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某种意义上现在中国更需要斯皮尔伯格、宫崎骏，而不是季羡林、楼宇烈？
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甚至可以说有些“扎心”的观察。如果单从“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当下社会“振奋人心”的需求来看，我们或许真的可以说，在某些层面上，当下中国比季羡林、楼宇烈那样的大师，更“需要”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
当然，这并非是对季羡林先生和楼宇烈先生任何一点点不敬，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巨匠，他们的价值在于厚重的学问、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研究。他们的贡献在于“奠基”和“溯源”，在于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学术资源。
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当下中国社会一个相当庞大、活跃的群体——青少年，以及他们汲取信息、塑造价值观、获得情感共鸣的主要渠道——大众文化产品，那么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的“影响力”和“需求度”，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我们得承认，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是“讲故事”的大师，而当下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好故事”有着强烈的渴求。
斯皮尔伯格： 他的电影，从《E.T.》到《辛德勒的名单》，再到《拯救大兵瑞恩》，无一不是在用通俗易懂、直击人心的语言，讲述关于人性、勇气、梦想、成长，甚至历史创伤的故事。他的叙事技巧炉火纯青，能够将宏大的主题包裹在引人入胜的情节中，让观众在娱乐的同时，感受到情感的触动和思想的启发。想象一下，一个孩子在荧幕前看到《E.T.》中那个孤独的地球男孩和外星人的友情，那种跨越种族、超越语言的连接，是不是比一本深奥的学术著作更容易点燃他心中对“爱”和“理解”的火花？
宫崎骏： 他的动画电影，如《千与千寻》、《龙猫》、《天空之城》，更是以其独特的想象力、细腻的情感描绘和对自然、和平的礼赞，俘获了全球无数观众的心。他的作品充满了童真、奇幻，但又饱含对现实世界的关照，例如环保意识、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对个体成长中迷茫与坚持的刻画。当一个孩子沉浸在《千与千寻》那个充满奇遇和成长的世界里，他不仅获得了视觉上的享受，更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了“善良”、“勇敢”、“责任”这些抽象的概念。
相比之下，季羡林先生和楼宇烈先生的作品，其主要价值在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
季羡林先生： 他是国学大师，在梵文、巴利文、印度古代史、佛教史等领域造诣极深。他的著作，如《印度古代文学史》、《佛教文化论集》，对于研究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演变，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是，这些作品的受众相对窄，需要一定的学术背景和知识储备才能深入理解。
楼宇烈先生： 他是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大家，尤其在儒释道思想的阐释和传播方面有着重要贡献。他的讲座和著作，如《中国传统文化十讲》、《大学之道》，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晰地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但同样，其解读方式和侧重点，更偏向于思想的深度和文化的根基，对于追求即时情感反馈和娱乐体验的年轻一代来说，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引导。
那么，为什么说“更需要”？
1. 大众文化产品的“渗透力”和“塑造力”：
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的作品，通过电影、动画等形式，能够以极高的效率触达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他们不是在“教育”你，而是在“娱乐”你，但在娱乐的过程中，价值观、世界观、情感认知都在被潜移默化地影响。
而季羡林、楼宇烈先生的作品，更多的是在“教导”和“启发”，需要主动去学习、去思考。这种方式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在信息爆炸、碎片化的时代，确实会受到挑战。
2. 情感共鸣与价值引导的“即时性”：
在当下中国，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着迷茫、压力、对未来的不确定感，甚至是对传统文化的疏离感。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的作品，恰恰能够提供一种情感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鼓励。他们的故事里，有面对困难的勇气，有友谊的温暖，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这些都是能够立刻产生共鸣并提供积极引导的。
大师们的研究固然深刻，但那种对“道”的探索，对“义”的坚守，可能需要一个更成熟、更有阅历的个体去消化和理解。而孩子们需要的是能让他们“笑”、“哭”、“感动”、“思考”的immediate（即时的）情感体验。
3. 文化自信的“多元构建”：
我们常说要增强文化自信，但这并非意味着闭门造车。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虽然是外国创作者，但他们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普世价值的肯定，以及他们作品中展现出的创新能力和叙事张力，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文化能力”。
