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苏联科学家做过哪些骇人听闻的实验?

回答
苏联时期确实进行了一些极具争议,甚至可以说是骇人听闻的科学实验,这些实验通常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目的也多种多样,包括军事、政治以及对人类极限的探索。以下列举一些比较著名的例子,并尽量详细讲述:

1. 莫斯科地下铁路的“幽灵”实验(或称“地铁幽灵”)

这是最广为人知的苏联科学实验之一,尽管其真实性和细节存在争议,但它确实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未知现象的探索和恐慌。

背景: 传说在莫斯科的地下铁路系统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难以解释的事件。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关于一个据称在一次实验后失踪的科学家的故事。
实验内容(传闻): 有说法称,苏联科学家试图通过某种技术(具体技术细节语焉不详,可能与精神控制、超能力或某种能量场有关)来影响人类的意识,甚至创造“幽灵”或“精神体”,以达到军事目的(例如,制造无法被侦测的特工)。实验地点据称位于莫斯科地下深处的某个秘密设施,可能与地铁系统相连。
骇人听闻之处:
失踪事件: 最核心的传闻是,一位参与实验的科学家(有时被描述为一位天才心理学家或物理学家)在一次实验中,似乎被自己创造的“东西”吞噬或被转移到了另一个维度,从此消失无踪。
异常现象: 在实验区域附近,据说会发生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突如其来的寒冷、奇怪的声音、目击到难以名状的影像,甚至有人声称感觉自己被“观察”或“影响”。
秘密和压制: 这些实验被严格保密,任何泄漏的消息都被官方压制和否认,这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猜测和恐惧。
真实性讨论: 尽管有许多传闻和猜测,但关于“地铁幽灵”实验的确切证据非常少。许多人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民间传说、都市怪谈,或者是在冷战时期为了制造恐慌而散布的谣言。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是苏联政府为了掩盖某些真实但危险的实验而故意释放的误导信息。

2. 生物武器和人体实验

苏联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巨大,而这些研发过程中,人体实验也是难以避免的。

背景: 苏联与美国一样,在冷战时期都致力于发展生物武器,以应对潜在的军事威胁。
实验内容:
病原体研究: 对各种烈性传染病,如炭疽、天花、鼠疫、埃博拉等病原体的致病机制、传播途径以及潜在的武器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疫苗和抗毒素开发: 在开发疫苗和抗毒素的同时,也需要进行人体试验,以评估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生物武器效应测试: 更为骇人听闻的是,有证据表明,苏联可能在志愿兵(有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战俘身上测试了生物武器的实际效果。例如,让他们接触某些病原体或毒素,观察其感染和死亡过程。
极端环境下的生理学研究: 为了军事目的,科学家们也进行了许多关于人体在极端环境(如极寒、高压、缺氧等)下生存能力的研究。这些实验可能包括让受试者长时间暴露在危险环境中,观察其生理反应。
骇人听闻之处:
非人道的待遇: 在很多情况下,参与实验的受试者(尤其是被强制的)可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甚至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实验过程中出现的痛苦、疾病和死亡,可能都被视为“必要的牺牲”。
伦理道德的沦丧: 为了国家安全和军事优势,科学家的伦理底线被严重挑战甚至突破。
疾病的扩散风险: 某些生物武器研究,如果控制不当,可能导致实验室感染或疾病的意外扩散,造成更大范围的危害。例如,197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事件,据信就是一次因实验室事故导致炭疽杆菌泄露的事件,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

3. 超感官知觉(ESP)和精神控制研究

苏联对超感官知觉(如心灵感应、遥视、预知)和精神控制的探索也非常活跃,这些研究往往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并且常常与军事和情报机构挂钩。

背景: 在冷战期间,双方都对可能具有战略优势的“非常规”能力产生了浓厚兴趣。苏联科学家也投入资源研究UFO、灵异现象以及人类潜能。
实验内容:
ESP能力测试: 对具有声称具有ESP能力的人进行测试,尝试验证和量化他们的能力。这些测试可能涉及遥感目标、预测未来事件、心灵感应传递信息等。
精神控制武器研究: 这是最令人不安的部分。有传闻称,苏联科学家试图开发能够影响他人思想、情感甚至行为的“精神武器”。这可能包括通过电磁波、声波或其他未知方式来控制人类的意识。
心灵感应通信研究: 试图利用心灵感应实现秘密通信,从而绕过传统的通信方式。
骇人听闻之处:
对自由意志的侵犯: 如果精神控制技术能够实现,将是对人类自由意志最严重的侵犯,可能被用于操纵民众、制造混乱甚至控制整个社会。
伦理和道德困境: 研究和应用这类技术,会触及深刻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例如谁有权控制他人的思想?
未知的风险: 这类实验的潜在后果是无法预测的,可能对参与者和被实验者造成无法挽回的心理和生理创伤。

