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东欧剧变有可能避免吗?东欧不剧变接下来会怎样?

回答
东欧剧变:一场历史的必然,还是可以避免的岔路?

东欧剧变,一个承载了太多期望与失落的词汇,它如同一个巨大的问号,悬挂在历史的长河之上。回望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人们不禁要问:那场席卷东欧的剧变,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存在可以避免的岔路?而如果,只是如果,剧变没有发生,东欧的土地又会走向何方?

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导致剧变的深层原因,如同庖丁解牛,层层剥离其肌理。

剧变前的暗流涌动:冰山下的裂痕

我们不能将东欧剧变简单视为一夜之间的火山爆发,事实上,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公开性”浪潮席卷之前,东欧阵营内部早已暗流涌动,矛盾重重。

经济的泥潭: 计划经济模式的僵化与效率低下是东欧各国普遍存在的痼疾。指令性计划扼杀了创新活力,资源配置扭曲,产品质量低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这种经济上的落后,直接影响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引发了普遍的不满和焦虑。以波兰为例,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使得民众的日常生活举步维艰。
政治的桎梏: 一党专政的体制,缺乏民主参与和政治自由,压制了社会活力。言论审查、信息封锁,使得真相难以传播,民众的诉求被压抑。虽然表面上歌舞升平,但内心的不满却在悄然滋长。东欧各国虽然名义上是主权国家,但实际上深受苏联的影响,政治决策往往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受到莫斯科的直接干预,这使得民族独立和自主的呼声愈发强烈。
意识形态的疲惫: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后,其最初的理想主义光环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和腐败。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开始动摇,对西方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向往。当柏林墙上涂鸦开始出现,当地下出版物开始流传,这都预示着意识形态的堤坝正在被侵蚀。
民族主义的觉醒: 东欧各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文化,长期的苏联霸权和强行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使得民族意识日益觉醒。渴望摆脱苏联控制,恢复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呼声,在这些国家普遍存在。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对苏联的统治感受尤其强烈,他们从未真正放弃过独立的梦想。
戈尔巴乔夫的催化剂: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虽然意在挽救苏联体系,却无意中为东欧的变革打开了闸门。他“新思维”的外交政策,放弃了“有限主权论”,不再承诺用武力干预东欧国家内部事务,这无疑给了东欧各国的老百姓和改革派一个巨大的信号:这次,我们也许可以自己决定命运。

历史的必然性:是否注定无法避免?

从以上分析来看,东欧剧变的发生,似乎是多种历史因素叠加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体系的内在矛盾: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和政治体制,从其设计之初就埋下了自身衰落的种子。它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和信息时代,其僵化和低效是难以克服的。一旦外部压力减小,内部的矛盾就会迅速暴露并激化。
时代的大潮: 全球化、信息革命以及西方自由民主思潮的传播,使得东欧各国的人民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自己与西方的差距,从而产生了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这种来自外部的力量,也成为了推动变革的重要因素。

因此,从根本上说,东欧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必然。苏联体系的内在缺陷,加上东欧各国积压已久的社会经济矛盾,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共同催生了那场波澜壮阔的变革。

如果剧变没有发生:另一条可能的世界线

然而,历史并非一条单行道,如果我们可以假设某些关键节点的选择不同,剧变或许可以以另一种更温和、更渐进的方式呈现,或者说,一些剧烈冲突可以被避免。

如果东欧国家没有选择激进的剧变,而是选择在苏联体系内进行缓慢的、渐进式的改革,那么接下来的世界线可能会是这样的:

1. 有限的经济改革与缓慢的市场化:
“改良派”的胜利: 各国共产党内部如果能够出现更具远见的“改良派”领导人,他们可能会吸取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试图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引入市场经济的成分。例如,允许私营企业的发展,吸引外资,进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效率提升有限: 尽管如此,由于政治体制的约束,真正的市场化改革仍然会非常缓慢和有限。计划经济的惯性、官僚体系的阻力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抗拒,都会让改革举步维艰。经济发展的速度可能仍然远低于西方国家,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也会比较缓慢,不满情绪依然会存在,但可能不会达到引爆点。
国家干预依然强大: 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程度依然会很高,这可能导致一些低效的产业继续存在,资源错配的问题难以根本解决。