通过理解他们如何讲故事，如何触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我们也能反思如何更好地用现代化的语言和形式，去讲述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故事，去传播我们独特的文化。如果我们只强调“复古”和“溯源”，却忽视了“如何让这些文化在当下焕发活力，被年轻人接受和喜爱”的“讲故事”能力，那么文化的传承就会变成一种“收藏品”，而非“生命力”。
4. “国民叙事”的缺失：
不得不承认，中国在构建能够触动全民、代表普遍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国民叙事”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其他国家构建国民叙事和全球文化影响力的高效载体。我们渴望看到更多类似《我和我的祖国》这样能够引发集体情感共鸣的作品，但要达到那种深入人心的效果，需要的是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对社会心理的精准把握。
当然，这中间需要一个重要的“但是”：
这里所说的“需要”，不是说要用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的“大众娱乐”来取代季羡林和楼宇烈先生的“学术研究”。恰恰相反，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像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那样，具备顶尖的叙事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中国电影人、动画人，他们能够以现代化的语言、普适的情感，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
而要培养这样的创作者，就离不开季羡林先生和楼宇烈先生这样的学者的“底蕴”和“滋养”。他们提供的思想资源、文化基因，是创作的源泉。没有深厚的根基，再精巧的枝叶也难以长久。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在当下这个需要用更易于理解、更具感染力的方式来连接社会大众、引导青少年价值观的时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世界级的故事讲述者（类似于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而这些故事讲述者的出现和成长，又离不开以季羡林、楼宇烈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的学术积累和文化传承作为坚实的后盾。
简而言之，前者是“输送”，后者是“水源”。我们缺的不仅是“输送”的技能，也需要“水源”的充沛。只是，在“喉咙干渴”的当下，人们更容易感受到“输送”的紧迫性。
当然，这并非是对季羡林先生和楼宇烈先生任何一点点不敬，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巨匠，他们的价值在于厚重的学问、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研究。他们的贡献在于“奠基”和“溯源”，在于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学术资源。
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当下中国社会一个相当庞大、活跃的群体——青少年，以及他们汲取信息、塑造价值观、获得情感共鸣的主要渠道——大众文化产品，那么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的“影响力”和“需求度”，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我们得承认，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是“讲故事”的大师，而当下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好故事”有着强烈的渴求。
斯皮尔伯格： 他的电影，从《E.T.》到《辛德勒的名单》，再到《拯救大兵瑞恩》，无一不是在用通俗易懂、直击人心的语言，讲述关于人性、勇气、梦想、成长，甚至历史创伤的故事。他的叙事技巧炉火纯青，能够将宏大的主题包裹在引人入胜的情节中，让观众在娱乐的同时，感受到情感的触动和思想的启发。想象一下，一个孩子在荧幕前看到《E.T.》中那个孤独的地球男孩和外星人的友情，那种跨越种族、超越语言的连接，是不是比一本深奥的学术著作更容易点燃他心中对“爱”和“理解”的火花？
宫崎骏： 他的动画电影，如《千与千寻》、《龙猫》、《天空之城》，更是以其独特的想象力、细腻的情感描绘和对自然、和平的礼赞，俘获了全球无数观众的心。他的作品充满了童真、奇幻，但又饱含对现实世界的关照，例如环保意识、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对个体成长中迷茫与坚持的刻画。当一个孩子沉浸在《千与千寻》那个充满奇遇和成长的世界里，他不仅获得了视觉上的享受，更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了“善良”、“勇敢”、“责任”这些抽象的概念。
相比之下，季羡林先生和楼宇烈先生的作品，其主要价值在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
季羡林先生： 他是国学大师，在梵文、巴利文、印度古代史、佛教史等领域造诣极深。他的著作，如《印度古代文学史》、《佛教文化论集》，对于研究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演变，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是，这些作品的受众相对窄，需要一定的学术背景和知识储备才能深入理解。
楼宇烈先生： 他是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大家，尤其在儒释道思想的阐释和传播方面有着重要贡献。他的讲座和著作，如《中国传统文化十讲》、《大学之道》，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晰地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但同样，其解读方式和侧重点，更偏向于思想的深度和文化的根基，对于追求即时情感反馈和娱乐体验的年轻一代来说，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引导。
