承认路德宗,未将当时在欧洲广泛传播的喀尔文宗纳入保护范围。这导致了许多喀尔文宗的统治者和地区感到被排斥和不公平。
“教会财产世俗化”的争议: 和约规定1552年后由教会转为世俗统治者手中的教会财产不得归还教会。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天主教试图收回部分财产,而新教君主则将其视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双方矛盾不断激化。
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分裂加剧: 德国各邦内部以及不同邦国之间,天主教和新教势力犬牙交错,相互猜忌和敌对情绪日益增长。

天主教的复兴(反宗教改革): 耶稣会等天主教的改革力量在欧洲各地积极活动,试图挽回失地,并向新教地区渗透。这使得新教国家和地区感到警惕和威胁。

2. 政治矛盾的激化:欧洲权力格局的重塑与哈布斯堡家族的野心

神圣罗马帝国的虚弱与分裂: 名义上存在但权力分散的神圣罗马帝国,其皇帝(通常由哈布斯堡家族担任)希望加强中央集权,恢复帝国在中欧的统治力。然而,帝国境内的诸多诸侯国,特别是新教诸侯,则极力维护自身的自治权,反对皇权扩张。这构成了帝国皇帝与诸侯之间的根本性矛盾。
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危机: 统治西班牙、奥地利、波西米亚、匈牙利等地的哈布斯堡家族,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家族。他们试图利用宗教问题来巩固和扩张其在中欧和西欧的势力。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是同一家族的分支,他们之间相互支持,形成了强大的“哈布斯堡联盟”,这引起了法国等欧洲其他大国的警惕。
法国的战略焦虑: 作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法国长期以来被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所包围(西班牙在南,奥地利在东)。尽管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但为了遏制哈布斯堡家族的扩张,并为法国在中欧赢得战略空间,法国的历代君主(尤其是黎塞留枢机主教)采取了“以外交和金钱支持新教国家”的策略,将政治利益置于宗教认同之上。

3. 经济和社会因素:争夺资源与地区冲突

贸易路线和经济利益的争夺: 欧洲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争夺贸易路线和经济利益也是冲突的潜在因素。
雇佣兵制度下的破坏: 当时欧洲军队多为雇佣兵,战争的持续使得他们为了生存和获取利益而进行掠夺和破坏,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

三十年战争的演变过程:从区域性宗教冲突到欧洲大战

三十年战争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导火索和主要参战方。

第一阶段:波西米亚普法尔茨战争(16181625)

导火索:布拉格窗户事件(1618年5月23日)。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试图恢复天主教在波西米亚的统治地位,废除了之前保护新教徒的《皇家敕令》,并开始限制新教徒的政治权利。波西米亚新教贵族对此极为不满,他们于1618年5月23日闯入布拉格城堡,将三位皇帝代表扔出窗外(幸运的是三人都幸免于难)。这次事件标志着波西米亚反抗的开始,也拉开了三十年战争的序幕。
波西米亚起义: 波西米亚新教徒宣布废黜斐迪南二世,推举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一位喀尔文宗信徒)为波西米亚国王。
帝国干预与天主教胜利: 斐迪南二世得到了西班牙和罗马教皇的支持,同时集结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天主教诸侯军队,并雇佣了提利伯爵(Count Tilly)指挥的“天主教联盟”军队。1620年,在白山战役(Battle of White Mountain)中,皇帝军队大败波西米亚起义军,腓特烈五世逃亡。波西米亚的新教贵族遭到严厉镇压,许多人被处死,天主教重新确立了统治。
普法尔茨的沦陷: 皇帝军队随后进攻普法尔茨,腓特烈五世被剥夺了选帝侯的资格,该资格被转交给了另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公爵。这进一步加剧了新教诸侯对皇帝的不满。