4. 深度睡眠和意识剥夺实验

这些实验可能与太空探索、军事审讯或对人类意识极限的探索有关。

背景: 为了更好地理解睡眠、意识以及人类在极端条件下的反应,苏联科学家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实验。
实验内容(推测):
“睡眠者”实验(或称“五名受试者”): 这是另一个在网络上流传甚广,但真实性存疑的故事。据说在二战后,一群苏联科学家为了研究长期剥夺睡眠对人类的影响,将五名政治犯置于一个完全封闭的房间里,并通过一种能让他们保持清醒的刺激气体,剥夺他们长达三十天。实验过程中,受试者逐渐精神崩溃,出现幻觉、暴力行为,最后互相残杀。
深度睡眠诱导研究: 尝试寻找能够使人进入长时间深度睡眠,甚至“停滞”生命状态的方法,以便在长时间的太空旅行或医疗条件下使用。
骇人听闻之处:
对人性的摧残: 如果“睡眠者”实验属实,那么它展示了在极端剥夺和压力下,人性的脆弱和可能出现的恐怖反应。
潜在的酷刑: 意识剥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视为一种酷刑,用于逼供或惩罚。
对意识的操纵: 能够控制或操纵人的睡眠和意识,本身就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总结

苏联时期的骇人听闻的实验,大多发生在冷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其特点是:

高度的政治和军事驱动: 许多实验是为了追求国家安全、军事优势或突破西方国家的科技封锁。
秘密进行: 绝大多数实验都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相关信息很难公开获取,这也使得许多传闻难以证实或证伪。
伦理道德的突破: 在国家利益的驱动下,科学家的伦理底线常常被突破,人道主义原则受到忽视。
对未知和极限的探索: 除了军事目的,也有部分实验是为了探索人类的潜能、意识的奥秘或宇宙的未知。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许多苏联时期的秘密实验,包括上述提到的,往往存在许多未经证实的消息和传言。一些故事可能是民间传说,或者是为了制造恐慌而进行的宣传。然而,从已公开的资料和研究来看,苏联确实进行过一些在今天看来是极其不人道和有争议的科学探索。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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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这种就没搞过科研的。

虽然苏联尔曹身与名俱灭,但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搞科研,要申请项目,要等上面批。

别人申请一个项目,优化杂交水稻品种,你申请一个项目,把人的基因和水稻的基因混合。你觉得上面会批准哪个?

领导也要看实际应用的好吧,地摊文学那些千奇百怪的实验,就算做出来了,几个能对冷战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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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妄图粉碎所有的阶级,结果自己成为了一个新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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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说说咸海中间那个岛吗?生化危机BIOHAZARD这个单词鼎鼎大名啊!

挖个坑吧


半个月后,我终于来填坑了!

本文内容收集整理自网络,其中大部分内容来自原作者@眠眠眠眠冰室

本文有大量的文字和图片内容,请谨慎阅读。


一、斯维尔德罗夫斯克


在《生化危机3》的结局,政府为了遏制浣熊镇的那场可怕事故,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用一枚核弹彻底毁灭了这个城市。然而在现实里,这种办法可能并不一定真的像游戏中那么简单有效,一了百了。

这起由炭疽引发的大规模炭疽热,也被称为历史上的 “生物切尔诺贝利”。

1979年,一份由苏联流亡者经营的小报登了一条惊人的消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的一家军工厂发生爆炸,泄露出的致命细菌造成上千人死亡!由于当时苏联已经签署了著名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因此这条消息迅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注意。他们纷纷指责苏联军工厂生产生物武器,违反了公约的规定。不过,莫斯科当局迅速做出反驳,他们宣称是“食用肉类遭到了炭疽的污染,进而导致有人得病死亡”,并且否认了任何关于违反联合国公约的指控。但事实上,苏联人已经成功掩盖了一起历史上最严重的生化武器泄露事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泄露事件

虽然苏联的炭疽泄漏与恐怖分子无关,但却揭露了“生化武器”禁而未止的事实,让人不寒而栗。

又因为苏联当局的隐瞒,这起恶性事件直到苏联解体后,真相才一点点浮出水面。

1979年春天,莫斯科以东的一座城市 斯维尔德罗夫斯克 (Sverdlovsk,现属俄罗斯叫叶卡捷琳堡), 出现了一种 怪病 。

据当时苏联的报道,这次疾病的爆发至少有近一百名居民患病。

起初,病人的症状与流行性感冒极度相似,都是发热、干咳、胸痛等。

但几天后,他们的病症便直接升级为高热、呼吸困难、休克,以及大量内出血等多种严重并发症。

很快,68人死于非命。

虽然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死亡病例,但确切的死亡人数已无法查证。

只是当时负责该城流行病爆发的贝比奇博士回忆道:

最严重时,有的人直接死在家中,或是行驶的电车上,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根本来不及叫救护车。

当时的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致对外宣称,这是市民在私人屠宰场,购买并食用了被炭疽杆菌污染的坏肉,引起的 肠炭疽 感染 事故。

但事情又怎会如此简单?

