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不学习科举制度？
日本没有全盘照搬中国的科举制度，这背后的原因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涉及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制度的演变。并非日本“不学习”，而是它选择了另一条更符合自身发展轨迹的道路。
一、历史的隔阂与自主的演变
首先，要理解为什么日本没有科举，我们必须承认中日两国在历史上的互动并非单向的“学习”。日本虽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特别是唐朝时期，但这种影响是选择性的吸收和在地化的改造，而非全盘复制。
早期接触与借鉴： 日本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确实学习了中国的很多制度，包括官僚体系的雏形，以及部分士人通过文章能力获得仕途的观念。遣唐使们带回了大量的典籍和制度知识，这无疑是早期影响的来源。
贵族政治的根基： 然而，日本早期政治的核心是“氏族”和“门阀”制度。权力并非完全基于个人能力，而是与出身、家族背景紧密相关。天皇虽然是最高统治者，但实际权力常常被藤原氏等强大贵族家族所掌握。在这种以血统和门第为重要考量的社会结构中，一个纯粹以个人才能为标准的选拔制度，即使有引入的种子，也很难扎根并发扬光大。贵族们更倾向于维护自身家族的利益和世袭特权。
地方势力的崛起： 随着平安时代后期中央权力的衰落，地方武士阶层逐渐崛起。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武士阶层成为新的统治力量。武士的选拔和晋升更看重武艺、忠诚和实际的战斗能力，而非笔试成绩。这种重“实”不重“虚”的倾向，与科举制度的精神有所不同。
二、不同社会结构与选官理念
中国科举制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打破了门阀的束缚（至少在理论上），并且能够为中央政府选拔大量具有文化素养的官员，以应对庞大而复杂的帝国管理。日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日本的“家”与“主人”文化： 日本社会有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家”的概念，以及对“主人”的忠诚。这种关系渗透到官僚体系中，形成了一种基于个人忠诚和庇护关系的上下级网络。武士道精神强调对主君的绝对忠诚，这种忠诚的评估方式与考试制度是两回事。
职业官僚的局限性： 尽管有贵族和武士的参与，日本的官僚体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更像是一个围绕着特定家族或集团运转的系统，而非一个完全开放的职业官僚选拔机制。即使有考试，也往往是为特定阶层、特定家族服务。
文官与武士的分野： 日本历史上，文官和武士的界限虽然不绝对，但早期武士阶层在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地位，使得以文化考试为核心的科举制度难以成为选拔主流统治人才的唯一或主要途径。武士的晋升更多是通过战争功绩和主人赏识。
三、对“学问”的理解差异
虽然中国科举重视“学问”，但这种学问主要是儒家经典和经世致用的文章。日本对“学问”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学问”的狭窄化： 在日本的特定时期，尤其是在幕府时代，所谓“学问”可能更多地与汉学、佛教经典、以及为统治者服务的特定知识领域相关，而非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
实用性导向： 日本社会，尤其是武士阶层，更看重知识的实用性。与科举制度所侧重的“制艺”等虚体文章相比，实际的军事技术、管理能力、甚至某些艺术技能（如茶道、花道等）在特定阶层中具有更高的地位。
四、明治维新后的改革与路径选择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标志着日本开始全面学习西方。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制度改革是面向西方现代化的，而非回头重拾中国的旧制度。
学习西方模式：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在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时，广泛借鉴了西方国家（如普鲁士、法国等）的经验。他们引入了文官考试制度，但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基于学科知识和能力测试的考试，与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内容、形式和目标上都有显著区别。
目标与中国不同： 中国科举制度的初衷之一是打破门阀，实现阶层流动。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虽然也强调能力，但其文官考试的重点在于选拔具备现代国家管理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以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和建设现代化国家。
保留部分传统： 尽管引入了西方模式的考试，但日本的官僚体系依然保留了一些与“家”文化、人际关系相关的特点。例如，大学毕业生的就职往往也受到校友关系、内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这与纯粹的成绩至上有所区别。
总结来说，日本没有全盘照搬科举制度并非因为“不学习”，而是由于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进程、社会结构、选官理念以及后期的现代化选择。
