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回答
东欧剧变,这场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其根源错综复杂,并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如果非要探究“根本”原因,那不妨将目光聚焦于以下几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方面:

1. 经济体制的僵化与效率低下:计划经济的致命伤

首先,最直接也最显而易见的根本原因,在于东欧各国长期奉行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核心是国家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全面控制。理论上,它旨在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和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在实践中,它暴露出难以克服的弊端:

信息不对称与决策失误: 计划部门缺乏对市场需求的真实、及时反馈,导致生产计划常常脱离实际,造成资源浪费、产品积压或短缺。“指挥棒”式的经济调控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
缺乏竞争与创新动力: 在缺乏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国有企业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和效率提升的压力。技术更新缓慢,产品质量难以与西方国家匹敌。
抑制个体积极性: 计划经济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割裂,以及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削弱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们更倾向于“干多干少一个样”,而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
资源分配扭曲: 为了维持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优势,大量资源被优先投入到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而轻工业、消费品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则相对落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这种经济上的“贫血”和“乏力”,使得东欧国家在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时,显得日益黯然失色。民众对低迷的生活水平和有限的商品供应越来越不满。

2. 政治体制的压抑与合法性危机:单一政党统治的局限

经济上的困境必然会波及政治领域。东欧各国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单一政党体制。这种政治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社会稳定,但其固有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

政治自由的缺失: 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受到严重限制。异见人士被压制,社会缺乏多元化的声音。
官僚主义与腐败滋生: 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导致官僚主义盛行,裙带关系和腐败问题难以根除。这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统治阶层的不满。
意识形态的僵化与空洞化: 为了维护统治,共产党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宣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宣传变得越来越空洞,难以自圆其说,也无法真正打动人心。民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逐渐动摇。
合法性危机: 随着经济停滞和政治压抑,共产党失去了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人民不再相信其宣称的优越性,也不再认同其统治的合理性。

当经济民生问题无法解决,政治自由得不到保障,民众的积怨就会不断累积,最终寻找突破口。

3. 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民族主义的复苏:被压抑的渴望

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东欧社会的矛盾日益激化:

民生问题的激化: 商品短缺、排队购物、生活质量低下等现实问题,直接触及了民众的切身利益,成为不满情绪最直接的导火索。
民族主义的复苏: 在苏联长期主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东欧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文化传统被压抑。随着苏联影响力减弱,被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复苏,一些国家开始寻求摆脱苏联的控制,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例如,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就与追求民族独立和工人权利密切相关。
信息的传播与外部影响: 随着西方信息传播的渗透,特别是通过广播、电视和后来的互联网(尽管早期有限),东欧民众开始了解外部世界的繁荣和自由,这无疑加剧了他们对自身现状的不满,也增强了改变的愿望。

4. 国际因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力量的削弱

最后,不可忽视的是重要的国际因素,特别是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政策。

“新思维”与“公开性”: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政策,尤其是“公开性”(Glasnost)和“改革”(Perestroika),对东欧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开性”打破了信息封锁: 允许更多的信息自由流通,使得东欧国家内部的讨论和批评声音得以传播,为民众的抗议活动提供了信息基础和思想启蒙。
“改革”意在挽救但加速了危机: 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改革来挽救苏联经济和政治体制,但其改革措施并未能有效解决根本问题,反而暴露了体制的深层矛盾,并影响了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能力。
放弃“有限主权论”: 最为关键的是,戈尔巴乔夫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有限主权论”,即苏联有权干预东方集团国家的内部事务,以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意味着苏联不再像过去那样,会坚决使用武力镇压东欧国家的民主运动。例如,1989年,苏联对波兰团结工会的合法化以及东欧各国发生的和平示威活动,都没有进行军事干预,这为东欧的剧变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多米诺骨牌效应”: 当苏联不再提供坚实的保护伞时,东欧各国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共产党政权,在民众日益增长的压力下,迅速失去了抵抗能力。波兰的团结工会取得合法地位,接着是匈牙利开放边境,然后是东德民众冲击柏林墙,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保加利亚的领导人下台,罗马尼亚的剧烈革命,形成了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了整个东欧的剧变。

总结:

因此,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失败所引发的民生困境和民众普遍的不满,叠加了政治体制的压抑和合法性危机。 被压抑的社会矛盾和民族情感,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带来的国际环境变化的催化下,最终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推翻了旧的政权。这并非简单的外部干预的结果,而是内部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爆发。可以说,计划经济的失败是根基,政治体制的僵化是催化剂,而国际环境的变化则是导火索。这几者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这场深刻的历史性转变。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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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发现有个反对我的。。。一看又是田锋,论据不值一提,人均寿命确实和经济水平相关,然而离群点本来就存在。美国人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都是发达国家倒数第一,俄罗斯人均寿命连印度都不如,这本来就不能证明美国和俄罗斯经济水平就真的差。

