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曾国藩崇拜刘备，却学习曹操大肆屠城？
一、 崇拜刘备：仁德之士的精神标杆
首先，曾国藩对刘备的崇拜，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是表面功夫。在曾国藩的时代，一个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自然会对刘备身上所代表的“仁德”、“君子”形象产生天然的亲近感。
“仁德”的理想化形象： 刘备在传统史学中，被塑造成一位以“仁德”治天下、笼络人心、最终兴复汉室的典范。他的“爱民如子”、“三顾茅庐”求贤若渴、以及在危难关头不离不弃的精神，都符合儒家对于理想君主的最高期许。曾国藩作为一名以“整顿乾坤”、“挽救世道”为己任的官员，他内心深处渴望成为一个像刘备那样，能够得到民众拥戴、带领国家走向光明的领导者。
“君子”的道德楷模： 儒家强调“君子”之道，注重道德修养，追求“仁、义、礼、智、信”。刘备身上所展现出的君子风范，例如知恩图报（对关羽、张飞的义气）、知人善用（诸葛亮）、以及在困境中的坚韧不拔，都深深吸引了曾国藩。曾国藩一生都在追求“道德日进”，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君子，而刘备无疑是他学习的榜样。
“兴复”的历史情结： 刘备的终生事业是“兴复汉室”，这与曾国藩所处的晚清社会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晚清中国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运动更是对清朝统治构成了颠覆性的威胁。曾国藩肩负着“扑灭叛乱”、“保卫清朝”的重任，他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像刘备一样，在乱世之中找到一条“兴复”之路，重塑国家的秩序和尊严。
我们可以从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中找到他对刘备的推崇。他常常会引用刘备的典故，或者将自己的行为与刘备进行对比，以此来激励自己、规范自己。这种崇拜，更多的是一种对理想人格的向往，一种对“仁德”政治的追求。
二、 学习曹操：残酷战争下的现实选择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曾国藩所处的时代，远比三国时期更为动荡和血腥。他面对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规模空前、组织严密、并且带有强烈宗教狂热的农民起义。在这种背景下，仅仅依靠“仁德”的手段，是难以取得胜利的。
“剿灭”的现实需要： 曾国藩组建湘军，其首要任务是“剿灭”太平天国。在清朝政府看来，太平天国是一股“洪水猛兽”，必须彻底铲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军队需要强大的战斗力，而这种战斗力往往需要一种铁腕手段来维持和发挥。
“乱世用重典”的思维： 儒家思想并非没有“严刑峻法”的观念，尤其是在面对“乱臣贼子”、“匪患”时。“乱世用重典”是一种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治乱之道。曾国藩在处理湘军纪律、应对敌对势力时，也展现出过“严苛”的一面。
太平军的顽抗与“残暴”： 太平军在攻城掠地时，也并非完全采取仁政。在一些地方，他们也表现出了烧杀抢掠的行为。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时，面对的是高度组织化、且有时采取极端手段的敌人，他可能认为，要彻底击败这样的敌人，也需要采取更加强硬、甚至不惜代价的手段。
“屠城”的战略考量： 历史上，战争中的“屠城”行为，虽然惨无人道，但在古代军事战略中，有时也被视为一种震慑敌人的手段。通过对反抗者的严厉惩罚，可以瓦解敌人的斗志，阻止更多的民众参与反抗，从而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曾国藩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可能也出于这种战略考量，采取了极端的手段。例如，在攻克安庆、天京等关键城市时，为了彻底肃清太平军的残余势力，以及防止再次卷土重来，可能会采取一些残酷的措施。
三、 矛盾的根源：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那么，如何理解曾国藩这种“崇拜刘备”和“学习曹操”之间的矛盾呢？
理想与现实的割裂： 曾国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内心深处渴望成为一个仁德君子，一个能够拯救国家于危难的英雄。但同时，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所面临的敌人，都不是可以用简单的道德准则来衡量的。在理想的政治抱负和残酷的战争现实之间，他必须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往往会让他不得不采取一些不那么“君子”的手段。
“以义起家，以智创业，以狠成功”的逻辑： 有人这样评价曾国藩的治军之道。他起兵之初，强调的是“卫道”、“卫国”，这符合“仁德”的号召。在治军过程中，他注重以“义”来约束部下，但同时也要有“智”来谋划，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狠”来震慑和消灭敌人。这种“狠”，有时就体现在了残酷的战争手段上。
