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国从古至今有哪些重要的地名演变?

回答
中国地名自古至今的演变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话题,它不仅反映了朝代更迭、民族融合、行政区划调整等历史进程,也折射出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地理变迁等社会方方面面。下面我将尽量详细地讲述一些重要的地名演变现象和代表性例子。

一、 地名演变的主要动力与类型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地名演变主要受以下几类因素驱动:

1. 政治和行政变动 (最主要动力):
朝代更迭: 新朝代为了彰显自身合法性、巩固统治、区分旧政权或纪念重要人物,常常会大规模地改动地名。
行政区划调整: 设立、合并、撤销行政单位,如州、郡、路、府、省、县等,都会导致地名随之变化。
军事战略考量: 为便于军事指挥、防御或迁徙,会改变地名。
统治者恩赐/避讳: 以统治者或其家族成员的姓氏、封号、出生地等来命名地方,或为避讳某人的名字而更改地名。

2. 民族融合与迁徙:
少数民族政权统治: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常常会将原有的地名进行音译、意译,或用自己的语言命名。
民族聚居: 某个民族聚居的地方,其地名可能带有该民族的语言特征。

3. 自然环境与地理变迁:
地形地貌改变: 山川河流的名称可能因自然侵蚀、改道、填平而改变。
物产资源: 以当地特产(如矿产、农作物)来命名,当资源枯竭或被新资源取代时,地名也可能随之变化。
重大自然灾害: 如洪水、地震后,为了纪念、警示或恢复,地名可能被更改。

4. 文化与象征意义:
吉祥命名: 为了祈求好运、繁荣昌盛,会选用寓意美好的字词来命名。
纪念名人或事件: 为纪念对当地有贡献的人物、重要的历史事件而改名。
文化习俗的体现: 地名中蕴含着地方的传说、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

5. 语言的演变:
词义变迁: 随着语言的发展,一些古老的地名可能因其原始含义变得不为人知或产生歧义而被更改。
方言差异: 即使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方言区可能有不同的称谓,这也会影响地名的形成和演变。

二、 中国地名演变的重要阶段与典型例子

1. 先秦时期:部落与山川命名为主

特点: 地名多与部落名称、族姓、祖先、神话传说、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特征紧密相关。地域范围相对较小,行政区划的概念不如后世清晰。
例子:
中原地区: 如“夏”(夏朝)、“商”(商朝)的地名,可能与当时的部落联盟或统治者有关。
“九州”之说: 《尚书·禹贡》中记载的“冀、豫、雍、梁、徐、扬、荆、兖、青”九州,是对古代中国地域的早期划分,其名称多与地理特征或部落有关,如“冀”可能与冀山有关,“豫”可能与豫州有关。
古国名称: 如“卫”、“鲁”、“宋”、“齐”等,多是封国名称,也成为地名。

2. 秦汉时期:郡县制确立,地名规范化

特点: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对全国范围内的地名进行了初步的规划和规范,许多地名开始与行政建置挂钩。汉朝在郡县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地名系统更加成熟。
例子:
郡名变化: 秦朝设立三十六郡,汉朝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减和调整。例如,原先的“燕地”可能被划为“燕郡”。
首都地名:
咸阳: 秦朝国都,意为“到达和成功的终点”。
长安: 汉朝国都,意为“永久的安宁”。(后世许多朝代如唐朝也定都长安,其地名延续了千年以上,可见其政治经济中心的重要性。)
城市命名: 为了方便管理和象征意义,一些城市会根据其地理位置或重要性来命名。
民族区域地名: 随着疆域的扩展,一些非汉民族聚居地区的名称也开始被纳入统一的行政体系,并被冠以汉名。

3.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与地名变异

特点: 民族大迁徙和政权频繁更迭,北方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在此期间发生了深刻的碰撞与融合。地名中出现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音译和意译。
例子:
北魏洛阳: 原名洛阳,鲜卑族建立北魏后,为了纪念其祖先的居住地,将都城从盛乐迁至洛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建设,地名本身保持,但行政管理和文化意义发生变化。
“郡”的民族化: 一些原有的汉族郡名,被少数民族统治者用其语言进行音译或改造。例如,一些以“城”、“堡”为后缀的地名可能带有草原民族的特色。
一些地名如“并州”、“凉州”等,虽然名称沿用,但统治者和文化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