二战前欧洲各国经济水平在当时世界上属于什么水平,搜搜就知道了。


最近读了下关于捷克经济的书,觉得东欧国家可以说被苏联体制玩坏了,这都不反实在天理难容。

首先东欧这个词肯定有歧义,像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肯定是中欧国家,而不是所谓的东欧国家。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确东欧剧变实际上指的是中东欧国家(苏东)的政体变更,这个范围内相当多的国家传统上就很富裕,捷克等中欧国家本身更接近于同为中欧国家的德国。

这样来说,许多人对这些中东欧国家有很多误解。这些中东欧国家在很长时间是由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沙俄帝国所统治的,实际上经过长期发展,他们的经济水平并不低。虽然20世纪上半叶中东欧与东南欧、伊比利亚国家一样,是欧洲最贫穷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其经济水平在全世界来看并不低。以当时欧洲之富裕,即使最贫穷的东欧国家保加利亚经济水平也是与日本相当的,而当时的日本人均GDP估计为世界第28名,可见东欧并非是所谓的穷国。

实际上当时的中东欧合起来非常强大,平均经济水平也很富裕。在1938年,日本的GDP仅仅为74.9亿美元,而中东欧五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GDP就高达100.9亿美元。如果加上GDP约为40亿美元的捷克斯洛伐克,这6个后来的中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经济规模高达当时的日本两倍。而当时一样贫穷的西葡则GDP共为32亿美元,还不到中东欧六国零头。如果这6个中东欧国家顺风顺水像西葡一样的发展,除了阿尔巴尼亚外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该成为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的GDP总和可能会高达2.5-4万亿美元。

(阿尔巴尼亚和东德暂且不计;实际上当时西班牙、葡萄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人均GDP都为100美元左右,波兰为130美元,匈牙利为160美元,从这种角度来看,作为整体的中东欧实际上比西葡更富裕。此外苏联人均GDP140美元,实际上也不低)

而中东欧当时最富裕是捷克(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地区),其人均GDP最高在1929年排名11名,而在共产主义前夕的1948年也高达13名,仅次于比利时、法国,高于德国、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而1996年捷克人均GDP最低仅仅为老朋友奥地利的16.9%,按照PPP计算为奥地利的50.2%;经过最近二十年的良好发展,现在也仅仅排名世界39名,只有奥地利人均GDP的38.3%,按照PPP计算为奥地利的62%。

捷克经济在历史上取得了广泛的成功。在1848-1912和1921-1929期间,其表现总是最出色的之一,近百年的经济成功才促使捷克成为中东欧地区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的第十大工业国家。然而其在1948年之后却迅速转变为了一个灾难

令人惊奇的是,如果你站在1948年的节点上,你大概会觉得1930-1948年这段时间对于捷克经济是一个灾难性时间段,回过头来,你可能才会意识到以那些发达经济体(德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为比较对象,恐怕1930-1948这个时间段的捷克经济比起后来的40年是更加成功的。在1930-1948年捷克维持了自己的领先经济地位,依旧是最富裕的国家,只是略微向后挪了一下位置,之后的40年是一个噩梦一样的灾难。经济水平相近的芬兰、德国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差了不少的意大利已经达到了欧盟的平均水平,甚至于欧洲最穷的西班牙葡萄牙都成了发达国家。共产主义的40余年,仅仅使得捷克的实际GDP增长了160%,平均每年甚至不足2.6%;而仅仅在萨拉查统治下,贫穷的葡萄牙就增长了260%,萨拉查死时葡萄牙就已经达到了捷克的经济水平,时至今日捷克的经济在欧洲也仅仅能和葡萄牙相比。要知道在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规模可足足是葡萄牙的7倍!

毫无疑问,奥匈帝国的继承者奥地利和捷克是一个孪生的双子,显示了竞争、政治制度在经济上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他们的大表弟匈牙利也显示了共产主义纲领对于其领先经济地位的摧残。在1948年匈牙利的人均GDP为世界的19名,仅仅低于奥地利和意大利,高于西班牙。同样到了1996年,其人均GDP和PPP计算的人均GDP仅仅为奥地利的15.4%和31%;时至今日也仅仅为26.8%和51.8%。

