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其本质是否是以法家治国，而跟儒家不沾边?
清朝以法家治国，而与儒家不沾边？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笼统地说清朝“不沾边儒家”恐怕失之偏颇，但要说它“本质上是以法家治国”也需要仔细辨析。事实上，清朝的统治，如同大多数中国王朝一样，是一个儒法并用的复杂混合体，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和侧重点上有所差异，并且其法家色彩尤为浓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为何会产生“以法家治国，不沾边儒家”的印象？
这种印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清朝统治者（尤其是早期和中期）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实用主义、中央集权和严密控制的治理风格。这些特质与法家思想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
强调君权至上与中央集权： 清朝自入关以来，就极为重视巩固和强化皇权，防止任何可能威胁中央统治的力量出现。这与法家“君主拥有绝对权力”的理念不谋而合。例如，设立军机处以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就是为了将决策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避免权力分散。
法治作为核心工具： 清朝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试图用法律来规范社会秩序，约束官员和民众的行为。历代都编纂了详尽的法律典籍，如《大清律例》，并力求其严密性和执行力。他们深知，没有一套能够有效执行的法律体系，统治将是空中楼阁。
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早期）： 虽然这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普遍做法，但清朝在维护农业生产，控制商业发展，以保障国家财税收入和军事力量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这背后隐含着一种对社会生产力和资源的直接调控，而非完全依赖市场或道德约束。
严酷的刑罚和监察制度： 清朝的刑罚体系相对严厉，对于犯上作乱、贪污腐败等行为处罚极重。同时，监察制度也十分发达，如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等机构，对官员进行监督，体现了法家对监督和制约的重视。
对思想的控制： 清朝对思想的控制也相当严密，尤其是在文字狱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压制异见的倾向。这种对思想的“法”制管理，虽然披上了维护统治的“合法”外衣，但其本质上是对思想的强制规范，而非儒家所倡导的“德化”或“思想解放”。
但是，说清朝“不沾边儒家”就绝对了，这是不准确的。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统治思想中占据了根深蒂固的地位，即使是法律色彩浓厚的王朝，也无法完全抛弃它。清朝统治者，无论是满族还是汉族官员，都接受了儒家的文化熏陶，并且在统治实践中，也巧妙地利用和包装了儒家的某些成分：
尊孔祭孔： 清朝皇帝一样举行尊孔祭孔的仪式，强调对儒家经典的尊崇，以争取士人和民众的认可，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儒家经典。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官员选拔和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清朝沿袭了这一制度，自然也难以摆脱儒家的影响。
以德治国的宣传： 尽管实际统治严酷，清朝的官方宣传和教化文本中，依然充斥着“仁政”、“德政”、“礼义廉耻”等儒家概念。这些宣传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的道德基础，争取民心。例如，康熙、雍正、乾隆都曾发表过关于“仁政”的论述。
宗法制度的维护： 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视维护传统的宗法制度，如强调孝道、忠君等，这与儒家强调的家庭伦理和社会等级秩序是高度一致的。
利用儒家来笼络汉族士人：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在统治初期需要笼络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士大夫阶层。通过尊儒重道，提供仕途机会，可以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清朝效力。
那么，清朝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更偏向于儒家还是法家？
我认为，清朝的本质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儒表法骨”或“法家为体，儒家为用”的统治模式。
“法家为体”体现在其统治的核心逻辑和手段上。清朝的统治，无论是对官员的管制、对社会的秩序维护，还是对边疆的管理，都极其依赖法律、制度和权力工具。严密的官僚体系、强大的军事力量、严厉的刑罚、以及对思想的控制，都显示出法家式的“以法治国”的基因。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稳定、可控、高效的统治，这与法家“富国强兵”、“以法御民”的理想非常接近。特别是满族统治者，其在东北地区的传统军事化管理方式，以及对权力的绝对控制欲望，使得法家的治理理念更易被接受和执行。