4. 隋唐时期:统一王朝下的地名稳定与发展

特点: 隋唐的统一为地名带来了相对的稳定。行政区划的调整(如废除郡制,恢复州制)和都城(长安、洛阳)的繁荣,使得一些重要的地名地位更加巩固。同时,也开始出现一些以官员、将领、功臣命名的地方。
例子:
“道”的设立: 隋朝在州之上设“道”,唐朝沿袭并发展,如“关内道”、“河东道”等,这些名称带有地理方位和行政管辖的意义。
长安: 仍是国际化大都市,地名本身承载着强大的政治文化象征。
以人名地名: 如一些地方会以当地的功臣或著名的官员来命名(虽然相对较少,但为后世埋下伏笔)。

5. 宋元时期:行政区划变动与民族色彩的增强

特点: 宋朝延续了唐朝的行政区划,但“路”作为一级行政区变得更加重要。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实行行省制度,大量引进蒙古语地名,并对原有的汉族地名进行音译或意译。
例子:
“路”的命名: 如“京东路”、“淮南路”、“剑南路”等,多以地理方位命名。
元朝的行省: “行中书省”的简称。例如,设立了“中书省”、“宣慰使司”等,带来了大量非汉族地名。
北京: 最初是金朝的“中都”,元朝在此建立大都,后来明朝改为北平,再后来又改回北京。
蒙古语地名的大量出现: 许多地名带有“乌兰”(红色)、“库伦”(聚集地)、“和硕”(地方)、“哈拉”(黑色)等蒙古语词根。例如,今天的许多蒙古族自治州、盟、旗的名称,以及一些城市名称(如“乌鲁木齐”)。
对原汉族地名的音译: 一些重要的城市,如“临安”(南宋都城,今杭州),虽然名称未变,但其政治地位和文化象征意义因南宋政权而改变。

6. 明清时期:地名稳定与规范化,部分지역 汉化

特点: 明朝基本沿袭了元朝的行政区划名称,但将“行省”改为“省”,并调整了部分省份的范围。清朝继承了明朝的行政区划体系,并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在一些新纳入的地区,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清朝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地名规划和命名,有些是沿用旧名,有些是音译或意译,也包含了一些汉字寓意化的新命名。
例子:
省份的确定: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许多省份名称,如“山东省”、“山西省”、“浙江省”等,基本在明清时期确定下来。这些名称多以地理方位(如山的东面、山的西面、江的南北)或重要河流(如“湖广”地区)来命名。
“京”字的地名: 如“南京”、“北京”、“西京”(长安)、“东京”(洛阳)等,多与首都或陪都的设置有关。
新疆地区地名:
新疆: 意为“新开辟的疆域”,是清朝定下的名称,取代了之前的“西域”、“伊犁”等名称,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
乌鲁木齐: 源于蒙古语,意为“美丽的牧场”。
喀什、吐鲁番等: 大多保留了当地的古老名称或音译。
西藏地区地名:
西藏: 在汉文史书中出现较晚,逐渐固定下来,意为“藏族聚居的地方”。
拉萨: 源于藏语,意为“圣地”。
对原有地名的汉化处理: 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清朝有时会用寓意美好的汉字来重新命名,以达到“化外之地,归于王化”的象征意义。

7. 近现代(民国至今):行政区划调整与革命化、现代化的影响

特点: 民国时期,为适应新的政治格局,对部分地名进行了调整,特别是在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地名演变更加频繁,主要受行政区划调整、城市化进程、革命化运动以及为了纪念重要人物和事件等因素影响。
例子:
民国时期:
“府”、“厅”、“州”、“县”的改革: 废除了一些旧的行政区划单位,统一为“省”、“县”。
首都更迭: 辛亥革命后,首都从北京迁至南京,地名也随之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
革命化地名: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体现新思想和新时代,许多地名被赋予了革命色彩。
城市名称的改变:
北平 → 北京: 恢复了其“北方京城”的含义。
重庆 → 重庆: 名称基本保持,但其作为陪都的历史背景在新政权下被赋予新的意义。
沈阳 → 奉天 → 沈阳: 在不同时期名称有所变动。
广州 → 广州(古称番禺): 番禺作为古地名,在新时期逐渐淡化。
一些城市以革命地名命名: 例如,一些县城被命名为“解放路”、“胜利路”等。
街道名称的革命化: 大量街道被改名为“人民路”、“解放路”、“前进路”、“红旗路”、“英雄路”、“和平路”等,以反映革命和建设的主题。
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地名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出现了大量新的城市、地区名称,同时也合并、撤销了一些旧的区划,地名随之变化。
特区设立: 如“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这些地名本身可能并非完全是新创,但其作为经济特区的身份,赋予了这些地名全新的时代意义。
县改市、地区改市: 导致原有的行政区划单位名称改变,例如,“XX地区”改名为“XX市”。
少数民族地区地名规范化: 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对地名进行了清理和规范,纠正了一些不规范的译写,或在保留民族语言特色的基础上,使用更易于识别的汉字。
为纪念人物和事件: 例如,一些城市或地区会以著名人物(如孙中山、毛泽东等)的名字或重要的历史事件来命名,但这种现象在名称正式确定上相对谨慎,更多地体现在街道、单位的命名上。