2. 政治上的“有限开放”与“可控民主”:
政治改革的温和化: 共产党可能会允许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例如增加党内民主,允许一些社会组织的存在,但绝不会触及一党专政的根本。可能会允许一些非共产党背景的个人进入政府部门,但核心权力仍然牢牢掌握在党手中。
信息流通的限制: 媒体仍然会受到严格的控制,互联网的普及速度可能会受到限制,或者信息内容会被严格审查。民众仍然无法自由地表达对政府的批评,政治异见者仍然会受到打压,但打压的力度和方式可能会有所软化,避免大规模的政治迫害。
国家安全和稳定优先: 各国政府会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置于首位,任何被视为威胁政权稳定的活动都会被严厉制止。这意味着民众的政治自由仍然会受到很大限制。

3. 民族问题与地区自治的模糊处理:
民族主义的压制与妥协: 民族主义的呼声可能会被继续压制,但出于稳定考虑,一些国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少数民族地区有限的自治权,或者在文化和语言方面做出一些让步。然而,对于真正独立的诉求,政府仍然会采取强硬的立场。
苏联的微弱影响力: 如果苏联体系没有解体,那么东欧各国在外交和国家安全方面仍然会受到苏联的很大影响。苏联可能会继续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这些国家,但同时也会限制它们与西方国家发展过于密切的关系。

4. 社会生活的缓慢变化:
消费水平的有限提升: 随着经济改革的缓慢推进,一些消费品可能会逐渐丰富,但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会比较缓慢。西方文化的渗透会受到限制,但民间交流和旅游可能会有所增加,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会逐渐增多。
社会结构的变化: 可能会出现新的中产阶层,但由于政治和经济的限制,其发展空间也会受到制约。社会不平等问题可能会依然存在,但可能不会像剧变后的转型时期那样剧烈。

5. 国际格局的相对稳定(但不是进步):
华约的延续: 如果东欧国家没有脱离苏联阵营,那么华约组织可能会继续存在,冷战的格局也会得以维持,尽管苏联自身的力量可能在不断削弱。
欧洲一体化的阻碍: 东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以及与苏联的紧密联系,可能会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大阻碍。西欧国家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来应对来自东方的潜在挑战,而非像现在这样,可以更专注于自身的融合发展。
地区冲突的潜在风险: 在压制民族主义和政治诉求的情况下,一旦某个环节出现松动,或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地区性的冲突和动荡仍然有可能爆发,甚至可能以更隐蔽、更持久的方式存在。

结论:历史的重量与选择的困境

总而言之,东欧剧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多种力量共同作用下的历史必然。试图完全避免这场剧变,就像试图阻止历史的洪流倒流。即使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避免”剧烈的动荡,也可能只是将矛盾推迟,或者以另一种方式显现。

如果剧变没有发生,东欧各国可能会经历一段缓慢而压抑的“改良期”。经济发展滞后,政治自由受限,民族诉求被压制,社会活力不足。这样的世界,或许在表面上“稳定”一些,但其内在的矛盾和张力依然存在,就像一个长期被压抑的火山, 언제나 erupt할 수 있다.

东欧剧变,虽然伴随着阵痛和挑战,但它也为东欧各国带来了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政治自由和经济发展的机会。尽管转型之路充满荆棘,但历史的车轮一旦驶入新的轨道,便很难再回头。我们能做的,或许不是去设想“如果”,而是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并以更清醒的头脑去面对当下的挑战。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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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酷,虏并有之,欲不亡何待?”

苏联的禁卫军继承法就决定了自爆的风险一直很大。80年代初的三年换四个最高领导人,确实偶然性极高。8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和继承危机的同时爆发,就事论事而言也当然可以说是偶然,戈尔巴乔夫的各种骚操作更是不能视为必然。但是这不能否认苏联动荡乃至解体的隐患确实很大,而且这种隐患是存在且长期存在的,更可怕的是无法预计爆发时间。

苏东剧变当然可能避免,但是它同样可能在六七十年代发生。。。。

“吾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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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个问题很好回答:不可避免。

如果拿我国和越南等国(甚至还有朝鲜和古巴)的经验来证明苏联有机会避免剧变,是完全错误的(避免苏联解体倒是有可能)。这种错误的产生也很多原因:比如60-8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很大的不同,比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基础远远落后东欧但劳动力资源却远远比东欧丰富,比如80年代中国的市场潜力要大于苏联,比如苏联自50年代以来的改革均以失败告终。每一个不同都可以展开分析研究。