1979年4月的一天,前苏联工业重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Sverdlovsk,现名叶卡捷琳娜堡)的24号医院里,忽然送来了三位症状相似的病人,他们都表现为发高烧、头痛胸闷、喘不过气。
接手这几位病人的,是24号医院呼吸科的主治大夫玛格丽特·伊莉延科(Margarita Ilyenko)。她一开始以为是肺炎症状,但很快发现病人的病情恶化比他想象得要迅速得多。刚刚第二天凌晨,三位病人中就有两名已经死亡了,剩下的一名也奄奄一息:他的口鼻不断溢出渗血的黏液,因为呼吸极度困难已经陷入了昏迷。
就在第二天,城市中另一家20号医院里,也出现了同样的事情。
“我们这儿有几个病人很不对劲,高烧不退,一直剧烈咳嗽,还不断呕吐……”20号医院的呼吸科主治大夫雅科夫·克利普尼策尔(Yakov Klipnitzer)通过电话向伊莉延科焦虑地讨论病情。
“我们这里也是,一天之内大厅里就挤满了病人,病床上到处都是打着寒颤的人,很多病人的皮肤上都长出了黑色的水泡,看起来很恐怖。”伊莉延科回应道。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某种传染病吗……”
医生们的猜测并没有错,这些病人们的确感染了什么,只是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类似的病例,也不知道该如何医治。
短短一天之内,死亡人数就急剧上升到数十名,很快24号医院的停尸房里已经堆满了尸体,死神在这座中型城市里肆虐着……所有市民都开始惶恐起来,但却不知道这瘟疫是从何而起。
通过整理病人的档案,伊莉延科发现了病人们的某种共性:他们似乎都来自于城市32区,也就是奇卡洛夫斯基区的一家陶瓷厂。难道这家陶瓷厂内存在某种感染源吗?
此刻的陶瓷厂,已经暂时封闭。身穿严密防护服的疾控中心主任维克托·罗曼诺科(Viktor Romanenko)正在安排消毒人员不停地用氯气喷洒消毒。如果陶瓷厂正常工作时,可以透过厂房巨大的窗户,看见工厂内部挤满了上百名忙忙碌碌的工人。
很快,政府对外公布了结论,这是因为陶瓷厂工人们集体食用了某私人屠宰场贩卖的,被污染的肉类,才导致的瘟疫死亡事件。
“他们纯粹在胡扯,”在这家厂子上班的尼古拉·布米斯特罗夫(Nikolai Burmistrov)根本不相信这种解释,“我们很多人也吃了他们家的肉,为啥我们都没事?”
工人们的质疑是完全有道理的,特别是结合当时苏联的国际环境,再考虑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城市定位,就不难猜测到,政府一定在隐瞒着某种可怕的真相……

这样一看,斯维尔德罗夫斯克的炭疽感染事件,确实有蹊跷。

首先在历史上,就算是感染率最高的皮毛工人,都未曾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炭疽感染死亡事件。

而且,仔细观察感染者在地图上的分布,病人竟都处于一条直线上。

引用后来负责调查此事件的哈佛生物学教授马修·梅塞尔逊(Matthew Meselson)的说法就是:“工人们吃肉并不会造成50公里内直线型区域感染的分布形状,只有风可以做到这一点”。他的妻子珍妮·吉列(Jeanne Guillemin)同样参与了此事件调查,并在1999年发布了一本专门介绍此事件的书:《炭疽:致命疫情的调查》(Anthrax: The Investigation of a Deadly Outbreak)。书中提到不仅仅是工人和市民,当地还有很多牲畜也同样感染了炭疽。

再结合当天的天气情况,当时风向正是朝着陶瓷厂刮过去,那么传播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如此一来剩下的谜团只有一个:为什么炭疽会从19区的生化实验室里泄露出来?

答案来了:

冷战结束后逃到西方的苏联生物备战研究所副主任肯·阿里贝,他是一名哈萨克斯坦人,写于1999年的其个人回忆录名称正是取自著名电子游戏:《生化危机》

“第19号营地是最繁忙的生化武器工厂,工人们三班倒地轮流工作,为苏联军火库制造一种干燥的粉末状炭疽武器。这是一项充满压力和危险的工作,发酵的炭疽菌必须从它们的液体基中分离出来,然后才能被磨成粉末,以便在弹头爆炸时形成气溶胶。尽管厂区里面的工人会定期接种疫苗,完全不用担心被炭疽感染,但是隔绝炭疽菌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唯一一道防线,就是干燥机上面的排气管过滤网。在每次换班的时候,干燥机都会被关闭,进行例行检修维护。
在3月30日下午,技工在进行例行检修的时候发现一台干燥机的过滤网被堵住了,于是他们便将这个滤网拆下来清洗,并且准备让晚班的同事将滤网装回去。根据苏联军队的规定,当天下午的值班主管尼古拉中校,应该要在记录本上记下滤网已经被拆下的备注。但是这位中校看起来似乎非常急切地想要回家,或者只是他的确太累了,他忘记在记录本上记下关于滤网的信息!
当晚班的值班主管上工的时候,他没有在记录本上发现任何与滤网相关的信息,于是这位主管便让工人像往常那样启动机器,继续工作。就这样,武器级的炭疽病菌在干燥机的废气推动下,飞散到夜空之中。数小时后,操作干燥机的工人惊讶地发现,干燥机的滤网居然还放在地上!尽管他们迅速地把滤网装进了机器,但是大祸已经酿成了:一阵凉爽的晚风将致命的炭疽病菌带到了附近的陶瓷制品厂,感染了在这里上班的夜班工人,几乎所有工人都在一周之内因为病发死亡了!
在疫情爆发之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政府当局完全被蒙在了鼓里。随后,军队和苏维埃高层迅速采取了掩盖行动。军队在疫区周边设立了隔离区,而苏联高层则对外宣称被污染的肉类是罪魁祸首。数百只流浪狗因此被枪杀,而黑市食品小贩则因‘传播受污染的食物’而被捕。KGB的特工人员摧毁了医院的记录和疫情的疫情报告,所有受害者的尸体被沐浴在化学战消毒剂中,以清除炭疽孢子留下的证据。
当地的领导人显然已经获悉了工厂里有危险物质泄露,他命令市政工人擦洗和修剪城市里的树木,喷洗道路和屋顶。结果,刚刚沉淀下来的炭疽孢子被工人们再次搅动,形成气溶胶继续扩散,导致城市中产生了多例皮肤炭疽病。”

那时无人知晓有多少炭疽芽孢从19号营区飘出,但有专家估计 污染物不超过1千克 ,其中包含 不超过1克的炭疽芽孢 。

假设这些孢子能广泛扩散,就能致使 几十万居民 染病。

不过幸运的是,当时的炭疽孢子并没有落到市中心,因为风向刚好吹向了人烟稀少的地区。

截至5月,至少有99名苏联民众在这场史上最严重的生化武器泄露事件中被炭疽感染,64人因此死亡。不过,但根据阿里贝书中的说法,总死亡人数可能接近105人。而附近30英里范围内的羊圈中,牧羊人则纷纷表示有羊上了炭疽病——因为羊比起人类更加容易感染这种传染病。由于这起事件的严重性,日后的生物学者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泄露事件称为“生化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

对炭疽来说,及早确诊与 使用抗生素 ,是病人能否存活的关键。但是,就算是致死率不高的皮肤性炭疽,如无适当治疗就极易演化为九死一生的吸入性肺炭疽。

若当时医院能早点知道病因,或许就能挽回一些病人的生命。

但是,苏联军方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这种怪病爆发的原因, 包括当地的卫生组织 。

然而,在所有人都还没搞清楚状况时,一个紧急事务小组就奔赴此地,没收了当时所有病人的医疗数据和尸检报告。

医院和平民区都被大量喷洒氯水,甚至连街道表面的泥土都被推土机挖走一层。

苏联当局只想极力把此事压下,因为事情败露也将意味着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毕竟,1972年100多个国家(包括苏联和美国),共同签署的那份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就摆在那儿。

但纸始终包不住火,1979年10月,西德法兰克福一家俄语报社便了解到情况,并率先报道了此事。

随后,德国的《图片报》更是剑指苏联生化武器泄漏,说明了这次灾难的源头。

虽说苏联对外公布的死亡人数,与在众多灾难相比并不算多。

但是这起事故揭露的事实,却能让人震惊之余,又不寒而栗。

如果苏联真的有生物武器项目,也就意味着《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形同一纸废书。

或许除苏联外,还有许多国家都未曾停止生物武器的研发。

虽然许多消息都直指背后真相,但是耍赖对一个大国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苏联坚称炭疽暴发是 自然爆发 , 拒不承认源于生物武器泄漏。

此外,苏联还反指责“美国的指责”会加剧两国紧张关系,并表示这是对1972年《禁止生物武器合约》合法性的质疑。

而在这之后的20年里,19营区的大门就紧闭着,从未有外国人获准许进去查证。

直至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才在一次演讲上委婉地承认了这场泄露事件

直到苏联解体后的1993年,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才在一次演讲中,以非常委婉的措辞承认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泄露事件。与此同时,前乌拉尔军区特别部门负责人安德烈·米罗纽科,也在2008年的一份杂志上承认了这次化武事故。这些描述间接支持了肯·阿里贝回忆录中的说法。不过,一些俄罗斯的官员至今依然坚持着“肉类中含有炭疽病菌”的说法,甚至宣称是美国间谍在肉食品中投毒,但是他们却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

