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崇祯遗言？
首先，我们得明白崇祯皇帝所处的历史背景。他继承的是一个积重难返的帝国，内部有党争的腐蚀，宦官的专权，农民起义的烽火，外部有满清虎视眈眈。他本人也非庸主，勤政刻苦，试图改革，但积弊太深，非一人之力所能挽回。在这样的绝境下，他的遗言，自然带上了沉重的个人色彩和时代的烙印。
遗言的核心，往往围绕着“罪己”与“托孤”两个方面。
“罪己”，是他作为末代皇帝，无法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这种责任感和自责是难以避免的。他会反思自己是否哪里做得不够好，是否辜负了祖宗的嘱托，是否对不起天下的百姓。这种“罪己”并非简单的推卸责任，更多的是一种对命运的无奈和对自己能力的怀疑。他可能觉得自己勤政爱民，宵衣旰食，但为何最终还是落得如此下场？这种困惑和不甘，也体现在遗言中。
“托孤”，是他对幸存下来的皇室子女的牵挂。在国破家亡的时刻，最让他放心不下的，莫过于自己的妻儿。他可能会叮嘱他们如何在乱世中生存，如何保全性命，如何不要对复兴大明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以活下去为首要目标。这种舐犊情深，在遗言中会显得尤为真挚和令人动容。他甚至可能还在考虑如何安排他们的后事，如何将他们托付给忠心耿耿的大臣，哪怕这些人也身处险境。
除了这两点，崇祯遗言往往还会包含对“奸臣”的控诉，对“百姓”的怜悯，以及对“后金”（满清）的愤怒。
对“奸臣”的控诉：在崇祯看来，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阳奉阴违、掣肘他的朝臣。他可能会列举一些具体的人物，痛斥他们的卖国求荣，他们的党同伐异，他们的不忠不义，认为正是这些人的贪婪和短视，加速了大明的灭亡。这种指控，既有对个人政治斗争失利的宣泄，也有对整个官僚集团腐败的痛恨。
对“百姓”的怜悯：尽管他无法拯救他们，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可能还会为百姓的疾苦感到痛心。他或许会说，自己已经尽力了，但最终还是让百姓陷入了战乱和饥荒之中，他对此深感愧疚。这种怜悯，也是他作为皇帝的天职，即使在大厦将倾之际，也未完全丧失。
对“后金”的愤怒：对于导致他帝国覆灭的外部敌人，崇祯自然充满愤怒。他可能会谴责他们的野蛮和侵略，诅咒他们的得逞。然而，在这种愤怒的背后，或许也隐藏着一种无力感，一种对昔日荣光的眷恋，以及对一个强大王朝的消逝的悲伤。
从语言风格上来说，崇祯的遗言，因为是紧急情况下的创作，所以不会像经过精心雕琢的文辞那样华丽。它更可能是一种直抒胸臆、情真意切的表达，充满了急促、绝望和悲怆的情感。可能不会有太多修饰的词汇，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绝望和不甘，却能穿透历史的尘埃，直击人心。
例如，他可能会说“朕非亡国之君，实乃亡国之臣”之类的话，这是一种极端的自我否定，但同时也包含着一种复杂的心理——他觉得自己的能力被环境所限，被奸臣所害，所以他宁愿背负“亡国之臣”的名号，也不愿承认自己是“亡国之君”。这种辩白，与其说是为自己开脱，不如说是他个人精神世界崩溃前的最后一声呐喊。
总而言之，看待崇祯遗言，需要将其置于明末那个风雨飘摇的历史大背景下，理解他作为末代皇帝的个人悲剧，以及他所面临的政治、军事、社会等多重困境。这篇遗言，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是一个王朝覆灭的挽歌，也是一个人的生命绝唱。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皇帝在绝境中的挣扎、痛苦、不甘与留恋，也让我们对历史的进程有了更深刻的体悟——一个王朝的兴衰，从来都不是由某一个人，而是由无数个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崇祯的遗言，正是这些复杂因素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的最直接、最原始的印记。
网友意见
经过多手演义与和谐的“崇祯遗言”，诚如@孔鲤 和@温体仁 所说，很大程度上是后人附会之词；人都死了，国也亡了，后人怎么说、怎么传、怎么写都行——因为不再有质证的可能了。
