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和清谁该对中国近代落后负责？

你们啊，我政委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你们都听进去了没？

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是因为：中国错过了前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抓了个尾巴。

工业的根本特征就是机器化大生产。它的效率对农业是碾压式的。

一个国家只要抓住了任何一次工业革命，就会搭上快速发展的快车。

中国错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因为清朝。欧洲在轰轰烈烈搞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的皇帝“十全老人”乾隆正在六下江南，写了一万首毫无价值的诗。

欧洲已经派出使团试图与清朝接触，清朝对英国使团毫无兴趣。

（政委没有说具体原因。其根本原因是清朝的原罪在于少数集团统治多数集团。清朝统治集团从内心就担心社会技术的进步会威胁清朝统治的根基。所以，清朝对技术的进步是十分排斥和防范的。比如，代表了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最高水平的杰出著作《天工开物》在清朝竟然被列为禁书。清朝灭亡后，我们从日本才重新找回了《天工开物》）

是中国科技史料中保留最为丰富的一部，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中国明代末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

天工开物（中国古代科学著作）_百度百科

(这里个人在再补充一下。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世界各地都处于农耕渔猎时代，彼此之间没有很多的来往。谁比谁先进一点都没有碾压的、降维的优势。工业革命发生后，才有了这种强烈的代差感和冲击感。所以讨论清朝之前，意义不大)

中国错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因为日本。这个家伙十分坏。几千年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文化养子。后来日本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强盛起来。但是这家伙一发家就翻身不认人，就跑过来侵略中国，打乱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清朝在不断地受到西方列强的打击后，发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初期进行得挺成功的，可是甲午战争后戛然而止。

新中国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电脑、IT、互联网等）的尾巴，因此就有了今天我们国家这个发展程度。

新中国呢，是特别重视工业化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拼命地学苏联，虽然学校不是最好的，但是老师很认真，自己也很用功，所以学习效果很不错。这样中国就补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一课。

后来学习美国，相当于进了重点中学，找了最好的老师，所以近几十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就把第二次课补上了。

那么到了互联网时代，中国赶上来了。我们不但在信息设备方面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和制造能力，而且涌现了一大批像腾迅、阿里这样的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应用公司。

目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谁抓住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谁就能占领未来科技的制高点。

目前美国处于第一梯队，中国处于第二梯队，德国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处于第三梯队。中美都是综合性选手，其他的是单项选手、在某个方面有特长。

那么中国和美国谁更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取得成功呢？

我们认为美国的优势中国能学习得来，中国的优势美国学不来。。。

嘿嘿嘿

相关回答

总有些人认为，近代化是理所当然的一步，中国是由于存在阻碍因素才错过。

其实从全世界范围看，停滞才是理所当然的，西欧的近代化过程反倒充满了偶然性。

清朝

我们之所以被称为东亚病夫，是因为鸦片战争中国一直在落后挨打，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而是我们的科技不够先进，冶金、兵器制造能力远远落后于同时期西方国家。火器我们在明朝就有了，红夷大炮；我们也有着不逊于西方的航海科技，那时候下西洋的可不是日本；在明朝末期，我们甚至提出了坦克的架构模型，只是没有蒸汽驱动系统无法运行而已。虽然我们的汉文字相比西方符号更不利于数学、物理学等科学的发展，但这没有阻碍圆周率的发现，我相信假以时日，明朝会接纳并采用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并加以应用。

而清朝统治的时间里，这些科技在原地踏步，甚至有些技术出现退化；满清依靠铁蹄攻陷了理科盲李自成的政权，他们相信这种在当时摧枯拉朽的战斗方式在百年后依然适用。清朝统治者的实质是一群游牧民族，与其相比汉唐宋明时期儒释道安抚民心的方式，他们的做派更像成吉思汗的心理战术，简单而暴力“顺我者生、逆我者亡。”这样的朝代的发展始终是以本宗族的利益为优先考虑的，会为了安定而牺牲掉新出现的科技，会为了稳定而打压萌生的思想。

这就是为什么明朝可以容得下骂皇帝的海瑞，清朝却要处死哭庙的金圣叹。

忘记了从哪里看到一个明朝的片段，一个大臣在奏书中向圣上进谏：“我们应该加大xx火器研发力度，xx国的火器已远优于我们。”另一位大臣反对道：“即便知道优于我们又能如何，我们落后于对方的是冶金工艺，不从根本上解决冶金技术的落后是造不出优质的火器的。”

无论是鼓励火器制造还是反对火器的制造，都能体现出明朝对于科技的重视。我时常怨恨李自成，如果可以再给明朝一些时间，一战、二战的历史会被我们改写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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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看过我评论的朋友：

1、我算知道为什么国外政客会对我国政客感到头疼了。

2、和杠精聊天真tm累。

3、被杠精黏着更tm累，被一大老爷们黏着可不是什么好体验。

先说结论：二者都不应当为近代中国的落后负责，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性质决定的，明清都只是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固有逻辑运行，只不过不幸赶上了西方的崛起而已。

