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婚制是否存在过呢？如果存在过，群婚时期的人类是否拥有爱情呢？爱情是不是被人类发明出来的呢？
群婚制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确实是一个引人探究的话题。要详细讲讲它是否存在过，以及在那段时期的人类是否拥有爱情，甚至爱情是不是人类“发明”出来的，得从源头说起，还得结合不同学科的视角。
群婚制是否存在过？
“群婚制”这个词，在人类学和早期社会研究中，通常指的是一种相对模糊的概念，用来描述一些早期社会中，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性关系并非像我们现代这样严格地一对一或一对多固定模式。更准确地说，它可能更接近于一种普遍的性自由和非排他性的亲密关系。
在对一些部落社会，特别是早期人类学家的观察记录中，确实提到过一些社会形式，其特点是：
父系或母系氏族内的普遍性伴侣关系： 在一个氏族或部落内部，成员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广泛的、不具排他性的性权利。例如，一个男人可能与氏族内的多个女性有性关系，反之亦然。但这种关系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理解的婚姻，更像是一种社会成员间的共享。
无明确的“父亲”概念： 在一些非常早期的社会形态中，亲子关系可能更多地以母系血缘为依据，因为母亲的身份是确定的，而父亲的身份可能因为普遍的性关系而模糊不清。马克思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就曾引用恩格斯的观点，认为在早期社会存在过“血缘家庭”，即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子女之间（排除了乱伦禁忌）的性关系，然后发展到“泛偶家庭”，这是群婚制的最早形式。
“群婚制”并非绝对的“多人共享配偶”： 需要注意的是，人类学家们对“群婚制”的定义和理解也一直在演变。一些学者认为，将这种早期社会关系简单地定义为“群婚制”可能是一种现代的投射。更温和的说法是，这些社会存在着“非排他性的性关系”，而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随意与任何人发生关系。可能仍然存在一些不成文的规则或偏好，但总体而言，对性关系的态度比现代社会更为开放和灵活。
考古学和遗传学也在试图提供证据。通过分析古代DNA，科学家们试图了解古代人群的繁衍模式。一些研究表明，某些古代社群可能存在着比现代社会更小的繁殖群体和更低的男性亲缘关系成功率，这可能暗示着某种程度上的非排他性关系。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将“群婚制”理解为一种在人类早期历史中，性关系和亲密关系普遍不以排他性为核心，并且在一定群体（如氏族或部落）内部存在共享性关系的网络，那么可以说，这样的社会形态在人类早期是可能存在过的，并且存在过多种不同的形式。
群婚时期的人类是否拥有爱情？
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触及了人类的情感和心理。
如果群婚制确实存在，那么当时的人类是否拥有爱情呢？答案很可能是：是的，但他们体验爱情的方式可能与我们今天大相径庭。
让我们先思考一下“爱情”的本质。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往往包含以下几个要素：
1. 排他性： 渴望与特定对象建立独一无二、排他性的亲密关系，拒绝其他竞争者。
2. 深厚的情感依恋： 对伴侣有强烈的依恋、关怀和情感投入。
3. 浪漫的渴望： 对伴侣有特别的吸引力，愿意为对方付出，并期待回应。
4. 长期的承诺： 希望与伴侣建立长久稳定的关系，共同生活。
在一个人际关系普遍不排他、伴侣关系可能更侧重于合作和繁衍的群体环境中，上述要素中的“排他性”很可能不是爱情的核心甚至不是必需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人类没有情感联系。即使在普遍共享性关系的情况下，个体之间仍然可能产生：
偏好和吸引力： 人们总是会因为某些特质（外貌、性格、技能）而对某些人产生更强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爱情的种子。
情感依恋和关怀： 即使关系不是排他的，一个女性也可能与某个男性有更频繁的互动，共同抚养孩子，形成一种更深的感情联系和相互依赖。同样，一个孩子可能与母亲、姑姑、姨姨等多个女性都有着亲密的依恋关系，其中与母亲的联系无疑是最为核心和深厚的。
合作与共同利益： 在早期社会，生存是第一位的。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共同狩猎、采集、抚养后代，本身就会带来情感上的纽带和温暖。这种“共同体意识”下的情感，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早期形态的爱情？