道德约束的局限性： 儒家思想固然是曾国藩思想的核心，但即使是儒家，在面对“不得不为”的战争时，也会有其局限性。曾国藩所面对的敌人，并非他理想中的“仁民”，而是他视为“叛逆”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他内心的道德天平可能会向“维护秩序”、“荡涤乱党”倾斜。
自我辩护与历史解读：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对“屠城”的指控，很多时候也是来自战争对手的污蔑，或者是在战后被敌对阵营所放大和利用。虽然不能完全否认曾国藩在战争中有过残酷的行为，但将其简单概括为“大肆屠城”，可能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曾国藩本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常常会经历内心的挣扎和辩白。
总结来说：
曾国藩崇拜刘备，是他内心深处对理想人格、仁德政治的向往，是他对自己作为一位士大夫、一位国家栋梁的道德期许。他希望自己能像刘备一样，以德服人，以仁立国。
然而，他学习曹操，或者说是在战争实践中采取了类似于曹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冷酷手段，则是他在面对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时，为了实现“剿灭叛乱”、“挽救社稷”的现实目标所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理想与现实碰撞的产物，是“乱世用重典”的思维在具体实践中的体现。
曾国藩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内忧外患之中，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决心，力挽狂澜，为晚清续命。他的复杂性，也恰恰体现在他身上所折射出的，一个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挣扎的政治家、军事家的多重面向。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标签化，而是需要更深入地理解他所处的时代、他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他内心深处那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
网友意见
曾国藩崇拜刘备，应该是拜《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所赐。
在这里，笔者简单评论一下曹操和曾国藩。自宋以来，曹操备受诋毁，但其人仍不失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就如鲁迅先生所说”至少是个英雄“。他平定天下，推行多种改革，重建了早已混乱不堪的政治秩序，恢复了中原地区的经济，整顿了社会风气，历史贡献是不容抹杀的。至于那个曾国藩，至今仍然被很多人斥为”汉奸刽子手“，建设性的工作没做多少（攻克天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被太平天国取缔的秦淮河风月场所），却热衷于屠戮同族平民，根本就是乏善可陈。他不敢起兵反清也就罢了，一味惧外媚外又作何解释？
曹魏政权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贡献：那就是有效化解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攻势。虽然在南线要面对吴、蜀两国的重大威胁，魏国（包括曹操执政时期）还是解决了来自乌桓、鲜卑、高句丽的边患，维护了北方边疆的稳定。如果这项工作做不好，那么”五胡乱华“的悲剧就要提前上演，维系了两千余年的华夏文化将要遭受重创。
客观地说，刘备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说不上有多高。蜀人所说的“川主”其实是大多是指李冰而不是刘备，这就能说明问题。宋朝时，苏辙在策论中说：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按《明史·志·卷二十六 》的记载，明初祭祀的36位帝王里有“后魏文帝”（应该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和后周世宗柴荣，却没有汉昭烈帝刘备。后来，清朝历代帝王庙扩招至188人，才把刘备请进去。明朝为什么不推崇刘备？其实很好理解，朱元璋等会表彰一个换主子比换衣服还快的历史人物吗？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刘备是极其少见的存在感不如臣下的开国君主。我们知道，诸葛亮在唐朝就被列入武庙十哲，而刘备与诸葛亮合祭的场所也叫武侯祠，不是什么昭烈庙。至于关羽，更是被封建统治者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
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影响巨大，刘备成为仁义的化身，在民间的知名度也是无以伦比的，甚至远高于秦皇汉武唐太宗。毕竟，曾国藩招募的湘军士兵普遍来自偏远山区，基本都是目不识丁，对历史上的名人情况一无所知，至多了解《水浒》《三国》《西游》故事。于其中，显然《三国》最符合大清的主旋律（毕竟宣扬“”忠君“思想）。
最后，谈一下曹操的屠城问题。
笔者认同这样的观点：曹操可以被认定的屠城仅有徐州一次。