第二阶段:丹麦战争(16251629)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介入: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一位路德宗信徒)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北部的一些诸侯的领主。出于对哈布斯堡家族日益增长的力量的担忧,以及希望扩大丹麦在德意志北部的影响力,他在英格兰、荷兰和法国的支持下,于1625年出兵干预。
华伦斯坦的崛起: 皇帝为应对战争,任命波西米亚贵族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为帝国军队的总司令。华伦斯坦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通过招募大批雇佣兵,并依靠掠夺来维持军队,迅速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帝国军队。
丹麦的失败: 尽管克里斯蒂安四世有战争经验,但面对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华伦斯坦军队,丹麦军队屡战屡败。1626年的德绍桥战役和1629年的卢特战役,丹麦军队遭受重创。
《基尔和约》: 1629年,克里斯蒂安四世被迫签署《基尔和约》,同意退出战争,并放弃了在德意志北部的部分领土。
《归还敕令》(Edict of Restitution): 丹麦的失败使得皇帝斐迪南二世权力达到顶峰。1629年,他颁布了《归还敕令》,要求将自1552年以来被新教教会占有的所有教会财产归还给天主教会。这一法令极大地激怒了新教诸侯和许多公国,使他们对皇帝的猜忌和敌意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三阶段:瑞典战争(16301635)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介入: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改革家和政治家。他也是一位虔诚的路德宗信徒,深感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化以及哈布斯堡家族的扩张威胁着北欧的宗教和政治平衡。在法国首相黎塞留的支持(提供大量金钱援助)下,古斯塔夫于1630年率领精锐的瑞典军队登陆德意志北部,宣称要保护新教的权利。
瑞典的辉煌: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以其创新的战术(例如改进的火炮运用、更灵活的步兵和骑兵配合)和高昂的士气,使得瑞典军队势不可挡。他在布赖滕费尔德战役(Battle of Breitenfeld, 1631)中,以少胜多,击溃了提利伯爵的帝国军队,为瑞典军队在中德意志打开了局面。随后,瑞典军队一路南下,攻占了许多重要城市,包括法兰克福和慕尼黑。
帝国军队的重组与华伦斯坦的死亡: 面对瑞典的强大攻势,皇帝斐迪南二世不得不重新倚重华伦斯坦。华伦斯坦重新集结了一支军队,并在1632年的吕岑战役(Battle of Lützen)中与瑞典军队展开决战。这场战役是三十年战争中最血腥的战役之一,瑞典军队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却在此战中牺牲。古斯塔夫的牺牲对瑞典军队造成了重大打击,但也未能挽回皇帝的颓势。
皇帝军队的失利与法国的外交: 华伦斯坦因与皇帝在战略和权力上的分歧,逐渐失去了皇帝的信任。1634年,华伦斯坦被皇帝秘密逮捕并处死。华伦斯坦的死对皇帝军队是一个沉重打击。同年,在讷德林根战役(Battle of Nördlingen)中,帝国军队和西班牙援军联手击败了瑞典军队,瑞典的优势地位受到削弱。
《布拉格和约》(1635): 为了弥合与德意志诸侯的分歧,皇帝斐迪南二世与大部分德意志诸侯签署了《布拉格和约》。该和约取消了《归还敕令》,允许喀尔文宗的地位,并将战争的期限延长至1654年。然而,这场和约未能解决与外国干预的根本矛盾。

第四阶段:法国瑞典战争(16351648)

法国正式参战: 尽管法国一直通过资助新教国家间接参与战争,但随着瑞典在讷德林根战役中失利,以及《布拉格和约》的签订,法国认为其遏制哈布斯堡家族的战略受到了威胁。1635年,在黎塞留的推动下,法国正式向神圣罗马帝国宣战,加入了瑞典一方,与哈布斯堡家族进行直接对抗。
战争的全面化和残酷化: 法国和瑞典的加入,使这场战争的性质从一场宗教战争转变为一场欧洲列强争夺霸权的政治战争。战争的战场遍及欧洲各地,法国、瑞典、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荷兰、丹麦等国纷纷卷入其中,形成了复杂的联盟和对抗关系。战争的残酷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军队的掠夺、屠杀和疾病导致了许多地区人口锐减,经济凋敝。
漫长的谈判与最终的和平: 随着战争的持续,参战各方都疲惫不堪,但由于各方利益纠葛,战争的结束过程非常漫长。谈判在多个地点举行,其中以德国明斯特(Münster)和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的谈判最为重要。经过长达五年的谈判,各方终于在1648年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三十年战争的影响:重塑欧洲秩序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但这场战争对欧洲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 宗教和政治格局的重塑