想象一下，在寒冷的夜晚，一群人围着篝火取暖，分享食物。即便性关系是开放的，但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彼此在眼神交流中传递着更深的情意，在分担劳动时多一份默契，在危险来临时更担忧对方。这种情感，即便不以现代爱情的包装呈现，也同样是真实存在的。
也许他们不会将这种感情用我们今天这样复杂而浪漫的词汇来命名，但那种渴望亲近、珍惜对方、为对方付出的本能情感，很可能一直存在于人类的基因和心理之中。他们可能更注重的是“亲密关系网络”中的情感连接，而不仅仅是两个个体之间的排他性捆绑。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拥有情感，拥有偏爱，拥有依恋，拥有在群体中的特殊连接，而这些，很可能就是爱情在那个时代最原始、最纯粹的形态。
爱情是不是被人类发明出来的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它触及了人类创造力和社会建构的边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爱情作为一种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表达方式的社会现象，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类发明”出来的。
如果我们将“爱情”定义为：一种基于深刻情感依恋、生理吸引、心理契合，并伴随有排他性、承诺和浪漫幻想的复杂情感体验，通常体现在伴侣关系中，并受到社会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 那么，这个定义本身就包含了许多人类社会建构的成分。
排他性和承诺： 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对忠诚和承诺的强调，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了稳定社会秩序、财产继承、抚养后代等目的而逐渐形成的规则。这种对排他性的追求和强调，是人类“发明”出来并加以社会化的。
浪漫幻想和艺术表达：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浪漫”，如情诗、情歌、约会仪式等，都是文化艺术的产物。这些表达方式和期待，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创造、模仿和演变出来的。人类通过文学、艺术、音乐等形式，不断探索和定义着“爱情”的含义。
社会标签和文化叙事： “爱情”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标签，它将一系列复杂的情感和行为归纳为一个概念。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和描述“爱情”，为它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比如，有些文化可能更强调责任和家庭，有些则更看重激情和个人满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爱情是完全虚无缥缈的，或者在群体婚制时期完全不存在。我们更恰当的说法是：
爱情的“生物学基础”和“情感冲动”很可能不是被发明的，它们源于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情感性生物的本能。
生物学基础： 依恋、吸引力、荷尔蒙反应等生理和心理机制，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是生存和繁衍的驱动力。人类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以获得安全感和情感支持。
情感体验： 渴望亲近、互相保护、分享快乐、分担痛苦等基本情感体验，是人类共有的。即使在没有排他性承诺的情况下，个体之间也会自然地产生这些情感。
所以，如果把爱情看作一个“情感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在人类出现之初就可能已经埋下了。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为这个种子“施肥”、“浇水”、“搭建了不同的花盆和支架”，赋予了它不同的形态和意义，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文化建构”。
群体婚制时期： 爱情的“种子”在那里生长，但可能更像野生的花朵，不加修饰，更注重生命本身的活力，更多地体现在相互关照、共同合作和个体间的亲密感。
一夫一妻制发展时期： 人类开始用“篱笆”和“园艺工具”来修剪和塑造这朵花，强调排他性、专一性和承诺，使其成为一种更为规整、社会功能更强的“文明之花”。