三、 地名演变中的一些现象和规律

稳定与变化并存: 即使在行政区划频繁变动的时期,一些重要的地理实体(如山脉、河流)或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城市,其名称往往能长期保持稳定,成为历史的见证。
“旧名”与“新名”的共存: 很多地方在官方名称之外,仍然保留着沿用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俗称或旧称,这些俗称往往更贴近当地人的生活和认知。
汉字寓意化与音译/意译的结合: 在处理少数民族地区地名时,既有保留原意、音译的,也有根据汉族文化习惯进行寓意化的,这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过程。
政治性地名: 大量地名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尤其是在改朝换代或政治运动时期,地名的更改往往是政治宣示的一部分。
经济发展对地名潜移默化的影响: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一些曾经以地理特征命名的地名,可能会被赋予新的商业或发展含义。

总结:

中国地名从古至今的演变,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历史、民族关系、文化交流和地理变迁的百科全书。每一次地名的改变,都可能背后隐藏着一段故事,一段历史。理解这些地名演变,不仅是对地理知识的普及,更是对中华文明演进脉络的深入探索。从早期的部落名称、山川河流,到郡县制的规范,再到民族融合的印记,以及现代化的革命化改造,中国的地名系统始终在动态中发展,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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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演变。。。说实话我没看明白题主的意思。如果说是重要的改名,那太多了,举例根本举不出来,数不胜数。所以我换个方法,说说地名演变的方式吧,也不算跑题太严重。按我理解的“地名演变”,中国这几千年来的地名变化,大抵有这么几种集中出现的方式。

1,因避讳而改名

因为皇上或者皇上他爸爸儿子亦或者什么人叫这个名字,所以就得把地名改了,这事虽然听着挺不讲道理的,却是那个时代正经的道理,所以,不少地名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变更中,被改的爹妈不认。

比如,为了避唐代宗李豫的讳,河南豫州改名蔡州。这种事可大可小,有的皇帝计较多,有的计较少,有的不计较。计较少的,比如明朝的英宗皇帝,他叫朱祁镇,却也没见把朱仙镇改名朱仙乡之类的,这就是不计较的;有计较少的,比如明朝的光宗皇帝,他叫朱常洛,于是把常州改成尝州、洛阳改成雒阳,改成个同音字;但是有那种强迫症的皇帝,同音都不行,比如清朝的世宗雍正皇帝,他叫胤禛,所以全国带“zhen”音地名,都得改,真定改正定、真宁改正宁、仪真改仪征、真阳改正阳……

这是避讳皇上而改名的,也有避讳其他人的,比如雍正元年就曾下令,全国带“丘”字的地名,全部改成“邱”,这为嘛呢?答案是避讳孔子他老人家……于是,安丘、章丘、任丘、商丘、灵丘、霍丘、丘县……全部改名。

还有一种是“憎讳”,就是讨厌他、恶心他,讨厌到看见他名字的这个字都不行,改名!比如唐肃宗看见安禄山三个字就来气,后来发展到看见安字就反胃,于是全国大改名,安康改汉阴、同安改桐城、绥安改广德、宝安改东莞……后来在大宋年间,岳飞被杀之后,大宋个别君臣看到“岳”这个字就膈应,于是岳州改名纯州、岳阳军改名华阳军。

还有一种比较少见,是避讳敌人。我目前只知道一家的例子,那是在大宋的时候,绍兴二十八年夏五月十二日的时候,大宋朝廷诏改光州为蒋州、光化军为通化军、光山县为期思县。可为什么呢?当时的宋皇叫赵构,也不犯避讳啊,后来一翻番邦北国的书,才明白过来,因为当时金朝的太子叫完颜光英。而且这还不是孤例,往前倒几年,宋皇还把岷州改名西和州(本来想改和州,但这样就跟淮南和州重名了),为的是避讳金太祖完颜旻的讳。

