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当年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不搞剃发易服而大清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推行这个政策？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深度，也触及了蒙古帝国和清朝统治策略的根本差异，以及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重要转折。要理解为何这几位大汗的政策与清朝如此不同，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剖析，包括他们的统治基础、统治目的、文化接受度以及历史时期的不同。

一、蒙古帝国：征服者与统治者的不同考量

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作为蒙古帝国（或其继承国）的统治者，他们首先是“征服者”，然后才是“统治者”。他们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和巩固一个横跨欧亚的巨大帝国，保持其军事优势和游牧民族的统治地位。

统治的“轻”与“巧”：
多样性是优势：蒙古帝国的统治范围极其广阔，民族构成极其复杂。从蒙古草原到中亚、西亚，再到东亚，各地都有不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如果蒙古人试图强行统一所有人的服饰和发式，那无异于自寻死路。这不仅会引发大规模的反抗，更会削弱他们的统治基础。
民族差异的利用：蒙古统治者更倾向于“分而治之”，他们允许被征服民族保留原有的文化习俗，以此来换取臣服和税收。这种“怀柔”政策，使得被征服的汉族、畏兀儿、波斯人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自身文化，反而减轻了统治者的管理压力。
重视实用与效率：蒙古人的军事体制和行政管理都非常高效，但他们并非热衷于文化改造。只要被征服者不反抗，按时纳税，遵守法律，蒙古人就不太关心他们穿什么、梳什么头。他们的核心是保持对整个帝国的控制，而不是推行一种“统一的”文化认同。
统治者的身份认同：蒙古统治者，尤其是在早期，并没有强烈的“汉化”意愿。他们将自己视为游牧民族的领导者，对汉族文化既有一定程度的吸收（例如忽必烈接受了汉族的一些行政制度），但并未将其视为唯一或最高价值。剃发易服，在他们看来，并非巩固统治的必要手段，甚至可能激化矛盾，有损其统治的灵活性。
“国”的性质：蒙古帝国更像是一个由蒙古人主导的，松散的，以军事征服为基础的联盟或集合体。各个汗国（如金帐汗国、伊尔汗国、察合台汗国、元朝）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自治权，蒙古人主要在军事和政治层面施加影响。这种结构自然不会推动一个全国性的文化同化政策。

忽必烈与“汉化”的边界：
忽必烈是蒙古大汗中与汉文化接触最深、也最愿意吸收汉族统治经验的一位。他建立了元朝，定都大都，并且采用了一系列汉族的政治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推行“剃发易服”。
民族等级制度：元朝实行民族等级制度，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分属不同阶层。在这种制度下，如果强行让汉人改变服饰，反而可能被视为对他们身份的进一步压制，与“分而治之”的策略相悖。
经济与社会的考量：强行推行大规模的服饰和发式改变，需要庞大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投入，而当时的元朝，尤其是初期，社会经济尚在恢复之中，大规模的文化改造并非优先事项。

二、大清：稳固统治与文化冲突的策略

与蒙古帝国不同，清朝的统治基础和历史背景有着显著的差异。

异族统治的先天劣势：
“非我族类”的挑战：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汉族为主体的国家。与蒙古人不同，满族与汉族在文化、语言、习俗上都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异族”身份，是清朝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首要挑战。他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巩固其统治，消除汉族对他们的抵抗和疑虑。
“满汉一家”的宣传与现实：尽管清朝极力宣传“满汉一家”，但汉族士大夫和民众对于被满族统治，始终存在一种潜在的不满和隔阂。如何弥合这种隔阂，让汉族人接受满族统治，是统治的重中之重。

