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化是怎么回事？突厥那么点人，西迁的更少，是怎么同化中亚，西亚的民族的？

这是个非常宏大的问题，中、西亚地区发生的所谓突厥化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且不同地区“突厥化”的实现方式与其实现后的「突厥化文明范式」也各不相同。

从宏观角度来上讲，中、西亚的突厥化是随着当地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至少中亚如此）发展与确立，在突厥语部族主导的各庞大国家机器的政治威权与社会规训的作用下实现的。

但这么短短几句话还是难以向我们展示历史上族群互动时的真实图景。对于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来讲，进入中西亚后逐渐定居化，是一种在追求较稳定或较优越的社会身份与现实利益的动机下，决定重新塑造和改变社会结构与现实规范而作出的抉择。在这里使用抉择一词，是为了体现游牧部族在来到绿洲城市以后，为突破在此之前的游牧社会制度与组织之内形成的，由社会威权、传统与规训筑成的文化-族裔边界而做的挣扎与牺牲。

无论做出这些牺牲与挣扎是个人主观意识的表达，还是统治阶层施加于部族百姓之上的意识形态路线，定居化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挣扎。生产方式的变革中需要游牧部族完成与之相对应的文化改革，于是一些不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文化习俗渐渐被抛弃，新的文化与传统在这过程中被发明，游牧部族在定居化的同时接受土著居民大量的文化符号。

操突厥语游牧部族的定居化与当地土著居民的突厥化是同时发生的，土著居民的突厥化是他们积极参与由操突厥语的部族为核心构建的汗国经济与政治生活的表现。

受生产力与一些自然地理因素的约束，在突厥语部族来到之前，中亚还不曾出现过领土那么庞大的国家机器，那些依次由突厥人和回鹘人建立的各届大型国家机器为这片区域内的部族融合提供了政治基础。

突厥语人群主导着新兴突厥语政权的公共事物与社会生产等诸多领域，突厥语也自然的成为了跨越各绿洲城市的通行语言。在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位中，突厥语对土著部族的社会价值因他们在社会分工中扮演角色而异，越接近权力“中心”的人，越广泛参与社会化生产的人越会在突厥语言实用价值的引诱下主动或半主动的突厥化，（这里的权力中心包括封建社会权力关系网络之中的大大小小的权力实施者，即处在不同社会阶层的操突厥语贵族、封建主和各种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职能的国家机构。），这种突厥化既是社会需求引导下个人做出的主观选择，也是个人在上流突厥语社会的注视之下完成的一种自我规训。

土著居民的突厥化与突厥语游牧民的定居化本质上都是中亚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实现涵化过程的一体两面。无论是定居化还是突厥化都是在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中，在社会需求的引导下进行的，当然，这种基于理性主义的对社会价值与资源的追求并不能完全盖过两个族群在文化变革过程中对各自传统文化的留恋与不舍，这当然是一种出自纯粹感性认知的族群-文化意识。然而在新兴突厥语国家（高昌回鹘、喀喇汗、伽色尼等）制度框架之内，在国家（政治经济）权力与社会规训性权力的交织之下，定居化与突厥化成为了新兴封建生产关系的唯一文明范式。这种范式的形成与普及或许并不是什么“文明的进化”，而只是突厥语统治阶层为了解决自身组织问题，以便能有效统治新兴突厥语国家做出的一种结构性反应及其导致的结果。

突厥汗国的对外扩张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有史可依的同时与三个主要定居文明（中国、波斯与拜占庭）为邻的游牧帝国，汗国的扩张打破了部落与部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势力一直延伸到阿姆河以南地区，游牧部族出众的流动性让他们有能力突破不同的国家与社会边界，群体性的地域流动带来了社会身份认同的流动。这是突厥化的第一步。

游牧部族在其广牟的汗国领土上，在已被打破的各种土著邦国边界之间穿梭自如广泛流动，政治边界的打破为文化边界的交汇奠定了基础。此时的中亚地区土著邦国虽然臣服于突厥汗国，但文化边界依然是泾渭分明。

游牧部族对土著邦国的直接与间接统治造就了一批习俗上定居，语言上操突厥语的邦国上层阶级，也在游牧部族与中亚土著的政治边界上形成了一群半游牧半定居半印欧半突厥的群体。前者是汗国对土著邦国通过强权施加影响力的结果，后者则是汗国下层与土著百姓之间以和平或半和平的方式融合的结果，处在邦国边缘的居民，由于远离统治中心在身份认同与生产关系上并不是单一和固定的，反而如同游牧民那样具有身份认同上的流动性。由此两个族群的文化边界地带逐渐演变为文化的边缘地带，这也意味着在这个边缘地带出现了族群初步融合带来的群体与文化认同的模糊，出现了不同于之前二元对立式的族群-文化意识。这是突厥化的第二步。

