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元朝像几大汗国那样伊斯兰化（或被它们吞并），中国的历史会如何发展？

没那么戏剧性。

就算安西王阿难答继承帝位，无非就是提前引爆“两都之战”而已。反过来说，此后回回人势力借助晋王系的上位，已经实质上控制了朝廷，但是也没怎么样。回顾下历史就知道所谓阿难答继位中国就会伊斯兰化是无稽之谈。

蒙古早期回回人势力情况此处不谈，这里只说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的情况。忽必烈受大汗蒙哥的命令，专心征服汉地。其在蒙汉交接地区建立了著名的“金莲川幕府”。后来又在金莲川建立开平府，并发展为元代两京之一的上京（记住这个地方）。

金莲川幕府广招各民族宗派的人才，但影响力最大的还是以刘秉忠等人为代表的汉人势力。事实上，作为一个相对人数很少的民族，蒙古人为了征服中原必然会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形成一个儒臣集团。忽必烈对汉法的强烈倾向让其顺利的取得了新征服的汉族权贵的支持，成为其击败竞争者阿里不哥的强大支撑。

而忽必烈第二子真金（老大死的早，真金算是事实上的嫡长子）仰慕儒家，是汉臣重点投资的目标。正是在“汉法”派的支持下，忽必烈决定立真金为皇太子。

事实上，汉法派最吸引忽必烈的，一是宗法制度对其维护后代继承权的作用，二是中原王朝中央集权的吸引力。

而忽必烈借助汉法所要对抗的，就是蒙古人的草原习惯法。按照蒙古传统，大汗的产生应该是召开呼里台大会，由宗王推举产生。此前与阿里不哥的争端，正是因为忽必烈虽然实力更强，却得到了较少的宗王支持。而忽必烈出于将大位传之子孙的目的，更加需要一种取代宗王互推的制度。

在行政制度上，按照成吉思汗时代的惯例，蒙古人多采取分封制，各宗王各守一地。而忽必烈却希望能够采取更有力的郡县化（行省化）的制度管理国家。这又是一大矛盾。

因此，忽必烈的汉化路线，是为了解决政治上的根本问题，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性的策略。是一种企图解决从蒙古大汗到中国皇帝转变问题的必然路线。

但是，与完全儒化的真金太子不同。忽必烈其实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虽然其支持汉法，但并未对此完全放心。在他的班子里始终存在着另一股力量制约着汉法集团。特别是李璮叛乱之后，忽必烈对汉法集团更加疏远。加上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赏赐需要，忽必烈对动不动主张休养生息的汉法派更加排斥。

作为补充，忽必烈在总体推崇“汉法”的同时，也非常倚重“回法”集团。

元代政治制度中，存在一个色目人群体。而色目人群体当中，以回回人人数最多，势力最大。

所谓色目人（诸色名目之人），大致可以对应唐宋时期的“化外人”。化外人是一种法律概念，一般指来华居住的外国人。按照唐宋时代的法律，这些“番客”统一居住在城市的指定区域“番坊”，由“番坊司”管理。番客不得购置土地，一般不会与华人通婚，其内部事物高度自治。所谓“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这种制度倒是与伊斯兰国家的“米勒特”制度较为相似）。

到了元代，法律中的“化外人”概念演变为“色目人”。与之区别的就是“化外人”大体被视为在乔居中国的外国人，而色目人则与汉人一同编户，同为皇帝陛下的臣民。

比较特殊的是色目人采取的管理方法：一个民族宗教集团建立一个既管教又管人的机构。比如管理藏传佛教的宣政院、管理也里可温人（景教徒为主的基督徒）的崇福司、管理道教的集贤院等。而色目人中最大的回回人群体（又称木速蛮人、达失蛮人）的管理机构称回回哈的司。

哈的即卡迪，指教法法官。元代各地方回回哈的司的负责人称哈的大师。从法律意义上说，归回回哈的司管理的人才能称之为回回人。虽然有时称呼混乱，经常将其他人也称为回回，如啰哩回回（吉普赛人）、蓝帽回回（犹太人）与绿睛回回（阿兰人）等，但严格来说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回回人。另外一些民族虽然是回教徒，但却并未由回回哈的司管理，如葛逻禄人，同样在元代法律中不算是回回人。

忽必烈同前代蒙古诸大汗一样，同样重用色目人群体。而色目人中的回回人因为拥有一整套对统治者有用的文化体系，因此大量充当技术官僚。例如管理天文历法的钦天监、负责医疗的广惠司等等。而其中一部分人，因为负责理财相关事项，逐渐由单纯的技术官僚转变为把持朝政的一股势力。

