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2009年甲型h1n1流感死亡和患病人数远大于2003年非典,但引起的恐慌却不如非典?

回答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常被称为“猪流感”)和2003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都曾引发全球性的健康危机,但公众的恐慌程度和媒体关注度却存在显著差异。尽管甲型H1N1流感的患病和死亡人数在表面上看起来比SARS高,但其造成的恐慌程度却相对温和。这背后有多重复杂的原因,涉及疾病本身的特性、应对策略、信息传播以及社会心理等多个层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前提:疾病的“致命性”并非唯一衡量其“恐慌度”的标准。虽然统计数字很重要,但人们的恐惧更多是基于对未知、疾病严重程度、传播速度以及个人安危的感知。

一、疾病本身的性质差异:

病原体的致病力和致命率 (Case Fatality Rate, CFR):这是最核心的差异点。
SARS (2003):SARS的病死率非常高,初期报告的病死率曾一度达到10%甚至更高,尤其是在特定人群(如老年人、有基础疾病者)中。这种高致命性直接击中了人们最深层的恐惧——死亡的威胁。患者的症状也常常非常严重,包括高烧不退、严重的肺炎,常常需要呼吸机支持,甚至快速死亡。这种残酷的疾病进程让人们直观感受到SARS的危险性。
甲型H1N1流感 (2009):虽然甲型H1N1流感的全球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客观上可能比SARS要多(但也需要考虑统计口径、检测能力等因素,且早期官方数据与后期修正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但其致病力和病死率总体上远低于SARS。它更像是一种季节性流感,虽然对某些特定人群(如儿童、孕妇、有慢性病者、免疫功能低下者)可能构成更严重的威胁,但对大多数健康成年人来说,症状通常是轻到中度的,与普通流感相似,如发烧、咳嗽、喉咙痛、肌肉酸痛等。即使出现肺炎,其严重程度和死亡率也远不及SARS。
病程和症状的直观感受:SARS的症状常常来势汹汹,进展迅速,很多患者表现出严重的呼吸困难,这是一种非常直接和具象化的恐惧。而H1N1流感,即使是重症,其表现也更接近我们熟悉的流感,虽然令人不适,但直接“看见”死亡逼近的强度远不及SARS。

传播方式与隐匿性:
SARS:SARS的传播方式主要依赖近距离接触飞沫和空气传播,尤其是在室内环境中。一旦出现聚集性疫情,其传播速度非常快,并且有“超级传播者”现象,这增加了其神秘感和不可控感。
H1N1流感:H1N1流感同样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但其传播能力似乎在某些方面不如SARS那样“令人震惊”,并且其症状的轻重程度不一,有些人可能无症状或症状轻微,这使得早期识别和控制变得困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意味着病毒的“隐蔽性”更高,不像SARS那样“张扬”。

二、应对策略与信息传播的影响:

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反应:
SARS (2003):SARS的出现让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各国政府措手不及。初期对病毒的了解有限,诊断和治疗手段缺乏,医疗资源紧张,很多地区的应对显得被动和混乱。这种“未知”和“无力感”极大地加剧了恐慌。SARS的全球大流行性质,以及其在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新加坡、香港)的快速蔓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H1N1流感 (2009):到了2009年,全球在应对传染病方面有了更成熟的经验和更完善的预警系统(例如,SARS之后WHO的内部改革和监测能力的提升)。虽然H1N1被宣布为“大流行”,但世界各国在应对大规模流感方面早已有所准备,包括疫苗的研发和分发、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的储备和使用策略。政府和WHO能够更快速地提供相对明确的指导和信息,虽然也有一些信息沟通上的挑战,但整体的应对框架更为成熟,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控制感”或“可管理感”。

媒体的角色与信息饱和度:
SARS (2003):SARS爆发时,全球媒体对其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由于其高致命性、早期信息的不确定性以及“陌生感”,媒体的报道往往带有强烈的警示和危机色彩,反复播放病患、医院隔离、戴口罩的画面,将SARS描绘成一种“看不见的杀手”。这种密集而强调危险性的报道,极大地煽动了公众的恐慌情绪。
H1N1流感 (2009):尽管H1N1流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更广,但由于其症状的相对温和以及人们对流感本身已有一定认知,媒体的报道虽然广泛,但其“惊悚度”和“致命性”的描绘相对减弱。公众对“流感”这个词汇已经有了经验性的认知,知道大多数流感是可以通过休息和药物缓解的。加上对H1N1流感“猪流感”这个标签的理解,以及媒体报道中更多出现的“全球大流行”而非“死亡瘟疫”的描述,使得人们的心理预期和对疾病的感知有所不同。而且,2009年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经非常普及,信息传播更加多元化,虽然这也可能带来谣言,但同时也意味着存在更多“解说”和“淡化”的声音,信息不再是单一的、由权威媒体主导的“恐慌播种机”。