那么，为什么说“更需要”？
1. 大众文化产品的“渗透力”和“塑造力”：
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的作品，通过电影、动画等形式，能够以极高的效率触达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他们不是在“教育”你，而是在“娱乐”你，但在娱乐的过程中，价值观、世界观、情感认知都在被潜移默化地影响。
而季羡林、楼宇烈先生的作品，更多的是在“教导”和“启发”，需要主动去学习、去思考。这种方式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在信息爆炸、碎片化的时代，确实会受到挑战。
2. 情感共鸣与价值引导的“即时性”：
在当下中国，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着迷茫、压力、对未来的不确定感，甚至是对传统文化的疏离感。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的作品，恰恰能够提供一种情感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鼓励。他们的故事里，有面对困难的勇气，有友谊的温暖，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这些都是能够立刻产生共鸣并提供积极引导的。
大师们的研究固然深刻，但那种对“道”的探索，对“义”的坚守，可能需要一个更成熟、更有阅历的个体去消化和理解。而孩子们需要的是能让他们“笑”、“哭”、“感动”、“思考”的immediate（即时的）情感体验。
3. 文化自信的“多元构建”：
我们常说要增强文化自信，但这并非意味着闭门造车。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虽然是外国创作者，但他们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普世价值的肯定，以及他们作品中展现出的创新能力和叙事张力，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文化能力”。
通过理解他们如何讲故事，如何触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我们也能反思如何更好地用现代化的语言和形式，去讲述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故事，去传播我们独特的文化。如果我们只强调“复古”和“溯源”，却忽视了“如何让这些文化在当下焕发活力，被年轻人接受和喜爱”的“讲故事”能力，那么文化的传承就会变成一种“收藏品”，而非“生命力”。
4. “国民叙事”的缺失：
不得不承认，中国在构建能够触动全民、代表普遍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国民叙事”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其他国家构建国民叙事和全球文化影响力的高效载体。我们渴望看到更多类似《我和我的祖国》这样能够引发集体情感共鸣的作品，但要达到那种深入人心的效果，需要的是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对社会心理的精准把握。
当然，这中间需要一个重要的“但是”：
这里所说的“需要”，不是说要用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的“大众娱乐”来取代季羡林和楼宇烈先生的“学术研究”。恰恰相反，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像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那样，具备顶尖的叙事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中国电影人、动画人，他们能够以现代化的语言、普适的情感，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
而要培养这样的创作者，就离不开季羡林先生和楼宇烈先生这样的学者的“底蕴”和“滋养”。他们提供的思想资源、文化基因，是创作的源泉。没有深厚的根基，再精巧的枝叶也难以长久。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在当下这个需要用更易于理解、更具感染力的方式来连接社会大众、引导青少年价值观的时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世界级的故事讲述者（类似于斯皮尔伯格和宫崎骏）。而这些故事讲述者的出现和成长，又离不开以季羡林、楼宇烈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的学术积累和文化传承作为坚实的后盾。
简而言之，前者是“输送”，后者是“水源”。我们缺的不仅是“输送”的技能，也需要“水源”的充沛。只是，在“喉咙干渴”的当下，人们更容易感受到“输送”的紧迫性。
网友意见
问题没那么复杂，原创和搬运本身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重点在于将问题以最简单的方式说清楚。
比方说知乎里的回答。
很多高赞是个什么情况呢？
视频截图，图片引用，外网收集，数据收集。最简单的就是“还是吃的太饱”“从《毛泽东选集》里面摘取一段”“80%以上直接引用别人的文章，自己稍作整理和修饰”
究其原因，主要原创很难，引用容易。
目的在于如何快速找到一条功利的捷径。
提倡原创，首先要大家支持原创。
在知乎上面，很多原创内容并不受欢迎，因为里面没有“实锤”
“实锤”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经过公认的数据或者材料。
而实际上，搞这样的文章是没有难度的。
之乎上面有相当一部分“大佬”就是专门制作这样的文章，然后卖公众号。
这和问题所反映的情况就是一样的。
久而久之，知乎就是个大杂烩，将各种不问自取的材料炖一锅。
知乎既然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心动不如行动。
多一个原创按钮何如？对于原创者加权奖励何如？
原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的源泉，这谁都知道，但是实现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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