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有哪些礼失求诸野或者治失求诸野的例子？
“礼失求诸野”，这个词语本身就充满了一种寻觅、一种回归的意境。它意味着那些本应在礼仪、典章、规范中得到传承和维护的东西，因为在核心地带（宫廷、官场、文化中心）的失传、遗忘、甚至被抛弃，反而能在民间、在看似“野”的地方找到其真正的根脉和鲜活的生命。而“治失求诸野”则更添了一层无奈和讽刺，当统治者、管理者在治理上出了岔子，甚至把原本该有的秩序搞得一团糟时，却不得不从最基层、最朴实的民间智慧中寻找解决之道。
这种现象，古今中外，贯穿始终，而且往往带有某种戏剧性的张力。
古：从“礼”的失落到“野”的回归
要说“礼失求诸野”，中国古代的例子最为典型，也最为深刻。
周公制礼作乐的“野”之根源： 很多人都知道周公旦为周朝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数千年的礼乐文明。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周公制礼的初衷，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求诸野”。商朝末年，商纣王荒淫无道，礼乐崩坏，道德沦丧。周武王伐纣灭商后，面临着如何重塑一个稳定、有序、有道德的社会。这时，周公从周民族在周原（今陕西宝鸡一带）一带建立早期国家时的朴素习俗、民众的自然情感、以及在迁徙过程中形成的民间规范中，汲取了大量灵感。他观察乡野的婚丧嫁娶、祭祀祀典、乡邻交往的规则，看到了其中朴实而真挚的人情。然后，他将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未经雕琢的“野”规矩，经过提炼、升华、系统化，最终编纂成一套严谨、周密的礼仪制度。可以说，周公制礼，就是在“礼”在商朝末年失落后，从“野”中找到并重建“礼”的典范。那些“野”民的朴素生活，反而是“礼”最真实的土壤。
儒家思想的“野”性复苏： 儒家思想在汉朝之后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但其真正的生命力，却常常在“野”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和守护。在某些朝代，当官方的儒学变得僵化、空洞，甚至被曲解时，一些真正遵循孔孟之道，推崇仁爱、诚信、孝悌的士人，往往退隐山林，或者游走民间。他们可能没有官职，没有显赫的身份，但他们以身作则，教化乡邻，践行儒家的核心价值。这些“隐士”、“乡贤”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比官方宣扬的“大学问”更能触动人心，更能体现儒家思想的“仁”和“礼”的真谛。在这些“野”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儒家思想最纯粹、最“活”的体现。
明朝末年的“挽救”：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官场上充斥着虚伪、权谋和冷酷。但与此同时，民间却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士人，他们或是隐居授徒，或是投身于地方教育和慈善事业，甚至通过著作、讲学传播朴素的道德观念。例如，一些思想家在当时官场失序、道德沦丧的环境下，重新强调“良知”、“良能”，主张“知行合一”，他们的思想在民间获得了广泛的响应，成为那个时代一股“挽救”社会失序的清流。尽管他们未能直接改变朝政，但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却是在“野”中为传统文化保留了火种。
“治失求诸野”：当官方治理失效时
“治失求诸野”则更多地发生在治理层面，当朝廷、当管理者在制度设计、执行效率、民生保障等方面出现重大问题时，不得不从基层、从民众的智慧中寻求出路。
秦朝的“暴政”与民间“反弹”： 秦朝以严刑峻法治国，追求中央集权和统一。然而，这种极端的、缺乏人情味的治理模式，在“野”——也就是广大的农民和基层社会——引发了巨大的不满。陈胜、吴广起义，就是最典型的“治失求诸野”的例子。他们起初只是因为不可抗因素（大雨）导致延期，按照秦朝的法律是要斩首的。这种严苛到不近人情的法律，在“野”民那里是无法生存的。他们的起义，正是对秦朝“失治”的一种野性反击，从基层人民的绝望和反抗中，爆发出改变现状的力量。而最终摧毁秦朝的，不是来自朝堂的谏言，而是来自“野”民的怒火。
唐朝安史之乱后的“草根”力量： 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央政府的权威急剧下降。在这个时期，地方上的藩镇割据，但同时，很多地方的稳定和重建，却要依靠那些在战乱中幸存下来的农民、地方士绅，以及一些有组织、有号召力的民间力量。例如，一些地方的乡绅组织起来，保护一方百姓，维持地方秩序；一些失散的士兵和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参与生产自救。他们的力量，虽然不是官方的正规军，也不是朝廷的法令，但在“治”濒临崩溃的时刻，却是维持社会运转、恢复生产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野”力量。
近代中国乡村的“自治”： 在近代中国，尤其是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央政府对广袤的农村地区的控制力非常薄弱。在很多情况下，乡村的治理和秩序维护，不得不依赖于传统的乡约、族规、以及地方贤达的协调。这些“土办法”，虽然在现代法治观念看来可能存在局限性，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是在“治”有效触及不到的地方，一种“求诸野”的治理补充，甚至是替代。一些乡绅组织起来调解纠纷，兴修水利，维持治安，他们的行动，正是从民间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治理智慧。
