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当年沙俄一战是不建立责任内阁制吸引民心？
您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深度，涉及到俄国革命前政治体制的核心矛盾以及沙皇政府在吸引民心方面的失误。简单来说，当年沙俄在一战中未能建立责任内阁制，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不建立责任内阁制来吸引民心”，而是其深层政治体制的僵化、沙皇个人权威的固守以及对现代政治运作理解的缺失所致。
以下将详细阐述这一观点，并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 理解沙俄的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沙俄名义上是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实际上是高度集权的专制皇权。
沙皇拥有绝对权力： 沙皇是国家元首，拥有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的最高决定权。他任命部长，并对他们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
杜马的权力有限： 1905年革命后，沙皇被迫同意建立国家杜马（议会），但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沙皇可以解散杜马，并对杜马通过的法案拥有否决权。杜马更多的是一个咨询和辩论的场所，而非真正的权力中心。
责任内阁制的缺失是根源： 沙皇政府的核心问题在于没有建立“责任内阁制”。责任内阁制是指政府（内阁）的产生和存续依赖于议会的信任，内阁成员通常是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他们需要对议会负责，如果失去议会信任，就必须辞职。在沙俄，部长们只对沙皇负责，不接受议会的监督和问责。
二、 为何沙俄政府在一战中没有选择建立责任内阁制？
这并非一个主动的“不建立”选择，而是其政治文化和权力逻辑的必然结果。
1. 沙皇及其周边保守势力的顽固抵制：
维护君权至上： 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族、以及庞大的官僚体系和贵族阶层，将君主的神圣性和绝对权力视为国家稳定的基石。建立责任内阁制意味着将权力一部分让渡给民选的议会，削弱沙皇的权威，这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对民主和自由的恐惧： 沙皇政府对西方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抱有深刻的警惕和恐惧，担心一旦放开政治权力，将会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动荡和对皇权本身的威胁。
“神授君权”的意识形态： 在沙俄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沙皇的权力被认为是上帝赋予的，而非人民委托的。这种观念让他们难以理解和接受向议会负责这一概念。
2. 对杜马的不信任和低估：
杜马成分的复杂性： 尽管有民选成分，但杜马的构成并不完全代表最广泛的人民意愿。里面充斥着各种政治派别，包括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沙皇政府认为杜马是混乱和缺乏理性的，不值得信任。
对激进派别的担忧： 沙皇政府特别害怕杜马中占据一定席位的社会主义和激进派别，他们主张推翻沙皇统治。一旦将政府权力交给这些人负责，无疑是引狼入室。
3. 政治改革的有限性：
1905年革命后的让步有限： 虽然1905年革命迫使沙皇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建立杜马，但这些改革本质上是为了巩固皇权，而非真心推进民主。政府的改革步伐非常缓慢，并且常常收回已有的让步。
缺乏建立责任内阁制的政治意愿和能力： 沙皇政府缺乏建立一个真正承担政治责任、并能与议会有效合作的政府的政治意愿和政治运作能力。其官员更习惯于服从命令，而非政治协商和责任承担。
三、 为何这导致沙俄在一战中无法吸引民心？
建立责任内阁制本可以成为沙俄政府在战争时期吸引和凝聚民心的重要手段，但其缺失导致了相反的结果：
1. 政治体制的僵化与效率低下，加剧了战争的困难：
决策失误频发： 由于权力高度集中，沙皇及其亲信往往做出脱离实际、脱离民情的决策。部长们缺乏独立判断和向沙皇提出异议的动力，导致军事和经济上的失误接连不断。
资源调配的混乱： 没有一个对议会负责的政府来监督和协调，战争所需的物资、人力、财力在官僚体系的层层盘剥和低效运作下，未能有效投入前线，进一步削弱了战斗力。
对民意的漠视： 缺乏与议会（代表部分民意）的有效沟通和制衡，政府对民众在战争中的困境和不满的反应迟钝，甚至完全忽视。
2. 民众的不满情绪未能得到有效疏导和回应：