忽必烈在位期间，连年征战，开支浩繁，为了安抚诸王又需要大量赏赐。因此其财政运转情况高度紧张，为了更加高效的收集财富，忽必烈大量启用“科敛之臣”。而回回人的财政管理办法更为高效，因此以阿和马为首的回回人势力逐渐上升。世祖后期，阿和马得以专权达二十余年。

阿和马善于理财，其当政期间能够不断为忽必烈收集民间财富以供开支（当然少不了自己捞一笔）。因此，虽然忽必烈从长远的角度尊崇汉法，但从应急的角度不断的重用“敛臣”。到了统治后期，朝廷中就形成了以右丞相阿和马为首的回回人团体和以真金太子为首的汉法团体两个政治集团。

后来，在真金太子的默许下，官员王著冒充太子将阿和马骗杀。其后，忽必烈又启用阿和马理财派的党羽卢世荣等人继续把持朝政。此后阿和马余党达即归阿散借“禅让”一案，企图扳倒真金太子，虽然没有成功，却让真金忧惧而死。阿和马和真金双双丧命，两派算是打个平手。

在历史中，阿和马一般以奸臣形象出现。但其实阿和马等“敛臣”无非是君主的一副赃手套。忽必烈通过阿和马等人聚敛财富，其后又杀掉敛臣以获取名声。而阿和马无情的整顿财政的措施，如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厘清盐税等都触犯了众多权贵利益（与他自己贪不矛盾）。所谓汉法回法之争，不过是两派之间利益之争而已。

此后，成宗继位。真金太子虽死，但汉法派依然支持其后代继位。虽然没有按照儒家嫡长子继承制由真金长子继位，但皇位仍落到真金系手里。

元成宗是守成之君，其朝政前期主要由“赛梁秉政”，后期由卜鲁罕皇后专权。赛梁即赛典赤伯颜和梁德珪，两个人依然是理财派人物。后来元成宗死后，由于其唯一的儿子德寿太子先他而去，因此皇帝继承成为问题。

现在网上所说的安西王阿难答竞争皇位的事，甚至被炒作为所谓“中华文明最危险的时刻”（笑），就发生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妨站在元成宗遗孀卜鲁罕皇后的角度，看一看怎样选择皇位继承人。

首先需要将皇室家族梳理一下：元朝建立，以世祖忽必烈为第一代。忽必烈有十来个儿子，我们只需要知道老二太子真金和老三安西王（秦王）忙哥剌就行，都是第二代。

第三代：

真金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晋王系始祖老大甘麻拉。其开始受封粱王（镇守云南），后来转封晋王（镇守漠北“祖宗根本之地”）。

老二怀宁王系始祖答剌麻八剌。

老三就是元成宗。其太子德寿早死。

安西王忙哥剌有历史意义的只有一个儿子即阿难答。

第四代：

元成宗儿子德寿太子，另一个皇后所生，早死（疑似卜鲁罕害死）。

晋王系长子晋王也孙铁木儿（真金嫡长孙），次子梁王（远在云南，与本文主题无关）。

怀宁王系长子怀宁王海山，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汉名寿山，此人与真金一样，完全亲儒）。

到了元成宗去世时候，上文提到的人中，二代全死，三代只有阿难答一人，四代中只有晋王和怀宁王兄弟一共三人。有资格整顿帝位的也就是这四个人了。

站在卜鲁罕皇后的角度，首先要排除的是晋王也孙铁木儿。原因是当年真金太子去世，汉法派依照嫡长子继承制，打算拥立老晋王甘麻拉。只是因为真金的太子妃阔阔真偏爱老三元成宗，才让成宗继位。因此，终成宗一朝，两代晋王都是头号政治敏感人物。卜鲁罕皇后不可能将老对头请来。

其次，卜鲁罕皇后与怀宁王系的海山兄弟有宿怨。在元成宗晚年，随着德寿太子的去世。元成宗打算依草原风俗娶二哥怀宁王的老婆答己，顺便收两个便宜儿子海山、寿山兄弟解决继承人问题。这当然不符合卜鲁罕皇后的利益（刚死一个，居然又来了俩！）。于是卜鲁罕阻止了这一计划，并将答己母子赶出大都。因此，怀宁王系的两个人都被排除。