“儒家为用”则更多体现在其统治的包装、合法性构建和意识形态宣传上。儒家思想提供了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能够安抚民心，驯化官员，并将统治者的权力合理化。科举、祭孔、尊崇经典等都是利用儒家的手段。用儒家的语言来宣扬统治的合法性，说服被统治者接受现有的等级秩序，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策略。
所以，更准确的理解是：
清朝的统治者深谙治国之道，他们并非纯粹的儒家信徒，也并非彻底的法家实践者。他们更像是一位经验老道的政治家，善于将不同思想和工具融为一体，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服务。
在建立和巩固统治的初期，法家思想的实用性、强制性和集权性对清朝统治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他们需要强大的工具来压制反抗、统一思想、建立高效的统治机器。
在统治稳定之后，则需要借助儒家的思想来缓和统治的严酷性，构建统治的合法性，并维持社会秩序。 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法家式的强力手段和对秩序的绝对追求，依然是其统治的底色。
因此，如果问清朝的“本质”是法家治国而“不沾边”儒家，这是片面的。它更像是以法家思想作为其统治的骨架和核心手段，而以儒家思想作为其外在的包装和政治宣传的工具。 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利用，共同构建了清朝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模式。而之所以会让人产生“以法家治国”的强烈印象，是因为其法家色彩确实比以往某些王朝更为突出和鲜明，其对法律、制度和权力的倚重程度，是历史上有目共睹的。
为何会产生“以法家治国，不沾边儒家”的印象？
这种印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清朝统治者（尤其是早期和中期）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实用主义、中央集权和严密控制的治理风格。这些特质与法家思想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
强调君权至上与中央集权： 清朝自入关以来，就极为重视巩固和强化皇权，防止任何可能威胁中央统治的力量出现。这与法家“君主拥有绝对权力”的理念不谋而合。例如，设立军机处以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就是为了将决策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避免权力分散。
法治作为核心工具： 清朝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试图用法律来规范社会秩序，约束官员和民众的行为。历代都编纂了详尽的法律典籍，如《大清律例》，并力求其严密性和执行力。他们深知，没有一套能够有效执行的法律体系，统治将是空中楼阁。
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早期）： 虽然这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普遍做法，但清朝在维护农业生产，控制商业发展，以保障国家财税收入和军事力量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这背后隐含着一种对社会生产力和资源的直接调控，而非完全依赖市场或道德约束。
严酷的刑罚和监察制度： 清朝的刑罚体系相对严厉，对于犯上作乱、贪污腐败等行为处罚极重。同时，监察制度也十分发达，如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等机构，对官员进行监督，体现了法家对监督和制约的重视。
对思想的控制： 清朝对思想的控制也相当严密，尤其是在文字狱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压制异见的倾向。这种对思想的“法”制管理，虽然披上了维护统治的“合法”外衣，但其本质上是对思想的强制规范，而非儒家所倡导的“德化”或“思想解放”。
但是，说清朝“不沾边儒家”就绝对了，这是不准确的。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统治思想中占据了根深蒂固的地位，即使是法律色彩浓厚的王朝，也无法完全抛弃它。清朝统治者，无论是满族还是汉族官员，都接受了儒家的文化熏陶，并且在统治实践中，也巧妙地利用和包装了儒家的某些成分：
尊孔祭孔： 清朝皇帝一样举行尊孔祭孔的仪式，强调对儒家经典的尊崇，以争取士人和民众的认可，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儒家经典。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官员选拔和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清朝沿袭了这一制度，自然也难以摆脱儒家的影响。
以德治国的宣传： 尽管实际统治严酷，清朝的官方宣传和教化文本中，依然充斥着“仁政”、“德政”、“礼义廉耻”等儒家概念。这些宣传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的道德基础，争取民心。例如，康熙、雍正、乾隆都曾发表过关于“仁政”的论述。