1. 历史的惯性： 日本长期的贵族政治和武士阶层的崛起，使得基于个人才华的选拔模式难以成为主流。
2. 社会结构的差异： 日本强调“家”和个人忠诚的文化，与科举制度试图建立的中央集权下的知识分子官僚体系有所不同。
3. 学问理解的侧重： 日本对“学问”的理解以及对实用性的追求，也影响了其对人才选拔方式的选择。
4. 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路径： 在近现代转型时期，日本选择向西方学习，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文官考试制度，这是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后见之明”，即在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吸收全球先进经验，而非简单模仿近邻。
日本选择了一条融合自身传统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使得它在吸收外来制度时，会进行批判性的选择和改造，而非简单复制。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但在日本的土壤中，它并未能以原有的形态生根发芽并成为国家选官的主流。
一、历史的隔阂与自主的演变
首先，要理解为什么日本没有科举，我们必须承认中日两国在历史上的互动并非单向的“学习”。日本虽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特别是唐朝时期，但这种影响是选择性的吸收和在地化的改造，而非全盘复制。
早期接触与借鉴： 日本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确实学习了中国的很多制度，包括官僚体系的雏形，以及部分士人通过文章能力获得仕途的观念。遣唐使们带回了大量的典籍和制度知识，这无疑是早期影响的来源。
贵族政治的根基： 然而，日本早期政治的核心是“氏族”和“门阀”制度。权力并非完全基于个人能力，而是与出身、家族背景紧密相关。天皇虽然是最高统治者，但实际权力常常被藤原氏等强大贵族家族所掌握。在这种以血统和门第为重要考量的社会结构中，一个纯粹以个人才能为标准的选拔制度，即使有引入的种子，也很难扎根并发扬光大。贵族们更倾向于维护自身家族的利益和世袭特权。
地方势力的崛起： 随着平安时代后期中央权力的衰落，地方武士阶层逐渐崛起。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武士阶层成为新的统治力量。武士的选拔和晋升更看重武艺、忠诚和实际的战斗能力，而非笔试成绩。这种重“实”不重“虚”的倾向，与科举制度的精神有所不同。
二、不同社会结构与选官理念
中国科举制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打破了门阀的束缚（至少在理论上），并且能够为中央政府选拔大量具有文化素养的官员，以应对庞大而复杂的帝国管理。日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日本的“家”与“主人”文化： 日本社会有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家”的概念，以及对“主人”的忠诚。这种关系渗透到官僚体系中，形成了一种基于个人忠诚和庇护关系的上下级网络。武士道精神强调对主君的绝对忠诚，这种忠诚的评估方式与考试制度是两回事。
职业官僚的局限性： 尽管有贵族和武士的参与，日本的官僚体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更像是一个围绕着特定家族或集团运转的系统，而非一个完全开放的职业官僚选拔机制。即使有考试，也往往是为特定阶层、特定家族服务。
文官与武士的分野： 日本历史上，文官和武士的界限虽然不绝对，但早期武士阶层在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地位，使得以文化考试为核心的科举制度难以成为选拔主流统治人才的唯一或主要途径。武士的晋升更多是通过战争功绩和主人赏识。
三、对“学问”的理解差异
虽然中国科举重视“学问”，但这种学问主要是儒家经典和经世致用的文章。日本对“学问”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学问”的狭窄化： 在日本的特定时期，尤其是在幕府时代，所谓“学问”可能更多地与汉学、佛教经典、以及为统治者服务的特定知识领域相关，而非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
实用性导向： 日本社会，尤其是武士阶层，更看重知识的实用性。与科举制度所侧重的“制艺”等虚体文章相比，实际的军事技术、管理能力、甚至某些艺术技能（如茶道、花道等）在特定阶层中具有更高的地位。
四、明治维新后的改革与路径选择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标志着日本开始全面学习西方。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制度改革是面向西方现代化的，而非回头重拾中国的旧制度。
学习西方模式：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在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时，广泛借鉴了西方国家（如普鲁士、法国等）的经验。他们引入了文官考试制度，但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基于学科知识和能力测试的考试，与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内容、形式和目标上都有显著区别。