怨声载道难以表达： 人民在战争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包括士兵的伤亡、农民的征兵、食物的短缺、物价的飞涨等。但由于缺乏一个能向政府施压的责任内阁和有力的议会，这些不满情绪难以得到有效的表达和回应。
“为了沙皇和祖国”的口号失效： 在一个缺乏政治代表性和责任感的政府治理下，人们对战争的参与感和认同感非常低。简单的爱国主义口号难以掩盖现实的苦难和政治上的压抑。
3. 政治危机在战争的压力下爆发：
战争的放大效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消耗和失败，像一面放大镜，将沙俄政治体制的深层矛盾和弱点暴露无遗。
“内部的敌人”论的失败： 沙皇政府常常将问题归咎于“内部的敌人”（革命者、外国势力等），而不是反思自身体制的缺陷。但随着战争的深入和民众的苦难加剧，这种说辞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
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当一个政府无法通过有效的政治途径回应民意，无法在战争中保障国民的利益，其合法性就会受到严重挑战。沙俄政府恰恰如此。
4. 其他国家对责任内阁制的成功展示：
英法等国的对比： 在一战中，英国、法国等国都建立了责任内阁制，并且在国家动员、政治稳定和凝聚民心方面表现出相对更高的效率（尽管也面临挑战）。这让俄国人民看到了另一种政治模式的可能性。
总结：
沙俄在一战中未能建立责任内阁制，并非是主动放弃了吸引民心的一种策略，而是其根深蒂固的专制体制、沙皇对权力的固守、以及对现代政治运作的理解偏差所导致的结果。 这种政治体制的僵化和缺乏弹性，使得政府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下，无法有效应对民众的需求和不满，也无法真正凝聚民心。最终，这种政治上的失策，与军事上的失败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1917年二月革命的爆发，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责任内阁制，本应是提升政府效能、增进君民关系的途径，但在沙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却成为了其被时代抛弃的证明。
以下将详细阐述这一观点，并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 理解沙俄的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沙俄名义上是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实际上是高度集权的专制皇权。
沙皇拥有绝对权力： 沙皇是国家元首，拥有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的最高决定权。他任命部长，并对他们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
杜马的权力有限： 1905年革命后，沙皇被迫同意建立国家杜马（议会），但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沙皇可以解散杜马，并对杜马通过的法案拥有否决权。杜马更多的是一个咨询和辩论的场所，而非真正的权力中心。
责任内阁制的缺失是根源： 沙皇政府的核心问题在于没有建立“责任内阁制”。责任内阁制是指政府（内阁）的产生和存续依赖于议会的信任，内阁成员通常是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他们需要对议会负责，如果失去议会信任，就必须辞职。在沙俄，部长们只对沙皇负责，不接受议会的监督和问责。
二、 为何沙俄政府在一战中没有选择建立责任内阁制？
这并非一个主动的“不建立”选择，而是其政治文化和权力逻辑的必然结果。
1. 沙皇及其周边保守势力的顽固抵制：
维护君权至上： 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族、以及庞大的官僚体系和贵族阶层，将君主的神圣性和绝对权力视为国家稳定的基石。建立责任内阁制意味着将权力一部分让渡给民选的议会，削弱沙皇的权威，这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对民主和自由的恐惧： 沙皇政府对西方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抱有深刻的警惕和恐惧，担心一旦放开政治权力，将会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动荡和对皇权本身的威胁。
“神授君权”的意识形态： 在沙俄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沙皇的权力被认为是上帝赋予的，而非人民委托的。这种观念让他们难以理解和接受向议会负责这一概念。