现代又有一种避讳是避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国家的讳,比如宁羌改为宁强、平夷改为富源、安东改为丹东,在此不做过多叙述。

2,因行政级别变动而改名

这事很常见。在唐宋辽金以及元朝初期,如果一个州变成了府,不是跟明清似的,直接在州字后边加个府字,而是另外取一个比较吉祥如意的名字,这种情况造成了今天很多城市的名字和古代的名字不一样,比如恭州、端州、博州、秀州、瀛州、巩州,因为宋金元时期升府,分别改叫了重庆、肇庆、东昌、嘉兴、河间、巩昌。宋朝最后一次改州为府,是在大宋朝的倒数第二年,那年端宗赵昰病逝,其弟广王赵昺继位,改元祥兴,按例升广州为翔龙府……

州升府要改名,县升州或者设州的时候也要改名。比如林虑县,在金末的时候设州,就叫林州,林虑县就作为林州的附郭县而存在。那么此地自然也就不再称呼附郭县而改称呼其州名——就比如今天基本上都是直接说去某某市而不会说去某某区,你去衡水市,你自然说是去衡水市,而不会说去桃城区。

还有一种情况是同级别行政区转换通名而改名,经典的就是州和郡的转换。众所周知,秦始皇开始,中国的统县单位叫郡,大约东汉末年开始,又有了统郡的实体行政区划叫州,两级变三级,越拆越多,最后搞出来一大堆只辖一个郡的州,叠床架屋甚是热闹,于是隋文帝下令,废全国的郡,只保留州,于是州变成了统县单位,而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候又折腾了一次“易州为郡”,也就是把某州改名叫某郡,后来唐初又改郡为州,武则天双改州为郡,后来叒改郡为州,唐玄宗叕改州为郡,唐肃宗再回叫州。理论上这没啥大事,可有一样,当时的州名大多是单字,比如莱州、密州、沂州、青州,但郡大多是两个字的,比如东莱郡、高密郡、琅琊郡、北海郡,于是经过这么一折腾,当时很多经典的地名就此不存,比如雕阴郡、朔方郡、金城郡、枹罕郡、巴西郡、蜀郡、渔阳郡、始安郡。

3,军事征伐而改名

征服某地,或者平叛某地,于是改一个地名,或杀气腾腾,或表示恭顺,也是常有之事。比如比如徽州,徽州始设州郡是在后汉三国,东吴孙权分丹阳郡设新都郡,晋灭吴,改新都郡为新安郡,寓意吴地新安,求个吉利。往后隋唐州郡更迭,新安改成了歙州。大宋宣和二年,歙州桶匠方腊在歙州附近的睦州青溪村起兵,连占睦、歙、杭、婺、衢等六州五十二县,改元永乐,史称方腊起义。宋廷于宣和三年四月平叛,五月将睦州改为严州,军号建德军改为遂安军,歙州改为徽州,清溪县改为淳化县。

徽州的徽,有人说是美好的意思,其实不然。汉朝扬雄在《解嘲》中说:“徽以纠,制以斧 。”唐代刘良注解:“徽,系也。”也就是说,徽有一层意思是绳索的意思,隐身为捆绑、束缚。考虑到附近一并被改名的严州、遂安、淳化,似乎大艺术家赵佶不会给歙州一个美好。当然,后来这位大艺术家自己的庙号也是徽,至于是捆绑束缚的意思还是美好的意思,那就不好说了。

比如云南镇雄,之前在南诏、大理和元朝的时候叫芒部,元朝设芒部路,明初征服云南后改路为府,叫芒部军民府。嘉靖五年,芒部土知府陇政、其妻支禄等发动叛乱,骚动川滇两省,朝廷平叛之后改土归流,因芒部古名大雄,所以改名叫镇雄军民府。同样的例子还有云南罗雄州,万历十五年平定土知州者继荣叛乱之后,于是易雄为平,改罗雄州为罗平州。

4,因纪念某人某事而改名

比如为了纪念战殁的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同志,山西辽县改名左权县,纪念国父孙中山,广东香山县改名中山县。

不仅仅是人名,有的是事件,比如汉武帝出游,正好收到平定岭南,捕获南越丞相吕嘉,于是就把收到消息时候所在的地方改名为获嘉县。

5,音译不同而改名

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比如唐朝后期的渤海国,曾在今天的双城子也就是苏联的乌苏里斯克附近,设了一个府叫率宾府,辽代沿用此名称,也写作率滨府,看上去似乎是“率土之滨”的意思,金代改叫恤品路,也叫速频路,大蒙古国和元初的时候仍然在沿用,后来荒废了,明朝在此设立了速平江卫。在这里,率宾=率滨=恤品=速频=速平,它的名字沿革,一直都是源于它边上的那条同名河流。