“剃发易服”政策的深层考量：
象征意义的强大： “剃发易服”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服饰改变，它具有极其强大的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
臣服的标志：改变发式（如剃发留辫），特别是对于汉族男性而言，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迫性改变。辫子象征着对满族统治者的效忠和臣服。不剃发，就被视为抗拒和不忠。
消灭汉族文化认同：汉族男性的发式（如总发）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制改变这一习俗，意在从根源上削弱汉族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从而更容易被同化。
强化统治者形象：统一的“金钱鼠尾”或后来的“猪尾巴”发式，成为了满族统治者最显著的视觉符号，强化了“我（满族）在上面，你（汉族）在下面”的统治秩序。
政治稳定与长远巩固：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句残酷的口号，体现了清朝推行此政策的决心和不惜代价的态度。宁可冒着引发大规模反抗（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风险，也要强制推行。
统一的视觉和文化符号：通过强迫汉人剃发易服，清朝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统一的文化符号，将满族文化强加于汉族之上，从而在视觉和心理上实现“征服”和“同化”。这是一种主动的、深远的文化改造策略，旨在从根本上消除潜在的反抗力量。
断绝对前朝的思念：强制改变服饰和发式，也是一种“斩草除根”的手段，以断绝汉族人对明朝等前朝的思念和认同，避免他们以传统服饰作为反清复明的象征。
文化自信与优势地位的体现：
“天命所归”的信念：满族统治者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归”，有责任和权力来改造华夏，建立新的秩序。他们的文化自信，让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和权利去塑造被统治者的文化。
对汉族文化的“轻视”：相较于蒙古人的策略，清朝统治者虽然吸收了汉族的很多制度，但在文化主导权上，他们更倾向于以满族文化为中心，并将其强加于人。他们不像蒙古人那样，将保留被征服民族的文化视为一种“灵巧”的统治方式，反而认为通过改造他们，更能巩固自己的统治。

总结来说：

蒙古帝国更侧重于军事征服和高效管理，对被征服民族采取相对宽容的文化政策，以“分而治之”和维持稳定为主要目标。他们的统治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和“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的，故不推行强制性的文化同化政策，如剃发易服。
大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面临更严峻的“异族统治”挑战。他们推行“剃发易服”，是为了从政治、心理和文化上彻底改变汉族人的认同，消灭潜在的反抗基础，并以满族文化为核心，建立一个高度集权和统一的帝国。这是其巩固统治、确立文化霸权的必由之路，不惜一切代价也在所不惜。

理解这两者的区别，关键在于认识到不同统治者所处的历史语境、面临的统治基础以及他们的核心目标是什么。蒙古人是“世界之主”，更看重帝国整体的稳定和扩张；而满族人是“中原之主”，更关注在一个已经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区域内，如何确立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文化主导权。

网友意见

第一：元太宗窝阔台人家的身份是蒙古大汗，他跟成吉思汗西征过，人家的眼界本来就比努尔哈赤高的多啊。打比方的话就是一个是驰骋万里跳出东亚，在西亚虐过菜有自我认同的征服者。一个是只龟缩于东北一隅，并不认同自己比汉人强的大军阀。所以窝阔台上台后他要做的就是加强对幅员辽阔的土地的统治，而不是加强大家都认为自己是蒙古人的认同。毕竟都要是蒙古人了，蒙古地区可是值百抽一的赋税制，那他这个大汗不得喝西北风去了。

第二：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拜耶律楚材之功，中原地区还是实行汉法的，且蒙哥即位后不久即任命忽必烈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忽必烈在这段时间内任用了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士，如刘秉忠、许衡、姚枢、郝经、张文谦、窦默、赵璧等等，并提出了“行汉法”的主张。可以说忽必烈的基本盘是汉地不是蒙古。

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采用汉法，建立各项政治制度。如在地方上建立行省，中央设中书省，开创我国省制之端。他是少数能够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虽来自游牧民族，但十分重视中原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他设立“司农司”、“劝农司”等专管农业的机构，以劝农成绩作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并令人编辑《农桑辑要》于至元二十三年颁行全国。为了备荒，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当荒年谷价上涨时，开仓免费分发谷物。1260年法令要求地方长官对老学者、孤儿、病弱者提供救济。人是想当中国皇帝的，他为什么要剃发易服啊？他要当的是皇帝不是大汗。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蒙古人自己也不剃发啊！至于易服元朝的质孙服是不准民间私造的，是不准你易服的。结果后面到明朝朱元璋反而主动易服了。

