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曹丕像日本的武家幕府一样自立朝廷，使刘氏成为傀儡，中国历史会有多大变化？
首先，政治制度的演变将与我们所知截然不同。
权力结构的固化与分散： 类似于幕府体制，曹丕的“幕府”将是一种世袭的军事政治集团，掌握着实际的统治权力。皇帝（刘氏后裔）名义上是最高统治者，但权力被架空，如同日本天皇。这意味着，中国的权力重心从皇权独揽转向了以曹魏集团为核心的军事贵族集团。这与汉代以来形成的中央集权皇帝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塑： 幕府体制往往伴随着强大藩镇的存在。曹丕的“幕府”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可能会分封大量的军政大员，这些大员在各自的区域内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形成一种“藩国林立”的局面。虽然名义上听命于“幕府将军”（曹氏家族中掌握实权者），但实际操作中，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将大大削弱。这与秦汉以来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趋势背道而驰，更可能导致类似唐末藩镇割据的长期动荡，但这一次的动荡根源将是权力结构的内在缺陷，而非外部挑战。
法律与官僚体系的异化： 为了维护“幕府”的统治，一套新的法律体系和官僚体系将应运而生。这套体系可能不会完全照搬汉制，而是更侧重于军事效忠和军事组织。官职的任命可能更多地取决于军事功绩和家族背景，而非科举或察举。虽然理论上刘氏后裔的“皇帝”依然存在，但围绕其建立的官僚机构将逐渐空心化，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摆设。
对“正统”观念的冲击： 中国历史上对“正统”的强调是维系王朝合法性的重要基石。曹丕如果这样做，等于是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语境下，自己构建了一种新的统治逻辑。刘氏皇室的存续虽然能提供一种延续性，但曹氏集团的实际权力会让这种延续性显得苍白无力，并可能引发后续朝代对其“正统性”的质疑。这可能会催生出一种“以力为尊，以武为贵”的政治思潮，模糊了政治合法性的传统来源。
其次，社会结构与文化思潮的演变也将因此改变。
武士阶层的兴起与固化： 模仿日本武家，曹魏集团的军事精英将形成一个类似武士的特权阶层。他们依靠军功和世袭的地位，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掌握土地和权力。这种阶层的固化将与汉代以来士庶之间的流动性形成对比，可能导致阶层固化加剧，寒门子弟通过科举等途径上升的机会变得渺茫。
儒家思想地位的动摇： 汉代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维护皇权和维系社会秩序的指导思想。在“幕府”体制下，军事力量的实际作用将压倒儒家的道德教化和礼制规范。虽然儒家思想不会消失，但其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可能被更强调实用主义和军事伦理的价值观所取代。
民族认同的模糊与重构： “以汉统”作为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载体，在曹丕的这种行为下将受到根本性冲击。刘氏皇室作为汉朝正统的象征，其被架空意味着汉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可能出现裂痕。曹魏集团的统治，虽然理论上是承继汉朝，但其权力来源和运作方式更像是一种军事征服者集团的统治。这可能会为未来其他民族政权的崛起提供新的参照，或者使得中华民族的认同更加多元化，甚至可能出现区域性的民族认同大于国家认同的情况。
文化艺术的风格变化： 如果说汉代文化以其沉稳、庄重、理性为特点，那么受武士文化影响的社会，可能会涌现出更具阳刚、尚武、注重仪式感甚至带有颓废美的文化艺术风格。绘画、文学、建筑等领域，都可能出现新的表现形式，例如更强调英雄主义、忠诚誓言以及家族荣誉的内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所蕴含的生死观、荣誉观等，也可能在中国的特定阶层中得到体现。
再者，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也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对东亚格局的影响： 日本的幕府体制一旦在中国出现，其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一个以军事贵族集团而非中央集权皇权为核心的中国，其对外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将大打折扣。如果地方割据严重，甚至可能出现中国各割据势力与周边国家结盟或对抗的复杂局面。
对游牧民族的策略变化： 历代中央王朝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上，往往是“以抚为上，以战为辅”，并以“天子”的绝对权威来象征国家的统一和力量。如果中国内部权力结构出现根本性动摇，曹氏“幕府”在与游牧民族的交往中，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军事实力和外交手腕，而非政治正统的象征意义。这可能导致更频繁的冲突，或者通过利益交换来维系边境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可能更脆弱。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并非日本，其自身的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都与日本存在巨大差异。即使曹丕模仿幕府体制，也未必能完全复制日本的模式。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变量：