倘若捷克、匈牙利和奥地利在战后走向了一样的轨迹,那么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其不会成为中高等的发达国家(实际上所有没有被共产主义统治的欧洲国家现在都成了发达国家)。这也是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这些领先国家最先意识到了共产主义模式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很快意识到了自己失去了经济领先地位,正在迅速的变得落后。仅仅一代人的时间,最贫穷的葡萄牙就足以接近这些奥匈帝国遗留下的的经济领先国家,曾经经济水平相近、甚至略低的大表哥奥地利甚至大幅度赶超了他们。捷克匈牙利积累百年,却在一两代人之间丢光了家产,真是可谓其兴也勃也其亡也乎也,当然他们会马上就认识到自己已经走了错误的道路。

而当时共产主义政权没有崩溃,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制度没有走到末期,其尚且有10余年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苏联的实力犹在,可以动用武力镇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自救运动。而等到了这种制度彻底失去生命力,苏联内在统治崩溃的80年代,爆发东欧剧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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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巨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上破产

以曾经的东欧明珠匈牙利为例,1968年时匈牙利的人均外汇存额大约为300多美元,到了1980年,就变成了人均负债1000多美元,经济上已经不存在继续维持的可能。

经济问题进而带动政治动荡,首先是执政党内部的意见不统一,当这种不统一公开化后,军队与民众的倒戈自然成为了埋葬执政党的最有力执行者

所以严格来说,东欧剧变的最大得利者是原执政阶层的不同政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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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禁卫军继承法爆雷。

2. 苏东地区经济体系运行低效。

3. 苏联的普世价值失效。

4. “驱逐鞑虏,反苏复X”思想,在苏治时代的东欧就没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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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提到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我们第一反应基本上就是经济因素,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错。


只不过这个经济原因很少有人理一理是怎么产生,而小编又对此十分感兴趣,今天就带大家理一理东欧剧变前的经济脉络,或者说有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的经济崩溃。


首先是东欧各国的外债表格。

是的,从80年代开始,东欧各国的负债问题就十分严重的,到了88年已经是大大超出国际公认的外债安全标准线了。

可以说89年的东欧跟现在的希腊一样,深陷债务危机。


似乎是债务危机最终引发了经济动荡,经济动荡引发了政治动荡,而最终导致了我们看到了历史性崩塌。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东欧各国包括苏联会背上这样的债务呢?


首先发展国民经济和工业是需要资金的,而落后的国家缺少发展的资金,如果不想采取高积累的经济政策,即斯大林体制的弊端。


如果想要避免这种痛苦,在不压缩消费的情况下,往往就会采取借贷发展。


就像是现在很多大企业融资来提高发展速度,而七十年代美苏缓和的国际背景上,东欧能够比较轻易地从西方银行借到贷款用来发展自己,因此债务飞速上涨就成了现实。


但是为什么东欧各国会借到如此疯狂的地步,难道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量入为出吗?


如果我们将时间分为1970年-1981年,1981年-1984年,1984年-1989年三个段落来看,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


1970年到1981年为止,实际上债务真正严重的国家只有一个波兰。


这里补充一个小点,在看外债严重不严重,并不是单纯看外债的绝对数值,而是看外债与出口总额的比例,如果外债占出口总额的比例高,才是严重的信号。


在1981年,波兰外债占出口总额就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因此波兰政府果断赖账,表示外债利息我不准备付了,爱咋地咋地,从而引发了东欧债务第一轮危机。


从1981年起,东欧各国见到波兰的后果便开始努力提高经济,提高出口,实际上到1984年,东欧各国的债务包括苏联是在逐步减轻的。

1981年到1984年

保加利亚,从23亿美元减少为7.3亿美元。

捷克,从35亿美元减少为21亿美元

民主德国,从132亿美元减少为67.9亿美元。

…………

看样子到1984年为止,东欧似乎度过了债务危机,当时西方也认为东欧的金融信誉是可信的,是有保证的,毕竟比起深陷债务的拉丁美洲,拥有较强工业能力,负债并不严重,还在逐步减轻的东欧,怎么看都是一个优质的投资对象,完全可以为他提供新的贷款。

况且有波兰作为赖账的例子在,他们怎么会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把外债变到这个程度呢?


198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隐藏在黑暗中

上帝说:让列宁去吧,于是一切成为光明

魔鬼说:让戈尔巴乔夫去吧,于是一切又重新回到黑暗中


好吧,这是小编开玩笑的,大家不要当真。


不过在研究东欧剧变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到1985年上台以后,戈尔巴乔夫对于东欧的政策。


有一种说法就是戈尔巴乔夫支持东欧各国的改革派,并且利用克格勃将东欧政权推翻。


等一等,这不是中情局干得活吗,怎么成了克格勃做的事情了。


还有这种操作?