宗教宽容的兴起: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教随国定”原则的进一步延伸,承认喀尔文宗的合法地位,并对宗教的容忍度有所提高。虽然宗教冲突并未完全消失,但它不再是欧洲政治的核心驱动力。国家主权和政治利益逐渐取代了宗教信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考量。
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与主权的確立: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作为统一政治实体的彻底衰落。帝国境内的大多数邦国获得了高度的自治权,甚至可以与外国订立盟约,这实际上摧毁了皇帝的中央集权。同时,和约的签订也巩固了欧洲各国国家主权的概念,国家不再是上帝的代理人,而是拥有独立自主权的主权实体。
哈布斯堡家族的挫败: 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哈布斯堡家族(包括西班牙和奥地利)试图统治欧洲的野心破灭。西班牙的势力进一步衰落,而奥地利虽然得以保留,但其在中欧的影响力也受到了限制。
新兴强国的崛起:
法国: 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在战争中的战略运用使其获得了重要的战略利益,奠定了其在17世纪中后期欧洲霸主的地位。
瑞典: 在战争中崛起为北欧强国,并在波罗的海地区获得了重要的领土和影响力。
荷兰: 在战争中最终获得了西班牙的独立承认,成为海上贸易和金融的重要中心。
瑞士: 在战争结束后,其独立地位得到了国际承认。

2. 对战争性质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确立: 法国首相黎塞留所代表的政治现实主义在此次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国家的利益,法国不惜牺牲宗教认同,与新教国家结盟对抗同为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这标志着“国家利益”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驱动力,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
国际法和外交的初步发展: 长期的战争和复杂的谈判过程,促进了国际法和外交原则的发展。各国开始更加重视通过谈判和条约来解决争端,而非仅仅依靠武力。
战争的残酷性与人口损失: 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之一。据估计,德意志地区的人口损失高达25%40%,一些地区甚至高达70%。战争带来的饥荒、疾病和大规模的屠杀对欧洲社会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3. 对后世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民族国家的形成: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原则,为后来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各国开始更加注重维护自身的边界和独立性。
世俗化进程的加速: 宗教在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逐渐减弱,世俗化进程得到加速。国家权力凌驾于宗教权威之上,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
欧洲权力平衡的形成: 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平衡。这种平衡体系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洲的历史走向。
对殖民主义的影响: 欧洲各国在经历三十年战争后,虽然饱受创伤,但其国家机器和军事力量得到了发展和强化,为日后更积极的海外殖民扩张提供了基础。

总而言之,三十年战争是一场由宗教矛盾、政治野心和经济利益交织而成的、对欧洲历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冲突。它不仅重塑了欧洲的政治和宗教版图,更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国家主权和世俗化进程,为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石。这场战争的惨烈教训,也使得欧洲在长期的探索中,逐步走向了更加理性、注重合作的外交模式。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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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的起因应该分两个方面来看待,一方面是它作为15th以来的欧洲争霸的延续(从反法包围圈到哈布斯堡-瓦卢瓦争霸),另一方面则是帝国内部问题的积蓄

帝国内部问题的积蓄,查尔斯@牧濑红莉栖已经讲到了,当然要是能够把从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和解政策到之后哈布斯堡家族内部在统治方式上的冲突再展开一下就好了,这方面的话商务馆的四卷八本的《德意志史》有讨论,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第二卷上册。

