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历史上是否对同性恋包容？若是，为什么现在却变得比较保守，几十年前甚至认为同性恋是病？
中国对同性恋的态度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演变过程，这与我们现在认知到的“保守”和“疾病论”有着显著的不同。要理解这种变化，我们需要深入到历史的细节和文化背景中去。
历史上的“包容”：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而是“无碍”
首先要明确的是，中国历史上对同性恋的态度，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包容”或“接纳”，不如说是一种“无碍”或“不干涉”的状态。在古代中国的许多时期，社会结构、家庭观念、以及法律体系，似乎都没有将同性恋行为视为一种需要严厉禁止或惩罚的罪恶。
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强调“礼”、“孝”、“仁”等概念，更侧重于社会秩序、家族传承和男女有别的婚姻制度。然而，儒家经典中对于“男女之别”的界定，主要集中在社会角色和婚姻制度上，并没有对同性之间的情感或性行为进行明确的道德谴责。只要不影响家族的延续（即生育后代），男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例如君臣之间、师生之间、或者男性之间的情谊，在一定程度上被允许存在，甚至被视为一种情感的表达。
“龙阳之癖”与“断袖之情”： 这些历史典故广为人知，虽然常常被后人过度解读，但它们确实反映了在某些历史时期，男性之间出现亲密关系是社会上存在的事实，并且被以一种相对中性的方式记录下来。比如，著名的“龙阳之癖”源于战国时期，楚王龙阳君与魏王之间的故事。魏王因为害怕龙阳君因为看到其他美男子而疏远自己，就下令全国禁止私下议论和看到其他美男子。这虽然是帝王之间的故事，但暗示了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禁忌到被立刻抹杀。而“断袖之情”则源于汉哀帝与董贤的故事，汉哀帝甚至愿意将自己的衣袖割断，以不惊醒熟睡中的董贤。这些故事更多地被看作是帝王或贵族之间的特殊情感，而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女性同性关系：“磨镜”现象： 相对于男性同性关系，女性同性关系在史籍中的记载更为稀少，但也并非完全空白。在一些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磨镜”等词语出现，暗示了女性之间可能存在的亲密关系。一些学者认为，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女性的性生活和情感需求往往被忽视，因此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更容易在隐秘中存在，也更容易不被主流社会关注和干预。
法律上的“空白”： 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对于同性性行为几乎没有明确的惩罚条文。法律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维护家庭的稳定、财产的继承、以及与女性的性关系上。只要不涉及强迫、欺骗，或者影响到正常的婚姻和生育，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似乎并未触犯法律的红线。这与许多西方国家早期法律对同性恋的严厉打击形成鲜明对比。
“同性恋”概念的缺失：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中国并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同性恋”作为一个明确的身份或群体概念。人们更多地是将某些行为视为一种“情趣”或“癖好”，而不是一种固定的性取向。因此，社会对这些行为的看法，也更加模糊和不确定，更多地是基于个人喜好或社会背景来评判。
为何现在变得“保守”？现代性的冲击与社会变迁
那么，为什么会从这种相对“无碍”的状态，转变为今天我们看到的“保守”甚至曾经将同性恋视为“疾病”的认知呢？这背后是复杂且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西方现代医学和精神病学的影响：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随着西方列强的进入和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西方的科学、医学和思想也大量涌入。精神病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精神疾病（Psychopathy 或 Perversion）的背景下，也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性变态”的引入： 现代医学将同性恋归类为“性变态”、“反常”或“精神障碍”，这种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一些早期的中国医学著作和心理学研究，也沿袭了这种西方理论，将同性恋视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这为后来官方将同性恋视为“病态”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会改革与道德重塑： 在追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近代，许多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引进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国社会。在这种语境下，一些被西方视为“落后”或“不道德”的现象，也包括了在传统中国被视为“无碍”的同性恋行为，同样被纳入了改革的视野。
2. 20世纪的政治运动与社会控制：
新中国成立后的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后，官方意识形态强调“男女平等”和“健康婚姻”。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放女性，但同时也将婚姻制度强化为“一夫一妻”的、以生育为目的的社会单位。
“扫黄打非”与道德规训：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扫黄打非”等运动中，官方对于性道德的要求日益提高。同性恋行为，由于其不符合主流的异性恋婚姻模式，被视为“不正当”、“不道德”甚至“反动”的行为，受到压制和批判。
“改造”的尝试： 在某些时期，一些被认为是“同性恋”的人士，被送往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或者被单位进行“思想改造”。这种将同性恋与疾病、犯罪和反社会行为联系起来的观念，在整个20世纪后期得到强化。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部分观点，将性行为与社会经济基础、阶级斗争等联系起来，在特定解读下，也可以用来批判非异性恋的性行为，认为其是对传统家庭的破坏，或者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有关。
3. 社会发展的阵痛与价值观的冲突：
社会转型期： 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从一个相对封闭、传统保守的社会，向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化的社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进入了公众视野。