首先要澄清一个观点，很多人认为明清时代是一个停滞甚至倒退的时代，但是其实中国被西方超越并不是中国自身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而是西方的进步太快了，才显得中国如此落后。换句话说，中国近代的落后不是明清时代的政策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而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来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化）。

很多人乐于举出明代的科技成果去证明明代中国的科技仍然领先世界，是由于清朝中国才落后于西方，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评价一个文明的标准不仅仅是科技，西方的现代化不仅仅是蒸汽机，还有完善的资本市场、社会契约的政府构成、逐步自由化的意识形态，这些元素相辅相成，共同造就西方近代的强大，而不仅仅是靠生产力，或者说，没有以上这些元素，超高的生产力根本不可能出现。

第二，李约瑟难题早已提出这一疑问，为何中国科技如此发达，反而在近代落后西方？目前一种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解释是，中国古代的科技不是科技，而是技术，发明创造并不是为了科学的进步，而是为了生产的应用，因而并不具备科学革命所必需的理论基础。很多皇汉喜欢举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例子，但是实际上由于这一工作不受重视，直到晚清时期几何原本才被翻译为中文，以此可见中国传统社会对理论知识的不重视，缺少理论的基础，无论技术如何发达，科学革命都不可能真正爆发。

西方的资本主义革命是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的社会革命，是多种现代化萌芽竞合而来的产物。首先在社会领域需要出现一个独立的商人阶级，随着商人阶级的壮大和商业贸易的扩展，肯定个人价值的新教精神兴起（以加尔文教为主），使个人脱离社会组织和封建等级的禁锢，成为原子化的个人，最后再由原子化的个人通过社会契约、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建构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社会。以上便是西方由传统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大体过程。概而言之，就是一个旧的社会秩序解体，个人从封建体制中脱离，经由新教伦理和启蒙思想重新建构一个现代社会的过程，诸如商业贸易、科学革命都是推动这一过程的重要因素。

但是这样的过程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与中国传统社会自身的运行逻辑息息相关。很多人举明清时代江南士绅、官商的例子，试图证明中国有可能产生一个独立的商业阶层。但是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所谓“独立”，指的是可以凭借“商人”这一身份取得较高社会地位，由此我们再来审视中国的士绅和官商。

所谓士绅，包含了多重身份，包括儒生、地主、商人等等，但是其根基还是在于儒生，因为在传统社会，儒学是士绅的特殊身份待遇的来源，是与政府沟通的凭借，只有通过官方的确认，他们的特殊身份才得以保障，官商则更为明显，官商终究是官而不是商，他们凭借国家权力的特权垄断商业，实际上是自由市场的破坏者，反而不利于自由市场的形成，没有独立于国家的自由市场，商人阶层如何立足？

这里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集权体制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权力社会，权力才是一个阶层立足的根本。为什么士绅都拼命的希望进入中央成为官员而不愿努力经商？因为在一个权力社会中，权力才是社会运行的关键因素，拥有了国家权力，也就有了商业竞争的特权，没有权力的庇护，根本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清代的商帮，其起家无不是因为拥有了国家给予的垄断特权。无论是士绅、官商还是商帮，都是利用国家权力进行商业贸易，没有权力的普通商人地位十分低下，这样的商业行为本质上是国家本位的而不是社会本位的，反而有害于自由市场的形成。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完全误解了现代社会的实质，以为现代社会就是小作坊工作、机器生产，资本主义其实代表了一整套法权体系，没有独立运行的自由市场，没有国家对于社会资本的承认和保护，小作坊完全都只是小作坊，不可能变成现代化工厂。等着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无异于希望不浇水、不施肥，在边上干看着等着小苗长成参天大树。

其次，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家族和宗族，他们通过儒家伦理对个人实行强控制，使个人无法从中脱离。儒学是一种以道德贯穿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通过“孝”和“忠”之间的转换，形成家国同构的特殊体制，从上至下对个人实行强控制，个人沦为家族的附庸，无法脱离家族，重新构建一个以个人为基本细胞的现代社会。

通过儒家伦理整合社会，由帝国的官僚管理整个国家，从而建立一套完整的集权体制，进而对商业、经济、社会、政治进行全方面的干预，以维护政权的稳定，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如果说魏晋时代皇权体制还受到了干预，那么明清时代这套逻辑已经彻底臻于完善了，甚至可以说明清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历史逻辑的完成品。

这样的社会同样是缓慢进步的，但是由于集权体制下国家的全面干预，社会的力量受到抑制，稳定取代发展成为国家的根本命题，最终在朝代循环中将这样的结构趋于固化。明清时代为人诟病的闭关锁国，实际上只是自汉武帝时代便开始的国家经济主义在大航海时代新的形态罢了，本质上都是为了压制社会上的商业力量过于强大影响王朝稳定所做出的政策而已，若是桑弘羊得见其政，恐怕还要大赞一番。