现代社会： 我们则用上了更复杂的“温室”和“基因技术”，让爱情更加多样化、个性化，但也可能因此变得脆弱，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因此，我们可以说，爱情的生物学基础和基本情感冲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关于爱情的许多观念、表达方式、以及排他性承诺的社会规范，则是人类社会在漫长历史中不断探索、创造和“发明”出来的。 它是自然本能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
群婚制是否存在过？
“群婚制”这个词，在人类学和早期社会研究中，通常指的是一种相对模糊的概念，用来描述一些早期社会中，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性关系并非像我们现代这样严格地一对一或一对多固定模式。更准确地说，它可能更接近于一种普遍的性自由和非排他性的亲密关系。
在对一些部落社会，特别是早期人类学家的观察记录中，确实提到过一些社会形式，其特点是：
父系或母系氏族内的普遍性伴侣关系： 在一个氏族或部落内部，成员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广泛的、不具排他性的性权利。例如，一个男人可能与氏族内的多个女性有性关系，反之亦然。但这种关系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理解的婚姻，更像是一种社会成员间的共享。
无明确的“父亲”概念： 在一些非常早期的社会形态中，亲子关系可能更多地以母系血缘为依据，因为母亲的身份是确定的，而父亲的身份可能因为普遍的性关系而模糊不清。马克思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就曾引用恩格斯的观点，认为在早期社会存在过“血缘家庭”，即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子女之间（排除了乱伦禁忌）的性关系，然后发展到“泛偶家庭”，这是群婚制的最早形式。
“群婚制”并非绝对的“多人共享配偶”： 需要注意的是，人类学家们对“群婚制”的定义和理解也一直在演变。一些学者认为，将这种早期社会关系简单地定义为“群婚制”可能是一种现代的投射。更温和的说法是，这些社会存在着“非排他性的性关系”，而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随意与任何人发生关系。可能仍然存在一些不成文的规则或偏好，但总体而言，对性关系的态度比现代社会更为开放和灵活。
考古学和遗传学也在试图提供证据。通过分析古代DNA，科学家们试图了解古代人群的繁衍模式。一些研究表明，某些古代社群可能存在着比现代社会更小的繁殖群体和更低的男性亲缘关系成功率，这可能暗示着某种程度上的非排他性关系。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将“群婚制”理解为一种在人类早期历史中，性关系和亲密关系普遍不以排他性为核心，并且在一定群体（如氏族或部落）内部存在共享性关系的网络，那么可以说，这样的社会形态在人类早期是可能存在过的，并且存在过多种不同的形式。
群婚时期的人类是否拥有爱情？
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触及了人类的情感和心理。
如果群婚制确实存在，那么当时的人类是否拥有爱情呢？答案很可能是：是的，但他们体验爱情的方式可能与我们今天大相径庭。
让我们先思考一下“爱情”的本质。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往往包含以下几个要素：
1. 排他性： 渴望与特定对象建立独一无二、排他性的亲密关系，拒绝其他竞争者。
2. 深厚的情感依恋： 对伴侣有强烈的依恋、关怀和情感投入。
3. 浪漫的渴望： 对伴侣有特别的吸引力，愿意为对方付出，并期待回应。
4. 长期的承诺： 希望与伴侣建立长久稳定的关系，共同生活。
在一个人际关系普遍不排他、伴侣关系可能更侧重于合作和繁衍的群体环境中，上述要素中的“排他性”很可能不是爱情的核心甚至不是必需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人类没有情感联系。即使在普遍共享性关系的情况下，个体之间仍然可能产生：
偏好和吸引力： 人们总是会因为某些特质（外貌、性格、技能）而对某些人产生更强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爱情的种子。
情感依恋和关怀： 即使关系不是排他的，一个女性也可能与某个男性有更频繁的互动，共同抚养孩子，形成一种更深的感情联系和相互依赖。同样，一个孩子可能与母亲、姑姑、姨姨等多个女性都有着亲密的依恋关系，其中与母亲的联系无疑是最为核心和深厚的。
合作与共同利益： 在早期社会，生存是第一位的。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共同狩猎、采集、抚养后代，本身就会带来情感上的纽带和温暖。这种“共同体意识”下的情感，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早期形态的爱情？
