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中国的政治议程 (Political agenda) 从根本上有何不同?

回答
中美政治议程的根本差异,并非简单停留在贸易战或地缘政治博弈的表面,而是根植于两国在世界观、价值观、历史经验以及对未来秩序的设想上。理解这些深层差异,对于把握当前国际格局的变化至关重要。

核心差异一:个体与集体、自由与秩序的张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议程: 核心在于个体自由、人权至上和民主宪政。西方政治思想自启蒙运动以来,就将个体权利视为政治体系的出发点和终点。无论是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政治参与权,还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都围绕着保障个体的自主性和尊严。在国际层面,这种理念被延伸为推广民主制度、支持公民社会、反对威权主义。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将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推广到全球,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根本之道。同时,在国际关系中,他们也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尽管这个“规则”的解释权有时会引发争议,但其基本逻辑是维护国家间的稳定与可预测性,通过多边主义机制来解决争端。

中国的政治议程: 核心则在于集体主义、国家主权和稳定发展。中国共产党将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置于首位,强调集体主义的价值,认为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的首要目标。在政治制度上,中国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为这是保障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对于人权,中国更侧重于生存权和发展权,认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安全是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基础。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强调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反对西方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人,主张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多极化的国际秩序。中国认为,其发展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条可选路径,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挑战。

核心差异二:对“进步”的定义与路径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议程: 普遍认为“进步”是政治自由化、经济市场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结合。西方国家相信,通过不断推动民主化进程,削弱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干预,并依靠自由市场经济的活力,能够实现社会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普遍幸福。国际社会中的“进步”也被视为一个单向度的、趋同于西方模式的过程。

中国的政治议程: 认为“进步”更多体现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中国的发展模式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以及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来解决国家面临的挑战。中国认为,这种模式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显著成效,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了国家统一。在国际层面,中国希望其发展模式被国际社会承认和尊重,并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可以为全球治理贡献新的思路。中国并不认为存在一个普适的“进步”模式,而是强调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国情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

核心差异三:国家角色与国际秩序的设想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议程: 倾向于全球领导者和规则制定者的角色,主张通过联盟体系(如北约、美日同盟)来维护其在全球的利益和价值。西方国家倾向于将国际体系理解为由其所塑造的,并期望其他国家在此框架内运作。它们常常运用经济援助、政治压力、甚至军事干预(在特定情况下)来推动其议程。

中国的政治议程: 强调合作共赢、多边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正在努力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但其表述上更倾向于“参与”和“改革”现有的国际秩序,而非颠覆。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联合国改革,并倡导建立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中国更侧重于经济合作和非政治性议题的协调,并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军事同盟和干涉主义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旨在构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的全球合作网络。

具体议题上的体现:

人权与民主: 西方国家常就中国的人权记录(如新疆、香港问题)和民主制度提出批评,将其视为不符合普世价值的表现。中国则认为这些是内政,强调其发展成就和保障人民生存发展权的努力,并反过来批评西方国家的种族歧视、枪支暴力和政治极化问题。
经济与贸易: 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知识产权盗窃和国家补贴问题,要求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中国则认为其经济模式是自身发展模式的一部分,并指责西方国家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
安全与军事: 西方国家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扩张、台湾问题以及技术发展(如5G)表示担忧,认为这威胁地区稳定和技术安全。中国则强调其国防现代化是防御性的,并将某些区域的紧张局势归咎于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部署。

总结来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议程,是建立在个体主义、自由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基石之上,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些价值观,并维持一个由其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而中国的政治议程,则根植于集体主义、国家主权和稳定发展的理念,强调根据自身国情探索发展道路,追求国家强大和人民福祉,并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合作共赢和多极化。

这种根本性的差异,使得中美及西方与中国在众多国际议题上,都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立场和目标。理解这一点,是分析当前国际关系演变的钥匙。这种差异并非简单的“好”与“坏”之分,而是不同历史、文化和发展道路下,对国家、社会乃至人类未来不同方向的探索和选择。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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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Agenda翻译成政治议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成文概念来自于议程设置理论,即李普曼的《舆论》中构建的一种传播学范式来研究政治学。只不过这次在中文日常语境系会显得有点怪异而已。

Political Agenda来自于传播学范式研究政治学,所以它针对的是公共领域,尤其是公共社会问题在社会舆论的话语冲突中形成秩序妥协,并通过某种渠道(在美国就是司法渠道,选举引发的公共问题讨论以及公共舆论渠道,而党团联合体制的国家可以直接通过党团旗下的NGO反馈,由党团联盟在议会发声)