当然，不是每个游牧者或中亚土著都能跨越族群-文化的边界，他们生活在各自的社会制度与组织之内，社会威权、传统与规训让各群体困于各自的文化边界之内。在这种前提下，游牧者即便在物理上突破了两种族群社会的边缘地带，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差异仍然让他们沦为彼此的他者，交汇的边缘或许可以带来两国一些边缘群体的融合，武力与压迫或许可以造就一些混血儿，但结构性的融合只能当两个群体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趋于一致时才有可能发生。

游牧是人类对农业资源极端缺乏及不稳定环境的生态适应，而游牧本身往往也不是一种能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游牧生产方式的不稳定性迫使游牧群体尽可能的通过各种手段得到生活资料，因此游牧部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游牧之外的辅助性经济来源，如狩猎、采集、农业和贸易等。辅助性经济来源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每个游牧汗国的体制，而各种辅助性经济活动涉及不同领域的需求，这就注定了游牧部族在获取辅助性经济时，总是需要与不同“他者”进行互动。

蒙古高原缺乏农业而畜牧狩猎所得也很有限，各部落游牧领地资源不足以维持生计且不稳定。不过得益于蒙古高原开放的地理环境，游牧部族能轻易突破地理界限进行经济扩张。不同于受封闭的地理环境约束的甘青高原河谷的羌人众部落，蒙古原往往容易发展出超部落、中央化和阶序化的「国家」，以将其经济生产领域扩张至与中原王朝、中亚诸邦国、东北亚等地的邻接之地，通过掠夺、贸易（控制丝绸之路贸易路线）、（向定居者）征税等活动扩张生存资源。匈奴、突厥、回鹘和蒙古帝国都是如此。

游牧者在通过上述方式与外界进行互动时，对汗国来说一种较为完善的政治体制如“部落联盟”或“国家”的重要性就展现出来了，各部落需要以联盟或国家的形式，在一个汗国领袖的代表下与其他定居文明互动，这也解释了辅助性资源来自中原王朝或中亚邦国的游牧群体往往较有能力形成一种中央化的国家政体（如历史上的匈奴、突厥、回鹘和蒙古等游牧帝国）。

回到中亚的突厥化上。突厥汗国与拜占庭之间签订贸易协定，几度组建军事联盟共同打击萨珊波斯，并牢牢的掌握着丝绸之路上经营主动权，木杆可汗之后突厥汗国分裂，由此西部突厥众部落与中亚定居城邦及各半游牧部族的共生关系变得更为密切。

通俗的来讲，处在资源环境与各种政治社会结构与因此形成社会之中的人，在追求较稳定或较优越的社会身份与现实利益的动机下，往往选择与行动来塑造和改变社会结构与现实规范。因此无论是在塔克拉玛干，还是河中，亦或是安纳托利亚，突厥语部族在经过长期与土著居民的互动之后，在更为先进和稳定的经济关系的引诱下，在当地社会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制约下，一部分游牧者转向定居化。

这种定居化最早发生在统治阶级及贵族群体之中，处于权力结构网络上层的他们享用着封建领土及其依附农的劳动生产带来财富收入，在这种稳定的收入来源支撑下，他们开始对游牧生活失去兴趣。对于土著居民来讲，由突厥语部族贵族主导的封建社会关系中突厥语的社会实用价值驱使土著人自发习得突厥语，而当习得母语的价值高于其实用价值时，学习母语就会变得困难。

在8世纪左右，封建生产关系在于阗与高昌地区得到了树立，回鹘人征服天山附近之后，发生了生产方式的综合，封建主义在许多世纪以来定居农业区形成的条件下继续发展。村社社员的数目由于回鹘人转为定居农业而增加。9—12 世纪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中亚形成了许多大封建国家，大型国家机器产生对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使境内不同族群的经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

征服了绿洲城市的突厥人和之后的回鹘人所经历的过程与日耳曼部族征服罗马帝国的过程相似。在这些绿洲城市，突厥人和之后的回鹘人融合在彼此之间有着松散经济联系的农业村社和城镇之中，封建主义的兴盛使村社成了国家统治农民的重要工具。村社农民之间的关系不是氏族关系，也不是族裔关系，而是由土地利益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打破了常规有族群和旧生产方式下形成的社群界限，每一个农民广泛参与到了封建制度下的农业生产，形成了突厥语封建领主—土著农民+突厥语农民的封建依附关系，在这种关系网络之中突厥语的社会价值是无需多言的。这种封建社会关系的确立是突厥化的第三步。