这条河现在也在,中国还有个同名城市,叫绥芬河市。

这只是其中一例,其他的还有很多,比如金朝的蒲峪路,元朝叫蒲屿,明朝叫……福余卫,这都是源于这里的一条河,乌裕儿河,所以现在这附近还有一个县叫富裕县。

此外,还有西北回鹘地面,比如库车,库车在历史上的翻译有丘慈、屈兹、鸠兹、库叉,元朝设有曲先答林元帅府,明朝设曲先卫,这说的也都是库车。库车定名是在乾隆二十三年,历史上库车最出名的一个翻译,叫龟兹。

除了以上五大类之外,还有其他的种种情况,比如删减偏旁,比如改用同音字,比如参照物改变,比如为了扫盲而把笔划繁复的字改成同音或者类音的简单字等等等等。


以上种种情况,如果只出现一种,可能变化还不大,比如林虑县改成林州,后来林虑县又废了,林州又降成了县,所以就完成了林虑县到林县的变化,但实际操作中,这几种情况却往往是交替掺杂出现,比如林虑县之前是叫隆虑县,后来为了避汉殇大帝刘隆,改隆为林,然后才有了后来的升降问题。那么,从隆虑县变到林县,谁还认得出?

咱们说说“石家庄赵子龙”的故事。石家庄,这里本来叫恒山郡,北岳恒山的恒山,入了汉朝之后为了避汉文帝刘恒讳而改称常山郡,后来汉武帝从常山郡里挖出来一块设了个真定国,石家庄这儿就由常山郡变成了真定国了。东汉光武帝将真定国并入常山郡,郡改称常山国,于是石家庄这儿就又成了常山国,三国又改成常山郡,北周在常山郡的基础上又叠加了一个恒州,后来隋文帝说咱们推倒重来,郡不要了,就叫恒州,他儿子说你说用州就用州了?我不同意,于是改州为郡,还恢复了古称,于是恒州跳过常山郡,直接改名恒山郡。唐初武德的时候又恢复叫恒州,武则天和唐玄宗天宝年间又改为郡,接着叫常山郡,又来又改名叫平山郡,后来恢复用州,就又改回了恒州。这时候,上台一个皇上叫李恒,避讳一下吧,改名镇州。北宋的时候表示镇州太重要了,一个州不足以显示逼格,得升府,于是就地改名真定府。此后真定府沿用宋金,到了大蒙古国的时候,下辖八个县的真定府被蒙古太宗又补充了隔壁的一府五州二十一县,辖区扩大了三倍不止,于是就地升格为真定路总管府。等到明朝兵马北伐打过来之后,不再用路这种元朝的区划,于是恢复宋金时期的真定府名字。如此又沿用三百余年,新上台的皇上叫胤禛,为了避讳他的名字,真定府改名正定府。民国革了大清的命之后,实行废府降州存县制,正定府裁撤,其附郭县正定县得以保留,我朝一开始设石家庄专区,1960年石家庄专区裁撤,并入地级石家庄市,正定县改属石家庄市。于是,这一带的大区划,就从恒山郡变成了石家庄市。这种变迁,牵扯到了三次避皇帝名讳、四次郡国变制、五次州郡改易,五次区划级别更名和一次新设政区,又怎么可能是一句“常山改名石家庄”就能说得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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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那么多地方,几千年下来,地名变化多了去了,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但你要说重要,那何谓重要呢?

我就先说个因与国同名而改名的——明州。

这个应该算重要了吧?

要是明州还在,再加上德州、滨州、新乡,米国不知有多少地方都归我大中华啦,咚咚锵应该也不会折戟于明州了!