总而言之，明清时代中国的落后并不是明清两朝的弊政所致，恰恰相反，两者都是中国传统社会自身运行逻辑的结果。只是西方在此时由于特殊的社会结构，已经实现成了从传统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飞跃，因而显示出了中国的落后。如果非要为中国的落后找出一个根源，那就是绵延两千年之久的传统集权体制。

作为一个蒙古族庆幸没有让少数民族背锅…

想了想，最后还是正面回答下这个问题，觉得明末百姓的精神强度下降的，麻烦再去读读江阴城守纪，讽刺的是人家本来打算做大清顺民的，贵清最后搞成那个样子，二年的事情搞成十八年人头滚滚，把精神强度高的都杀光了，三百年后贵清面对外敌人民是那个鸟样，搞个文化自保都要靠宗教结社，呵呵。还好遗民们还有躲到山里把精气神留下来的，没有船山他老人家，曾国藩还不知道搞成什么样子，贵清连续命都得靠前朝残渣，你说谁的锅？明清哥俩都得分锅无误，但本着一切朝代只为自己那几十年负责的原则，明朝拿走锅盖，满清接过锅底。

（更新的分隔线）

我觉得姬喵说的很对嘛，人渣们需要清算，我看从我晋算起，人渣太多实在清算不过来，那就明清之交开始算好了，刚好是西欧史中近代史开端的地方，

明清之交第一人渣，睿亲王多尔衮，和北京城的人渣同流合污，狐媚故明百官以取天下，一该死；推行剃发易服，以中国从满洲，大搞民族歧视，打击民族自尊，二该死；屠城盈野，背信杀降，三该死。我建议，贵清袭睿亲王爵的查子孙三代，打入贱籍，与孙之獬同筑跪像于江阴城外。

明清之交第二人渣，我萌降清的文官们，比如洪承畴，龚鼎孳，冯铨，陈名夏...等，祸乱朝政，贪污腐败，聚万千民脂民膏为己用，以致天下鼎沸，是为不义，一该死；烈皇帝既死，既不殉节也不遁世，反而降顺又降闯，是为不忠，二该死；待睿亲王强推剃发，以夷乱夏，不自刎以阻暴政，反而助纣为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为不孝，三该死；孙之獬以汉官首倡剃发以媚上，罪加一等。由于我清连这帮人的名单都准备好了，我建议，凡贰臣传上榜的，历史书划专门章节抨击，影视剧上一律丑角出现，故居简介加前缀“奸臣”+“汉奸”，孙之獬额外罪加一等，与多尔衮同筑跪像于江阴城外。

明清之交第三人渣，小福临在内的满清贵族，京城附近大搞圈地运动，直隶、山西百姓民不聊生，一该死；打的政治旗号是“吊民伐罪”，然行逃人，投充之法，百姓破家灭财者不知凡几，残害生灵过闯贼远甚，二该死；迁界禁海，自弃海疆三千里，自毁县市无算，三该死。我建议，逃人、圈地、投充，迁界禁海历史书划专门章节，就叫清初严酷的阶级压迫好了，涉及清初影视剧必须有专门情节表现百姓被三个恶法整的破家灭门，福临在内的广大满清统治者，发型还原金钱鼠尾，尊重历史嘛。

明清之交第四人渣，东江投降诸人，祖大寿、吴三桂等辽东降清军将外加关内从清各路降将。对东江诸人，背弃毛帅故志，不复祖辈故土，不报父母妻妾之仇等春秋大义而反身事仇，一该死；对辽东军门，关内百姓岁以五百万军饷养诸君，诸君无一物报百姓，自思自量，一该死；对关内投降明军，降清前杀百姓以自肥，剿匪而无功，降清后杀百姓以自肥，反正而无功，一该死；对上述所有人，杀手无寸铁之大明百姓以数百万计，凶狠残暴甚至甚于满洲亲军，不以暴力报文贵武贱的第二类人渣，反以暴力虐万千普通生灵，二该死。我建议，第四类人同蒋匪军一道，属于新中国军事建设必须批判的典型，敢给第四类人渣翻案的，就是妄图给同样性质外残内忍的蒋匪军翻案，属于吹捧无耻的封建军阀，潜在的第五纵队，必须打入另册，三代以内不得担任公职和从军。

明清之交第五人渣，侥幸死在崇祯朝的诸位废物和裱糊匠（比如袁某某，杨某某），不好意思，为了公平起见，温阁老，烈皇帝你们两个也得进去。花费数亿以致官逼民反，然而内不能平寇，外不能灭虏，无能，一该死；不顾大明国势，君以幸进之言娱己，臣以幸进之言谋私，独夫民贼相聚首，三该死；让满清入关，连带着产生了上面四种人渣，属于保卫华夏不合格，死该死。我建议...哦，好像没什么好建议的，确实历史书该批的都批了，影视剧上都是丑角，那就再加一条吧，凡是觉得该给第五类人渣乖乖让路，做安安饿殍的，建议转精神病院，脑臀分离症晚期。

好了，再排下去，我大萌的反贼和南明诸公也有人上榜，不过嘛，饭总得一口口吃不是嘛，先按我的建议清算了上述5类人渣，尤其是前4类人渣，我看华夏就有希望了，民族就能真正崛起了。谁支持，谁反对？