在蒙古时代之前，中亚主要的几个绿洲地区的突厥化—定居化模式的实现大致是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伊教在中亚突厥化—定居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阿语与波斯语虽作为宗教语言和文学语言在社会的相关领域得到使用，但突厥语仍是绝大多数群众的第一语言。因此，当中亚那些突厥语汗国企图由上到下实现绿化时，“突厥语-伊教-定居”成了可行性最高、成本最低的可推行文明范式。在伊教对中亚社会形态完成整合之时，“突厥语—定居—伊教”模式也就自然的成为了中亚几个汗国的主流文明范式（高昌除外）。这是突厥化的第四步，标志着“突厥语-定居-伊教”（喀喇汗和伽色尼）和“突厥语-定居”文明范式的完全确立。

今天的中亚五国除了塔吉克斯坦，都可以被定义为突厥国家。这些国家在语言、文化上都有较高的相似度。当然，中亚地区民族概念的出现是非常晚近的事情，直到苏联解体才真正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亚的历史应该更多从部落的角度、从游牧与定居两种生活方式冲突的角度去研究。用民族主义史观去带入中亚历史是荒谬的。尽管如此，中亚地区的“突厥属性”依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命题。毕竟，中亚的本土民族曾经是塞种人（斯基泰人）、月氏人（吐火罗人）、粟特人，以及其他诸多东伊朗民族。如果要追溯更久远的历史，中亚（或者是更广泛的中央欧亚）还是雅利安人的起源地。“突厥”这个名词直到5-6世纪才第一次出现在中亚、北亚的历史舞台上。彼时突厥不过是一个野蛮的游牧部落，当时不会有人认为这样一个落后的部族会取代河中地区的定居文明，成为中亚的主体人口。中亚的突厥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简单概述的话，突厥汗国的扩张是中亚突厥化的开始，伽色尼、喀喇汗和塞尔柱三个突厥王朝对中亚长期的统治促进了中亚突厥化的迅速发展，而蒙古西征则间接推动了中亚突厥化的基本完成。到了15世纪，帖木儿统治下的就完全是一个突厥化的中亚了。