目标与中国不同： 中国科举制度的初衷之一是打破门阀，实现阶层流动。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虽然也强调能力，但其文官考试的重点在于选拔具备现代国家管理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以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和建设现代化国家。
保留部分传统： 尽管引入了西方模式的考试，但日本的官僚体系依然保留了一些与“家”文化、人际关系相关的特点。例如，大学毕业生的就职往往也受到校友关系、内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这与纯粹的成绩至上有所区别。
总结来说，日本没有全盘照搬科举制度并非因为“不学习”，而是由于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进程、社会结构、选官理念以及后期的现代化选择。
1. 历史的惯性： 日本长期的贵族政治和武士阶层的崛起，使得基于个人才华的选拔模式难以成为主流。
2. 社会结构的差异： 日本强调“家”和个人忠诚的文化，与科举制度试图建立的中央集权下的知识分子官僚体系有所不同。
3. 学问理解的侧重： 日本对“学问”的理解以及对实用性的追求，也影响了其对人才选拔方式的选择。
4. 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路径： 在近现代转型时期，日本选择向西方学习，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文官考试制度，这是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后见之明”，即在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吸收全球先进经验，而非简单模仿近邻。
日本选择了一条融合自身传统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使得它在吸收外来制度时，会进行批判性的选择和改造，而非简单复制。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但在日本的土壤中，它并未能以原有的形态生根发芽并成为国家选官的主流。
网友意见
日本也学了啊，不过后面玩成大贵族之间的过家家游戏了，失去了实际意义。
科举在日本被称之为“貢挙”（コウキョ）
在日本学习唐朝并导入律令制以后出现，在“大宝律令”里的“学令”章节有明确的规定。内容方面基本沿袭与我国，都是学生通过学习并考试获取官职。
不过呢，随着后面大贵族藤原氏独揽朝政，整个贡举制度就成了他们家内部互相推荐的一种形式主义了，至此该制度可谓是名存实亡。
比如藤原氏规定了参加考试的学生们必须是正五位以上官员，首先就剃掉了一大堆渴望求知的小贵族。然后整个学习过程需要9年，而且要学习古代中国典籍，也就意味着必须要精通中文，这对于中层贵族来说又是一道坎，反而藤原氏可以靠着与生俱来的优势轻松夺得头筹（藤原氏盛产文豪而且对于中国古代文学颇有造诣，比如紫式部藤原香子）。
于是乎整个贡举制度就真的失去意义了，因为每次考上的几个人都是藤原氏的....
当然除了考试以外还能靠一种名叫“挙状”（きょじょう）的推荐信当官，不过呢这个制度很快又被藤原氏给独揽了，变成了他们家内部互相写推荐信的游戏。比如我推荐我儿子去我兄弟手下当官，我兄弟推荐自己的儿子来我这里当官等等。不过虽然内容被改了，但是这个制度却完整的保留下来直到幕府时代，成为了早期日本诉讼状/承认土地私有文件的原型。
哦对了额外提一下在几百年后的江户时代，由于那时候儒学（朱子学）在日本大行其道，再加上德川幕府对教育非常重视，开设了各种学校使得科举制度被再次搬上舞台。不过江户时代的科举制度再次沦为武士阶层们互相玩过家家的游戏，因为整个江户时代即便开设了各种学校，然而武士阶层的学校与农民阶层的学校所教学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能考上去的基本都是武士，这就导致了整个幕府官僚体系的极度庞大-----人人有官当。
不过缺点就是由于庞大的官僚体系而导致了办事效率极低.....比如老板叫我买包烟，按照江户幕府的官僚体系来看，老板得先对总经理讲，总经理再对部长讲，部长再对科长讲，科长再对组长讲，组长再对我讲，等我买好烟以后再给组长，组长再给科长，科长再给部长，部长再给总经理，总经理再拿给老板。
然而老板因为没烟抽已经死了。
至于江户时代的科举制度我正在看一篇论文，等看完了有时间再来慢慢写罢。
学了。
唐朝以荫举为主，科举为辅，很多科举考出来的也是士族出身。
宋朝科举才成为主流，但实际上荫举出身的文官还是比科举多，只是比较难升官。
明朝科举才彻底压倒荫举。
考虑到日本学习的是唐朝，而且人家也搞了贡举啥的，怎么能说人家没有好好学习呢？
事实上，玄宗之后的唐朝，科举出身的高级文官才超过了门荫，宪宗之后门荫出身就很难成为高级文官了，不过中级和低级文官还是门荫出身为主——人家日本当然是学玄宗之前的盛唐啦！
唐朝荫举制度：
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凡品子任杂掌及王公以下亲事、帐内劳满而选者，七品以上子，从九品上叙。
其任流外而应入流内，叙品卑者，亦如之。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从九品下叙。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赠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与正官同。
郡、县公子，视从五品孙。县男以上子，降一等。勋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后孙，视正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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