三、社会心理因素与“新鲜感”:

“新病原体”的心理冲击:SARS是一种全新的、此前从未被识别出的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这种“陌生”和“未知”带来的恐惧感是巨大的。人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如何传播,能否治愈。SARS带来的“新病毒”标签,引发了人们对未知威胁的深层恐惧。
H1N1流感虽然也是一种新型的H1N1病毒,但它是在已知的流感病毒家族内发生的变异。流感病毒本身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了数百年,并且几乎每年都会有季节性流感爆发。因此,尽管H1N1是一个“新”的亚型,但它仍然被归类于“流感”,这种“熟悉感”或“亲切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的恐惧。人们会将其与过去的流感经历进行类比。

“恐慌疲劳”与预期管理:经历了SARS、禽流感(H5N1)、疯牛病等多次公共卫生事件后,公众的“恐慌阈值”可能有所提高。并且,WHO和各国政府在H1N1爆发初期就明确将其定性为“全球大流行”,并采取了一系列预防和应对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预期管理”的作用,让公众有一个心理准备,并相信政府正在采取行动。

对“猪”的联想:虽然“猪流感”这个名称有其科学根源,但“猪”的形象在很多文化中并不那么负面,甚至与食物相关,不像SARS那样具有“神秘”、“来自未知”或“自然界突变”的原始恐惧感。

总结来说,尽管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整体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可能高于2003年SARS,但其造成的恐慌程度却不如SARS,主要原因在于:

1. 致命性差异:SARS的病死率远高于H1N1流感,直接的死亡威胁感更强。
2. 疾病认知:SARS是全新的、神秘的病毒,而H1N1属于已知的流感家族,人们对其有了经验性的认知和心理预期。
3. 应对成熟度:全球在应对H1N1时,有更成熟的预警、监测和应对策略,信息传播也更为多元和有经验。
4. 媒体和心理因素:SARS初次爆发时的媒体报道更具警示性,加之“新病原体”的未知感,共同催生了更强烈的恐慌。而H1N1的报道虽然广泛,但“致命性”的描绘相对减弱,且信息来源更多元。

因此,公众的恐慌程度并非简单由数字堆砌而成,而是由疾病的真实威胁、人们的认知、信息的传播方式以及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复杂产物。SARS以其罕见的致命性和未知性,在公众心中留下了更深的“阴影”,而H1N1则更多地被理解为一场“大规模的、但相对可控的流感大流行”。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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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更新:评论中不少人提到09年h1n1的疫情也很严重,暗示没引起恐慌只是因为美国压下去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较传染病死亡率的图表,swine flu就是09年的h1n1,死亡率在0.2%左右,传染性与死亡率只比其他流感高一点点。这跟sars10%的死亡率或mers ebola50%的死亡率都无法相提并论。有人说它也导致了几万人的死亡,但你们知道吗,流感每年导致全球二十万人次以上的死亡。这些数字一对比,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sars和ebola的恐怖了。

为什么H1N1流感没引起恐慌?

H1N1病毒每年全球各地都有爆发,一方面致死率很低,健康的人不太会严重到住院。另一方面因为H1N1已经与人共存了很久(很难推测最早的感染是什么时候,但很有可能在几千或几万年前就感染人类了),人类的免疫系统已经可以应付H1N1一定范围内的突变了(也可以说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病毒把对它抵抗力弱的人都弄死了)。但其实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还是导致了很大范围的恐慌的。

为什么非典/2019-nCov/致人感染禽流感会引起重视?

最直观的一点,就是致死率高。就这2019-nCov来说,感染人数确实不大。但如果任由它传染(病毒传染的效率是指数级的,也就是不断翻倍的),以它那么强的传染性,不用多久就能接近流感感染数了。其实这些病毒致死率高也跟他们刚到人类社会有关。人类的免疫系统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类病毒,所以会被打个措手不及(如果没有现代医疗系统,这些都将是对整个人类的几次自然选择)。

还有一点就是为了预防病毒进一步变异。像非典/2019-nCov/禽流感/ebola等等等等,都是来到人类社会没多久的。它们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人的体内,然而刚开始它完全是一个新手,因为人体细胞很多环境与它们之前宿主不太一样。然而在一段时间的突变进化后,这个病毒就可能获得更高的传染性和致病性。比如h5n1和h7n9,它们至今还没有获得人传人的能力,但是他们也获得了高度的重视,因为如果任由它们在人体内进化,或许哪一天就成了一种新的人类流感。而新型的病毒一般致死率都比较高,所以这也是防范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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