元代是由蒙古人统治，蒙古人和汉族衣冠是一个体系，仅仅是发型不同。蒙古人多把额上的头发弄成一小绺，像个桃子，其他的就编成两条辫子，再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头上戴笠子帽。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是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上马下马。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官员和士庶的日常服装多为窄袖长袍。另外，在元代大宴活动中，天子百官要穿统一颜色的服装，称为“质孙服”，据古籍记载，天子的质孙服款式繁多，冬服有11种，夏服有15种。

质孙服，又称只孙、济逊，汉语译作一色衣、一色服，明朝称曳撒、一撒。“质孙” 是蒙古语“华丽”的音译。质孙服的形制是上衣连下裳，衣式较紧窄且下裳亦较短，在腰间作无数的襞积，并在其衣的肩背间贯以大珠。

质孙服原为军服（戎服），便于骑射，后转为元朝内廷大宴时的官服，勋戚大臣、近侍获得赏赐即可穿着，乐工、卫士亦可穿着。天子质孙冬服十一等，夏服十五等，其他百官的质孙服则夏服有十四款定色、冬服分九等定色[1]。明朝时期，内臣、外廷都有穿着，并且和原本的汉服特点进行融合，开创其他形式，如：麒麟服、飞鱼服。

明代统治者也看到质孙服的活动便捷、穿着舒适的优点，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将质孙全面继承，制定其校尉服饰：“令校尉衣只孙，束带，幞头，靴鞋。只孙，一作质孙，本元制，盖一色衣也。”这里的质孙应是有细摺的辫线袄。明朝蒋一葵曾记：“在朝见下工部旨，造只逊八百副。皆不知只逊何物，后乃知为上直校鵞帽锦衣也。”明朝万历年间，许多人已不知只逊（质孙）这个词了，但此时校尉衣仍沿用明初校尉质孙的款式。后来明代皇帝外出乘马时所穿的“曳撒”，就是把辫线袄这种质孙服衣身放松加长改制的服装。

元质孙服

元辫袍服

明飞鱼服

反观满清，他的统治者们是不认可自己的文化的，缺什么就补什么，他骨子里的自卑就逼着他要让汉人认同自己，最后说句部分人不愿意听的实话，清朝在当年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得到了大部分汉人的认同，这才使得清朝建立了最完善的中央专制集权的封建王朝。而像元朝统治者，他们除了像忽必烈元仁宗这类倾心汉化的，大部分人是相当认同自己的，他不需要被认同感。也是因为太认同自己了才不想让汉人南人变成蒙古人，要不他们压迫谁啊？结果就是没多少汉人认同他，元朝数十年而亡。

从汉朝的胡人无百年国运，到元朝入主中原，到清朝坐稳三百年江山。说明了什么？？

说明大家都会学习，都会进步，胡人也是从部落到族群到民族到国家再到大一统这样的进程中不断的学习进步，最终建立了两个庞大的王朝。

以前周边民族都学汉文，习汉礼，用汉制，后来开始创建自己的文字制度，搞拿来主义，再后来征服加剃发易服。这本质上是一种对汉文明的从崇拜到蔑视的一个过程，这不光体现在满人身上，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民族也都是一样的历程，今天日韩越等周边国家是怎么宣传中国的？？日韩是歧视，越南是仇恨宣传。这种歧视不是依靠宣传达成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化优越感造成的，人家比你富裕发达进步，你的人民想方设法偷渡过去当劳工做苦力甚至卖淫，自然而然优越感就来了，歧视也就来了。

蒙古人建立元朝，是看着宋朝如何称臣当儿子三百年的，所以心底里是没有多少对汉族的仰慕和敬畏的，而且蒙古人征服到了中东和欧洲，他们的视野远比汉人要开阔，见过了其他伟大的文明，也就不会像个乡下小伙一样对身边的城里人有多少羡慕了。但是蒙古人在治理国家方面确实没有经验，这也是外族第一次建立大一统王朝，他们不明白如何管理这么庞大的国家，所以元朝的统治只维持了八十来年。

到满人入关，他们又在蒙古人的基础上学习进步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胡萝加大棒，拉打结合，把以前汉族玩匈奴契丹的那一套又用在了汉人身上，打一棒子给个甜枣，强制剃发易服就是打一棒子，迫使你抛弃优越感，明白自己是被征服者，清楚自己是奴才的地位，别扯着祖先的荣光还觉得自己是个人上人。