当然如果按照尼尔·弗格森的说法


戈尔巴乔夫与克格勃的关系已有详细的档案记载,而他欣赏的东欧改革者们都与克格勃有来往,或者直接沟通,或者通过自己的安全部门进行联络。比如,罗马尼亚的伊利埃斯库20世纪50年代在莫斯科求学时期,就曾被招入克格勃,尽管他极力否认那时曾见过戈尔巴乔夫。

另一位改革派共产党领袖汉斯·莫德罗,既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最后一任共产党总理,也是隐蔽在东德秘密警察中的大改革家马库斯·沃尔夫的密友。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的话,东欧各国改革派,乃至游行示威的幕后策划人,并不是来自民意或者别的什么,而是克格勃跟东欧各国的野心家合作。


(注:当然波兰是一个例外,波兰拥有团结工会等传统,所以早就是东欧各国中最薄弱的一环。)


这种说法似乎太过荒唐了,以至于很难让人相信。


不过即使不牵扯克格勃的幕后操控,苏联在85年之后对于东欧各国的政策是有据可查的。

《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不干涉政策与苏共垮台》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把东欧各党是否支持苏联的改革作为苏共是否“干涉”东欧的标准,即,如果东欧某党赞成并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就不干涉该党的方针政策;反之,如果东欧某党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持不同看法,则戈尔巴乔夫将干涉该党。

戈尔巴乔夫本人不认为他在干涉东欧,但东欧的一些国家认为,戈尔巴乔夫干涉了自己的内政,有的国家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干涉,自己的国家也不会丧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那么到底东欧各国收到了怎样的干涉呢?


请看这一段


《成也苏联 败也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思考》

原匈牙利社会党主席涅尔什就曾明确指出:“从1987年起,国际上,戈尔巴乔夫不再支持卡达尔的领导,并且在动摇他的领导”。

戈尔巴乔夫公开训诫昂纳克“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列火车”,并警告说:谁不正视现实,就必将受到现实的惩罚。

对日夫科夫,戈尔巴乔夫写信告诫说:“落伍者将被生活所淘汰”,暗示他若不听新思维那一套,就得下台。

戈尔巴乔夫不喜欢齐奥塞斯库,就策划推翻他的统治,戈尔巴乔夫的这些作法实际上催化了东欧各国内部的演变并促使东欧各国的政治反对派借机突起。

换句话说,即使克格勃在暗中操控是假的,苏联赤裸裸地干涉,并且强烈要求东欧快速上马,这是确凿无疑。


而实行不切实际的改革,是东欧各国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这里毫无疑问,第一责任人是戈尔巴乔夫。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了,既然东欧各国除了波兰以外,反对派的支持者是苏联,为什么他们上台之后就反对苏联呢?


原因也很简单,尽管反对派是在苏联扶持下上台的,但这不代表他们愿意做苏联的傀儡,恰恰相反,从这一系列操作中他们明白了,如果不争取独立自主,东欧各国的领导人无论做得多好,哪怕像卡达尔、昂纳克一样好,也只不过是苏联随时可以替换掉的人物罢了。


那么东欧各国领导人为什么不愿意像反对派那样脱离苏联呢,因为卡达尔,昂纳克深深地明白他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脱离苏联了,一旦脱离,必须要承受经济崩溃的后果。

一个国家在天然气,石油,煤炭主要靠苏联供应,一旦苏联采取经济制裁,供应停止的话,意味着经济总崩溃。


东欧各国的经济已经跟苏联紧密结合起来了,任何有国家民族责任感的领导人,都不会冒着这样巨大的风险独立,乃至脱离苏联。


而被戈尔巴乔夫支持上台的改革派,恰恰就是没有这种东西,就算是有也没办法。


因为更神奇的操作还在后面。


换句话说,苏联亲自终结了对于东欧经济的控制,也导致了东欧经济的总崩溃。


因为当初苏联为了保证对于东欧国家的控制,使用的是卢布进行贸易,可是在1991年之后,便强制要求使用美元进行交易,并且采用了国际价格,我们看到前文已经知道了,东欧各国都有负债,本来就是缺少硬通货的,这样剧烈的变化,最终导致了东欧经济总崩溃。


当然91年的事情并不能看在89年的东欧剧变,这里是延伸展开了。


那么可能有人要问了87-89年,东欧可以说是在被苏联控制下的政治动荡,造成了经济严重滑坡,到了91年更是被经互会的解体弄到经济总崩溃。


那么85-87年,东欧各国债务迅速增加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苏联正在执行加速发展战略,要在五年内赶上美国


而苏联经济跟东欧各国经济是一体化的,为了应对苏联的加速战略,东欧各国不得不再次大举借债,实行加速战略。


那么从上面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第一, 东欧各国本身确实有一定的经济问题,从负债就可以看出,但在之前并没有达到崩溃的程度。