，姬总你看清算的第一步就这么办吧，呵呵呵呵

清朝

这个问题就不要有人和我争了，实事求是，事实就是事实

张三把李四的家产抢了，完了败光了

这玩意儿不能赖人家李四，唯一能赖的就是李四好好的把家产丢了

但李四家产那么丰厚，到你张三手里败光了，这就是赖你张三，逃不掉的

汉人的主要责任只有一个，就是把江山给丢了

但丢了吧，能发展成这德性的也就非满清莫属了

看看人家元朝，元朝是黑暗，但怎么说呢，人元朝没把你这片土地发展成满清这德性吧

从这点来说

有人又要开始狡辩了，说是因为汉化，这就更扯了，汉人几千年都是黄金段位的，秦汉隋唐宋明，哪一个历史上同时期排不上号的？

可就偏偏到了你满清就出了事儿

要不然也不会有李约瑟难题了

其实李约瑟也没什么可纠结的，主要次要矛盾一分析，责任还是在于满清

啊，这时候就又有人开始狡辩了，开始阶级分析法了，谁让你汉奸那么多投靠满清呢？

这汉奸问题啊确实是让人很无语，汉奸的确可恨

整个上层很多人投靠了满清，可问题是也并不是所有上层投靠满清吧？

还有人说满清类似于解放军的，这就更扯了

解放军给你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八十一日？

就这你好意思说百姓无不欢迎我大清？

这也太臭屁了，要点脸吧行不行

阶级要是主要的问题，那特么农民军为什么后来联明抗清呢？

还联虏平寇？这种东西现实是不存在的，是有这种提法，但是你研究南明史，除了吴三桂，也没人干这事儿了吧？

用事实说话

不好意思啊，跑题了

近代落后的锅除了满清没有其他，姑且其它不论，从1840到1911多少年了？70多年

从1911到1949多少年？38年

一个七十年给了机会，结果走向了八国联军的深渊

光复后，另一个三十八年还混进五常了

这比较没有比这更打脸了

这三十八年还有北洋混战，日军侵华，这处境可是比满清难多了

就满清那德性混到抗战怕不是直接投降了

对了，满清抗战时期跑东北当傀儡成立了伪满

这动漫都够直球乳的

我就不说啥了，完蛋就完蛋吧，完蛋你也总不至于不干好事吧？

但问题脸都是自己争取的，你自己没有脸，真别怪别人说你什么，一个民族自己没有脸说实话你不可能让别人给你脸

我从来没有见过汉人给西晋招魂的，但是给满清招魂的人却不少

70多年时间给你振兴的机会结果被洋爹们打成了筛子

你给汉人一半时间直接混五常

我们一直笑话人常凯申不好

但人凯申再怎么说没你满清丢人吧

比较这东西你得看和谁比

谁都能笑话常凯申，但你满清不行

你满清都当卖国贼了，帮小本子侵略咱们

咱们骂你两句也不为过吧？

这还真不是情绪发作，我其实特别想夸夸满清，给满清点儿面子

但是满清实在不给咱面子

为了给满清面子，清史砖家都跪下当洋奴了

清史专家夸满清可真不少，夸得夸得换来一巴掌过去

这就是民意，你也甭说啥你天命所归，千秋基业

都快人见人打了都

还有你们清粉成天骂我们不客观

说实话，我说得已经相当客观了，你让我再"客观"下去也没有比这更客观的

领土问题，你满清末年四分五裂，台湾都没给民国

台湾收回还是二战以后的事情

满清末年交给民国一个四分五裂的乱摊子，还有缺失台湾的版图

有效版图是人革命军自己打得和北洋做洋奴保住的

你还有脸谈法理？

谈法理也行，法理都是往前代追，往民国追，民国有法理，还有开罗会议，这是民国千千万万人用命换来的，关你满清毛线事情？

西藏，新疆的法理，也不是满清给的

这第一是我解放军英明神武，势如破竹收拾了三区余孽和某某喇嘛，金瓶掣签这玩意儿你要是提，你应该和对岸提，对岸有个蒙藏委员会，办公大楼里基本歇菜了，金瓶掣签要是有用就不用开坦克进西藏了

第二呢，开罗会议明确了这些地方属于中国

所以想吹领土的清粉也歇菜吧，这玩意儿现代领土界约也和满清无关

藏尼条约是55年周总理和尼泊尔交涉废除的

尼泊尔当年在西藏随便杀人都没事，原因是满清连尼泊尔都没打过

就这，你好意思提"贡献"？基本上都是负贡献

满清可能唯一积极作用就是提供了反面教材

让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烂，莫学它

也就仅此而已了

别碰瓷明朝，明朝晚年也能打过列强，还赶走了荷兰人收复台湾

就这点你说什么也没法和人明朝碰瓷

所以清吹哪，还是省省心吧

1881年，广东南海县，1000多名当地缫丝工人，冲进村中的蒸汽缫丝的裕厚昌丝厂将其捣毁，那时候的广东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外贸通商口岸了。