传统价值观的惯性： 尽管社会在进步，但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强调繁衍后代的价值观，仍然有着强大的惯性。许多人对于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同性恋，仍抱有疑虑、不解甚至歧视。
信息不对称与污名化： 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时代，对于同性恋的认知往往是片面的、被动接受的。媒体的报道，如果存在偏见，更容易强化负面印象，将同性恋与艾滋病、不道德等联系起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同性恋的误解和污名化。
“疾病论”的转变：科学进步与社会呼声
尽管过去存在“同性恋是病”的观念，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这种认知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同性恋从《国际疾病分类》（ICD）中移除，不再将其视为精神疾病。这一重大国际医学界的共识，也逐渐对中国产生影响。
医学界内部的调整： 越来越多的中国医生和心理学家开始认识到，同性恋是一种自然的性取向，而非疾病。一些专业的医学和心理学协会也开始发布官方声明，纠正过去的错误认知。
LGBTQ+群体的发声与可见性：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交流的便利，中国的LGBTQ+群体开始有更多的渠道发声，争取权益，并提高公众对同性恋的认知。他们的生活故事、情感经历，以及对平等权利的诉求，逐渐让更多人看到同性恋的真实面貌。
社会观念的松动： 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接触了更多的国际信息和多元文化，他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普遍比老一辈更加开放和包容。在一些大城市，同性恋社群的活动也逐渐增多，尽管仍面临不少障碍。
总结
总的来说，中国历史上对同性恋的态度是一种“无碍”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包容”。这种“无碍”并非因为对同性恋的认可，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法律体系关注的重点不同。随着近代西方思想的传入，尤其是精神病学将同性恋视为疾病的观念，以及20世纪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转向了保守，并曾将其视为疾病。
然而，随着全球科学的进步、社会观念的开放以及LGBTQ+群体的努力，中国社会对于同性恋的认知正在缓慢而复杂地演变。虽然官方在立法和政策上仍然相对保守，但民间层面的理解和接受度正在逐步提高。历史的厚重和现代性的冲击，共同塑造了当下中国社会对同性恋态度的复杂性。这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思，也是社会在多元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
历史上的“包容”：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而是“无碍”
首先要明确的是，中国历史上对同性恋的态度，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包容”或“接纳”，不如说是一种“无碍”或“不干涉”的状态。在古代中国的许多时期，社会结构、家庭观念、以及法律体系，似乎都没有将同性恋行为视为一种需要严厉禁止或惩罚的罪恶。
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强调“礼”、“孝”、“仁”等概念，更侧重于社会秩序、家族传承和男女有别的婚姻制度。然而，儒家经典中对于“男女之别”的界定，主要集中在社会角色和婚姻制度上，并没有对同性之间的情感或性行为进行明确的道德谴责。只要不影响家族的延续（即生育后代），男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例如君臣之间、师生之间、或者男性之间的情谊，在一定程度上被允许存在，甚至被视为一种情感的表达。
“龙阳之癖”与“断袖之情”： 这些历史典故广为人知，虽然常常被后人过度解读，但它们确实反映了在某些历史时期，男性之间出现亲密关系是社会上存在的事实，并且被以一种相对中性的方式记录下来。比如，著名的“龙阳之癖”源于战国时期，楚王龙阳君与魏王之间的故事。魏王因为害怕龙阳君因为看到其他美男子而疏远自己，就下令全国禁止私下议论和看到其他美男子。这虽然是帝王之间的故事，但暗示了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禁忌到被立刻抹杀。而“断袖之情”则源于汉哀帝与董贤的故事，汉哀帝甚至愿意将自己的衣袖割断，以不惊醒熟睡中的董贤。这些故事更多地被看作是帝王或贵族之间的特殊情感，而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女性同性关系：“磨镜”现象： 相对于男性同性关系，女性同性关系在史籍中的记载更为稀少，但也并非完全空白。在一些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磨镜”等词语出现，暗示了女性之间可能存在的亲密关系。一些学者认为，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女性的性生活和情感需求往往被忽视，因此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更容易在隐秘中存在，也更容易不被主流社会关注和干预。
法律上的“空白”： 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对于同性性行为几乎没有明确的惩罚条文。法律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维护家庭的稳定、财产的继承、以及与女性的性关系上。只要不涉及强迫、欺骗，或者影响到正常的婚姻和生育，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似乎并未触犯法律的红线。这与许多西方国家早期法律对同性恋的严厉打击形成鲜明对比。
“同性恋”概念的缺失：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中国并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同性恋”作为一个明确的身份或群体概念。人们更多地是将某些行为视为一种“情趣”或“癖好”，而不是一种固定的性取向。因此，社会对这些行为的看法，也更加模糊和不确定，更多地是基于个人喜好或社会背景来评判。
为何现在变得“保守”？现代性的冲击与社会变迁