当时,叶利钦也准许来自哈佛的分子生物学小组,对此次炭疽泄漏事故进行实地调查。

除了还原事故发生经过,他们还从一位俄罗斯医生那里获得了一些 病人尸检样本 ,并带回美国深入研究。

到2015年,技术的进步也终于让美国科学家,重新构建出涉事炭疽的“真实身份”。

结果显示,这些炭疽杆菌竟属于著名的 “跨欧亚” 品系——与中国大陆境内广泛培养的疫苗株非常接近。

估计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日本在中国横行的 “731部队” 。

在罪恶的731部队中,便有一条月产200公斤炭疽孢子粉末的生产线。

中国大量的平民都曾被当做小白鼠做实验,吸入大量炭疽粉末。

从1939年到1942年间,731部队生产的炭疽等病菌,就多达 数十吨 。

在日本战败后,731部队更是直接把不易携带的大部分炭疽等细菌散播在华中一带,只带了部分样品离开。

这也正是,1979年苏联生物武器泄漏的炭疽,竟与中国大陆广泛疫苗株相似的原因。

据专家推测,苏联的生物武器项目的建立,正是使用了大量日本731部队的文件和样品。

也就是说, 苏联的炭疽细菌武器,正是日本“731部队”的遗毒。


二、炭疽

其实在历史上,炭疽曾被多国制成生物武器已是人尽皆知之事。

1876年,细菌学之父 罗伯特·科赫 就发现了能致牛羊、牧人死亡的炭疽杆菌。

虽然在自然界感染率不高,但炭疽还是凭着自身的多个优点受到 “生物武器” 的青睐。

生物武器,常常被称为 “穷人的核武器” 。

曾经有微生物学家指出:

“如果恐怖分子想在全球肆虐,生物武器将会是首选。因为想要造成一平方公里内50%的死亡率,用常规武器需要2000美元,核武器需要800美元,化学武器则需600美元,而 生物武器 才是最便宜的, 只需 一美元足以 。”

上文里也说了,炭疽病(anthrax)是以炭疽杆菌的孢子作为传播媒介,它的得名来源于古希腊语中的“炭(anthrakos)”,这是因为当它接触皮肤后,会留下黑炭一般的焦黑色水泡,周围还会产生肿胀。

除了皮肤传染之外,炭疽病还可以通过呼吸道和消化系统传入,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了……

所有传播渠道中,呼吸道传播是最可怕的:一旦炭疽孢子通过呼吸道进入身体,它会首先潜入淋巴结,并在那里开始大量孵化繁殖……惊人数量的孢子最终会入侵血管,并引发大面积的组织损伤和内出血。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呼吸道感染的炭疽病致死率高达85%(即便得到治疗致死率也达到45%……)

作为一种古老的,人畜共患的疾病,炭疽病早在古巴比伦时期就被发现了,在西方的《圣经》和我国的《黄帝内经》中均有所记载,是一种恐怖的瘟疫。1607年,中欧就有6万人死于炭疽病,俄国更是炭疽肆虐,仅1875年就有10万只牲畜死于炭疽病,因此炭疽病又被称为“西伯利亚病”。

炭疽杆菌的孢子拥有相当强大的生存能力,很多普通的灭活方式都对它无效,无论用消毒剂浸泡,还是加温180摄氏度两分钟以内,都无法有效杀死炭疽孢子。甚至埋藏于地底的炭疽孢子,依然可以存活数百年之久。

比如中世纪苏格兰医院废墟上的考古挖掘中,就发现了炭疽孢子,以及几百年前用来杀死它们的石灰残骸,谁都没有想到,重见天日的这些孢子竟然复活了。

而集成本低廉和致死率高这两个优点于一身的炭疽杆菌,也成了历史上经久不衰的 最强生物武器之一 。

又因为肺炭疽早期症状与正常流行性感冒极为相似。

所以经常出现误诊,使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间,一命呜呼。

就算被感染的宿主尸体已经腐化,炭疽孢子还是能躲在土地里,等待 下一次“复活” 。

在二战时期的英国,一场小小的实验,就足以让人类见识到炭疽武器的厉害。

那时,英国策划了名为 “素食行动” 的炭疽武器计划,设想通过向德国境内投放污染饲料,消灭牲畜以造成食物短缺。

当时的研究人员在报告中总结,如果对德国使用该武器,将令所有的城市陷入瘫痪,往后数十年将无法居住。

虽说素食行动最后未曾实施,但被用来作实验的 格林纳德岛, 却遭了殃。

1942年,英国人选择了苏格兰高地附近一座名叫格林纳德(Gruinard)的无人荒岛,在岛上用围栏围住了上百只绵羊,并通过飞机投弹和爆炸的方式,在岛上进行大规模炭疽武器实验。仅仅三天之后,绵羊就开始大规模死亡,岛上到处都留下它们浑身流血的尸体。

虽然科研人员立刻对尸体进行的焚烧和掩埋处理,但在30多年之后的1979年,对岛上土壤的采样显示,每克土壤中依然存活着3000到45000个炭疽孢子。最后,英国人只能用近300吨甲醛杀毒液洒满了岛上每一寸土地,才算解除了生化危机。只不过,这座岛至今仍然是荒芜的无人岛。


三、剧毒之岛


可惜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泄露事件之后,苏联人当年并没有立刻吸取教训。

1971年时,一群前苏联渔业科学家搭乘一艘名为雷夫·博格号(Lev Berg)的科考船,来到中亚咸海中一座名叫沃兹罗日杰尼耶(Vozrozhdeniya)的无人岛附近时考察当地水质时,因为小岛复杂的地形而迷了路。