回到正题,在21世纪初期生活了我们通常低估了苏联经济体制的问题,因为比起我们的上一辈,我们很难体会到那些问题的严重性。即使生活在今天的朝鲜平壤,从游客的反应来看,很多居民消费品的短缺很可能没有80年代末的苏联严重。

科尔奈曾总结到:“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体系的运行暴露出某些独特的规律性。在每一个决策层上,决策者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有规则的:一定的刺激和信号导致一定的结果。”

然而从斯大林时代开始(不说从列宁时代开始不是因为列宁时期没问题,而且因为1928-1929年工业集中化程度极大增强,),发出“一定的刺激和信号”的决策者的控制能力比大多数人以为的要低很多。苏联基层工业企业的管理者(苏联在1929年清洗工会,恢复厂长一人负责制,将基层党组织和工会排除在作为管理者的厂长的决策之外)拥有比大多数人认知中更高的自由度,这些管理者一方面需要拿出生产上的高增长率作为政绩,另一方面还需要将高增长率保持在自己管理的企业的生产能力范围内。由于苏联经济体系中存在产业间供应上的问题,而如果追求高增长率会使得企业的存货较少,企业管理者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增加一些存货。在拥有一定自由度的情况下,这些存货是供企业管理者自己支配的,当然不需要纳入国家计划,也不必让国家知晓其存在。因此,全苏联的基层各工业企业管理者们使得中央负责计划经济的部门(从原来的中央经济部到赫鲁晓夫改革后的国民经济委员会)错误了解国家经济,包括高估投入-产出比、对具体基层工厂的真实产出水平不了解。

赫鲁晓夫改革时期曾增加企业管理者的自由度。比起斯大林时各个工业部委,国民经济委员会能与各企业有更多的接触、更深入的了解。自由度的增加使得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被调动,更有动力去生产消费品(苏联经济体制中消费品生产一直不足,自斯大林时期开始苏联的高投资主要投入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这使得苏联得以在二战中打败纳粹,在冷战中凭借军事实力和美国争霸。但消费品生产一直不足,苏联市场对消费品需求大。消费品生产的不足到了80年代末期酿成了遍布东欧的物资短缺,造成了众所周知的结果)。苏联的工业增长率再度提高。然而,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使得苏联成为了和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苏联计划经济中的种种问题。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发展,反而更加僵化了。

苏联中央对国家经济的错误了解已经远远不只是基层企业管理者们的行为导致的那些结果了。数学家奈舒尔曾记录过一次冶金部长公然反对党的五年计划中对生产新型钢材的命令,除非中央给他更多资源,否则他拒不执行——这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敢想象的。

某种程度上说,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极权主义的动员政体,而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是典型的威权主义——斯大林时的革命清洗和动员制度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拉关系和走门路取代。一个有趣的对比是,斯大林极权主义统治下,0%的苏联人敢声称自己曾试图逃兵役,而勃列日涅夫后期有30%的人声称这么做过。

在经济体制上,无论这一政治制度的变化影响几何,都没有改变中央经济计划的制定者越来越偏离国家经济的真实状况。

即使我们假设,由于某种超自然因素存在,苏联经济计划制定者能了解到更真实的经济数据,另一个更要命的问题恐怕也难以解决。

我在前文中提过,苏联自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就一直保持着高投资。1928年时,投资在苏联国内生产总值中占8%,1939年“二五”计划完成时高达19%。随后大清洗和二战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发展,但苏联在1950年恢复了战前资本总量,投资先国内生产总值高达38%。

高投资率的正面作用无需多言,但它的负面作用和正面作用一样难以忽视。高投资的另一面是低消费。苏联长期以来将消费品的产出压制在较低水平,即使在赫鲁晓夫时期人民消费水平稳步提高的情况下,高投资率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苏联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全可以满足消费品的需要,但高投资率使得消费品生产水平极其有限。在一些东欧国家,这一矛盾早一些爆发,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改革者试图增加消费品生产,改变“重重轻轻”的畸形经济结构,但这些改革没来得及实施就被粗暴浇灭。等到苏东国家普遍面临这一问题时(它们那时还积压了数目惊人的外债),已经无力回天了。

