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90年代经济危机，面对美国的剪羊毛，还有没有其它办法可以对抗？
那么，除了被动接受广场协议的条款，日本当时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有效对抗呢？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要说“完全对抗”可能有些绝对，但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当时日本可能采取或者说曾有机会采取的其他策略，以及这些策略的局限性。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当时日本面临的核心问题。广场协议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通过引导日元升值来提升日本商品的出口成本，减少对美出口，从而平衡贸易。而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破裂后，银行不良资产堆积如山，企业经营困难，国内需求萎靡。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并非没有尝试过一些应对措施。例如，在货币政策上，日本央行采取了持续的降息和量化宽松政策，试图刺激信贷和投资。然而，由于企业和银行的信心危机，这些措施的效果受到了很大限制，很多时候钱贷出去却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或者银行本身因为不良资产而不敢放贷。
在财政政策上，日本政府也出台了多轮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公共工程投资。这种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能够拉动一些经济活动，但长期来看，过度的财政支出也带来了政府债务的攀升，而且很多投资项目效率不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
那么，有没有可能采取更主动的“对抗”策略呢？
一种可能的方向是，在日本国内市场层面，更加用力地刺激内需。当时，日本的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是存在的，但由于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房地产价格下跌带来的财富效应，很多人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如果政府能够设计出更具吸引力的措施，比如直接的消费补贴，或者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减轻个人负担，鼓励消费，或许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这涉及到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既得利益的博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另一个角度是，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日本可以尝试多元化其对外经济联系。虽然美国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过度依赖单一市场总是存在风险。日本当时也尝试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部分产业，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如果能更早、更深入地推进这种多元化战略，比如建立更稳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贸易关系，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然而，这需要长期的战略布局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支持。
此外，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关键点。泡沫经济的破裂暴露了日本经济在过度依赖房地产和金融服务方面的脆弱性。如果能够更早地将资源从这些领域引导到具有创新性和高附加值的产业，比如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等，并大力支持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也许能够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在外部压力下展现出更强的韧性。但这同样是一个需要时间、技术和人才积累的漫长过程。
还有一种更具“对抗性”的思路，虽然在当时难以完全实现，但可以作为一种想象。那就是，在日本国内加强资本管制，防止资本的过快外流和投机。当本币被大幅推高时，国际资本可能会趁机流入套利，然后迅速撤离，给市场带来剧烈波动。如果日本能够更有效地管理本国资本和外来资本的流动，也许能够减少一些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然而，在当时的全球化背景下，完全实施资本管制是相当困难的，也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