博格号驶入了小岛深处,并在这里忽然遭遇了一团诡异的褐色烟雾。

当船只从烟雾中离开时,一名年轻的女科学家开始剧烈地咳嗽。

几天后,她开始出现发高烧38.9℃,头痛,肌肉酸痛的症状,并在就医后检查出她感染了天花,并立刻服用了抗生素和阿司匹林。虽然这位女科学家早前就接种过天花疫苗,但她的背部、面部和头皮上仍然长出了大片的皮疹。

因为治疗及时,这位女科学家幸运地逃过一死,但另外9名感染者就没那么好运气了,其中有三人死亡,包括她的弟弟。

一年之后,又有人发现小岛附近漂浮着两具当地渔民的尸体。在此之后,这座岛周围又出现了大量死亡的鱼类。根据附近渔民的说法,后来还有两个探险的户外爱好者上了岛之后,就再也没能回来……

显然,岛上存在着什么致命的东西,让一起敢于接近它的生物,全都死于非命。

从外表上看,这座位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小岛,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但是,通过中情局的机密航拍照片,可以看到这座岛上不但有码头,有渔民工作的木棚,还有一些类似于靶场和兵营的建筑。

更诡异的是,岛上还有数量可观的动物围栏,和一些看似科研机构的建筑……

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英国的那座死亡之岛——格林纳德。

事实上,这座与世隔绝且长期以来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岛,很早就被苏联人看中了。1948年时,他们在这座岛上,建立了一个绝密的生物武器实验室。这做实验室隶属于一个被称为Aralsk-7的高度机密项目,整个项目的最终任务只有一个:规模化生产生物武器。

因此,女科学家应该值得庆幸,1971年她只是遭遇了天花感染,更恐怖的东西,要到几年后才会降临岛上。

1979年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泄露事件爆发后,苏联人并没有舍得销毁那些他们苦心研究的宝贝。而是将大量的炭疽孢子混合在抑制其生长的漂白剂中,并成批地转移到了沃兹罗日杰尼耶岛上。

据估计,最终转移到岛上的炭疽孢子,竟然有100至200吨之多……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些剧毒之物大量扩散出来,显然威胁性绝对远远超越切尔诺贝利事件。当年,这些炭疽孢子被放置在岛上一个叫做坎特贝克(Kantubek)的小镇附近。说是小镇,其实就是当年的实验基地和住宅区。

在这座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前苏联机密基地里,不仅存放有炭疽杆菌和天花病毒,还有伯纳特氏立克次体、土拉弗朗西斯杆菌、猪布鲁氏杆菌、普氏立克次体、鼠疫耶尔森氏杆菌、肉毒杆菌毒素和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等多种生物武器。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里曾经还是一个集幼儿园、中小学、游乐场于一体的小社会(简直有种《辐射》背景的感觉)。

更恐怖的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里的科研人员便开始大批撤离,他们留下了大量未经妥善处理的生化武器,并在此后的多年里数次泄露,最终让这座小岛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剧毒之岛。

2001年时,一批穿着严密的防护服的美国科学家,来到沃兹罗日杰尼耶岛上进行生化危害考察。

此时的岛上已经是一片荒芜,曾经的实验室已然只剩下断壁残垣,曾经用来饲养豚鼠、仓鼠和兔子的数百个笼子散落得到处都是。从实验室遗迹里的那些熔化的试管和培养皿就能看出,苏联人离开时显然放了一把大火,想把一切都焚毁。

生化实验基地两公里开外的露天试验场,是用来测试生化炸弹的有效范围和扩散速度的。旷野里时不时有老鼠和昆虫出没,小队成员全都小心翼翼地躲开它们。理论上而言,生命力强悍的它们,如今也是病毒和细菌的绝佳载体。

如今虽然除了小队成员岛上空无一人,但谁都不敢掉以轻心,毕竟这里四下潜伏着比人类更加可怕的生命体。

通过一番调查,这帮冒险家吃惊地发现,因为岛上的植被稀疏,加上沙漠气候的炎热天气(夏季温度可达60℃),大部分病毒和微生物都被杀死了。但是,依然还有一个唯一的例外,你们都想象得到的:炭疽。