第二, 东欧各国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主选择的,是外来植入的,是由苏联领导人强行灌入了,不切实际的改革。


第三, 东欧各国领导人凡是反对改革的,都被苏联以政治手段赶下台,而苏联使用政治手段,不仅使得富有经验的领导人缺失,造成了东欧各国政治动荡,也导致了国家无法正常运行,最终也谈不上什么有效的改革。

这也算是历史的另一面镜子了,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即使苏联不是最重要因素,也是主要因素之一了。


苏联的指挥棒将东欧各国带入经济泥潭,并且在政治上使其动荡,最终酿成了恶果,由于东欧经济的崩溃产生了连锁反应,为苏联解体压上了重重的一个筹码。


有时候历史总是跟人想象的不大一样。


参考文献:

《苏联东欧国家的外债问题》

《苏联_东欧经济情况好转外债负担逐步减轻》

《克格勃叛逃官员称克格勃促成了去年的东欧剧变》

《虚拟的历史》

《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不干涉政策与苏共垮台》

《成也苏联 败也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思考》

《当前东欧国家的能源问题》

《经互会解体与东欧经济转轨》

《论戈尔巴乔夫的_加速发展战略》

热烈庆祝突破一千个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


为了表示感谢,小编特地写了这个,感觉还是有点意思的。


所以再次厚着脸皮求一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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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的资本主义列强几乎都在西欧,英法德意等。东欧这边除了捷克和东德,大都是提不起来的角色,基本都靠俄罗斯救济扶持。别和我说乌克兰啊,它现在这些工业是因为地方好苏联在那里建了大量的军工厂。苏联一散伙,就靠卖前苏联的尸体和金丝猫活着呢。散伙之后,全部沦为二流屌丝国家。人口持续减少,人均寿命走低。都快过去三十年了,毫无复苏迹象,继续往前苏联身上甩锅,还要脸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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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层的改革启动为端口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突变,不过最为关键性的革命性的变化可能还不是这些国家所谓的“民主化”,而是从社会制度的整体角度而言这些国家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方向转变。所以到底是什么做为内部诱因驱动这一变化一直是个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纲领可以概括为: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者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术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的发生变革。 [1]

实际上说,号称是马克思老爷子徒子徒孙的那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官方指导思想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权以及社会制度没有逃脱覆灭的境地,其覆灭过程恰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范式的,而这个符合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社会变革结果反过头来给予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左翼意识形态遭遇重大打击,促成马克思主义被普遍怀疑、大量的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泛左翼人士、政党纷纷转向,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诸如1990年代后欧洲社会民主党普遍标榜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而非“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也被小心收好,不得不说简直就是马克思给后人开的天大的玩笑。

实际上苏联式的指令经济体制一直到1970年代之前都被人看好,甚至于还有主流经济学家说美国最后经济规模会不敌苏联(我说的就是你,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出来挨打!更是有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当初还为苏东诸国的“短缺经济”问题[2](你在很多照片上看到的苏联以及东欧老百姓当初排队买东西实际上就是很明显的“短缺经济”问题的表现)的消除开药方,当然开出来的药方基本多是增加经济结构内部市场的成分而减少指令经济的成分,东欧少数一些国家诸如南斯拉夫以及匈牙利和波兰就是当时公开将市场手段引入经济体制运行以弥补计划手段的不足,克服以往从苏联引入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诸多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是短缺经济,那么也就意味着虽然这些经济体往往在经济增长等方面看似光鲜亮丽,但是仍然不能很好的适应消费品部门(苏东国家的很多政治骚动都是由于消费品价格的问题,诸如1962年的新切尔卡斯克市发生的流血事件起因就是因为消费品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上调包括视频在内的消费品价格带来的物价攀升,1980年团结工联的工潮席卷全波兰其最开始开端就是波兰政府将猪肉价格上调40%[3]);当最新的计算机技术以及信息技术不能发挥优势的时候,生产关系肯定不能说是合适的,生产关系便成为了“桎梏”,当这些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整体情况也就随之改变,最终整个上层建筑也会“或快或慢的发生变革”。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的变化改变了不同阶级之间力量的平衡,一个新阶级开始崛起同时提出了明确有关于未来的理论,由于其普遍性[4]故而能动员社会大部分力量,旧统治阶级也有诸多成员“弃暗投明”来投身这一新的事业,当旧制度寿终正寝的时候,一种比它所取代的秩序更先进的“新秩序“会破壳而出————然而这个新社会给予群众(革命之后人民很快就被 革命后新政权 解散 )在物质方面的待遇往往不比旧政权好多少(诸如明治维新后新崛起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明治政府其课税就明显重于江户时代 )。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东欧,其实这方面问题,著有《世界的变化》一书、曾经接受过贝尔格莱德训练并且之后在世界银行任职(当然他也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家布兰克·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 )在他本人在1989年以前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东欧的形势最好理解为三部分利益群体额冲突:中产阶级的官僚(其身份地位同现状密切关系)、“技术专家”(Technocrats,他们作为当地所谓国有或者“公有”企业的管理层但是却怨恨中产阶级的官僚,因为现有体制使得他们不得不依赖于中产阶级的官僚,所以他们喜欢市场化改革带给他们在企业经营管理上的高度自治)、工人阶级(更喜欢企业的劳动管理权限下放从而强化他们的重要性与权力)------在这儿就出现了阶级冲突:中产阶级的官僚倾向于维持现状、技术专家鼓吹市场化改革、工人往往追求劳动者的自我管理(诸如波兰的团结工联运动 [5] ,匈牙利1956年革命时期创设的“革命委员会”,布拉格之春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的工厂自治运动 ,实行“自治社会主义”制度、工潮频发的南斯拉夫联邦[6]的工人阶级往往都在其罢工行动中加上这一诉求,甚至于在1921-1990年间没有爆发过大规模工潮的苏联的工人阶级也是如此[7]),布兰克·米兰诺维奇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评述了当时的东欧的政治形势:

“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是它试图变得更好的时刻。”[8]

虽然后续事件的发展之迅猛也超过他本人的预料,当然他对于在左派以及当地工人阶级流行的“工人阶级利益至上”理念能否在之后的东欧的社会与政治变革中实现的怀疑却也得到证实。[9]最终我们看到,当初有助于生产力发展以及快速工业化的生产关系(建立在全盘国有制的指令经济体制)开始同生产力爆发冲突并且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权力的天平从传统的党政官僚转向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管理阶层,而这个阶层通过一种普遍的价值话语(自由民主主义,也被某些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美其名曰“普世价值”)表示他们的不满,赢得与他们经济角色相称的政治权力,积极摆正他们的位置,并且吸引很多公职人员加入他们,他们开启了社会剧变以及私有化的改革之门,正如大卫.科兹所言这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当然,这次剧变,或者说这么一次政治与社会变革就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而言也是有进步性的———毕竟人们(至少从形式上)从原来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官僚专政中解脱, 社会自由与政治自由空间都得到了一定的拓展(即使后来经历了剧烈的社会转轨,不少人面临失业困扰,亦或者有普京、欧尔班以及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这样的威权主义统治者“回潮”,也没有人主张回到旧体制————大家或许会怀念经典社会主义时代的员工福利、职工普遍怠班却仍能领到工资的生活以及昔日国家的大国荣光,但是对于其政治制度却基本无人怀念)并且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境[10],然而当初被发动起来推动这次剧变的工人阶级很快就发现:尽管他们拖着他们沉重的身躯示威游行反对旧制度以及其带来的种种不公,他们的政治与经济诉求却最终并没有在这次政治剧变中得以实现,反而他们变成了新政权发起的向资本主义跃进的私有化经济改革进程的最大受害者,同时也因为他们的生活处境随着激烈的私有化改革而一瞬跌入低谷,许多人因此变得道德败坏甚至于被迫从事犯罪或者从事卖淫活动,而且常常面临来自于主流舆论界对于他们的污名化。[11]而诸多推进自己国家向资本主义道路迈进的东欧国家的技术专家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在这次巨变之后不仅开始限制民主,甚至于美国的苏联经济问题顾问鲍里斯.鲁默(Rumer,1991,p。22)都说:如此之多的东欧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向往“实行有利于私人投资的自由政策的独裁领导”,这些国家的民主之路也一直磕磕绊绊,培育新中产阶级以及私有化之路也并不是尽如人意。最终,被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社会精英们折腾的筋疲力竭、但是也指望不上任何一种可靠的左翼政治力量的民众不得不选择了欧尔班[12]、罗伯特.菲佐[13]、德拉格内亚[14]、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15]、安杰伊.杜达[16]、泽曼[17]、巴比什[18],让这些带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一定威权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色彩的政治家们(这些人的一大共同特色就是在东欧剧变后前15-20年间的大部分时刻一直是当地政界的“边缘人”或者“局外人”)以“人民的名义”向前二十年执行新自由主义路线的社会与政治精英们展开复仇,自由民主主义的诸多信条被弃之如履,理性也正濒临死亡,而"欧尔班,我们永远跟着您"[19]这样的声音却在布达佩斯等城市久久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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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2-33页,
  2. ^ shortage economy,经济发展中资源、产品、服务的供给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一种经济现象。短缺经济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运行中存在的普遍现象。造成短缺经济的根本原因是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有再生短缺的能力,其中利润刺激的削弱、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臃肿的官僚机构、对企业的大量的行政控制等是造成短缺经济的真正原因。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短缺经济主要表现为: ①纵向短缺,即在资源、产品和服务通过行政配给方式分配的情况下出现的短缺。 ②横向短缺,即在资源、产品和服务通过买卖方式分配的情况下出现的短缺。 ③内部短缺,即企业缺少完成计划所必需的投入品。 ④社会生产能力短缺,即社会生产能力利用,接近各种资源形成的 “瓶颈”。 短缺经济的普遍存在,必然会给企业的经济运行带来困难,使企业经济运行产生如下特点: ①“数量冲动”,即强烈追求产品产量的周期性循环。 ②“投资饥渴” 和“扩张冲动”,即尽可能地取得多的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的周期性循环。 ③在当前和长远的生产和投资活动中,对价格、利率等信号反应迟钝。 ④“囤积倾向”,即产品滞存的周期性循环,等等。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指出:“短缺”根源来自国家与企业存在着“父子”关系。社会主义企业存在着不断扩大再生产、追求产品数量的推动力。追求产品数量→囤积原材料→物资短缺,形成了一个互相加强、自行维系的过程。“投资饥渴”症,各级领导都力图为本部门争取尽可能多的投资份额,企业超支可以由国家财政补贴,投资风险主要由国家承担,也是造成短缺现象的重要原因,短缺”造就了一种“卖者”支配“买者”的社会关系,居民不仅要承受为得到物品去搜寻、排队、等待而付出的代价,还要经常忍受卖者或物资分配者的粗暴无礼和漫不经心,影响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3. ^ “波兰的经验表明将稳定的价格与扩大企业自主权结合起来的尝试是失败的。如果没有市场价格,也没有提高效率的刺激因素的情况下,企业扩权只会导致财政政策和对居民货币收入监督的削弱以及廉价商品被淘汰:会使得生产者利用消费短缺,将不理的合同条件强加给消费者。”——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203页