说到底，90年代的日本经济危机，以及“剪羊毛”的说法，更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当时日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外部压力，更是内部的结构性失衡和经济泡沫破裂后的惯性。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要说有“完美”的对抗方法，可能并不存在。更实际的做法，或许是如何在承认外部压力的同时，更有效地解决国内的深层次问题，同时寻找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并在国际舞台上更灵活地调整自身战略。这其中的每一个选项，都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执行的难度。
网友意见
让肉烂在锅里，方法就是我们一直沿用并且这几年越来越严格的外汇管制。
美国根据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引起大量得国际避险资金（当时刚好是美国的萧条期）流入日本，广场协定签订短短的3个月，日元对美元快速升值20%，怎么理解呢，主导政治的美国商人，只需要在签订前后将美元换成日元，短短三个月，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换回多20%的美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衰退的美国经济，高通胀率和低的投资回报，而日元最高时相对于美元升值了1倍多，假设250：1时买入日元，到120：1时卖出，每1美元将赚走1.0833美元的收益，这也就是短短几年时间只需要自由兑换日元，并且在高位离场，就可以达到100%以上的收益。
美元的购买力相对稳定，从日本换走了更多的美元意味着日本做外贸所积攒的外汇储备被掏空，相当于自己把汽车电视等卖到全世界，赚的利润以及外汇储备积累，在广场协定后的日元对美元升值后，被高位离场的资本掳走。
这并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大量的资本涌入兑换成日元，会造成货币相对于市场产出更多，造成其区域内的通货膨胀，货币超发总是会触动不动产泡沫，更愚蠢的是在避险资金造成货币超发后，仍然选择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加剧通胀预期，短短一年时间就把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降低了一半，怎么可能不刺激信贷，房价必然迅速上涨，以至于近东京二十几个区的地价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而这个过程多是用双重杠杆放大的，具体方法请至最下方链接，当然，你很难保证流入的避险资本没有参与这个游戏，汇率除外，这种房地产投资收益又是几个100%。
资本都是非常聪明的，一旦发现泡沫严重后，就会迅速高位套现离场，抛售手中的各类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阶段多是中下层接盘且十分乐意接盘，并且借助着极高的日元对美元的兑换率，迅速逃离日本。当日本反应过来时（或者逃离前不被允许），大量的资本已经外逃，不仅有以前的国际避险资金，还有本国的套利人群。为了不让泡沫进一步扩大，在宣布加息的那一刻便是所有最后接盘者的审判时刻，股市腰斩、随之而来的是变现周期长的楼市腰斩，完成了资产与负债剥离，避险资金和本国套利人群资产转移到海外，以美元或者其他国家资产为锚，而国内的接盘者用极高的负债购入了泡沫资产，价格崩盘后只剩下负债和不值钱的房子和股票，负债累累，日本经济也陷入了长期的市场出清，只能通过无上限的增加政府负债来置换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负债来维持经济运作，日本的政府负债率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已经超过250%，第二名的美国也不过110%左右，超过60%的也只有美国和日本。
那么面对国际资本的剪羊毛，唯有外汇管制，肉即使烂也要烂在自己的锅里，只要钱还在国内，流通就在国内，即使危机发生也是包括国际避险资金和本国套利人群共同承担，相对于只让中产和穷人担当要好一些。但这个是非常难的，一般资本主导的经济体怎么会断自己逃跑的后路呢，再者日本自二战后就不再是真正意义的主权国家，外汇管制套住资本的操作基本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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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日本如果说被美国剪羊毛，85年广场协议算一次，86-87年要求日本银行降息算一次。但日本经济问题，在广场协议之前就埋下了伏笔，而在广场协定之后的应对上又出现了几次严重错误。最后事情终于不可挽回。
因此我很反对把日本在90年代的经济危机总结成“剪羊毛”的后果。实际上日本从1980-2000年的尝试，失败和反思，对于今天的共和国具有极佳的参考价值。甚至我可以笃定，今天很多共和国的施政纲要，都是在参考过日本失败经验后的改良。
因此我们从头开始，尽可能简要而不失要义地去回顾日本在上世纪最后20年的经济。大部分内容借鉴自王洛林先生的日本金融考察报告。
我把内容分成了下面几个部分
- 1985年之前，“赶超型经济”和为此配套的经济结构，为将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 1985年-1987年，非经济因素降低出口，经济降速，日本央行降息宽松应对经济放缓
- 1987年-1989年，放弃了货币总供应量控制，不关注资产价格上涨，祸起萧墙
- 1989年-1990年，收紧货币控制刺破泡沫，长期通缩预期和不良债务，大祸铸成