幸运而又不幸的是,石油出口带来的大笔收入暂时掩盖了苏联经济体制问题的严重性。在苏联高调入侵阿富汗,将势力向南亚方向扩张时,苏东剧变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在阿富汗作战的士兵很难想象不到8年他们的家人连买卫生纸都要排长队。

不过,虽然苏东剧变不可避免,但作为剧变副产物的苏联解体却有可能避免。苏联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覆灭是必然,但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权力斗争中绑架国家主权,可能今天的俄罗斯能失去更少的加盟国,甚至只失去波罗的海三国,今天俄罗斯和乌克兰、格鲁吉亚的敌对关系可能不会存在。但中国北部边境将面临一个统一的俄罗斯(蒙古很可能仍处于俄罗斯控制下)。如果那个世界也有知乎的话,估计是不会有这么多苏联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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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剧变咋就不能避免了?真把苏联解体当成历史性必然了?

东欧不剧变的关键在苏联稳定。苏联稳定的关键在苏军稳定。

中国80年代那场面都稳住了,没理由苏联就顶不住了。就是车轮开到90年,苏联各大报刊已经幸灾乐祸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疯狂对着干了,甚至各种直接讨论苏联命运走向以及波罗的海三国谋求独立的现实。可是苏联直到苏联解体前公民大投票的时候,支持苏联存在的民意支持率还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苏联解体后,俄共作为最大的在野党,支持率一路狂飙上涨,直到叶利钦掀掉桌子炮轰白宫,强行把俄共骨头打断……

苏联的灭亡,那真是各方势力疯狂秀操作秀下线,前几天看了一本美国人炫耀式编写的《苏联军队的解体》(书名记不准了),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苏联军队里有政治正确,不能歧视和打压斯拉夫人以外的民族士兵。以至于其他民族的士兵能够非常快的团结起来欺负落单的斯拉夫人,体罚和殴打致死,以至于俄罗斯联邦成立了一个士兵母亲委员会,要求苏联彻查民族士兵殴打斯拉夫士兵的问题。斯拉夫人小兵由于常常挨打,对苏联军队充满了怨恨,他们向身居高位的斯拉夫官员举报不会被受理,因为“斯拉夫人不能欺负其他地区的人”。

有些士兵怨恨的写道:不管他们之前挨过多么惨烈的暴力虐待,一旦他们升级为军官,他们立刻就抛弃了斯拉夫人的身份,甚至主动去维护民族士兵,而逼迫斯拉夫人忍气吞声。

而军官内部更加怨恨,由于长期的老人政治,看不到升迁的希望,看不到生活条件的改善。他们不能改变苏军中虐待斯拉夫士兵的情况,因为任何替斯拉夫人发言的行为都有可能被扣上大俄罗斯主义的帽子,从而让半辈子的努力化为泡影。斯拉夫人本身又有歧视链,乌克兰士兵常常莫名其妙的与俄罗斯士兵一起被殴打,但是当地俄罗斯官员偶尔还会调走被打的士兵,让他前往其他的驻扎区。而乌克兰士兵们,多半会被暴力致死后遗体运回老家,死因常常会被判定为演习致死。俄罗斯士兵稍有良好表现就可以节节高升,乌克兰士兵立同样的功却往往得不到同级别的晋升。所以苏联军队走到80年代,表面的政治正确已经维持不住内部团结了,思想上的涣散无休止的扩散。从被殴打的小兵扩散到政治正确的军官,再到军官内部矛盾,整个苏军上下弥漫着一股抗拒心态。加上阿富汗归来,他们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英雄变成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罪人,苏军直接选择了挂机。不管别人怎么指挥,他们都不想再开枪了……否则政变关键时刻,怎么会出现坦克被市民围观的场景?

东欧的苏军被官方要求分批撤走,苏军也很给力,直接抛弃各种装甲设备,几十万苏军跟乞丐一样空着手直接逃回各个加盟共和国了……苏军都已经这样了,东欧不肯剧变,也会不得不剧变了。

苏联解体本身就是自己疯狂作死的结果,连带着害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国家里,许多那真是大家都换政体了,我也跟着换吧。还有的是强行用枪炮谣言压着换了的。

纵观苏联及其仆从灭亡的历史,充分说明了作大死是真的会死以及政治正确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把怨恨不断积攒,直接临门一脚点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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