  4. ^ “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页
  5. ^ 1985年波兰的一个调查证明,87%的波兰工人支持自我管理,远高于支持天主教会应该在社会以及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56%
  6. ^ 又称之为“第二南斯拉夫”,同米洛舍维奇之流组建的“南斯拉夫联盟”或曰“第三南斯拉夫”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实体
  7. ^ 俄国院士利欧尼德.戈登(Leonid Gordon,1991,pp26-27)的访谈录,他将苏联社会分为三种相互竞争的力量:处于中心的当权阶级(middle-level nomenklatura),他们支持旧体制;知识分子、技术专家、管理人员以及一些技术熟练的工人,他们向往资本主义;“约半数或者2/3的工人与农民”,他们支持“工人控制资产的经济民主”
  8. ^ 出自托克维尔所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9. ^ 盖达尔在《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中也持有类似意见,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领导层急于兑现“工人自治”与“工厂民主”的承诺,引入厂长选举制结果反而限制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在既缺乏市场价格,又缺乏硬性财政调控的情况下反而加剧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危机
  10. ^ 对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而言,以前是虽然有物质保障但是消费常常得排队等候,消费品种类单一且质量较差(诸如苏联出了名的易爆炸的电视机以及质量拙劣的“拉达牌”汽车——《纸牌屋》里以普京为原型的俄国总统维克多.佩德罗夫访问美国的时候曾向安德伍德(凯文.史派西饰演)坦言“苏联解体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大家能买到质量与空间远甚于拉达的雷克萨斯汽车”、“我就是在雷克萨斯汽车里第一次上了我前妻”),超市货架上常常空空如也(所谓“有钱也买不到”);现在的问题是货架上琳琅满目但是大家兜里缺钱去消费它们(所谓“买的到但是没钱”)
  11. ^劳工抗议也没有对与转型有关的政治态势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著有《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的格雷什科维奇认为,三种同样和共产主义遗产有关的制度性因素,可能使得大部分工会采取合作的态度。第一个制度因素是,由于国有制的普遍存在,工会与管理人员有相互合作以及共同开展游说活动的传统。第二个因素是,劳工运动常常觉得它与执政的政治势力有紧密的关系,比如波兰的团结工会与第一任政府有着密切联系。后来,波兰和匈牙利的作为前共产党继承者的执政党和作为共产主义时期工会继承者的工会之间也结成了类似的联盟。有时,这些联盟就意味着它们会对执政当局的经济政策提供明确或至少是默认式的支持。第三个因素是政府采取的“分而治之”或者战略性补偿的策略,这种策略有时是在社会协定的框架下实行的。因此,在面临由危机和改革所引致的困难时,穷人以及人数更多和更有发言权的劳工团体也不得不继续忍耐着。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东欧国家对经济困难的主导性社会反应模式是退出,即大规模地从正规经济部门退出,或者普遍地不再遵守法律,而不是发出声音或起身反抗。这也是使政治保持稳定的一部分原因,因为相较于破坏性的集体抗议,非犯罪性退出至少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稳定性作用。由于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间以及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间存在着模糊界限,并且东欧人传统上对法治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所有的民众团体,包括工人和穷人,在整个转型期间都不同程度地以不同的方式采用非正规方法,而无须在生存压力下进行暴力性的集体抗议。总而言之,东欧的民众没有采用暴力性的直接抗议形式,而是保持克制,并要么采用非正规方法,要么利用其雇主的能量强迫政府进行保护性干预。在政治活动中,他们转而运用抗议性投票,通过民主机制表达他们的要求,并拒绝采用其他的行动策略。 http://www.qdaily.com/cards/46119.html
  12. ^ 匈牙利现任总理,2010年第二次执政后他想方设法破坏匈牙利的自由民主制以确立一种温和专制主义体制,2014年时公然鼓吹要建设“非自由主义的民主”,以其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执政风格以及反欧盟、反难民的立场而闻名,被美国著名的极右翼分子、原川普麾下的高级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誉为“川普之前的川普”
  13. ^ 斯洛伐克现在的太上皇与前任总理,他的方向党作为一个中左翼政党也是一个民粹主义、社会保守主义与威权主义的混合体
  14. ^ 罗马尼亚现执政党社会民主党(PSD)主席以及社民党政府实际上的太上皇,行事风格也是跟欧尔班之流有样学样
  15. ^波兰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is)主席,前总统莱赫卡钦斯基的双胞胎哥哥,PIS在2015年再度执政后在他的推动下,波兰也有步匈牙利后尘走上威权主义道路的危险 http://www.sohu.com/a/164243104_227571
  16. ^ 波兰现任总统,Pis党成员,2015年的时候被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物色为Pis总统候选人并且在5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
  17. ^ 捷克现任总统,前社会民主党主席,现在同捷克极右派势力关系甚密,也是巴比什总理的重要支持者
  18. ^ 捷克现任总理,“捷克版川普”,ANO2011运动的创始人与主席,上台后其旗下公司也开始大肆收购捷克新闻媒体使得反对他的舆论声音消失
  19. ^ 2016年匈牙利纪念1956年革命60周年的时候,众多匈牙利人高呼“我们不要做殖民地”、“欧尔班,我们爱您”、“欧尔班,我们永远跟着您”来表达了对这位总理一系列反欧盟反难民的民族主义措施的支持,而昔日的“苏联”则由今日的欧盟饰演,成为了匈牙利民族主义者的针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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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简单:因为苏联没把他的卫星国当人看嘛