一、 公元6-10世纪：突厥汗国西征、突厥民族进入中亚草原

中国历史上说起突厥指的一般是6-8世纪在中国北方草原游牧的突厥汗国。但西方史学界中突厥是一个集合概念，指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众多民族。他们称呼突厥汗国为Gokturk Khaganate，即蓝突厥汗国，或根据突厥汗国的统治家族称呼为阿史那突厥。在西方史学的语境里，蓝突厥汗国只是突厥历史的一部分，后来的回鹘汗国、喀喇汗王朝、塞尔柱帝国都是突厥人种下属各部落所建立的。我们出于国家民族政策考虑不可能把回鹘汗国视为突厥的一部分，这也是因为中国和西方在提到突厥时指代的本就是两个概念。公元553年，突厥伊利可汗去世，东西突厥分立，西突厥在室点密可汗的率领下开始西征，应萨珊波斯的邀请，西突厥与波斯东西夹击，灭亡了在中亚地区游牧的嚈哒政权（Hephthalites），突厥逐渐取而代之成为中亚草原上的主人。随后，西突厥与萨珊波斯爆发冲突，时常袭击、劫掠波斯边境。与此同时，西突厥沿着欧亚草原继续西征，并与拜占庭帝国建立了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很多突厥部落逐渐在中亚草原定居。后来进一步西迁并进入欧洲历史舞台的哈扎尔人、佩切涅格人、乌古斯人先后于6-10世纪都曾在欧亚草原定居，并陆续西迁。到了9世纪，哈扎尔人已经成为南俄草原的主人，并在阿拉伯与拜占庭两大帝国之间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突厥汗国从未有效控制河中地区，其西征更多是劫掠性质，而非是要扩张领土，因此突厥人的迁徙在这一阶段只局限在中亚北部。所以这一阶段准确地说并没有发生“突厥化”，因为在定居民族中间并未发生身份认同的变化。波斯文化此时正不断发展繁荣，在定居地区占据绝对主流。8-10世纪，波斯人在呼罗珊、阿富汗、河中地区建立起事实上独立于阿拔斯王朝中央的地方割据政权，包括塔希尔王朝、萨法里王朝和萨曼王朝，这些地方封建王朝极大促进了波斯文化的发展，此时波斯文化的重心正是在撒马尔罕、布哈拉、梅尔夫这些中亚城市。历史学对这一时期波斯文化的繁荣发展有一个专门对称谓：Persian Renaissance（波斯文化复兴）。此时，突厥人则依然游荡在中亚边缘，尤其是今天的哈萨克草原一带，但他们对中亚历史的影响已经逐步开始显现。伊斯兰教在突厥部落中的传播比在中亚定居民众中的传播要稍晚一些。突厥人最早大范围信仰伊斯兰教应在9世纪末，当时大批效忠于萨曼王朝的奴隶军队皈依伊斯兰教，萨曼王朝和周边突厥部族密切的交往也在突厥人伊斯兰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影响。到了10世纪中叶，七河地区的乌古斯人已经基本完成伊斯兰化。这里可以简单概述中亚伊斯兰化的进程，因为中亚地区的后来民族在伊斯兰化的同时完成了突厥化，这里介绍一下背景也不算偏题。阿拉伯对中亚的征服总体而言是迅速而顺利的。7世纪末8世纪初，伍麦叶王朝就已经扩张到了河中地区，而且和唐帝国爆发了争夺中亚控制权的怛罗斯战役（751年）。尽管唐朝在这场战争中战败，但毕竟向阿拉伯帝国展示了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使阿拉伯人打消了继续向东扩张的狂妄想法。尽管阿拉伯人对中亚的征服如暴风骤雨一般迅速，但其对中亚的统治相对而言是平稳而松散的，地方长官对其管辖的治地有一定支配权，只需定时向大马士革缴纳赋税就足以维持自身的地位，后来的塔希尔王朝、萨曼王朝都来自中亚地区的传统统治家族，中亚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相比阿拉伯征服之前并未发生很大改变。为了保证有充足的非穆斯林缴纳的吉兹耶（Jizye）赋税，伍麦叶王朝起初并未鼓励中亚本地居民大批皈依伊斯兰教。直到9世纪中叶，中亚才开始大规模的伊斯兰化进程，这其中既有是阿拔斯王朝更为积极的宗教文化政策的因素，同时也是因为此时中亚地区形成了独立于巴格达中央的伊斯兰封建王朝，这些封建王朝对地方有更强的控制力，也有更充分的动力鼓励民众皈依以巩固其统治。我国新疆地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南疆）的伊斯兰化则开始于喀喇汗王朝时期，萨图克•布格拉汗是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维吾尔君主，其改变信仰的决定一方面来源于对抗萨曼王朝入侵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凝聚南疆地区不同种族、部落，将喀喇汗汗庭制度化的政治需要。在萨图克•布格拉汗及其子穆萨的率领下，喀喇汗王朝迅速发展壮大，并在对抗萨曼王朝的战争中逐步占据优势。960年，穆萨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大约20万帐突厥人随之入教，从此南疆的伊斯兰化的趋势便基本上不可逆转了。当然，整个南疆的伊斯兰化依然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是喀喇汗王朝对于阗的战争，喀喇汗王朝利用从萨曼王朝那里学到的“圣战”旗号，向佛教的于阗王国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战争的进程曲折而残酷，喀喇汗王朝一度在英吉莎战役中遭遇灭顶之灾，但最终在1006年灭亡于阗王国，基本控制了南疆绝大部分地区。此后，喀喇汗王朝尝试继续向东扩张，并向高昌回鹘发起战争，然而随着自身内部的分裂，以及西部塞尔柱王朝的崛起，喀喇汗对高昌回鹘的“征服”未能顺利完成。对高昌回鹘的征服及改宗将要留到近两百年后由西征的蒙古汗国完成。信仰伊斯兰教是突厥融入中亚文化的重要一步，共同的宗教信仰将突厥人与中亚定居民族联系在同一个“乌玛”（Ummah）之下。此外，中亚的统治者也开始在军队中收编、任用突厥奴隶，部分军功卓著的突厥奴隶甚至可以接近权力核心，或割据一方，或废立君主。随着突厥将军权力的不断膨胀，突厥人在中亚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突厥人将逐渐成为中亚的主宰。