对汉文化的消化与融合： 中国庞大的汉文化体系并非轻易能够被颠覆的。即使曹氏集团掌握实权，也需要一定程度上吸纳和融合汉文化中的核心元素来维持统治的合法性。汉字、儒家思想的一些基本价值观，以及对“大一统”的追求，这些深层的文化基因，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在中国新的政治架构中得到保留。
曹氏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 幕府体制的最大隐患在于内部权力斗争。曹氏家族内部的权力继承、军阀之间的矛盾等，都可能导致长期的不稳定。这可能使得曹氏“幕府”无法像日本的镰仓幕府或德川幕府那样，形成相对稳定且长久的统治。
民间力量的反弹： 历史上的中国，民间力量和士人集团一直是影响王朝更迭的重要因素。如果曹氏的统治过于残酷或混乱，可能会激发新一轮的民间反抗或新的政治力量的崛起，从而打断这种“幕府”模式的形成过程。
总而言之，如果曹丕选择建立一个类似于日本武家幕府的统治模式，中国的历史将进入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平行宇宙”。中央集权皇权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军事贵族集团为核心的、可能更加分散和不稳定的政治格局。社会结构将更加固化，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可能被削弱，而尚武精神和实用主义可能占据上风。民族认同的基石也将发生动摇，影响深远。这不仅仅是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的转移，而是整个中国政治文明和文化走向的一次颠覆性重塑，其影响将贯穿之后的千年，塑造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知的中国。
网友意见
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即使真的发生了，一定会有另外的人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最后自己当皇帝（如朱棣）或者即使曹丕不称帝，其后来的继承者也迟早会称帝。为什么呢？这里有三个问题，中国跟日本有着本质的区别：哲学基础、制度（institution）基础、国情基础。
第一，我们先来说哲学基础，也就是政治伦理学基础。各国的君主，在早期为了让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一定要建立一个伦理基础。大家建立的方法也都基本一样，就是君权神授。比如中古哟的皇帝是天子，是天的儿子。日本的天皇也是神的后裔，甚至后来干脆自己成为了神，直到二战后发布人间宣言。西方的君主也要教廷为他加冕。 但是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第一，这个神权能不能换？第二这个权力对行政有没有影响？
我们中国在三国前早就经历了N次改朝换代，所以早就准备好了一套哲学基础，比如天命学说，就是天可以授命给其他人，这就为改朝换代设置了合法性。当一家一姓“气数已尽”，上天就会选新的有德之人当皇帝。所以从政治伦理上就肯定了如果一个皇帝已然不称职了，就可以换。第二，中国的政治伦理强调了，皇帝既然是天命所归，那么他就代表了上天的旨意，那么在行政过程中，他说的话是有上天的权威的。你如果不废了旧皇帝，就证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天命还在他身上，没有转化到你身上。二他的话还是代表天命。那么如果旧皇帝对政治发表看法了，你是听还是不听？听可能跟你的利益冲突。不听，那不是违背天命么？
反观日本，第一，从来没有任何学说证明，这个天皇家的神性会转移。日本的哲学观里，你丰臣秀吉死了是可以成神的，丰国大明神，但是你成神必须是你死了之后，而且对天皇的神性没有影响，他还是神，从这个角度，哲学基础上你没有办法换天皇，因为他们家族的神性永远在。第二他的神性不影响行政，所以关白、幕府们都可以说，天皇是神，我们尊敬他，供养他，但是行政的事就交给我们这些人来管理就好了。这样天皇在那里也不会对行政造成影响，完全可以留在那里。
第二，制度基础。这里说的制度是西方制度经济学概念上的制度，包括明规则和潜规则。我们中国经历了汉朝近四百年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政治，已经形成皇帝掌握实权的一切政治制度基础，这时候，只要放着一个皇帝在那里，根据我们的制度条文，明规则或者潜规则，他都是有可能在某一天掌握实权的。而且帝国的所有人都可以直接效忠于皇帝。所以曹丕自然不能一直把刘姓皇帝放在那里。但是日本一直都是一个分封制的国家，分封制的特点就是向上一级效忠，所以没有一个武士可以说我要直接向天皇效忠，他只能向他的大名，效忠，大名向将军效忠就可以了，所以放着一个天皇在那里，推翻将军行政统治的制度条件也非常不成熟。
第三，就是国情，当时的日本是一个阶层固化社会，农民没有参政资格，武士才有，武士还是世袭的，然后日本人也少。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并不要求阶层的流动。而当时的中国相对来说先进很多的，我们早就建立了正常的社会流动制度，大家都不是世袭的，虽然当时没有科举，可是汉朝的察举制已经进行了几百年。所以中国只有皇帝是可以世袭的，虽然爵位也可以世袭，但是爵位没有行政能力啊。所以一个人一旦权力达到顶峰了，想要传给儿子，就只有一个办法，当皇帝，不然比如曹操说，我的丞相的位置也可以世袭，我给我儿子，我儿子给我孙子。那么其他官员就要问，那么我们是不是当官当得再好也不能升官了？那我们也要世袭。那么老百姓就说了，那么我们就要一辈子当农名咯？那还不反了你？这是一个国情，一旦一个社会的流动性形成了，倒退就会引起大麻烦。比如一直是世袭的，你世袭，大家不会造反，可是已经变成察举制了，你想退回到世袭？百姓就不干了。后面的历史也一样，如果已经实行了科举制，你要退回九品中正制？大家就跟你玩命，已经进入共和了你要退回帝制（袁世凯），大家就推翻你。
综上所述，当时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建立一个世袭的幕府而保持一个虚设的皇帝了，权臣只能短暂存在，他们要么就改朝换代（曹丕、司马炎、赵匡胤）要么就被干掉（董卓、燕帖木儿），想建立一个长久的权臣政权？对不起，中国早已告别了那个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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