剩下的只有唯一的人选安西王阿难答了。虽然按照儒家宗法制度，阿难答要比另三个人血统要远一些，但如果按照草原习惯召开呼里台大会的话，宗王中辈分最高、年龄最大、又兵强马壮的阿难答其实更有可能被推举出来。

对卜鲁罕皇后来说，如果按照儒家宗法制度，首先皇位该由晋王系坐，轮不到她老公元成宗；其次，如果德寿太子不死，汉法派一定会保情敌的儿子德寿。所以从感情与利益上来说，卜鲁罕都不可能与汉法派合作。

那么，作为成宗后期的专权者，不与汉法派合作，只能与回回人官员合作。典型如前面提到的“赛梁秉政”之一的赛典赤伯颜。顺便说下，赛典赤伯颜是政治家赛典赤•詹思丁的孙子，赛典赤家族值得了解一下。

于是，按照前面的分析，卜鲁罕皇后选择阿难答继位正是情理之中。

而当时的右丞相哈剌哈孙却对卜鲁罕皇后专权不满。他暗中与宗室中的儒家模范，怀宁王系的老二寿山联系，接应其与其母答己进京。于是卜鲁罕皇后与阿难答决定，趁三月初三千秋节将答己母子拿下。但是棋差一招，反被对方提前一天发难，卜鲁罕皇后与安西王阿难答、左丞相阿忽台均被处死。

此后，怀宁王系两兄弟武宗海山、仁宗寿山和仁宗之子英宗在十几年里相继登基，直到南坡之变。

那么假设一下，如果历史没那么戏剧性，答己母子未能提前一天发难，阿难答顺利继承皇位又会如何呢？

很显然，随之而来的就是内战。安西王阿难答与怀宁王海山都是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背后又分别有两派政治势力加持。“两都之战”一定会提前二十年上演。不管谁胜谁败，都会引起元朝皇室权威的瓦解。阿难答失败，则所谓“伊斯兰化”根本不可能；而即使阿难答胜利，其所面对的也会是一个地方势力（大多汉人、蒙古人）坐大的天下，同样不可能随心所欲。

而此次怀宁王系兵不血刃夺得政权，回回人势力被压制，但是并没有消失。十几年后，两派的斗争将会继续。

更新：

武宗仁宗英宗三朝，是怀宁王系的第一次执政时期。在这个十六年中，大体上汉法派占据上风。

先是元武宗海山的四年。武宗海山是类似忽必烈的实用主义者。在位期间一方面表面上推崇儒学，一方面重用蒙古色目官员。其在位期间推行改革，其施政方针大体与阿和马当年的举措相同，但不如过去激进。这种改革思路称为“回法”改革，与后面仁宗的“汉法”改革相对。

所谓“回法”，其实就是以财政为核心。一切施政措施都是以扩大财政收入，解决财政赤字为目的。包括土地清量、开拓税源、鼓励商业、改善交通、改革钞法、大搞工程等。而所谓“汉法”，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强调“轻徭薄赋”“宽省民力”，并力求以儒家宗法改革元代混乱的继承制度。

所谓“回法”“汉法”之争，除了两个集团的利益冲突之外，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延续已久的“实利-伦理”冲突的一种体现。管仲与孔子，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之间的冲突都是这种冲突的另一种表现。这种冲突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只不过上演的角色不同罢了。

武宗在位不久，改革尚未见成效就驾崩了。临死前其信守诺言，将皇位传给皇太弟寿山，是为元仁宗。仁宗与其子英宗（本来按照约定应该传给武宗儿子的，寿山没他哥讲信用）都是真金太子式的儒家信徒，两人在位期间“汉法”派势力大大扩张。从仁宗开始，开始了以“汉法”为蓝本的改革。比如开科取士、加封孔子、编制法典等。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理学信徒，仁宗时确定了以《四书五经》为科举基本内容，成为其后明清两朝的定制。

仁宗英宗二朝对回回人势力都持打压态度。如仁宗时下令“哈的大师每只教他每掌教念经者”，剥夺了回回哈的司的行政权利。英宗时“罢回回哈的司属”。甚至“毁上都回回寺，以其地营帝师殿”（帝师指八思巴）。