我以为，充满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插上了充分且合理的想象的翅膀的“遗言”的诸多版本，事实上也是汉族文人对于逝去的国度的一曲离骚。皇帝朱由检的遗诏的散佚以及太子朱慈烺的死亡，以及清军风卷残云一般的对整个国家的征服，使得这个定都北京的古老帝国最终逐渐失去了延续下去的合法性。无论是北地遗民还是南地仍在抗争的文人，都将自己对大明国的追悼或是仍然抱有的一丝希望写进了他们所编纂的“史实”里面，将自己对过往王朝的总结，假托已经死亡的皇帝之口留给后人。
我们已经可以知道，传世的所谓“崇祯遗言”，大多都是版本不同的“谣言”或者“道听途说”。这些版本不同的所谓“遗言”，散见于后世文人所著的正史书籍或是笔记小说当中，而作者也大多是曾在明朝任职，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又转而在清朝任职的文官。他们对于崇祯“遗言”的想象，可以说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对于遗言的想象，也带有很浓厚的文官视角。也就是说，事实上这份“遗言”，虽然不能说每一个字都是思宗所留，却可以百分百保证，是文官对于明朝社稷、国家政治及皇帝作为的带有自我立场的看法。
我们以目前来看最长的一个版本，冯梦龙《甲申纪闻》当中的版本来进行解剖。
朕在位十有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致虏陷内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
一、薄德匪躬，上邀天罪。
薄德，即无甚德行；匪躬，即不为自身。皇帝作为天命之子，做得好了上天有赏，做不好了自然上天降罪。这既是文官对于皇权的看法，也是历代皇帝对于自己地位的看法。一旦国家出现了什么问题，皇帝作为一国元首，是要承担最大的责任的；毕竟文官不管再怎么才能通天也只是一个“人”，而皇帝无论在怎么愚蠢昏庸也终究是一个皇帝——天然比人要更加有能力、有责任和有德行。所以，在文官的眼中，亡国的首要责任必然是要背负在皇帝身上的：因为你天生就是皇帝啊；你天生就应该干好。我可以给你提个醒，但做事都得你去做，积德也都是你自己积。天下盛平了，军功章有我一半；亡国了的话，责任你也应该占它个90%吧？
我想，一个十七年内六下罪己诏的皇帝，在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应当是这么想的——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二、诸臣误朕。
诸臣误朕这个梗，可谓是被传播得最广的“崇祯遗言”要素。只此四个字，便点出了崇祯朝十七年来的纷然乱局，也是许多专家学者及明史爱好者所认为的崇祯亡国的根本原因之一——党争。
明代党争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成化、弘治年间；其规模在嘉靖后期开始逐步扩大。万历中后期的怠政给了文官以更大的发展空间，以至于党争到了万历末期、天启初期的时候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东林党和浙党不舍昼夜地互喷，文官阵营的分裂也从客观上使得宦官与皇帝变得更加亲密。加上天启皇帝朱由校是一个沉迷游戏的少年，大事不管，全都甩手给宦官去做，而文官之间忙着撕逼，宦官自然就成为了整个国家最靠谱的行政人员，也无怪乎阉党专政。
而当天启驾崩、崇祯初登大统的时候，有两条路摆在崇祯的面前。一是延续天启年阉党专政的局面，继续重用魏忠贤；另一则是坚决铲除阉党。在天启年间，为了得势，浙党一直在向阉党靠拢，这也将东林党暴露在了抗击阉党的第一线。天启皇帝驾崩、崇祯皇帝登基之后，东林党以受害者及忠臣的双重身份向崇祯表明忠心，坚决支持打击阉党。况且，在民间似乎也有对于阉党不满的声音；加之阉党手中权力过大，几乎盖主，朱由检并非太子出身，也是庶出；朱由校尚且被阉党架空，朱由校自然会害怕自己也被阉党架空，从而成为一个傀儡皇帝。对于权力怀有极大渴望的朱由检于是选择了铲除阉党。
然而魏忠贤倒了之后，局面却没有像朱由检所希望的那样清明起来。东林党人跳出来支持朱由检倒魏，不过是为了借机上位而已。事实证明，东林党人当政之后，崇祯朝越来越乱；一开始还只是上行下不效，到了后来都开始睁眼说瞎话，欺君罔上随口就来，朱由检彻底失去了对朝政的控制。