二、 公元10-13世纪：突厥王朝统治中亚

从10世纪末，11世纪初开始，三个突厥王朝主宰了中亚的历史。伽色尼王朝、喀喇汗王朝、塞尔柱王朝。当然在中亚建立统治的突厥王朝不止这三个，我们也可以加上花剌子模和古尔王朝，但因为花剌子模、古尔王朝在中亚的统治时间很短，对中亚历史的影响远不如上述三个王朝深远，在塞尔柱与花剌子模之间还有西辽对中亚地区的羁縻统治，因此在这里不做特殊强调。这一时期中亚的统治者从波斯人变成了突厥人，但在文化上却是“波斯征服了突厥”。伽色尼王朝和塞尔柱王朝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政治制度上都全面效仿波斯。波斯文化在这些慷慨的突厥统治者资助下继续发展繁荣。伽色尼王朝的马哈茂德苏丹就是波斯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菲尔多西的赞助人，而塞尔柱帝国之所以能控制从撒马尔罕到巴格达如此广阔的版图，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其波斯宰相尼扎姆尔克。在突厥王朝的宫廷里，达官贵人以流利使用波斯语为荣，用波斯语写作诗歌，在建筑、绘画等各种艺术的审美上也全盘波斯化。但与此同时，游牧的突厥人也在中亚、尤其是河中地区大批定居。在文化外观上，波斯文化依旧占据主流，但在人口结构方面，中亚地区正在出现一个缓慢但决定性的改变。突厥人正逐渐成为中亚的主体民族。这一改变在时人的观念看来是无足轻重的，毕竟离民族主义观念的诞生还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它毕竟是对中亚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间接决定了蒙古入侵中亚以后是被突厥化，而不是被波斯化，从而确保了突厥人将长期保持自己作为中亚统治民族的地位。伽色尼王朝和喀喇汗王朝基本处于同一时期，999年，喀喇汗王朝攻陷布哈拉，于伽色尼王朝瓜分了萨曼王朝的版图，两个新兴的王朝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争之后，决定以阿姆河为界划分疆土。伽色尼王朝占领了呼罗珊，而将河中地区基本上留给了喀喇汗王朝。与伽色尼王朝不同的是，喀喇汗王朝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身的突厥属性，正是在喀喇汗王朝统治时期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突厥文学，最典型的两个代表就是马哈茂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与玉素甫·哈斯·哈吉布的《福乐智慧》。这两本著作在今天依然是突厥古典文学中不可逾越的巅峰。《突厥语大词典》本是献给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其用意是教阿拉伯人突厥语，同时也向阿拉伯世界介绍突厥文化与传统。同时，这本著作还起到了确定突厥语标准的作用，马哈茂德·喀什噶里将喀什的方言确定为突厥语的“普通话”，并详细阐释了这门语言的优点。突厥语研究中把《突厥语大词典》中规定的标准突厥语称为哈卡尼耶突厥语（Hakaniye Türkçesi），即汗庭突厥语之意。因为喀什是当时喀喇汗王朝两个汗庭之一（另一个开始是巴拉沙衮，后来迁到布哈拉），同时也是汗国的商贸、文化中心。《突厥语大词典》更是起到了为后人记叙突厥历史的作用，今天它依然是突厥文学和历史的学者必不可少的研究材料。《福乐智慧》则是伊斯兰世界一种经典的文学形式“君主之镜”（Mirrors of Princes）的杰出代表，此类文学主要的目的是劝诫君主施行仁政，帮助其公正、贤明地统治。《福乐智慧》使用阿鲁兹诗律（Aruz Vezni），以玛斯纳维（Mesnevi）体写成，以对话体的形式传达出作者的政治思想。它是维吾尔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代表着古典维吾尔诗歌文学的最高成就，直到400年后，阿里·舍尔·纳沃伊才创造出突厥文学中可以与之匹敌的诗歌作品。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还有Ahmet Yükneki的《真理的门槛》（Atabetü’l Hakayık）以及12世纪中亚的著名苏菲派诗人Ahmet Yasevi。他们的作品都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和劝诫意味，研究他们的作品对于了解当时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貌有很大助益。