- 1990年-1997年，通缩预期下被迫财政刺激，但税基减少+利息增多降低了刺激效果，经济萎靡不振
- 1997年短暂紧缩财政后发现经济复苏如镜花水月，之后重启财政刺激，日债收益率从此再无回升预期
其实很多亚洲国家都借鉴了日本的经验，香港在地产价格问题上看到了日本泡沫破裂之后长期经济增速的放缓，但多年之后地产价格以另外的形式反噬香港。共和国在第一次供给侧改革结束后，加入世贸组织之前，顶着赤字的压力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也是看到了97年日本吃螃蟹尝试财政紧缩的下场。
1985年之前，风起于青萍之末
在1999年的时候日本经济企画厅长官鶭屋太一向内阁提交了“1999年经济白皮书”，也许是已经来到了世纪末尾，这本白皮书没有太回避问题，而是直面日本在过去20年来的得失。
它首先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在80年代之前，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为了“赶超型经济”所设计的。所以他们的经济活动也曾经是以银行为中心，书中的原文是
80 年代以前的日本经济在以主银行体制为代表的各种传统惯例经营方式的基础上, 依靠银行监督企业发展经济, 这种体制在赶超型经济时期是有效的, 它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并可最大限度地改良产品性能。但是, 80 年代以后, 日本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已经结束, 这种情况下, 社会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在于必须设想并创造新的生活模式, 发掘新的需求, 但过去的经济体制却难以支持这种活动。
与此同时，如果银行是商业行为的主体，那么附带的一个结果是
作为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个结果，就是集中于银行的风险，通过隐含收益和用于融资担保的土地等不动产价格的变动作为传导，使得银行风险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
这是否让我们想起了前几天易行长的论文？
而在另一方面，位于银行之外的风险，则由社会整体承担（我理解这其实是没有打破刚兑的意思）
在社会承担风险的体系中, 提供风险投资资金的渠道有两条: 一是以大企业为核心的隐含收益; 二是以土地为担保的中小企业融资。
如果上面这些内容足够让我们警醒，那么王洛林先生对于日本80-90年代经济降速的另一个解读是：战后日本从一个低起点发展成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生产过程的革新，科技方面更偏重应用开发研究，不重视基础研究，高新产业发展落后于美国和欧洲，这种方式发展经济，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即便80年代不出现泡沫经济，经济增长率也会降低下来。
在我眼中，银行为中心和基础研究的落后是两个互相加强的现象，在赶超型经济中，注重短期经济增长，规模效应自然会放弃一部分不具备短期成果的基础研究。另外我们也必须注意到。1980年代是全球利率从上行转为下行的转折点，日本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适应年代开始了金融的自由化。但战后为了提高生产所设计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没能很好地适应转变，一抓就慢一放就乱。事后来看，风起于青萍之末，事情并不是完全没有征兆。
1985年-1987年，外部因素降低出口，经济放缓，日本央行降息应对
1987年-1989年，放弃对于货币总量的控制，不关注资产价格的上涨，祸起萧墙
广场协议是国内朋友们理解中对于日本经济放缓的最大诱因，但实际上它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它确实对于日本出口带来了打击，但一方面出口的降低几年后就顶着升值后的日元涨了回去，另一方面本国的资产泡沫显然不是出口放缓带来的
他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出口放缓带来GDP降低的时候，日本央行实行了降息，并且在1985-1989年间放弃了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这让我想起了3月份共和国的金融数据，这也是令人忧心的一点，几天后就会有四月份的金融数据，我衷心希望这次别再来一个天量的M2
这几张图我想说明的问题非常简单：1985年-1989年的日本，出口因为经济之外的因素放缓，经济增速降低，日本央行采取了降息+暂时放弃货币总量控制的方法刺激经济。最后的结果一地鸡毛
凯恩斯主义，货币刺激，量化宽松看起来都没错，在理论中代价都是长期的。我就想问，1985年-1987年降息的日本央行难道不是这样想的？他们难道不是因为一个“黑天鹅事件”，担心国家因为出口放缓经济增速降低，然后实行了宽松政策，指望说“长期看我们都死了”，然后4年后来了个现世报？当年凯恩斯一句诡辩的“长期”几十年后被当做是真理我真的是不能理解。
而在王洛林先生给中央的报告里面，提到日本经验需要警惕的地方，第一点就是
在制订货币政策的时候, 不但要重视货币供应对物价的影响, 而且应当高度重视货币供应对于资产价格的影响。日本在 80 年代物价很稳定, 国际收支状况也很好, 于是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就认为无需控制货币供应量, 逐年大幅度地增加货币供应, 忽视了货币供应量增加对房价、地价、股价等资产价格的影响, 在资产价格暴涨的情况下没有及时调整货币政策, 没有及时紧缩银根, 从而导致泡沫经济。