我在这里就谈一下三十年战争作为欧陆争霸延续的一面,我暂时就以亨利二世的政策作为起点吧。

法王亨利二世延续了他父亲的争霸政策,同时由于他个人的遭遇,他对于查理五世的仇恨或许要更加深刻,亨利二世恢复了与德意志新教诸侯的关系,签订了《尚博德条约》,夺取了梅斯、图勒和凡尔登,从金钱和军事两方面支援了施马卡尔登同盟,而同样的,德意志的新教诸侯也视他为保护者,承认亨利二世对在低地和莱茵兰的罗曼语地区的统治(当然,这些地区中的大部分还在查理五世手里)。亨利二世本人在宣传上也与查理五世针锋相对,查理五世设计的格言是plus ultra(走得更远),亨利二世设计的格言则是Donec Totum Impleat Orbem(止于充塞宇内,这两句格言的翻译均取自《企鹅欧洲史基督教欧洲的巨变》一卷),查理五世重拾中世纪的皇帝-教宗双头理论,亨利二世则宣称自己作为“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法王的这个称呼源自加洛林朝,在13-15th逐渐与法王绑定)是教会的改革者,要重整腐朽的教会。亨利二世本人的标志是新月(我估计又有人要展开联想了,先打个预防针:新月这个标志一直是在欧洲广泛使用的标志。你可以在不少城市的纹章上头找到,而且此时奥斯曼的标志是星月不是新月,新月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符号是更复杂和更靠后的事情),象征着事物的兴衰轮替,教会也一样。

亨利二世的宫廷提出了一个仅次于腓力四世时期的《论圣地的收复》的宏大方案,法王的目标将是建立一个包括低地和莱茵兰的“新帝国”(注意这里强调的是法兰克而不是罗马),而且要让这里的城市和诸侯自由地加入这个共同体,而法王将成为日耳曼人(这里专指德意志地区的群体,法王作为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相区隔)自由的守护者。

显然,我们可以在日后法国的东部政策中无数次看到这个方案的体现。

由于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和解政策(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是著名的新教同情者,为此查理五世一度试图剥夺他侄子的继承权),德意志地区的宗教冲突得到了一定的缓和,而法国内部的宗教冲突演变而来的长期内战也影响了法国在东部施加影响力的能力。

但是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远不是终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温和的路德宗、相对极端的加尔文宗和天主教之间的相互冲突进一步激化。同时随着欧洲局势的进一步洗牌,亨利四世成为了新教徒的庇护者,而高卢的赫拉克勒斯(这个意象的运用其实也是始于亨利二世)作为杰出的军事统帅,显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1602年法国以每年120万利弗尔的代价获得了瑞士的军事通行权,1603年英法重申同盟关系,1607年法国开始每年支援荷兰200万利弗尔以支持荷兰与西班牙的斗争,1609年英法联姻,法丹同盟,法瑞同盟成立,1610年随着《布吕索尔和约》的签订,萨伏伊以三十万利弗尔的年金也加入了与法国的同盟。到1610,这个反哈布斯堡的包围圈已经基本上成型了。

1609年的于利希继承危机为大战提供了导火索。克莱弗和于利希的约翰威廉公爵事后家族绝嗣,这一联合领地的继承问题立刻成为了各方的焦点,萨克森、勃兰登堡和普法尔茨都提出了继承要求,而皇帝也企图获取这里,他意图通过支持萨克森选帝侯+领土交换来获得于利希。而皇帝为了行使监管权派军队进入于利希更是引发了各方的强烈不满,勃兰登堡和普法尔茨立刻组织了一个新教同盟并把法国和尼德兰给拉了进来,亨利四世正想要对付哈布斯堡家族,于是一拍即合。按照亨利四世的战争计划,他的主力部队和尼德兰、英格兰的联军将由他亲自率领从香槟进入于利希直接面对帝国军队的主力,意大利方面的军队将有威尼斯和萨伏伊配合威胁哈布斯堡的意大利盟友和领地,第三支部队则将部署于法西边境。布鲁塞尔方面为了阻止亨利四世的战争甚至都开始想要采取刺杀的手段了,不过这个时候,拉亚瓦克作为谁都料想不到的黑天鹅冒了出来,刺杀了亨利四世,而主少国疑的法国自然没法执行这样的战争计划,一场大战就此消弭于无形。