南海知县徐赓陛权衡利弊后出示了一道名为《禁止丝揭晓谕机工示》的公文，“本县为民父母，固不能庇奸民而纵其横暴，也不能袒富民而任其垄断。盖地方之芬顽必当究治，而小民生计，尤应兼筹”，明令“裕厚昌、继昌隆、经和昌等丝褐之家，克日齐停工作……”

此事受害者裕厚昌反而被责令停业，这时候已经是1881年了，这就说明了整个执政者们，对于现代商业的态度。儒家精英们虽然知道炮弹落在了国土之上，但是还是不知道商人对于工业化重要性。

西方现代工业革命的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商业文明被彻底解放，商人们的活力彻底被解放，从而快速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最主要推手就是商人，是商人把科学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然后给自己创造价值，然后改变社会结构。

其实工业革命开始的钢铁业，纺织业，制造业，大家习以为常为常自来水、电力、煤气、地铁这些公共服务设施，都是商人们以盈利为冲动建立起来的。

所以在西方，每当有新兴工业项目出现时，都习惯让商人们去开拓新兴行业，并且推动行业发展，带动产业革命。

西方商人在工业革命中伴有重要的角色，他们在一个新的时代大展拳脚，能对商人们施加压制教会势力，在文艺复兴后逐渐被政府、商人还有新教瓦解。西方的传统精英阶层，从来没有统一意识到商人具有巨大破坏力。

所以在工业革命到来之时，选择的是和商人携手，然后权力渐渐被资本集团侵蚀。

商人们的特点是贪婪，不只是要赚取利益最大化，资本得到满足就要政治利益，所以西方社会的转变，商人们一直都是最大的推手之一。

细数西方历代文明强国，有一个普遍特点，就是一旦某个文明到达同时期全人类最辉煌顶点之后，一旦开始衰落，就再也回不到同时期人类最辉煌的顶点，是再也！

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古马其顿，古印度等等，即使在近代工业革命的加持下，也没有一个国家能跳出这个规律，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这些前大航海时代受益者也没回到巅峰时刻，再也没成为同时期全球最顶尖的国家。

可是只有中国例外，因为有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找到了一个平衡模式，就是与历代帝王的平衡模式，能够与掌权者形成完美的平衡。让中国一次有一次衰落之后，会再次站到同时期人类文明的顶点。

这就是儒家，儒家和中国其他所有学说完全不一样，能够完美的和帝王共生，然后一起创造出新的强大王朝。这就是儒家社会，儒家精英创造稳定王朝手段里，有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摒弃一切不稳定因素，其中有很多，比如兵，道，法，墨等学说，都会被压制，同时打击商人，因为商人是破坏儒家理想社会的最不稳定因素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是儒家社会一次又一次的让中国重回人类文明的顶点。两千年的每一次重新辉煌都是儒家的功劳。有优点就有缺点,儒家形成了自己理论与框架，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工业革命的浪潮，也没有一个大儒提出新的理论来适应这个时代。

当遇到新时代试探性触角后，儒家官员第一反应就是毁灭他，因为儒家官员眼里，现代工商业是破坏社会稳定的主要因数。

现代工商业打破了儒家理论中美好的小农经济，而儒家又没有合适理论去适应现代工商业。

所以在现代工商业面前，儒家永远都是两个极端，要么极度对抗，要么极度妥协。无论怎么做，在没有理论突破的时候，儒家与现代工商业的矛盾都是无法调和的。

儒家精英很早就意识到了商人集团对社会的改变，也知道商人的贪婪本质。

所以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里，一直都是抑商重农，商人一直在各个王朝里都是地位最低下单位阶层。

元代的特点就是不肯与儒家精英们妥协，不肯与儒家分享权利，所以元朝始终无法得到中国传统精英支持，而导致快速衰落。

但是元代打破了中国各个朝代对于商人的抑制，同时全世界商人因为元帝国的庞大疆土，可以畅行于东方和西方，中国土地上，这是自唐以后西域商人最多的时候。

同时也个元代的中国带来西域商人的商业模式，元末其实诞生了很多巨富。其中包括沈万三这样的巨富很多考据史书，说沈万三其实早在明前就死到了。其实沈万三的之死的传说，代表明朝重新回到了抑商重农的老路上了。可能死掉不是沈万三，而是别的富翁。

但是商人阶层以沈万三这些巨富的倒台为标志，再次代表中国社会重新回到儒家对于商人阶层控制压抑的老路之上。

无论明代还清代，儒家永远都是和皇权争夺话语权，清代以前永远都是以儒家的理论在运行，整个社会的规则都是儒家规则。

明朝的特点是历代皇帝包括朱元璋，发现得到江山后要与儒家共享权利，然后产生激烈的对抗。纵观明朝就一个特点，就是历代皇帝在于儒家政权争夺绝对权力的话语权。

到了明代中后期，儒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减弱，商人阶层重新崛起。这个阶段商人们开始和江南儒家精英携手，对抗中央的商税，东林党最大的特点就是和江南巨富们联手。