由于某些区域有炭疽的存在,仅仅十五分钟后,队员的防毒面罩过滤器就开始报警:呼吸器的滤芯已经饱和,不能再使用了……

考察队员决定当天就离开沃兹罗日杰尼耶岛,在临行前,一名队员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笔记:岛上的污染状况比想象中好很多,如果能够进行一次彻底的消毒喷洒,也许可以消除危险。希望这座“重生之岛(岛名的意思就是rebirth)”上,炭疽永不重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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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现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担负着一项困难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务。毫无疑问,十月革命的成果愈扩大,由十月革命所开始的这个变革愈深入,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愈稳固,社会主义制度愈巩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作用就愈增大和提高。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将来只有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够保持自己巩固的地位,我们愈接近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于纯行政机构,即实际上只是做管理工作的机构的需要愈减少,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这种地位就愈巩固。在剥削者的反抗被彻底粉碎以后,在劳动者学会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以后,——这种原来意义的、狭义的管理机构,旧国家的机构,必定消亡,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必定成长、发展和巩固,它将担负起有组织的社会的一切最主要的活动。
  同志们,所以在研究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验以及与它有密切的工作联系的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验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没有丝毫的根据作出任何悲观的结论,尽管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没有组织就绪。因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区域和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所担负的任务这样巨大,这样无所不包,所以根本没有理由对我们大家看见的现象产生忧虑。有很多次——当然,在我们看来,也许次数过多——没有采用俗话说的“七次量衣一次裁”的办法。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组织经济,可惜并不象这个俗话所说的那样简单。
  随着全部权力——这一次不仅是政治权力,而且主要的甚至不是政治权力,而是经济权力,即涉及人们日常生活最深基础的权力——转归新的阶级,而且是转归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领导大多数人民即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阶级,我们的任务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不言而喻,在组织任务极其重要而又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当我们必须完全按照新的方式来组织亿万人生活的最深基础的时候,十分明显,这里没有可能象俗话所说“七次量,一次裁”那样简单地处理事情。实际上,我们不能预先量很多次,然后再裁剪和缝制已经完全量好的衣料。我们必须在工作进程中考查这些或那些机关,在实践中观察它们,用劳动者集体的共同经验,而主要是用工作结果的经验来检查它们,我们必须在工作进程本身中,而且是在剥削者进行殊死斗争和疯狂反抗的情况下(我们愈是接近彻底拔掉资本主义剥削制的最后几个坏牙,这些剥削者也就愈加疯狂),来建造我们的经济大厦。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根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虽然我们有时甚至在一个短时期内要几次改组国民经济各种部门进行管理的形式、规章和机构,——自然,这是资产阶级和高贵的感情受到侮辱的剥削者老爷们进行恶毒攻击的一个充足的理由。当然,由于有时三番五次地改变管理的规章、准则和法规,那些最接近和最直接参加这种工作的人,例如水运总管理局的人,自然有时觉得很不愉快,对这样做不可能太满意。可是,如果稍微抛开因法令过于频繁改动而直接引起的不愉快,如果目光稍微放远些去看看俄国无产阶级暂时还只能依靠本身不足的力量去完成的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么立刻就会明白:甚至作更多次的改动,在实践中对各种管理制度和整顿纪律的各种规定进行试验,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伟大的事业中,我们决不能要求,而且无论哪个谈论未来远景的有卓见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来不会想到,我们能够根据某种预先作出的指示立即构思出和一下子规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优秀的学者、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最大的思想家给我们准确地指出的一切,就是社会的改造在历史上必然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路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运已为历史所注定,它必将崩溃,剥削者必然要被剥夺。这个道理已经以科学的精确性阐明了。当我们举起社会主义旗帜,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着手改造社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当我们取得政权以便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但是,无论改造的形式或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们都不可能知道。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这是因为对于我们的事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前无论在地主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左右历史的成千上万上层分子的经验都是不够的。我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依靠共同的经验,千百万劳动者的经验。
  所以我们知道,作为苏维埃的主要的、根本的和基本的任务的组织工作,必然会要求我们进行许多试验,采取许多步骤,作出许多变动,使我们遇到许多困难,尤其是在怎样使人人各得其所方面,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需要我们自己来定出每一个步骤,而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错误愈是严重,我们就愈是坚信:随着工会会员人数每增加一次,随着一直遵照传统和习惯生活的被剥削劳动者从他们的营垒转到苏维埃组织建设者营垒的人数每增加几千人,几十万人,能够适应工作需要并能使工作步入正轨的人数也会增加。
  拿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特别经常遇到的一项次要任务——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这项任务来谈。我们大家都知道,至少那些站在科学和社会主义立场上的人都知道,这个任务只有在国际资本主义发展了劳动的物质技术前提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种劳动是大规模的,是建立在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因而也是建立在造就出大批科学上有造诣的专家的基础上的。我们知道,不实现这个任务,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些社会主义者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多读读这些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毫无例外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摆脱资本的奴役,摆脱做卑污的资本主义私利的奴隶的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