从于利希危机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此时的冲突和力量格局,西欧已经是半个火药桶了,欠缺的只是有人来点燃导火索。当然,于利希继承危机中的宗教要素还不明显,如果在此时开战相比于日后蝗虫过境的宗教战争是否对德意志地区更有利呢?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ps:另外提一点,在1621年之前法国并没有介入帝国的宗教冲突的计划,但是西班牙重启对尼德兰战端和西班牙进入莱茵兰使得法国感受到了威胁,从而决定重建新教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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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多人都会把三十年战争起因完全归于神圣罗马帝国,而忽视波西米亚新教起义领袖图恩在从中的作用或者是三十年战争爆发的必然性这点来说至少从客观上来看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先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蒂亚斯对于1618年“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的态度来看,(虽说皇帝代表团的皇家总督马丁尼茨、斯拉瓦塔和其机要秘书法布里齐乌斯确实行为可憎)仍保持着克制态度,甚至还一度在枢密院主导人物—梅尔希奥.克列谢尔的调节下与图恩和威廉.冯.鲁帕的督政团谈判。

波西米亚新教起义领导人—马蒂亚斯.图恩伯爵


再从战争起因来看,在马蒂亚斯与图恩极鲁帕的临时督政团谈判过程中,图恩却在这时间段秘密扩军备战,图恩此行为遭到了刚加冕为波西米亚国王,狂热的天主教徒—斐迪南大公(之后的斐迪南二世)的注意,斐迪南和西班牙支系等主战派的认为实施军事解决的方式已经到来,但遭到了马蒂亚斯和克列谢尔主和派的压制,但由于之后图恩对波西米亚境内天主教徒采取严厉措施,所有教士被驱逐出境,新教贵族下信仰天主教的农民也被要求强制皈依新教,随着受到图恩派迫害的大批天主教难民流入奥地利,这就导致了以斐迪南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同时斐迪南也令宫廷财务属长罗伊那逮捕了克列谢尔押往蒂罗尔关押,并没收其丰厚的财产准备用来支付之后平叛的战争支出费用。


被称为“副皇帝”的帝国枢密院主管—梅尔希奥.克列谢尔

之后随着马蒂亚斯于1619年去世之后,由于本身由于近亲通婚的缘故,没有子嗣,所以斐迪南继位图恩率领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起义军也准备开近下奥地利,这时虽然有施塔海姆贝格伯爵与托恩拉德尔男爵率领的下奥地利新教代表团向斐迪南情愿换取与波西米亚的合约,但所有要求被斐迪南强硬回绝,随着波西米亚推举了之后在白山战役惨败与蒂利伯爵手下的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为波西米亚国王之后,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就此开启,(PS:其实对于之后黎塞留嗦使克里斯蒂安四世开战和对于雷根斯堡议会算计华伦斯坦的事就不做展开了)

至于影响方面,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帝国内部的对立情况已经非常严重,而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时期就以确立的通过代议制来妄图阻止地方独立和依治分权管理的想法也无疾而终,虽然从施马尔卡登同盟成立之时就早已有此预见,但帝国内部的分裂已经不能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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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丰臣秀吉死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权力真空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尤其是德川家康和以石田三成为首的丰臣政权旧臣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最终,这份潜藏的危机在关原爆发,演变成了一场决定日本未来走向的大战。这场战役的胜负,不仅决定了德川家康能否顺利掌握大权,也深刻影响了日本此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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