宗法制度的维护： 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视维护传统的宗法制度，如强调孝道、忠君等，这与儒家强调的家庭伦理和社会等级秩序是高度一致的。
利用儒家来笼络汉族士人：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在统治初期需要笼络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士大夫阶层。通过尊儒重道，提供仕途机会，可以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清朝效力。
那么，清朝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更偏向于儒家还是法家？
我认为，清朝的本质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儒表法骨”或“法家为体，儒家为用”的统治模式。
“法家为体”体现在其统治的核心逻辑和手段上。清朝的统治，无论是对官员的管制、对社会的秩序维护，还是对边疆的管理，都极其依赖法律、制度和权力工具。严密的官僚体系、强大的军事力量、严厉的刑罚、以及对思想的控制，都显示出法家式的“以法治国”的基因。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稳定、可控、高效的统治，这与法家“富国强兵”、“以法御民”的理想非常接近。特别是满族统治者，其在东北地区的传统军事化管理方式，以及对权力的绝对控制欲望，使得法家的治理理念更易被接受和执行。
“儒家为用”则更多体现在其统治的包装、合法性构建和意识形态宣传上。儒家思想提供了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能够安抚民心，驯化官员，并将统治者的权力合理化。科举、祭孔、尊崇经典等都是利用儒家的手段。用儒家的语言来宣扬统治的合法性，说服被统治者接受现有的等级秩序，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策略。
所以，更准确的理解是：
清朝的统治者深谙治国之道，他们并非纯粹的儒家信徒，也并非彻底的法家实践者。他们更像是一位经验老道的政治家，善于将不同思想和工具融为一体，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服务。
在建立和巩固统治的初期，法家思想的实用性、强制性和集权性对清朝统治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他们需要强大的工具来压制反抗、统一思想、建立高效的统治机器。
在统治稳定之后，则需要借助儒家的思想来缓和统治的严酷性，构建统治的合法性，并维持社会秩序。 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法家式的强力手段和对秩序的绝对追求，依然是其统治的底色。
因此，如果问清朝的“本质”是法家治国而“不沾边”儒家，这是片面的。它更像是以法家思想作为其统治的骨架和核心手段，而以儒家思想作为其外在的包装和政治宣传的工具。 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利用，共同构建了清朝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模式。而之所以会让人产生“以法家治国”的强烈印象，是因为其法家色彩确实比以往某些王朝更为突出和鲜明，其对法律、制度和权力的倚重程度，是历史上有目共睹的。
网友意见
一、
别的朝代都是大儒给皇帝讲课
清朝是皇帝给大儒讲课
大儒讲四书毕，皇帝发议论，大儒赞皇帝；大儒讲五经毕，皇帝再发议论，大儒再赞皇帝；最后，诸大儒赞皇帝帝： “圣学高深 ，洞悉天人一理之源 。是以开示精切，发前儒之所未发。臣等今得与闻，诚不胜欣幸之至。”
“大儒讲四书毕，皇帝阐发书义，臣工、讲官暨侍班官跪聆 ；大儒讲五经毕，皇帝阐发经义，各官跪聆。
二、
乡会试为士子进身之地，文律更严，三场对策，除钦定诸书外，向不准用国朝人所著书籍，更何论同 时见存之人。“
大家看过红楼梦，贾政骂贾宝玉，说你看诗经干嘛，老老实实看四书才是正事
就是这个原因
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 守 溪的稿子读 的滚瓜烂 熟。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 省 宗师考 卷 ，肚里记得 三千余篇 。
所以才有康有为说的：“中土士人，向来学业 于应试工夫外 ，能深通史学者十中之一二，能熟谙国朝政事者，百中之一二 ，更能旁及五洲各国政事 、各 种专门艺学 者 ，不过 千 中之一 二。
三、
清朝皇帝自己也奇怪啊
我都这么尊敬儒学了，科举考试除了四书五经别的我都不让他们看的啊
怎么也才不到三百年
应该万万年的啊
这和圣人们说的不一样啊
四、
康熙本人自然科学很好，阿哥们甚至能用拉丁文写信
但是康熙仍然让下边的汉人老老实实学孔夫子
你说为什么？
五、
规定科举考题，只能从四书五经里边出的，是元朝
你说蛮夷怎么就这么喜欢朱熹，这么喜欢儒家
你说为什么？
六、
此处假装有图，大清孔子像
七、
元史，233卷，忠烈卷
无数的儒家大师那叫一个为了大元殉国啊
还有大儒抱着元顺帝，说陛下你不能走啊，结果元顺帝还是跑了，这大儒回去就自杀的
还有农民军打过来，衍圣公带队去镇压殉国的
还有守完城池守街道，守完街道守院落，最后不行才自杀的
你说元灭宋的时候，这些大儒怎么就没这血性了呢？最后还是早早被发配出去的文天祥陆秀夫带着一群太监宫女殉国，给大儒们保存了一点脸面，让投降的大儒们能吹儒家多么多么的能殉国··
就这个，您怎么认为我家大清是以法家治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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