但总体而言，回回人政治势力并未出局。特别是英宗继位之后，太皇太后答己（上文出场过）专权，帝后两党矛盾突出，很多回回人依附后党而继续存在。

后来皇太后答己与其宠臣铁木迭儿相继病逝，得以大展拳脚的英宗与其发小右丞相拜住施政激进，导致原后党人员寝食不安。原铁木迭儿的义子铁失惧怕清算到自己头上，于是在联络了一批人，趁英宗从上都返回大都的途中，发动“南坡之变”，突袭英宗行宫，杀死英宗与拜住。

铁失发动“南坡之变”虽然有惧怕受到清算的偶然因素，但其参与者甚众。这些人大多是在英宗激进施政中利益受损的蒙古色目贵族。弑君之前，铁失等人就已经商议好了后续计划。就当时而言，最有资格继承帝位的是元武宗的两个儿子。按照当年海山兄弟的约定，寿山应当传位于海山之子（正如汉景帝与粱王、明景泰帝与朱渐深的约定一样不靠谱）。因此以此为借口拥立海山之子当为首选。但是一方面，这两个人都已经被英宗远远打发到云南、海南，旅途太远一时难以寻找；另一方面，参与政变的有阿难答的弟弟、儿子等人员，这些人对整个怀宁王系都心怀不满。最后的妥协结果，就是舍弃五代的武宗两个儿子（后来的明宗、文宗），选择仅存的四代、真金太子的嫡长孙晋王也孙帖木儿继位。

于是，在“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的情况下，晋王也孙铁木儿继位，称史元泰定帝。

泰定帝生长于漠北，对汉文化比较疏远。虽然表面对孔子、黄帝等汉文化符号比较尊崇，但实际上重用的大多是晋邸旧臣。特别是原晋王府长史、回回人倒刺沙，在整个泰定帝在位期间基本垄断朝政。这使得回回人政治集团在此期间事实上把持了朝廷。

泰定帝的施政方针是以实用为主。上文已经提到，凡是以实用为主的皇帝，如忽必烈、元成宗、元武宗，都会重用“回法”，而以伦理为先的皇帝，如真金太子、元仁宗、元英宗，都会重用“汉法”。泰定帝是“回法”贯彻最彻底的时代之一，例如用海运替代漕运运送粮食就做的格外出色。

泰定帝在位五年，后于上都驾崩，丞相倒刺沙拥立其幼子阿速吉八于上都，为元天顺帝。而大都方向，枢密院燕铁木儿拥立元武宗之后为帝（利用起了当年铁失等人放弃的政治资源，当然泰定帝搞亲亲睦族，把两兄弟从海南岛接回来也给其制造了方便）。很快，爆发了著名的两都之战。

两都之战是元代历次大位之争中最血腥的一幕。长期存在于元帝国内部的两大政治集团终于全面开打。战争过程不再叙述，总之，大都集团击败上都集团，元天顺帝与倒刺沙殒命。而受到汉法派拥立的元文宗随即对回回人政治集团进行清洗，以倒刺沙为首的大批官员因此受到株连。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文宗下令罢回回哈的司，命其与普通民户“一体当差”。虽然元朝依然保留任用了不少回回人作为技术官员，甚至仍有个别官员登上高位，但作为一个政治流派，回回人集团已经大体出局。

当然，上层政治的风波并非彻底的民族对立。不久文宗即诏谕中外：“凡回回种人不预其事者，其安业勿惧。”两都之战后的回回人实际上走进了另一个历史阶段。

此后，汉法派虽然取得胜利，但元朝的政治并未获得安定。短短几年时间内，文宗明宗兄弟相残，接连四个皇帝早死。到元顺帝继位之后，元朝的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状态。

总结一下：

一、元代“回法”“汉法”之争，首先是利益团体的争夺。随着蒙元政府入主中原，各民族集团形成的封建利益集团自然会互相倾轧。特别是整个元代的继承法都没有形成一个固定模式，草原习惯与宗法制度反复冲突的情况下，每次皇位更迭都会造成动荡。而元帝国治下大多数人口都是汉人，其获得权力只是时间问题。对比之下，回回人其本身是在其出身地各母国被蒙古势力消灭，依靠自身拥有的特殊“技术”以托庇于皇权的一个群体。虽然蒙元的政治制度造成了这个政治集团势力的放大，但这种放大本身就建立在一种矛盾的基础上：朝廷多元化的权利格局让回回人总有依靠和结盟的对象（典型如上文提到的卜鲁罕皇后、答己的后党、晋王系势力等），但这种松散的权利格局又决定了任何一派都难以长久占据上峰。武宗时候的“回法”改革就是一例，一旦皇帝一死，政策就立刻颠倒过来。而这种多元化的政治格局一旦打破平衡，无论内战中哪一方胜利，都会造成中央权威的陨落。内战后必然会造成地方势力的增长，特别是人数居于多数的汉族军阀势力的增长，参考太平天国后汉族地主势力的增强。