2. 对杜马的不信任和低估：
杜马成分的复杂性： 尽管有民选成分，但杜马的构成并不完全代表最广泛的人民意愿。里面充斥着各种政治派别，包括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沙皇政府认为杜马是混乱和缺乏理性的，不值得信任。
对激进派别的担忧： 沙皇政府特别害怕杜马中占据一定席位的社会主义和激进派别，他们主张推翻沙皇统治。一旦将政府权力交给这些人负责，无疑是引狼入室。
3. 政治改革的有限性：
1905年革命后的让步有限： 虽然1905年革命迫使沙皇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建立杜马，但这些改革本质上是为了巩固皇权，而非真心推进民主。政府的改革步伐非常缓慢，并且常常收回已有的让步。
缺乏建立责任内阁制的政治意愿和能力： 沙皇政府缺乏建立一个真正承担政治责任、并能与议会有效合作的政府的政治意愿和政治运作能力。其官员更习惯于服从命令，而非政治协商和责任承担。
三、 为何这导致沙俄在一战中无法吸引民心？
建立责任内阁制本可以成为沙俄政府在战争时期吸引和凝聚民心的重要手段，但其缺失导致了相反的结果：
1. 政治体制的僵化与效率低下，加剧了战争的困难：
决策失误频发： 由于权力高度集中，沙皇及其亲信往往做出脱离实际、脱离民情的决策。部长们缺乏独立判断和向沙皇提出异议的动力，导致军事和经济上的失误接连不断。
资源调配的混乱： 没有一个对议会负责的政府来监督和协调，战争所需的物资、人力、财力在官僚体系的层层盘剥和低效运作下，未能有效投入前线，进一步削弱了战斗力。
对民意的漠视： 缺乏与议会（代表部分民意）的有效沟通和制衡，政府对民众在战争中的困境和不满的反应迟钝，甚至完全忽视。
2. 民众的不满情绪未能得到有效疏导和回应：
怨声载道难以表达： 人民在战争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包括士兵的伤亡、农民的征兵、食物的短缺、物价的飞涨等。但由于缺乏一个能向政府施压的责任内阁和有力的议会，这些不满情绪难以得到有效的表达和回应。
“为了沙皇和祖国”的口号失效： 在一个缺乏政治代表性和责任感的政府治理下，人们对战争的参与感和认同感非常低。简单的爱国主义口号难以掩盖现实的苦难和政治上的压抑。
3. 政治危机在战争的压力下爆发：
战争的放大效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消耗和失败，像一面放大镜，将沙俄政治体制的深层矛盾和弱点暴露无遗。
“内部的敌人”论的失败： 沙皇政府常常将问题归咎于“内部的敌人”（革命者、外国势力等），而不是反思自身体制的缺陷。但随着战争的深入和民众的苦难加剧，这种说辞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
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当一个政府无法通过有效的政治途径回应民意，无法在战争中保障国民的利益，其合法性就会受到严重挑战。沙俄政府恰恰如此。
4. 其他国家对责任内阁制的成功展示：
英法等国的对比： 在一战中，英国、法国等国都建立了责任内阁制，并且在国家动员、政治稳定和凝聚民心方面表现出相对更高的效率（尽管也面临挑战）。这让俄国人民看到了另一种政治模式的可能性。
总结：
沙俄在一战中未能建立责任内阁制，并非是主动放弃了吸引民心的一种策略，而是其根深蒂固的专制体制、沙皇对权力的固守、以及对现代政治运作的理解偏差所导致的结果。 这种政治体制的僵化和缺乏弹性，使得政府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下，无法有效应对民众的需求和不满，也无法真正凝聚民心。最终，这种政治上的失策，与军事上的失败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1917年二月革命的爆发，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责任内阁制，本应是提升政府效能、增进君民关系的途径，但在沙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却成为了其被时代抛弃的证明。
网友意见
还吸引民心呢，就杜马那群嘴炮货色，搞了责任内阁德国人1915年就能兵临莫斯科了。
1991年后，老叶有段时间经常自称是民主俄罗斯的继承者，指的就是二月政府。普京上台后开始几年也这样说，还说他的偶像是古契科夫云云。后来历史研究越深入二月乱党的黑料越爆越多，连普京不都敢说和二月党有什么牵扯了。
近代政治理论发展和传播过程中有个极大误区，就是搞一些时髦的名词如民主共和议会宪法把这些就当做政治的本质，最终走向普遍民粹，这一点无论左右派系都是如此。而政治运行需要的是专业性而不是口号党，其中的过程非常复杂，而擅长喊口号的大多数又不善于处理具体问题，最后经常把事情搞的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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