当然，徐州之屠的数字也是值得商榷的。
简单地说，曹操是否能做到“屠杀徐州数十万百姓”。不可否认曹军确实在徐州一带有过滥杀行为，但“数十万”这一数字绝无可信之理。
“屠杀徐州数十万”的出处，是来自南朝宋的著名史家范晔（398年-445年）。注意，他创作此书的年代距徐州滥杀事件有二百多年。显然，他不可能是亲历者。如果他完全援引原始资料论述这段历史，所写出的文字也是可信的。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呢？
关于“泗水为之不流”的原因，目前竟然有三种说法，介绍如下：
《曹瞒传》写道：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
《后汉书陶谦传》则变成了：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
《三国志陶谦传》记载为：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
《三国志》认为是初平四年两军在彭城的大会战，死亡了大批士兵，一时间导致泗水堵塞，为之不流，表示士兵尸体之多。虽然是说陶谦军士兵死了上万导致泗水不流，但是考虑到两军混战，死在泗水河里的应不仅有陶谦的士兵，自然还有曹操的士兵。也就是说，两军血战泗水河畔，士兵尸体堵塞河道而导致泗水为之不流。
《曹瞒传》则把双方正常的军队血战结果，改编成了屠杀男女百姓，人数也从万数改成了数万，虽然只是把两个字掉了一个前后，但是数量级别却增大了数倍。不过，仔细想想，初平四年，曹操与陶谦大军刚刚在彭城血战一场，杀的天昏地暗，附近百姓应该早就跑光了，难道还有数万男女在那等着曹军几个月后再来屠杀？实际上，《曹瞒传》把前一年的普通作战死人情况，故意与第二年曹操来报仇作战的情况不加区分和在一起写，其目的昭然若揭，就是想夸大杀人的情势，以突显曹操的残暴。而实际上，从没有听说泗水当时曾经两次为之不流。
《后汉书陶谦传》就更加不靠谱了。其中认为“泗水为之不流”的原因，是曹操屠杀取虑、睢陵、夏丘三城的数十万男女百姓导致的。其实读一下《水经注泗水篇》，或者看看东汉历史地图，不难发现，这三个城，根本就不在泗水边上，甚至取虑、夏丘城距离泗水都有数十里。虽然《水经注泗水篇》也照搬《后汉书陶谦传》的内容，但是并不能解释这一错误问题。
试问，这三城距离泗水如此远，即使曹军对城市百姓进行了杀戮，那么又是怎么堵塞的泗水呢？难道是曹军搬运数十万尸体几十里，再去放到泗水河里堵塞河道？显然曹军没有道理去干这样的搬运工作。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改编曹军与陶谦军正常作战士兵死亡万人情况，为数万男女百姓被杀，是《曹瞒传》的行为；而在此基础上，编造曹操屠杀泗南三县数十万百姓，导致数十里之外的泗水为之堵塞谎言的，则是《后汉书陶谦传》。
以上文字出自一篇考证文章《曹操屠徐州真相》，以下是笔者个人的观点。
《后汉书•陶谦传》：“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
以简洁的文字，范晔极为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丧心病狂的屠夫。依此段记载，曹操竟然在战争中屠杀了三个县的几十万无辜平民，甚至使得死者的尸骸堵塞了泗水，迫其断流。
不过，笔者对“杀男女数十万人”这种说法颇存异议。
因为，在东汉末期，仅凭这三个县连20万人都无法凑足。
“数十万人”是个约数，本身就语焉不详。为了更贴近事实，我们姑取“20万”这一数字。
拥有二十万人口，在今天不过是一个袖珍县的规模。不过在东汉末期，二十万人已接近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有文献资料显示，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包括取虑、雎陵、夏丘三县在内的下邳国也只有61万人。永和五年是东汉历史上的人口峰值（达5600万），也大体是三县在2世纪人口最多的时候。
这一年，下邳国16县合计也仅有61万人，平均每县3.8万人。若三县人口规模达到了下邳国的平均值，则合计也仅有11万人。不应忽略的是，这是三县在人口峰值时的规模。
而在初平四年（193年时），恐怕三县人口之和也不会超过5万人。
当此之时，饥馑、瘟疫频发，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相继出现，各路军阀之间也是混战不休，中原大地业已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全国人口已经减少一大半。这样，作为四战之地、重灾区的徐州一带，其人口也难免会有过半的损耗。
如果再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验证，我们更可以认定 “（曹军）凡杀男女数十万人”一说是无稽之谈。
另外，即便曹军真的曾经在三县大开杀戒，也不会导致“泗水为之不流”。因为三县县治皆距泗水10千米以上，曹军绝无必要把散落在远处的尸体集中起来投入河中。
《后汉书•陶谦传》还提到了曹军屠三县的后果——“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这也是极不靠谱的，因为李傕作乱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是在兴平元年，即初平四年的第二年。即便曹军真的曾经大肆杀人，也绝无机会屠戮这波下一年才从三辅逃来的难民。
曾国藩敢崇拜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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