东林党一直再为江南商人集团争取利益，甚至自己就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去，因为进入国库的银子不如进入自己手里实在。儒家也开始堕落，这个阶段阉党势力，其实注意目的就是压榨商人集团，然后维持国家运转。

但是因为规则是儒家定的，儒家最大的特点是理想主义，但是实际手段还是承袭法家那一套，但是秦以后，法家再无新的理论诞生。

宋代曾经有个儒法结合的高潮，王安石、欧阳修等人都是新时代的法家，但是到了明朝在朱元璋的推动下，理学占了上风，新法家式微，终明一朝都是皇权和儒家争夺话语权。

最后诞生了东林党这个团体，一个维护商人利益的儒家团体。

整个明一代都没有对商业进行有效的商税措施，魏忠贤榨取商人资产手段过为极端，没有规则可循，所以必然会招到整个社会反抗。

魏忠贤虽然拉拢了非东林党儒家精英，但是用的不是儒家大旗，所以最后面对拥有雄厚财力东林党反扑时，魏党毫无抵抗能力。

魏忠贤用非常规手段付出了代价，最后被勤奋的崇祯杀掉，直到明亡，东林党和商人们都不肯拿出私产为帝国续命。李自成一通猛打就逼出数千万两白银，可是东林党们宁肯看见国家死掉，也不肯定送自己家底，这就是人性。

而这其中的商人集团在逐渐掌握财富，通过扶持东林党，最后东林党反而架空皇权，让明陷入衰落。

清朝的本质就满人入关后，看清中国社会的本质后，与儒家达成妥协后的结果，儒家因为满清做出了适应性改变。清朝皇室与历代王朝不同的是，一直致力于领导儒家社会的话语权。

明朝的衰落引起清代皇帝的极大恐惧，整个清一代，最大的特点就压制商人，掌控对儒家体系的话语权。

其实文字狱最大的特点就是针对儒生，不对平民，这是清朝皇帝精神控制儒家精英们最有效的方法。同时清代皇帝都熟读儒家经典，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让和珅发家那句话，有囚犯逃脱，乾隆脱口而出：虎兕出于柙。

和珅快速接上：典守者不得辞其责。

可见清代皇帝都是熟读儒家经典的，但是这也是清代抑商的重要源头，以及前朝的经验，明代巨富与儒家勾结，所以清代对于商人集团的压制要大于明代。

同时清代特别防范文人结党，还有商人和文人勾结，在这种环境下，儒家精英又开始恢复了对于商人集团的压制，商人集团的活力又被压制在最底层。

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开展洋务运动失败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用商业规则去操作，用的是传统儒家手段，因为没有儒家理论突破，所以必然失败。

近现代所有的工业化运动初级阶段，必然是商人阶层推动的，在没有高效的高效现代政府结构之前，商业的力量才是推动初级工业化主因。

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是必然要破灭的，因为以一己私利为主，不受国家控制，而罔顾国家兴忘的行为，注定是不会长久的。商人和儒家精英勾结进一步让国家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可以说和东林党勾结是商人们短视结果，也是商人重利而不受控制的最直接后果。

清代是总结前人经验做的最好的王朝，其中做的最好就是对于商人阶层的压制，儒家精英们对于商人的压制，是中国历代王朝里最强的，因为儒家精英恐惧商人们会再次夺取话语权。

所以在工业革命获利者的强国来中国耀武扬威的时候，儒家精英们还在梦里呓语。

终清一代，儒家追求还是自己理想的小农社会，所以儒家都没有停下压制商人的手，明清两代，归根结底都是儒家社会，儒家面对这个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没有任何既有理论能适应这个时代。

儒家精英展现了两个极端，明末和儒家精英携手掏空国家，要么死死压制商人的活力。

皇权和儒家精英们，永远都是相互利用，然后又相互对抗，儒家对于中国影响太深，皇权永远不可能在培养第三个势力出来，而且商人阶层是最不好控制的阶层。

儒家的理论也不允许商人们在社会中拥有部分权力，事实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现代工商业中根本就没有儒家精英的影子，儒家完全不适应这个新的时代，被现代工商业影响的政权扔到了一边。

明朝是（人均）发展速度不如西欧而被追赶上的节点。

而我大清是，不近反退的转折点。并且根本没有崛起的可能。中国复兴和大清存活只能选一个（近代强军只能靠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前者已经在历史上证明和大清不能共存。）

80年代末，北京

小张刚看完一部纪录片，得出结论：是以河流、大地为根基的内向式“黄色文明”导致了中国的保守、愚昧和落后，无关哪个朝代，这是根子上的问题，我们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蓝色文明”学习。

那部纪录片里有这样的一段话：“（长城）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呵，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

嘉靖至崇祯年间，明朝

一
个性高傲的中年男人来到大名鼎鼎的王阳明的门下，拜其为师。在日后的相处中，这个男人常常不满王阳明的言论，架师说之上，而他在这之后创建的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学生延续了他叛逆的风格。