塞尔柱王朝的祖先属于乌古斯突厥人中的科尼克部落（Kınık），在图格鲁（Tuğrul）和查格里(Çağrıl)的率领下，塞尔柱人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建立其几乎囊括整个中亚和西亚的帝国。1040年，图格鲁占领呼罗珊，继而征服波斯全境，以内沙布尔为都建立起行政体制。1055年，图格鲁克占领巴格达，消灭了当时盘踞在巴格达的波斯布韦希王朝，并受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册封为苏丹。1071年，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在曼齐科特战役中击败拜占庭军队，突厥人逐渐在小亚细亚地区定居，开始了当地伊斯兰化和突厥化的进程。塞尔柱帝国在马立克沙的统治下达到鼎盛。帝国领土东与我国新疆地区接壤，西至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北界黑海、高加索山脉、里海和哈萨克草原，南达波斯湾与阿拉伯海，囊括从中亚到西亚的绝大部分领土，建立起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的大帝国。除了在军事上的赫赫武功之外，塞尔柱帝国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在塞尔柱帝国统治下，伊斯法罕、内沙布尔、马什哈德、梅尔夫这些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继续发展繁荣。在波斯宰相尼扎姆尔克的帮助下，马立克沙统治时期，塞尔柱王朝境内实现了暌违已久的稳定与和平，人员往来的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在国家的保护与赞助下，商贸、文化交流得以顺利展开。伊斯兰文化在塞尔柱王朝治下实现了短暂的繁荣和复兴。教法学家安萨里和著名波斯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奥马尔·海亚姆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其主要著作的。可以说，塞尔柱王朝在各方面取得了突厥人到该时期为止最辉煌、最突出的成就，并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演进。

塞尔柱王朝对中亚的统治随着1141年在卡特万战役的战败而逐渐土崩瓦解，随着1157年塞尔柱帝国最后一位苏丹桑贾尔的去世而彻底烟消云散（尽管很多塞尔柱地方政权依然继续存在）。很讽刺的是，最终终结塞尔柱帝国的是他们的同族乌古斯人。塞尔柱人的祖先于10世纪末脱离了乌古斯叶护国南下，在河中地区占据一席之地，在11世纪初几乎统一了所有乌古斯部落。到了12世纪中叶塞尔柱苏丹又因为乌古斯部落的反抗而最终败亡，似乎也是一种历史的循环。这同时也体现了突厥部落中定居部族与游牧部族的矛盾。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境内荒凉的草原游牧的乌古斯-土库曼部落，与西迁西亚或南迁河中地区建立政权的塞尔柱或奥斯曼王朝，并不总是能融洽相处。当定居并建立起稳定政治制度的中央王朝能够通过发动“圣战”获取战利品以满足这些游牧部族的劫掠需要时，这些乌古斯-土库曼部落可以充当帝国扩张的先锋和加齐勇士。但当中央王朝渴求稳定与和平，并尝试在地方上征税、施加行政管辖时，乌古斯-土库曼部落将成为其最大的阻碍。塞尔柱帝国由于未能解决这种矛盾而最终灭亡，奥斯曼帝国在面对相似的问题是从其前辈的失败中汲取了一些经验，因而获得了相对的成功。从这种中央政府-地方部落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我们也能发现，“突厥”乃至更加细化的“乌古斯”身份认同对于加强帝国内部政治凝聚力并无太大帮助。定居的突厥人在生活习惯、文化爱好方面趋向于“波斯化”，因而被游牧的突厥人视为“腐化”的异族。多个突厥王朝在中亚的统治或许已经成功地将大批突厥人口迁入这一地区，并在血缘上将中亚的本地人口大规模地突厥化。但突厥人往往还是被视为“野蛮”和“游牧”的代名词，那些已经定居的突厥人甚至以这一身份为耻，而刻意避免使用。成熟的突厥文化尚未形成，此时它还只能在波斯文明主流的边缘游荡。所以即便到了13世纪中亚的人口主体已经是突厥人种，但是“突厥化”还远未完成。

三、公元13-16世纪：蒙古西征与中亚蒙古汗国的突厥化

在蒙古西征前一百年，中亚的历史相对混乱而缺乏记载。1141年，西辽在卡特万战役中战胜塞尔柱帝国，从而获得了对中亚的支配权。但西辽对中亚的统治方式是间接的羁縻式统治，中亚原先的政权基本保留了下来，它们承认西辽统治者为“古尔汗”，将部分税收提供给西辽汗庭。除此之外， 他们依旧以原来的方式进行统治。喀喇汗、花剌子模沙在这一时期正是以上述方式保留了其政治权力。但随着西辽政权的衰落（其原因包括内部权力斗争和与在阿富汗兴起的古尔王朝之间的长期战争），花剌子模沙夺取了更多政治实权，并开始在中亚扩张其领土和势力范围。西辽对花剌子模崛起的反应是迟缓而低效的。花剌子模因此在12世纪末主导了中亚的历史进程。花剌子模地区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这一名词本身可能比当地居民种族的历史还要悠久。从其语言、文化来看，花剌子模沙的统治者应该是突厥人，但宫廷文化依然深受波斯文化影响。由于花剌子模统治中亚的时间很短，我们对其文化、制度了解不多，主要的一手材料来自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蒙古入侵几乎抹去了花剌子模在历史上的一切印记。