想象一下，在寒冷的夜晚，一群人围着篝火取暖，分享食物。即便性关系是开放的，但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彼此在眼神交流中传递着更深的情意，在分担劳动时多一份默契，在危险来临时更担忧对方。这种情感，即便不以现代爱情的包装呈现，也同样是真实存在的。
也许他们不会将这种感情用我们今天这样复杂而浪漫的词汇来命名，但那种渴望亲近、珍惜对方、为对方付出的本能情感，很可能一直存在于人类的基因和心理之中。他们可能更注重的是“亲密关系网络”中的情感连接，而不仅仅是两个个体之间的排他性捆绑。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拥有情感，拥有偏爱，拥有依恋，拥有在群体中的特殊连接，而这些，很可能就是爱情在那个时代最原始、最纯粹的形态。
爱情是不是被人类发明出来的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它触及了人类创造力和社会建构的边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爱情作为一种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表达方式的社会现象，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类发明”出来的。
如果我们将“爱情”定义为：一种基于深刻情感依恋、生理吸引、心理契合，并伴随有排他性、承诺和浪漫幻想的复杂情感体验，通常体现在伴侣关系中，并受到社会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 那么，这个定义本身就包含了许多人类社会建构的成分。
排他性和承诺： 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对忠诚和承诺的强调，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了稳定社会秩序、财产继承、抚养后代等目的而逐渐形成的规则。这种对排他性的追求和强调，是人类“发明”出来并加以社会化的。
浪漫幻想和艺术表达：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浪漫”，如情诗、情歌、约会仪式等，都是文化艺术的产物。这些表达方式和期待，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创造、模仿和演变出来的。人类通过文学、艺术、音乐等形式，不断探索和定义着“爱情”的含义。
社会标签和文化叙事： “爱情”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标签，它将一系列复杂的情感和行为归纳为一个概念。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和描述“爱情”，为它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比如，有些文化可能更强调责任和家庭，有些则更看重激情和个人满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爱情是完全虚无缥缈的，或者在群体婚制时期完全不存在。我们更恰当的说法是：
爱情的“生物学基础”和“情感冲动”很可能不是被发明的，它们源于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情感性生物的本能。
生物学基础： 依恋、吸引力、荷尔蒙反应等生理和心理机制，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是生存和繁衍的驱动力。人类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以获得安全感和情感支持。
情感体验： 渴望亲近、互相保护、分享快乐、分担痛苦等基本情感体验，是人类共有的。即使在没有排他性承诺的情况下，个体之间也会自然地产生这些情感。
所以，如果把爱情看作一个“情感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在人类出现之初就可能已经埋下了。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为这个种子“施肥”、“浇水”、“搭建了不同的花盆和支架”，赋予了它不同的形态和意义，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文化建构”。
群体婚制时期： 爱情的“种子”在那里生长，但可能更像野生的花朵，不加修饰，更注重生命本身的活力，更多地体现在相互关照、共同合作和个体间的亲密感。
一夫一妻制发展时期： 人类开始用“篱笆”和“园艺工具”来修剪和塑造这朵花，强调排他性、专一性和承诺，使其成为一种更为规整、社会功能更强的“文明之花”。
现代社会： 我们则用上了更复杂的“温室”和“基因技术”，让爱情更加多样化、个性化，但也可能因此变得脆弱，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因此，我们可以说，爱情的生物学基础和基本情感冲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关于爱情的许多观念、表达方式、以及排他性承诺的社会规范，则是人类社会在漫长历史中不断探索、创造和“发明”出来的。 它是自然本能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