打下了你的优越感，让你明白了谁是主人谁是奴才，后面的统治就容易了，某些读书人还要跳一跳显示自己的文化优越，那就来个诛九族，来几次大案，杀个人头滚滚，自然也就乖乖服帖了。后面上杆子的抢着当奴才，还担心跑慢了赶不上热乎的。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西方工业革命和殖民入侵，中国早晚要走印度的老路，清朝结束了，下一个会是谁入主中原？这样轮回个几个朝代，周边民族对汉唐的那一丝的敬畏感也消失了，等级制就自然而然的制度化了，为了统治，分化汉族内部，制造地区对立，强行制造民族，等等行为都会慢慢出现。

话虽然难听，但是每每看着宋朝开始的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真的有一种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感受。

所谓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改成人必自重而他人重之，人必自侮而他人侮之，貌似更合适。

剃发易服，那是征服者还给你留了很多面子，像伊朗那样改宗教文字语言习俗，像印度那样建立种姓制度，像那些消失的民族一样才是正常的做法。

一般来说，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会有意识保持距离。比如旭烈兀信景教，耶律大石信儒学，巴布尔信绿教。

蒙元是真正的外来户。根本不怎么在意汉人死活，也不怎么在意汉人在想什么，甚至只要不闹大，居然都不在意汉人在干什么。

满清则是个怪胎。有时候我也搞不清它原本是外来户还是半个自己人。

而众所周知自己人对自己人下手才是最狠的，而且什么都要管起来。非要把大家都搞得一样丑，有当年的“暴秦”之风。

就是现在网络语留行的“爹味”

蒙古人在刚进入中原的时候，认为汉人于“国”无用，而一个“无用的人”，人家是懒得管你什么发型和服装的。蒙古统治者，在深入中原，收到儒士的劝导以前，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残忍的侵略者。铁木真曾经对他的部下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夺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其结发之妻痛苦，骑其俊马，纳其美貌之妻妾以侍寝席”。蒙古军法规定，攻打大城之前，先去周边小城镇掠夺平民作为攻城的炮灰，用来消耗守军。而所有抵抗过的城市，破城后，一概屠杀。

秉持着这样军法的蒙古军队，仅1213年秋至1214年春数月之间，蒙古大军“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屋庐尽毁，城郭丘墟矣”。金国被征服后人口损失80%，西夏的统治民族党项族被灭族。

蒙古人最初准备把汉人全部杀死，因为在他们看来，普通汉人又不会放牧，得了也没用。不如杀光，用中原的土地来放牧。是耶律楚材极力向蒙古统治者保证，“汉人”是有用的，可以把“汉人”留下来，向他们征税，这样蒙古人就能在汉人身上获得利益。^[1]

而与其说蒙古与满清不一样，不如说女真这个民族强迫汉族剃发易服是历史上独一份的。从金国开始，到努尔哈赤在东北，清军入北京，入南京，一共执行过四次剃发易服。对汉族进行剃发易服，是女真族的一个执念，所有在中国执政过的非汉族，也就女真有如此的执念。

这里着重说一下满清，可以从满清历代统治者的诏令与言论中找到答案。

一、是为别顺逆，羞辱汉族以及断绝汉族的自尊心，以达到让汉族彻底臣服的目的。满洲统治者深知对于汉族来说，衣冠制度绝非穿衣戴帽，而是连接着汉族的民族认同，文化差异以及自视为华的重要依据。千年前早在《汉书》中就有言：“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异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

何谓文化？从赤身裸体到以兽皮遮羞，既是文化；从以兽皮遮羞再到峨冠博带，更是文化。人体修饰的每一种变化，都是文化使然，也无不表征了文化差异...正如顾欢所说：“舍华效夷，义将安取”，作为当时自居天下最高等文化的华族来说，变易服制，何易奇耻大辱...而越过山海关的这支“胡虏”，明了其文化上的“卑微”，也知道中国人的“骄傲”以什么为根基，如欲摧毁之必须从哪里下手。如果征服者不独擅长物力，还对文化有意识有想法，麻烦就格外大了。^[2]