蒙古西征无疑对中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蒙古的入侵，今天的中亚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面貌。突厥化也是蒙古人留下的历史遗产之一。蒙古汗国分裂后，中亚地区主要由察合台汗国统治。当然窝阔台系的海都在世时，窝阔台汗国对察合台汗国是起支配地位的。察合台汗国的疆域和西辽的疆域大抵相似，从我国新疆一直向西到达伊朗东部。察合台汗国的历史混乱复杂，汗国未能成功建立起完善的政治制度，导致其整个历史都被汗位的争夺所困扰。在汗国存在100多年的过程中，似乎没有哪个十年是完全在和平中度过的。14世纪中叶，察合台汗国分裂成东西两部。这一历史事实似乎证明了一点，即想要将河中地区、七河地区与塔里木盆地统一在同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内是非常困难的。东西察合台汗国的分裂与东西喀喇汗的分裂几乎如出一辙。西部的河中地区的文化、政治制度本身已经非常完善，统治者只需要适应、并按照当地历来的统治方式来治理就足够了。而东部地区，尤其是在天山以北，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基本是游牧的。东西部的差异同时也是游牧与定居之间的差异。没有一个统治者可以同时以两种方式治理一个国家，分裂因此变得不可避免。相较而言，东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保留了相对较多的蒙古文化和游牧传统，因此在中亚民众看来，东察合台汗国是一个蒙古汗国，他们将其称呼为蒙兀儿斯坦，也就是蒙古人的土地。巴布尔就曾回忆当他与与东察合台汗国的一个地方统治者结盟时听到他仍旧用蒙古语训话，虽然巴布尔也是帖木儿的后裔，如果帖木儿确实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巴布尔和察合台汗国也算是有血缘联系，但两者在文化上却已经如同是两个民族。可见此时河中地区蒙古人的突厥化较之我国新疆地区蒙古人的突厥化要更为彻底。

到了察合台汗国统治时期，中亚的主体人口已经是突厥人了。察合台统治者不得不适应、学习突厥人的生活方式，并尊重、甚至是皈依他们的宗教，也就是伊斯兰教。同其他汗国一样，察合台汗国内部在是否接纳伊斯兰教方面有很大的争论。宗教之争同时也是关于生活方式的争论，伊斯兰教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定居的农业文明，而部分蒙古贵族拒绝在城市生活，坚持萨满教传统，并继续传统的游牧、劫掠的生活方式。表面上的宗教之争另一方面也是蒙古人关于未来的道路的选择。总的看来，除了生活在蒙古高原的蒙古人以外，其他地区的蒙古人都选择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当地民众的宗教信仰，在中亚，这些蒙古统治者在伊斯兰化的同时完成了突厥化。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察合台统治者是秃黑鲁帖木儿。关于他的历史米尔咱·海答儿在他的《赖世德史》中有详细的记述。

从西辽到蒙古统治，突厥民族都是被统治阶层，在文化身份上不占优势。察合台汗国通过皈依伊斯兰教的方式而最终在文化认同层面突厥化，对于突厥历史（尤其是中亚四个突厥国家的历史）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察合台的突厥化是今天中亚地区突厥文化认同的奠基，而这种突厥认同构成了中亚各国民族身份建构的基石。民族身份不仅仅是由基因、血缘决定的一种事实，它同时还是一种观念，一种认同感。当突厥人是中亚的统治民族时，将自己认同为突厥民族显然是一件有利可图、荣耀的事情。而当蒙古人统治中亚时，突厥人帖木儿为了争夺汗位就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联系，强调自己正统“蒙古后裔”的身份。这正是有时人口占少数的入侵民族能够成功地同化人口占多数的被征服民族的原因。今天英国的主体民族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才逐渐迁徙到岛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不是本土凯尔特人种的“布立吞人”；古印度哈拉巴文明的创建者几乎无处寻觅，今天印度大部分人口都是入侵的雅利安人种的后代，连印度古文明的代表《吠陀》也是雅利安人的神话传说。征服者总是比被征服者更容易塑造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即便征服民族可能暂时在文化上相对落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上的劣势也可以凭借身份地位上的优势得以弥补。中亚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在西辽以前突厥人几乎持续不断地统治着整个中亚，这使得突厥人在该地区享有了崇高的地位，突厥的统治渐渐被视为理所当然，更多人也开始不加思索地将中亚视为“突厥人的土地”、或曰“突厥斯坦”。