  我们必须依靠敌视这一点的分子来实现它,因为资本愈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工人所受的迫害也愈厉害。当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的时候,当政权在这些群众的拥护下提出自己任务的时候,我们要在资产阶级专家的帮助下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些专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受的教育,他们没有见过另外的环境,也不能想象另外的社会环境,因此,就是在他们非常真诚和忠于自己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也是满脑袋资产阶级偏见,同垂死的、腐朽的、因而进行疯狂反抗的资产阶级社会有着他们觉察不到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不能不看到完成任务会遇到的这些困难以及获得的成绩。在一切论述过这个问题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我不记得在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或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见中曾经谈到,已经夺得了政权的工人阶级在它着手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对我们是必然需要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时,会遇到哪些具体实际的困难。这用一般的公式,用抽象的对比来谈是容易的,可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并不会马上死亡,而且它愈是接近死亡,就愈是疯狂地进行反抗),这个任务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在这方面进行试验,屡次修改局部的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还不能在国民经济的哪一个部门中,马上把专家由资本主义的服务者变成劳动群众的服务者,变成劳动群众的顾问。如果我们不能马上做到这一点,那也丝毫不会使我们悲观失望,因为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困难任务。我们并没有闭眼不看这件事实: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远不象俄国这样落后,即使我们所处的条件比经过四年空前艰苦、破坏惨重的战争以后的条件要好得多。谁只指出明显的力量不相称的情况,而掉头不顾在俄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他就象思想僵化的套中人,他只看到自己的鼻子尖,忘记了没有一次稍微重大的历史变革不出现许多力量不相称的情况。力量是在斗争过程中随着革命的增长而增长的。当国家已经走上了进行最伟大的改造的道路的时候,这个国家和已经在这个国家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功绩,就在于我们已经在实践上直接着手实现那些以前在理论上抽象地提出的任务。这个经验是不会被忘掉的。无论如何,不管俄国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会有多么痛苦的曲折,终究不能夺去现在已经联合在工会和地方组织内、正在实践上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安排全部生产的工人们的这个经验。这个经验已经作为社会主义的成就载入史册,未来的国际革命将根据这个经验来建造自己的社会主义大厦。
  我还要指出一个也许是最困难的、要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予以切实解决的任务。这就是关于劳动纪律的任务。老实说,在我们指出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应该承认,而且应该满意地着重指出:正是工会,工会的最大组织——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俄工会理事会这些联合了几百万劳动者的最高工会组织,首先独立地着手解决这个任务,而这个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要了解这个任务,就应该撇开那些个别的小挫折,撇开那些难以相信的困难,这些挫折和困难,孤立地来看,好象是不可克服的。应该站得更高,看到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在历史上的更替。只有持这种观点才能够看清楚:我们担负起多么巨大的任务,现在社会最先进的代表——被剥削劳动群众把1861年以前农奴制俄国的少数地主解决的一个任务(他们认为那是自己的事情)自己主动担当起来具有多么伟大的意义。以前,建立全国的联系和纪律是少数地主的事情。
  我们知道农奴主-地主们是怎样建立这种纪律的。这就是使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侮辱和空前的苦役的折磨。请回忆一下由农奴制向资产阶级经济的全部过渡过程吧。你们已经看见的(虽然你们中间大多数人没有能够看见),以及你们从老一辈人那里听到的,1861年以后向新的资产阶级经济的这种过渡,是由旧的农奴制的棍棒纪律,由最无理性、最蛮横粗暴的侮辱和强制人的纪律,向资产阶级纪律,向饥饿纪律即所谓自由雇佣而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奴役制的纪律过渡,这个过渡在历史上看来是容易的,因为这是人类由一种剥削者转到另一种剥削者,因为这是掠夺和剥削人民劳动的少数人让位给另外的同样是掠夺和剥削人民劳动的少数人,因为这是地主让位给资本家,是在镇压被剥削劳动者阶级广大群众的情况下少数人让位给另外的少数人。但是,就是这种由一种剥削者的纪律代替另一种剥削者的纪律的更替,尚且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地主-农奴主们诚心诚意地认为一切都会毁灭,没有农奴制是无法经营的,而新主人——资本家每走一步都碰到实际的困难,对于自己的经济往往束手无策。可以表明这个过渡的困难情况的一个物质上的标志,一个物证,就是当时俄国从国外定购了一些机器,为的是用机器做工,用最优良的机器做工,而结果是既没有会使用机器的人,也没有管理者。当时,俄国各地都出现优良的机器被搁置不用的情况,可以看出,从旧的农奴制的纪律转到新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纪律是多么困难。
  所以,同志们,如果你们这样观察问题,你们就不会让那些人,让那些阶级,让资产阶级,让资产阶级走卒把你们弄得思想混乱,他们的全部任务就是散布惊慌失措和灰心丧气的情绪,制造对全部工作完全灰心的气氛,把全部工作描绘成毫无希望的事情,他们指出每一个别的无纪律和腐化的情况,并因此而鄙弃革命,似乎世界上,历史上有过任何一次真正的大革命,在群众制定新纪律的时候,不曾有过腐化现象、违反纪律现象和不经过痛苦的尝试步骤。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是第一次接近这样一个历史的起点;即真正由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来制定新的纪律,劳动的纪律,同志关系的纪律,苏维埃的纪律。我们并不要求也不指望在这方面迅速获得成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我们已经开始了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现在,我们正在一个还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内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纪律,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一切觉悟的工人和全体劳动农民正在尽力帮助破坏这种纪律;现在,在群众中正在自愿地、主动地提高这样一种认识:他们不应该等待上面的命令,而应该根据自己生活的经验,用联合起来的劳动的新纪律,用拥有千千万万人口的整个俄国的联合起来的、有组织的工人和劳动农民的纪律,去代替那种建立在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奴役上的纪律。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但也是一项能收效的任务,因为我们只有切实解决了这个任务,才算是最终埋葬了我们要加以埋葬的资本主义社会。

《1918年5月26日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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