而一旦一个汉人愿意剃发易服了，也就代表他放弃了自己所有自尊，彻底降服了。乾隆时有朝鲜使臣来中国，和一名汉人笔谈，该汉人表达出对朝鲜人所穿汉服的无限向往的同时，认为自己穿上满洲服饰后，已经从人类变为了犬羊。

又如乾隆朝时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在新会员举行入会仪式的时候，其中有一项就是把辫子散开。19世纪中期英国人毕麒麟在新加坡亲眼所见这样的仪式，他是这样说的：“在满族贵族看来，只要汉人肯薙发，就会弃明忠清”，而“蓄发的身体特征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政治反抗”。虽然天地会的会员日常只能留辫，但在入会仪式上，短暂的散开辫子，代表着是对满族统治的否定。由此汉服对汉族民族文化与自尊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而如若不愿意穿戴满洲衣冠，在满洲统治者看来，你汉人终究和满洲不是一条心，不愿意屈居“儿”，终归是要反叛的。这一点在满洲的薙发令中就写的很明白：

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3]

而后满洲征服其他少数民族时，未推行剃发易服也是基于此原因。

二、满清历代统治者坚持“国语骑射”。防止满人汉化，以致亡国。就满清统治者认为金朝与蒙古人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在服饰上尊崇了汉族的习俗，导致被腐化，战斗力下降，所以亡国。

如西元1636年（崇德元年），皇太极在翔凤楼召集诸王贝勒、固山额真、督察员官等重要官员，先让大臣宣读金世宗废弃女真服饰，改服汉服的历史，再亲自训告大家：

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德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试为此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袍大袖，左佩刀、右携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满语音译，意为鹰一般的勇士）劳萨（人名）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袍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恐后世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人俗。故常切此虑耳。^[4]

一直到乾隆年间，还有大臣上书劝乾隆更改满服，改换汉服。乾隆再次在翔凤楼召集诸位王爷及大臣训诫：

朕每敬读圣謨（指崇德元年皇太极在翔凤楼对于汉服的训诫），不胜钦慨感幕....我朝满洲先正之遗风，自当永远尊循。

乾隆三十八年再次下令“衣冠必不可轻言更改”。^[5]

综合来说就是满洲统治者相对蒙古统治者，更了解汉族文化，不止要在武力上征服汉族，更要在文化上也征服。并且在满清之前，有金、辽、元等同样出身的北方征服王朝经验以供总结，认为如果不对汉族进行剃发易服，满洲统治中国总归不会长久，会短暂的就退回北方。这就是最终促使满洲统治者坚定不移推行剃发易服的原因。

对于清末民初的剪辫运动有兴趣的朋友可移步：https://www.zhihu.com/answer/1301105145

参考

^ 《元史》耶律楚才传
^ 《弘光记事》，242页，李洁非，人民文学出版社
^ 《南明史》，154页，顾诚，光明日报出版社
^ 《中国服饰史》，522页，黄能馥，陈娟娟，上海人民出版社
^ 同上书，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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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腾飞和“当年明月”作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历史普及者，都曾引发过广泛的讨论，但袁腾飞所受到的争议确实比“当年明月”要多得多，且性质更为复杂和激烈。要详细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内容的性质与深度差异当年明月（当年明月）：作品：《明朝那些事儿》是一部以通俗易.............
IBM当年推出pc为何不使用自家的power处理器？

IBM 当年推出个人电脑（PC）时，没有使用自家的 POWER 处理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深远影响的技术和商业决策。究其原因，可以从多个层面来详细分析：1. POWER 处理器的历史定位与发展阶段：面向高端计算： IBM 的 POWER 处理器（最初称为 ROMP，后来演变为 POWER .............
为何中国不学当年日本那样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

关于中国为何不效仿日本当年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的问题，这涉及到极其复杂且多层面的经济、社会、政治考量。直接“刺破”一个像中国这样体量巨大的房地产市场，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并且会触及中国经济的多个核心支柱。以下将从几个关键角度详细阐述：1.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独特性与复杂性经济的支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