第二，元代回回人政治集团在朝廷中以理财起家。在农业时代，由于财富增长的缓慢性，以及生产方式造成的天然上限，所谓理财往往就是与民争利。汉法派所主张的轻徭薄赋虽然有地主阶层逃避赋税的原因，但其实也是数千年中国政治长久运行的最优解。元代回回人在当时发挥的作用其实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犹太人。其不但在中央决定财政政策，更是为君主充当管家。元代的“翰脱”制度，集特种经营权与官营高利贷于一身，大多由回回人打理。种种在农民阶层看来不择手段的牟利手段，让社会底层对回回人集团天生没有好印象。所以，理财派官员往往过一段时间就会被君主作为替罪羊处理掉。这种形象定位注定“回法”其只能作为一种“应急”措施（虽然皇帝总是很急），而“汉法”才是帝国运行的根本。

第三，元代回回人赖以起家的“技术”，其实是将此前伊斯兰世界的文明成果拿来用的结果。比如一直沿用到清初的回回钦天监，是直接技术引进的结果（札马鲁丁）；广惠司医学其实是引进伊斯兰医学的结果，例如《回回药方》其实就是阿维森那《医典》的中国版本；至于营造技术、测量技术、制炮技术、音乐技术、商业能力和理财技能等，都是汲取于伊斯兰世界的丰厚遗产。这种遗产让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具有一定的智力优势。但是，考虑到在华回回人有限的数量，这种技术优势不可能永远保持。这些技术无法形成一个可以持续更新的生态系统，只能不断的吃老本，在各自家族式的传承中逐渐失传或过时。而中国境内根基深厚的儒家文化，特别是理学推广造成的科举人才批量制造，让这种人才竞争从长久来看处于一边倒的状态。

第四，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人数较少的人群长期卷入政治，并非好事。权力让较少的人操纵，长久看必然与多数人的利益相悖。为了维持这种不平衡的权力体制，这个集团必然会任用一个以利益为核心的群体。也就是小人横行。现实中，无论是贪财好色的阿和马，还是野心勃勃的阿难答，还是醉心权力的倒刺沙，各个都是以利益笼络人，没哪个有明显的道德倾向。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维持自己和小群体的权力和财富（当然也没哪个想要搞伊斯兰化之类的东西）。对比之下，汉法集团虽然也是利益集团，但并不缺乏理想主义者。利益的牙齿虽然坚硬，从长远看永远敌不过理想的舌头。

清代统治者总结元代政治教训，第一次突破了“胡人无百年之国运”的宿命。而回回人的政治势力虽然在两都之战中毁灭，但考虑到蒙元王朝的最终覆灭，可谓福祸相倚。此后回回人落地生根，开始了彻底的中国化进程，反而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最后，与其说元代回回人集团是一个“穆斯林集团”，还不如说其只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利益团体。这种政治利益团体与其他的以籍贯、师徒等关系结成的同盟没有质的区别。事实上，这种利益关系并非严格按照民族宗教成分划分，例如前面提到的卢世荣、梁德珪就是汉人，但都是回法派；而回回人瞻思却是汉法派，即使是倒刺沙权力最炙手可热的时候也不肯阿附；丁鹤年等人的例子也非常多见。何况上层的政治斗争与社会中下层基本无关，本质上来说，回回人也好，汉人也好，都是蒙元帝国扩张后国破山河碎的遗民。据记载，一些蒙古王爷的牧奴当中，“七成汉人，三成回回人”，阶级的矛盾要远大于民族之间的矛盾。

所以，这段历史与其按照民族宗教的观点解读，不如按照封建社会的一般规律解读。右翼民族主义者总是耸人听闻，声称“阿难答继位中国就会伊斯兰化”之类（可以与帖木儿不死中国就会伊斯兰化并称的笑话），试图寻找出一个“有原罪”的（所谓“二鬼子”的说法）“奸诈的”群体，以此进一步达成他们的“理论”。而这种很刺激很有爆炸性的说法往往符合传播学的一些要素，流传甚广。其实这些东西正是阻碍我们正确认识历史的因素，与其把几百年前的东西翻出来搞民族主义，还不如从整个中国历史的思想演变和政治制度上找根基。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