随着突厥政治统治逐渐稳定，“纯粹的突厥文化”也开始涌现，12世纪的“突厥诗人之王”（Şah-ı Türkistani）艾哈迈德·亚塞维就是一例。但直至察合台汗国统治中期，波斯语依旧是文学与诗歌的“官方语言”。任何受过教育的的“文化阶层”都以用波斯语写作为荣，突厥语仍停留在口头语言的地位。真正打破这一局面的是乌兹别克／维吾尔的著名诗人阿里·舍尔·纳沃伊（Ali Sir Navai），纳沃伊为突厥文学在历史上地位、乃至突厥人的民族、文化身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他是用察合台语（又称古乌兹别克语，是今天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共同的“祖先”）写作的最伟大的诗人，也是让察合台成称为一门官方、书面语言的杰出语言学家。纳沃伊的最知名的著作是《法尔哈德和希琳》，这是对波斯诗人尼扎米的长诗《库思老与希琳》的改编，但纳沃伊的改编彻底改变了故事情节，使其更符合15世纪的时代背景，甚至连故事的主人公从波斯国王换成了一个突厥青年，这使得他的改编作品脱胎换骨，尽可能脱离了波斯文学的影响，而带有强烈的突厥色彩。此外，纳沃伊还专门写了一本比较突厥语和波斯语语言优劣的书（《语言的比较/审问》Muhâkemetü'l-Lügateyn），来论证突厥语是词汇更丰富、表达更清晰的语言。本书中有论证这一观点的丰富案例，如突厥语中关于“鸭子”有七个将鸭子分成不同种类的单词，但波斯语中只有一个单词等等。最终，纳沃伊得出结论，突厥语和阿拉伯语都是适合于写作的优秀语言，波斯语则是相对“下等”的语言。突厥人应更具“文化自信”，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写作。这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本比较语言学的著作。由于纳沃伊的贡献，察合台突厥语成为了一门成熟的书面语言，后来莫卧儿帝国的开国皇帝巴布尔就是用察合台突厥语写作了著名的《巴布尔回忆录》（Baburname），直到20世纪初，我国维吾尔族历史学家毛拉·穆萨·赛拉米依然用察合台突厥语写作《伊米德史》。到了15世纪中叶帖木儿登上历史舞台时，中亚地区无论是从民族属性的认同还是从文化方面都已经高度突厥化而相对去除了波斯文化的影响。中亚的突厥化从血缘、到文化方面就已经基本完成了。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提供一篇中亚简史，因此介绍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至于之后帖木儿汗国的历史、乌兹别克人的入侵，以及再往后的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浩罕汗国不在本文的介绍范围之内。实际上直到16世纪，中亚地区的社会依旧是以部落认同为基础的，“突厥人”对于当时的中亚民众来说依旧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政治上几乎不具备任何号召力，但这种观念正是“思想”的雏形。如果没有这种若有若无的关于突厥身份的认同，那么后来盛行于中亚的泛突厥主义自然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的土壤。否认这种突厥认同的客观存在（以及到了察合台汗国时期中亚突厥化的基本完成）就如同将突厥视为不可分裂的单一民族一样荒谬可笑。今天中亚各国的领导人在提防泛突厥主义泛滥的同时，却多少又有意无意地去利用这种思想，来鼓吹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毕竟，乌兹别克、哈萨克这些名词直到15、16世纪才开始出现在历史的记载之中，但“突厥”的历史却要再往前追溯一千年，如果诉诸历史发明学的话甚至更久。从学术和客观性的角度，我们对于其“泛突厥主义”的史观不敢苟同。但从政治层面，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要激发其国民的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就要诉诸民族情感，要唤醒民族对于历史的共同记忆，要重新“建构”民族的历史。民族主义是现代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所有现代国家政治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我们批判其他国家的“民族史学”是如何狂妄自大、谬误百出时，回想一下我们周边“网络历史学者”的一些“高论”，回想其我们在初高中时被迫接受的那一套阶级史观，或许在批判的同时也能稍微宽容一些。

参考书籍：

《赖世德史》米尔咱·海答儿，王治来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史集》拉施特 商务印书馆

《七河史》巴托尔德

《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巴托尔德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W.Barthold

《The Heart of Asia A History of Russian Turkestan and the Central Asian Khanate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Edward Den Ros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ume 4》

《Türkiye Tarihi, Cilt 1, Osmanlı Devletine kadar Türkler》

《Dünya Tarihinde Türkler》, Carter V. Find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