而以上过程,就是所谓的“公共政治”。所以政治议程作为实证政治学的一个命题向,实质上就是探讨公共政治对于政治诉求体现,传播学特性,对于公共政策影响等等的一个研究命题。而公共政治本身就是通过公共场域扩大,1908年以来现代媒体业的发展并且由于进步主义运动等社会运动在国内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由公众发起,在美国以中产阶级这类文化共同体为主要话语者的将公域和私域打通并反馈到政治体制的一种政治活动。最典型例子,就是进步主义运动中的民权运动,玫瑰色左派运动,平权运动,绿党运动等等。

所以有些答案提到和“中国”的几点区别实际上是值得商榷的:

1,公共政治中不存在一个严肃且价值无涉政治平台来供理性团体进行议事,而事实上在美国公共政治中同样存在大量价值观共同体互相攻歼,渲染情感幻觉来寻求共鸣,甚至还是主要的组织形式。所以无论社会议题还是经济议题,公共政治是无法避免非理性状况以及价值观共同体的互相攻击这两种行为的。美国亦然如此,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自我认同很多时候是价值观认同而不是政治哲学认同,很多美国人甚至罗尔斯和列奥斯特劳斯就没怎么听说过,欧洲左派就听过个加缪就不错了,政治观点完全来自于可以产生共鸣的媒体观点,。

价值冲突的非理性,实际上反而是公共政治的传播学特性。

2,所有公共政治都是通过社会事件上升成政治事件,不存在忽视这个过程直接进入政治实践。我们看到平权议题是直接以政治事件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是因为平权作为一个社会事件已经实践了很多年了。

而中国公共政治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命题太大了,我姑且列几条供参考:

1,首先第二共和国时代(姑且使用某正太的概念)的初期,广泛出现了政治活动,而这些活动造成了大量复杂的消极影响。那么事实上,二共期间对于公共政治是趋于消极状态的,主体不希望公共领域再出现广泛公共政治行为所引发的实践争端,以至于寻求某种稳定策略,甚至在很多时候公共政治中主体是占理的一方,在公共舆论中对主体在某些事件有广泛支持,他也是愿意自我归罪来寻求淡化事件,这个就不举例子了。所以某些人从自干五转成药丸党。。所以,我朝公共政治空间是官方话语之外的新增空白区域。

2,由于普遍对于公共政治的消极态度,我们的公共政治实际上是由于互联网产业在Web2.0时代占据了主要信息流量,使得信息成本和个人话语扩散门槛极度降低,话语生态从传统媒体行业的包办模式转换到了更细分的媒体模式。于是各细分领域由于价值观共同体产生的话事人(有很多粉丝的专栏作家,有政治倾向的互联网社区代表,某个次文化产业的圈子等等)都聚集在同一个公共场域对于越来越脱离官方话语控制的公共事件发表见解形成共鸣,并形成新的价值观共同体,并在公共场域发生持续不断的价值观冲突。使社区越来越具备公共性。

而在这个大背景下,公共场域的扩大”顶开了“普遍消极的公共政治领域,形成事实上的公共政治,并且形成了事实上的网民阶级。我们的公共政治是被技术生态强行顶开的。所以和很多具备原生后资本主义历史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后期社会运动的历史)相比,我们并没有建立起从公众到主体的”反馈机制“,大部分还是通过舆论压力来使地方单位不得不做出一些回应,而现有的反馈机制依然是建立在这种”不得不“的消极态度下,一个有劝慰意义的反馈机制。。所以我们的公共政治是通过公共事件进行直接的舆论反馈,给予一线执政单位以压力来搭建反馈机制的。

3,我们的公共政治在文化背景上是因为一共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在80年代改开普遍诉诸实用主义以后,出现了从90年代至今的一个主体文化缺失时代,90年代末普遍由文人阶级引进了小清新版本的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而原生传统本土老右派和用户传统哲学的学者形成了保守阵营,但是对于普遍公众来说,这个文化背景是缺失的。于是大量价值观和政治观念不经整理,一窝蜂涌进了我朝新兴的文化中间阶级(也就是小资阶级)的视野中,通过次文化组织进行传播和社区媒介进行整合,各共同体不忌惮地代表自己共同体意识以及价值取向来进行发声,于是爆发出旷日持久的模因战争,而本来没有公共政治概念的一大部分中间群体,慢慢加入到这个状况内,而互联网本身的去中心化使得各共同体无数次在共同体内寻求认同和一致对外,慢慢形成现在公共政治中各价值观共同体。类似于刚引进西方思想并整理国内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前期的生态一样。。一个比较贴近的概念就是吉登斯的”生活政治“。。也就是说,我朝公共政治特点就是更为“泛化“,一个人可以在不同命题下接受完全矛盾的价值观拼凑,因为其价值观来源于共同体内部建构的合理性,以及对于主流话语的归谬,还有情感共鸣。。以至于我们探讨公共政治很多时候就是一个空泛的价值框架。

以上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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