二
这个中年男人的学生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永丰县创办了聚和堂，他要将自己的理想付诸现实，这是一个类似乌托邦的组织。聚和堂由教、养两部分组成，教负责教化百姓、开启民智，养负责经济事务，最大程度地保证堂内公平。
原来的老乡都各自缴税，聚和堂将老乡组织起来，加强宗族团结，按亩分摊赋税，然后统一上缴、承担徭役，防止了土豪劣绅的欺压与转嫁，深得老乡民心。
经这男人打造，几年下来，聚和堂已是“彬彬然礼教信义之风，数年之间，几一方之三代矣（邹元标，梁夫山传）”
六年后，他得罪当地官僚，被迫离开家乡，但继续传播其人人平等的思想。

三
几位女生想向一个男人求学，但因不识字，学起来困难重重，难免有些自卑情绪，那个男人则鼓励她们，开导她们。他在《初潭集》里列举大量男子不如女子的事实，他认为女性之所以“短见”是因为被男人长期管束造成的，如不被男人长期管束，女人也能从政也能诗文。
一些儒士不屑他的观点，他则通过《告女子短见书》为女性发声，有力地驳斥了这些儒士。
除此之外，他还鼓励他的学生要独立思考，大胆怀疑，不要迷信权威。其狂放不羁、突破传统的学风被多人追捧，“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朱国祯，涌幢小品）”
这个男人是泰州学派的学生，他很可能是中国（或全世界？）第一位从思想上、言行上第一位为女性发声的知名思想家。

四
一家书店新开张，店铺里摆放着一本本崭新的书籍，有描写了敢于追求恋爱自由的女性的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牡丹亭》，有描述关于严嵩结党营私及高层权力斗争的故事《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以及揭露官僚腐败黑暗、鱼肉百姓的故事《贪婪汉六院谈风流》《胡少保平倭战功》《恃孤忠乘危血战》《秉松筠烈女流芳》《失燕翼作法于贪》。
几位市民随手买了本关于严嵩的小说，茶余饭后一起讨论大明高层的权力斗争。

五
松江的几位士大夫子弟聚集在一起谈论着经商的事情，他们已经厌倦了整天读书背书，在他们看来，既然功名这么难考，何不去经商发大财？科举制？让科举制见鬼去吧，他们要当商人，要赚钱，要发大财。而像他们这样的士人比比皆是。

六
事态的发展好像越来越不受控制，孝道逐渐淡化，某地某人死去没多久其子就“与友党妆头谈、歌唱酣饮，有颓然欲醉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某地某人祖坟好好地躺在土地里，儿孙居然干起了挖祖坟焚祖尸的事情，而同乡人业已习以为常，“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唐甄，潜书）”。

一是王艮，二是何心隐，三是李贽，这三位的言论与行为比文中描述的更为激进，这三位对社会的影响比今日诸多微博、知乎大V对社会的影响更加大。
如果中国也有“宗教改革”，那他们就是中国的“宗教改革者”，但他们不是改革宗教，而是“改革”儒家。基督教在基督徒的推动下从一个保守封闭的宗教逐渐转型，儒家也在儒者的推动下逐渐转型，即从保守的朱子理学转型为开放的阳明心学。
20世纪的李约瑟说：“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彼十八世纪西洋思潮潜流滋长， 固为推动西方进步思想之根据，十七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友，群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中国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乃得输入欧洲。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而曾三复致意焉。不论个人表现与人类真正性格距离至何种程度，吾人对于社会进步之理想，唯有依赖人性本善之学说，方有实现之望，而此种信心，吾人固曾自中国获得也。”
保守？愚昧？落后？
朱子理学之于大明朝犹如之于前苏联。

明代文人敢说朱子理学的不好，试问苏联文人敢说他们的“朱子理学”不好？

明代书店可以摆上关于明廷斗争的小说故事，试问苏联书店敢摆上他们的“明廷斗争”的小说故事？

苏联社会的包容度有多大？哪个社会又更保守？

七
一个老外大老远来到这里传教，一路上被不少人袭击，但不久这种情况就转变了，他在《利氏致澳门孟三德神父书》里写道：“在这座城市里......众人都好奇的想见我一面，有这么多群众来看望，还有重要的文人与要人（官员），真使我兴奋异常。”
这些人里，有平民、士大夫、官员、皇族。
他还在《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里写道“中国人来拜访我，有些人好像发了狂，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当中国人看见我可以把我们任何的书译为中文，便不胜惊奇，我所译有关科技的书是他们从来不曾见过，于是有的要学数学，有的对伦理科学感兴趣。”

八
越来越多中国人意识到西方技术的厉害，他们翻译了诸多书籍，引进了诸多技术，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火器学等各门学科都得到了新知识的补充。
在天文学方面，有《新编天文学初阶》《彗星解》《天体运行论》《天体光学》《哥白尼天文学纲要》《崇祯历书》等书籍及万国经纬地球仪、列宿经纬天球仪、平浑悬仪、望远镜等天文仪器。
在医学方面，有《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西学记法》《主制群征》等医学著作，其内容有心理学、神经学、人体器官、人体构造等多种医学知识。
在地理学方面，有《坤舆图说》《职方外记》《地球全图》等地理著作。
在火器学方面，《火攻擎要》《西法神器》《神器谱》等多部著作。