当然这里我要为日本说一句话，他们在1987-1989年没有紧缩银根可能也是受到了美国的外力影响。那共和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像当年日本那样被逼着多宽松两年带来泡沫，我们难道反而要自己主动跑上这条不归路？
1989年-1990年，收紧货币控制刺破泡沫，长期通缩预期和不良债务，大祸铸成
为什么说日本被逼着多宽松了两年，是因为1987的时候日本就已经看到了M2的高增速，当时日本想和德国一起上调利率，但这种预期马上带来了87年美国的股灾（这是陈虹女士的观点，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类似的观点，文章名称叫做“日本的金融政策和泡沫经济”）。之后两国放弃了马上上调利率的做法，之后德国马克的币值相对稳定，美元兑马克开始升值，而美元兑日元依然在贬值，因此日本央行担心如果提高利率会让美元大幅贬值，因此多宽松了两年直到1989年。
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可信度，因为1989年5月日本加息之后，年底新的央行行长三重野康上任马上再一次加息50bp。至此在推迟了两年之后，日本终于结束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M2增速开始从10%+开始回落。
这种做法的用意是避免泡沫经济最终破裂后带来通缩预期，但不曾想这种行为最终还是刺破了泡沫。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种行为简单描述成“央行官员矫枉过正玩脱了”但实际上如果仔细思考一下你会发现这是一系列行为后的必然选择，无奈的选择。
- 在1960年代的时候，日本央行可以轻松实行总量控制，因为当时日本百废待兴，社会没有钱，利出一孔，央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 1970年代之后日本企业完成了原始积累，同时财阀们开始复苏，企业和银行的联合体开始形成，这个时候日本央行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于货币总量的控制。日本企业自己就可以在海外发债，然后换成日元回到国内，资金的来源不再单一，日本央行失去了总量控制的能力，转为价格控制
- 1980年代后期，价格控制的日本央行实际上没有太多对于货币的控制力，举例而言，股价上涨，企业增发股票继而抵押获得现金，股价继续上行，银行信贷增加企业现金增加，这个过程日本央行除了提高利率，实际上对于货币总量的控制力非常薄弱
- 最后在失去对于货币总量控制之后，矫枉必须过正
所以这两年的历史教会我们：货币的价格控制和总量控制之间的区别可能是非银企业的货币派生能力。在影子银行有可能卷土重来的时候，人民银行需要至少坚持部分对于货币总量的控制，如果全部转为价格控制，实行利率走廊，很有可能利率看起来没有问题甚至还在收紧，但货币总量供应水涨船高。
1990-1997年，日本在泡沫破灭之后面对的是一个货币政策失效的世界
在泡沫破灭之后日本央行多次降息，但从M2上来看，降息几乎没有起到作用
几年前日本还在担心M2增速过高，在泡沫破灭之后这个问题马上变成了M2增速过低。
于是日本财政艰难地扛起了刺激日本经济的重担，但此时日本财政面临两头难的问题，一边是税收由于泡沫破灭而减少，一边是GDP发展的诉求需要宽财政。这种矛盾让赤字率居高不下。同时企业的收益率降低和GDP的降速更是加剧了财政问题。
从1990-1997年，日本的政府债务一路走高，让日本当时的财政官员担心债务的可持续性。事后来看，当时的日本官员高估了继任者的道德水平，也低估了日本的债务上限
用王洛林先生的观点
但对于一个处于或濒临通货收缩状态的国家来说, 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 不良债权就可能越处理越多, 资本充足率就可能越提越低, 财政赤字就可能越减越大。日本经验充分说明,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 改革和重建将无从谈起。
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日本确实有实行紧缩财政政策的想法，而在1997年之后，日本放弃了这个想法。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日本在97年之前一路走低的利息，不正好给国际金融炒家提供了廉价的资金来源么？这事情归根到底，又该怪谁呢？
最后如果要总结，日本想要避免90年代的经济危机，确实有很多地方是可以重新思考的。但实际上，经济的发展有它自己的惯性，很多改革都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不过我还是把一些可以规避的方法写下来
- 在80年代尽早改变“赶超型经济”的整体设计，将风险逐渐从银行剥离出来，打造一个不以银行为主体的经济结构，鼓励创新
- 85年遇到出口放缓带来的经济降速时，尽可能审慎地降低利息刺激经济
- 85-87年，当降息后M2增速开始上升时，除了盯住物价指数之外，也要盯着金融资产价格
- 87-89年，当M2增速有失控的可能时，尽可能规避汇率因素的干扰，尽早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
- 89-90年，如果之前赶超型经济的设计可以转型成功，如果M2增速没有失控，那么就不需要矫枉过正实行过于紧缩的收紧，防止刺破泡沫
- 90-97年，积极财政政策投入到基建领域的效果一般，归根到底，如果没有经济增速复苏和企业盈利复苏，改革和重建无从谈起
- 98年之后，最后一次对于债务规模控制失败之后，就无法阻止收益率继续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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