既然是说“演变”,也即变化发展,那就得从头详细说起了。

今天的宁波,为古吴越之地,浙东临海大邑,传说远古时属古董子之国。春秋时属越国,其地名为“句甬”、“鄞”。秦时属会稽郡,汉时分为鄞、鄮(mào)、句(gou)章,仍属会稽。六朝沿袭。隋时属越州,名句章。唐初为鄞州,属越州,后废州为鄮县

至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始名明州,从此独立于越州,除天宝初短暂改为余姚府以外,其后五代、北宋数百年基本不变,几百年来,明州之名可谓深入人心。

至南宋宁宗登基,改元庆元,因其早年为明州观察使,遂升明州为庆元府。

蒙元入主中国,改庆元府为庆元路。

元末,朱元璋平方国珍,改庆元路为明州府。

至大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鄞县单仲友奏明州同国号,乞改名,上以郡有定海县,海定则波宁,因改为宁波府。从此,宁波之名再未曾变更,一直到今天。

其实宁波的地名演变,比较奇特是在上古时代至春秋时期,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地名从非汉语(华夏)系的古吴越语慢慢转变为汉语,这个转变其实也算是蛮重要的,比如“句(gou)章”、“句甬”等等,这个“句”应该同“勾”,这个字还出现于“勾践”、“句吴”,不知早期究竟是何意思?

而在明初,因为与大明国号相同而被朱元璋改名为宁波,是因为明州府内有个定海县,取得是“海定则波宁”的意思。这个变化也算比较重大了。

宁波的地名演变基本上可以直接引用《嘉靖宁波府志》:

宁波,古董子之国,其在禹贡,淮海惟杨州,则自会稽,合丹阳、九江、豫章诸郡言之。禹廵会稽,厥有禹穴,而少康孽子无余侯越国奉禹祀,吾郡为越东南境地,其端始可举矣。
春秋,越败吴,吴报越,栖勾践于会稽,巳复赐之封,东至于句甬,而郡之地始以名见,故郡为越,句甬之地,后勾践卒破夫差,灭吴,因欲置夫差甬东君三百家,而郡为越甬东地。
又越语,勾践之地,东至于,而鄞之名始见,为郡东南所际之全地。
郡县天下,始皇东廵,渡狭中,上会稽,望于南海,立石颂德,而郡为会稽之南海境地。
承秦旧,鄞、句章、鄮列见于班志,而郡为鄞、句章、鄮地。武帝元鼎间,灭东瓯,立南部都尉,治回浦,有回浦县,此则联于台境,而郡三邑外有回浦县地。成帝阳朔初,徙都尉治鄞,有寇复徙句章,而三邑之治如故。东都范志有章安县治闽越地。光武所更名,或曰章帝立,而郡三邑外有章安地。
吴、晋、宋、齐、梁、陈因之,通为会稽郡。
平陈,改会稽郡为吴州,后改越州,则取余姚益句章而郡兼余姚,并鄞、鄮,为越州之句章地。
唐高祖武德初,析句章还余姚之地,为姚州,复古句章、鄞、鄮之地,为鄞州,而郡为越州之鄞州地。八年,州废为鄮县,而郡复为越州之鄮县地。
明皇开元二十六年,以采访使齐澣奏改鄮县明州,而鄮之地裂为慈谿、奉化、翁山,并鄮县而四,而州治始立,不隶于越州矣。天宝初,改余姚郡。肃宗至德初,复为明州。代宗广德初,益以台之象山县为五邑,而郡之所统复拓于台境矣。大历六年,鄮、翁山有袁鼂之乱,不能讨复,遂废翁山不治,而留治因移今之郡治地。穆宗长庆改元,遂以为明州治,而郡之治始定,鄮之附郭亦始此。宪宗元和中,置望海镇于甬江之海口,不隶于州。昭宗乾宁四年,钱镠僭有吴越,更望海镇为静海镇,因置望海县。至五代梁,改为定海,鄮亦改鄞,而州之所统邑复五。
兴,太祖升州为奉国军。太宗太平兴国初,改镇国军。神宗熙宁六年,复立昌国县,而郡之所统邑凡六。高宗绍兴三年,置沿海制置使,以镇其地。宁宗御极,改元庆元,以郡为潜邸龙飞之地,因升州为庆元府。
主中国,改府为路,罢制置,立浙东宣慰使于绍兴,后徙处,复徙婺为州,置录事司,立正副使,分治于庆元,而郡之所统州一邑五。成宗元贞初,升奉化为州,而郡之所统州二邑四。大德中,以岛夷杂厐,立浙东都元帅,开府于郡治。顺帝至正八年,黄巖、方国珍乱。十八年,入据郡城,南兼台温,北尽姚虞,讫元亡不能制。
岁丁未,圣主龙兴,国珍平,改路为明州府,复奉化、昌国州为县,仍六县。洪武十四年,鄞单仲友奏明州同国号,乞改名,上以郡有定海县,海定则波宁,因改为宁波府。二十年,废昌国县,而鄞、慈谿、奉化、定海、象山仍旧,邑五,隶浙江布政使司。

其沿革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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