自诩自大？自欺欺人？
或许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思维让国人一时看不起“劣等蛮夷”，但在西方技术面前，国人能够迅速调整心态，去学习更好更先进的知识，并与“劣等蛮夷”平等相处。何见得有晚清人对西方的蔑视心态？何见得有晚清人的骄傲自大？

一些人可能会说，不就几个名字吗？不就几本书吗？又代表不了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决定了中国近代必须落后。代表不了什么？到满清统治者面前说说这句话试试？代表不了什么八旗何必要推行残酷的文字狱？何必要闭关锁国？你不知道民智的重要性，八旗知道，若是民智未开，八旗就能过更得心应手地统治，若是民智开了，八旗的位子就岌岌可危。

明末顺初，本应是一次正常的改朝换代，就像之前诸多汉家王朝那样，起义、推翻、定鼎，然后延续前朝的思想文化继续发展。然而天不遂人愿，带着浓浓的奴隶制色彩、还没基本进化好封建社会形态的落后政权满清竟在阴差阳错里入了关，而汉族实权派的内耗、分裂、割席则最终断送了大汉江山，让满清胡虏捡了个漏。
伴随着各地起义的被镇压，以及大明遗民的老去、新一代人的成长，短短几十年间，仿佛过了几百年那样，头发、衣服和文化都变了个天。

满清开了个很不好的头，它将人最基本的底线给摧毁了。大半生生活在明朝社会的金圣叹就一个非常悲剧的人。

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在当地的暴行引起了苏州士人的愤怒，想必金圣叹在明朝社会应该是参加过示威活动的，以为在大清也能游个行示个威，于是他连同一百多个士人到孔庙聚集悼念顺治帝，并借机发泄，还到衙门控诉，要求罢免任维初。谁料想大清连基本的底线都没有，事件上报后就逮捕了金圣叹等人，以叛逆罪斩首。而金圣叹在临走时也哭得非常惨，他还有很多书没有写完，很多夙愿没有完成。
其实这何止是金圣叹的悲剧？这是整个汉族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有多少像金圣叹这样的人没能完成自己的夙愿？当汉族失去了决定自身命运的主动权，不仅全体汉人尽被奴役，连同汉族的汉文化也被一并扭曲。本应健康发展的中国社会，走上了一条漫长的邪路。
当满清成为主宰中华大地的政权后，其统治阶级带着愚昧无知的小民心态统治着这个偌大的国度，难免不够大气，会有变态心理，柳条边、文字狱、闭关锁国，一切倒施逆行的措施都被其用上了。然后摆到我们面前的，就是腐朽的儒家、自大的国民、落后的传统文化以及内向的农耕社会。从民国开始，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就开始自恨了，恨儒家、恨国民性、恨传统文化、恨农耕社会，乃至恨自己是个中国人。

他们甚至编织了一个虚假的概念来强化自己对本民族的自恨，这个概念就是从古希腊延续至今的“蓝色文明”。
可事实上，近代领先中国的西方人是日耳曼蛮族（也就是古罗马人口中的蛮族）的后代，这些人一开始就与海洋没任何关系。在摧毁古罗马帝国后，古罗马的城市也一并衰落，西欧大地一片萧条，日耳曼蛮族过的是农奴制的生活，与熙熙攘攘的市井生活完全无关，更谈不上什么“蓝色文明”。
14世纪的黑色病动摇了日耳曼蛮族对教会的信任，拜占庭灭亡后西逃的拜占庭学者又带去了大量关于古希腊古罗马的书籍。自然知识必须通过文字才能进行传播与交流，造纸术特别是15世纪古登堡金属活字印刷术的推广给这些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文艺复兴得以进行，日耳曼蛮族觉醒后宗教改革呼之欲出。物质资料不再集中掌握在教会手里，日耳曼蛮族进步的空间迅速膨胀，当昔日的农奴日耳曼蛮族跟在西葡人屁股后面驶向大海，才逐渐有了他们钦慕的“蓝色文明”。

为了自恨，不惜捏造一个虚假的概念矮化自身，从至高无上的天朝上国的子民沦落为民智未开的不毛之地的病夫，到现在被老外动动嘴皮夸一下就巴不得大书特书的扭曲性心理，这在全球也是独一份。

1644年开始，汉族还有自救的可能，然而随着事态的进展，自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们才发现，1644是汉族在全球化到来前最后的“高光时刻”，起码那一年还维持着一个完整的朝廷。而那个久远的年代，即各门学派大放异彩的年代，则是华夏文明在全球化钟声敲响前最后一次发出的耀眼光芒了。

个性解放、独立思考、突破传统、质疑精神逐渐淡出世间，保守之风卷土重来，从此以后，天朝上国，走下神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