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弱，朱由检心里也越来越急；他做不了别的，只能不停换首辅。崇祯五十相，堪比战后日本换首相的乱局，也成为了各种党派的角斗场。所有人都只想着踩着别人的肩膀够到更高的利益，而崇祯老是换人的习惯也让大家知道了反正我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呆的太久，赶紧捞一票就走——谁还会为家国长久之计着想呢？
“诸臣误朕”是没有错的，但这个原因只排在第二位——因为文人们都看得很清楚，这种乱局，只是源于崇祯最开始自己闷声作的大死。
三、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是的，到这个地步，崇祯确实没有面目见祖宗了。虽然总有学者说明亡于万历、明亡于嘉靖、甚至明亡于正德（我了个大槽正德怎么你了你干嘛不说明亡于洪武啊真是的），但事实上，我倒是认为，明亡于崇祯。
诚然，明朝中后期，财政趋于崩溃，政治体制也出现了很大的弊端；但是，天启皇帝朱由校所留下的，算不上是一个烂摊子。众所周知，明朝最大的问题在于税收，大量皇家、官家的庄田是不上税的，不断兼并土地的士绅也是不上税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集中（许多人将其视作资本主义萌芽），士绅的所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大，不上税的收入越来越多。一方面江南地区巨贾富可敌国，另一方面财政收入不断萎缩。在万历、天启两朝，事实上是有意扭转这种局面的。万历征矿税是一例，而魏忠贤向士绅开刀、向他们征税，虽被后世写作是荒暴无道、篡逆作乱的罪证之一，却毫无疑问地为天启的内帑补充了大量的资金，也是一例。倘若崇祯在登基之后，能够意识到财政的极大问题，哪怕铲掉了阉党，自己去设立税收机构没准也有救；但崇祯却气急了眼，铲掉了阉党，砍掉了阉党带来的弊端，却也铲掉了阉党带来的利益。国破之日，农民军没有从国库里搜刮到太多财宝，却发现京内达官贵人的府中金银成山——只能说，这真是自己在作死。
就不说太祖、成祖了，就说崇祯自己的亲曾曾祖父嘉靖、曾祖父隆庆和祖父万历，哪个不是虽然有自己的爱好但仍然手上算盘打得噼啪响、自己的钱袋响当当的？亏空喊了几十年，但从嘉靖到万历，甚至于到天启，哪一年因为没钱而出了问题了？算账收钱这一门兴王府留下来的祖传手艺到朱由检这里失了传，这真是没有脸去见祖宗了。
四、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
小时候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真是眼泪都流下来了。即便是现在再看到这句话，仍然是鼻子一酸。结合@温体仁 君在答案中所引过的《国难睹记》当中另一版本的“遗言”，
左衿上书“大明皇帝”四字，右衿上有血书数语云：“只因失守封疆，无颜冠履正寝。朕之骤失天下，皆因贪官污吏，平时隳坏，宜尽行诛戮”等语。
当中所说的“杀贪官、诛污吏”之语，活脱脱是朱由检本人的写照。
如果我们尽信史料的话，我们便会发现，崇祯皇帝朱由检是一个非常自相矛盾的皇帝。一方面，他躬亲勤政、大刀阔斧；而另一方面，却又用人多疑、寡断善变。他爱民，所以会下罪己诏；但同时又不信任自己的官员，因而就有了崇祯五十相。有时候我会禁不住想，崇祯究竟是识人呢还是不识人？究竟是勤政呢还是实际上在怠政？他究竟想不想南迁？他究竟想不想送太子出京？他究竟给朱纯臣写了些什么？这一切真的太难猜，因为崇祯的心思就像是女孩的心思你别猜。像是崇祯这样多样化的性格，别说我们这些隔了五百年的人了，就连当时的身边人也是猜不透的。
或许崇祯的确是一个不堪大用的君主。他没有能力去掌控朝廷、没有能力服众。他靠杀人立威，却没想到东林党是一群官痞，最不怕的就是你杀人。他想运筹帷幄，以为自己能决胜千里，却没想到各处都是一败涂地。崇祯即位的时候，手上虽不能说是一手好牌，但却不烂，好好打还是能行的；可是到了最后，在皇帝本人和东林党的闷声作死之下，大明国由内而外地溃烂了。流寇拿刀一捅，这具尸体便四分五裂。
当真是任贼分裂。
至于最后的“勿伤百姓一人”，我宁愿理解为孑遗的明朝文人对于国破的最后的悼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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