那么，为什么会从这种相对“无碍”的状态，转变为今天我们看到的“保守”甚至曾经将同性恋视为“疾病”的认知呢？这背后是复杂且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西方现代医学和精神病学的影响：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随着西方列强的进入和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西方的科学、医学和思想也大量涌入。精神病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精神疾病（Psychopathy 或 Perversion）的背景下，也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性变态”的引入： 现代医学将同性恋归类为“性变态”、“反常”或“精神障碍”，这种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一些早期的中国医学著作和心理学研究，也沿袭了这种西方理论，将同性恋视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这为后来官方将同性恋视为“病态”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会改革与道德重塑： 在追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近代，许多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引进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国社会。在这种语境下，一些被西方视为“落后”或“不道德”的现象，也包括了在传统中国被视为“无碍”的同性恋行为，同样被纳入了改革的视野。
2. 20世纪的政治运动与社会控制：
新中国成立后的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后，官方意识形态强调“男女平等”和“健康婚姻”。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放女性，但同时也将婚姻制度强化为“一夫一妻”的、以生育为目的的社会单位。
“扫黄打非”与道德规训：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扫黄打非”等运动中，官方对于性道德的要求日益提高。同性恋行为，由于其不符合主流的异性恋婚姻模式，被视为“不正当”、“不道德”甚至“反动”的行为，受到压制和批判。
“改造”的尝试： 在某些时期，一些被认为是“同性恋”的人士，被送往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或者被单位进行“思想改造”。这种将同性恋与疾病、犯罪和反社会行为联系起来的观念，在整个20世纪后期得到强化。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部分观点，将性行为与社会经济基础、阶级斗争等联系起来，在特定解读下，也可以用来批判非异性恋的性行为，认为其是对传统家庭的破坏，或者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有关。
3. 社会发展的阵痛与价值观的冲突：
社会转型期： 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从一个相对封闭、传统保守的社会，向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化的社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进入了公众视野。
传统价值观的惯性： 尽管社会在进步，但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强调繁衍后代的价值观，仍然有着强大的惯性。许多人对于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同性恋，仍抱有疑虑、不解甚至歧视。
信息不对称与污名化： 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时代，对于同性恋的认知往往是片面的、被动接受的。媒体的报道，如果存在偏见，更容易强化负面印象，将同性恋与艾滋病、不道德等联系起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同性恋的误解和污名化。
“疾病论”的转变：科学进步与社会呼声
尽管过去存在“同性恋是病”的观念，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这种认知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同性恋从《国际疾病分类》（ICD）中移除，不再将其视为精神疾病。这一重大国际医学界的共识，也逐渐对中国产生影响。
医学界内部的调整： 越来越多的中国医生和心理学家开始认识到，同性恋是一种自然的性取向，而非疾病。一些专业的医学和心理学协会也开始发布官方声明，纠正过去的错误认知。
LGBTQ+群体的发声与可见性：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交流的便利，中国的LGBTQ+群体开始有更多的渠道发声，争取权益，并提高公众对同性恋的认知。他们的生活故事、情感经历，以及对平等权利的诉求，逐渐让更多人看到同性恋的真实面貌。
社会观念的松动： 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接触了更多的国际信息和多元文化，他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普遍比老一辈更加开放和包容。在一些大城市，同性恋社群的活动也逐渐增多，尽管仍面临不少障碍。
总结
总的来说，中国历史上对同性恋的态度是一种“无碍”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包容”。这种“无碍”并非因为对同性恋的认可，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法律体系关注的重点不同。随着近代西方思想的传入，尤其是精神病学将同性恋视为疾病的观念，以及20世纪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转向了保守，并曾将其视为疾病。
然而，随着全球科学的进步、社会观念的开放以及LGBTQ+群体的努力，中国社会对于同性恋的认知正在缓慢而复杂地演变。虽然官方在立法和政策上仍然相对保守，但民间层面的理解和接受度正在逐步提高。历史的厚重和现代性的冲击，共同塑造了当下中国社会对同性恋态度的复杂性。这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思，也是社会在多元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
网友意见
（我好像答过类似的问题？）
因为中国古代所谓的“同性恋”，和现代的同性恋是有本质上不同的。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其本质是上级男子对下级男子的压迫，这种压迫体现在性权利上。
夫为乾，妻为坤。君为乾，臣为坤。
所以在这种同性关系里，地位高的男子是强势方，地位低的是弱势方。龙阳、邓通、董贤等人，都是以臣妾之身侍奉君王。双方根本不是恋爱关系。古代文人创作时常见的“臣妾心理”就是这么来的。
卫灵公与弥子瑕就是典型的例子：
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抶之，嗥而逝；及其欲食也，葸葸然复来，忘其抶矣。今瑕君狗也，仰于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于君，则一日之食旷焉，其何敢怼乎？
（《郁离子》）
在地位高的一方眼里，自己的“同性恋人”就像一条乞食的狗一样。
而且建立这种关系的双方，往往都有自己的家庭，娶媳妇生孩子什么都不耽误，绝非现在的同妻、形婚可比。
《红楼梦》里也是这样，很少有同性炮友地位对等，多是“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这种性质。
可以说，古代中国广泛存在并得到认可的那个东西并不是同性恋。随着旧的阶级关系被推翻，这种同性关系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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