苏联也想把中国当卫星国,结果老毛说: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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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是东欧和俄罗斯的社会组织强度和抵抗力不同。俄罗斯社会的抵抗力比东欧的天主教国家脆弱的多。猎豹统帅一群绵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猎豹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统帅一群狮子。布尔什维克能够征服俄国并且统治70年,但在东欧始终水土不服,这点体现在苏联军队动不动就要出军镇压东欧起义,没有苏联军队的干涉东欧的康米政权是无法维持的。因为东欧社会组织度比俄国强大,天主教会像是一层保护膜使得康米政权无法深入基层,因此在东欧出现了政权与民间社会尖锐对立的局面,没有苏联的外力干预,这些东欧的康米政权恐怕是连几年都维持不了的。

你从东欧和俄罗斯剧变的方式就能看出双方社会组织强度的区别。波兰的红色政权倒台后接手政权的是瓦文萨这种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出身的精英,而波兰天主教会始终是独立于红色波兰政权的,团结工会是天主教会当中最积极反苏反赤的那波人。

但俄罗斯接手政权的是叶利钦和普京这种苏联体制内部的旧官僚,这说明俄罗斯传统的东正教社会已经无法产生自己的精英了,旧的俄罗斯精英阶层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摧毁了。这个情况相比波兰就差的远了,斯大林时代的人人互相揭发告密的荒诞现象,在波兰从未发生过。这是因为天主教会起到了屏障作用,使政权无法深入基层,因此波兰人在冷战时期仍然享有俄国人根本不敢奢望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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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驻德苏军撤退。


如果驻德,驻日,驻韩美军也撤走的话,美国也必然会迅速解体的,不同的是美国至今没有叛徒当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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