网友意见
群婚制不但存在过，而且现在仍然存在。
群婚的定义可以是“三个或更多的成年人建立的，分享财务、住宅、护理或亲属工作的，伴有性、情感、浪漫或其他亲密关系的，短期或长期的伙伴组合”，一男两女、两男一女、两男两女、“官员养了一堆情妇，她们相处融洽”都可以被视为群婚。
群婚不是“人类最原始的婚姻制度”，在题目引用的十九世纪马恩著作里，他们设定人类最原始的婚姻制度是“乱婚”：只要性别不同就可以结合，亲兄弟姐妹之间可以结为夫妇，父母与子女可以发生性关系。
- 这现象不但可以追溯到数万年前的晚期智人，还可以在数百到数千年前的非洲、南美、加勒比、北亚、东南亚等地区发现。但是，这些社会往往很早就出现了一夫多妻乃至一夫一妻，你很难期待有那么一个“所有人都采用乱婚”的时代。
世界各地的群婚形式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发展过程也并不是同时进行的，无法期待有那么一个“群婚时期”。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多次实地考察发现实施群婚的部落都有一妻多夫现象，推论群婚制是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的结合。
- 你可以在数十到数百年前的西藏、不丹、锡金、夏威夷等地区发现群婚的历史，也可以在美洲、印度、非洲、大洋洲的一些部落里发现他们正在实行一个族群的男性与另一个族群的女性互为伴侣的制度——与其他制度一起。
- John Humphrey Noyes 在十九世纪美国创立了一个群婚制社区，运行了数十年，人口从 87 增长到超过 300。
- John Peltz "Bro Jud" Presmont 在二十世纪美国创立了一个群婚制社区，运行了二十年。
采用乱婚或群婚的人们有没有“爱情”，取决于你对爱情的定义。你大可认定爱情这东西现在也不存在，人类并没有成功发明出爱情，只是发明了一个骗人的词汇。
如果你喜欢给爱情找些物理实体，人可以在苯乙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后叶催产素等驱动下沿着古老的固有设计运行来基本无视伴侣的缺点，该状态可以称为“热恋”，采用什么样的婚姻制度对此无影响，结不结婚、成不成年、有没有正常的心智，都可以有爱情。
热恋状态可持续的时间有很大的个体差异，一般可维持 2~18 个月；在此期间，对伴侣的幻想和新奇感逐渐减少。超过此时间之后，双方仍然可以出于欣赏、共同语言或爱好、共生关系、习惯、经济联系等种种因素而继续维持一定程度的爱情或类似亲情的感情。
初恋：苯乙胺浓度逐渐升高，双方试图了解对方、试探性投入，如果认可对方的回应便可继续发展。
热恋：苯乙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大量释放，双方对对方产生思念，神经活动制造心理时间膨胀（爱因斯坦也谈到过的状态，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催产素多倍上升导致内在化：对外表的要求解除，追求“心灵相容”。
苯乙胺退出战斗，激情便开始消退。大脑会觉得这事不过如此、没什么意思，情感切换为占有欲、排他性、淡漠。通常，苯乙胺持续为一个人工作的时间在 2~3 年之内。人类学家海伦·费希尔考察了 62 种文化里的人，认为结婚 4 年左右的离婚率是最高的，3 年没孩子可以导致感情降低 30%~50%[1]，所以可以赶快造一个。
自认为“热恋已经结束了”，有其生物学功能。彼得·沃茨在作品《盲视》中借助角色的小短文谈论过这件事：
这不是必然的。基因并不能决定多少东西，不限于人类，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可以无视“播撒汝之基因”。
多巴胺化可以产生表观遗传修饰。通过与 H3 组蛋白结合，5-羟色胺和多巴胺可以调节 DNA 向 RNA 的转录，从而调节特定蛋白的合成。这意味着多巴胺不但能通过突触传递信号，还可以进入细胞核并控制特定基因。此事实颠覆了人们对遗传学和吸毒成瘾的理解，你也可以由此联系到“热恋”之类的。
对酒精和可卡因等成瘾性药物的强烈渴望有一部分原因是组成相关电路的细胞的基因被修整。这也是为什么治疗严重抑郁症的药物通常必须服用几周才有效。在大鼠和人类之中，服用可卡因可以导致腹侧被盖区[2]神经元的 H3 多巴胺化程度降低。持续一个月不吸，多巴胺化幅度会反弹到超过平时，引起强烈的戒断反应。演化没有赋予“热恋”这种机制，你喜欢的话可以人工赋予。
归根结底，生物化学的调节机制所对应的状态确实不能一直持续，那是基因决定的机制。但基因只是工具箱，那些化学物质是帮你简单地运作的辅助轮，而不是支配你行为的齿轮装置。只要你愿意，任何时期的人类都可以拥有爱情。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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