国外的例子：同样具有普遍性
“礼失求诸野”或“治失求诸野”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和文化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轨迹。
罗马帝国晚期的“蛮族”管理： 罗马帝国后期，中央政府的统治能力和效率明显下降。为了维持帝国的边疆稳定，罗马人不得不雇佣、甚至允许一些“蛮族”部落在边境地区定居，并让他们负责管理和防御。这些“蛮族”的管理方式，可能与罗马的传统治理方式大相径庭，甚至带着他们自身的部落习俗和规则。但正是这些来自“野”外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罗马帝国“失治”的空白，延缓了帝国的崩溃。可以说，罗马人为了“治”，不得不“求诸野”。
中世纪欧洲教会的“道德”维系： 在黑暗的中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陷入了一段混乱时期。中央政权非常薄弱，而教会却成为了维系社会道德和精神秩序的重要力量。虽然教会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它的许多教义、仪式，以及对信徒的道德约束，很大程度上是从基督教的早期信徒、从民间信仰和习俗中吸收和融合而来的。当世俗政权“失治”时，教会的“精神治理”在民间获得了土壤，并从中汲取力量。
美国早期边疆的“自发秩序”： 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随着移民涌入，很多新建立的城镇和区域，政府的法令和执法力量往往滞后。在这些缺乏有效“治理”的地区，居民们不得不依靠自发形成的互助组织、社区规约、甚至私人契约来维持秩序、解决纠纷。这些“自发秩序”，很多源于他们原有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是在“治理”缺位的情况下，从“野”的生存环境中生长出来的。
总结
“礼失求诸野”和“治失求诸野”，这两个词语的背后，往往是对一种循环或一种警示的描绘。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礼”和有效的“治”，不能脱离人民，不能脱离生活最真实的土壤。当核心地带的秩序、规范、智慧变得僵化、失落，甚至腐朽时，生命力反而可能在最朴实、最“野”的地方，以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得以延续或显现。这些来自“野”的力量，或许不那么精致，不那么规范，但它们往往更贴近人性，更具生命力，也更能揭示出“礼”与“治”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而每一次“求诸野”的背后，往往都伴随着反思、变革，甚至是对原有模式的深刻批判。
这种现象，古今中外，贯穿始终，而且往往带有某种戏剧性的张力。
古：从“礼”的失落到“野”的回归
要说“礼失求诸野”，中国古代的例子最为典型，也最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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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野”性复苏： 儒家思想在汉朝之后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但其真正的生命力，却常常在“野”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和守护。在某些朝代，当官方的儒学变得僵化、空洞，甚至被曲解时，一些真正遵循孔孟之道，推崇仁爱、诚信、孝悌的士人，往往退隐山林，或者游走民间。他们可能没有官职，没有显赫的身份，但他们以身作则，教化乡邻，践行儒家的核心价值。这些“隐士”、“乡贤”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比官方宣扬的“大学问”更能触动人心，更能体现儒家思想的“仁”和“礼”的真谛。在这些“野”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儒家思想最纯粹、最“活”的体现。
明朝末年的“挽救”：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官场上充斥着虚伪、权谋和冷酷。但与此同时，民间却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士人，他们或是隐居授徒，或是投身于地方教育和慈善事业，甚至通过著作、讲学传播朴素的道德观念。例如，一些思想家在当时官场失序、道德沦丧的环境下，重新强调“良知”、“良能”，主张“知行合一”，他们的思想在民间获得了广泛的响应，成为那个时代一股“挽救”社会失序的清流。尽管他们未能直接改变朝政，但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却是在“野”中为传统文化保留了火种。
“治失求诸野”：当官方治理失效时
“治失求诸野”则更多地发生在治理层面，当朝廷、当管理者在制度设计、执行效率、民生保障等方面出现重大问题时，不得不从基层、从民众的智慧中寻求出路。
秦朝的“暴政”与民间“反弹”： 秦朝以严刑峻法治国，追求中央集权和统一。然而，这种极端的、缺乏人情味的治理模式，在“野”——也就是广大的农民和基层社会——引发了巨大的不满。陈胜、吴广起义，就是最典型的“治失求诸野”的例子。他们起初只是因为不可抗因素（大雨）导致延期，按照秦朝的法律是要斩首的。这种严苛到不近人情的法律，在“野”民那里是无法生存的。他们的起义，正是对秦朝“失治”的一种野性反击，从基层人民的绝望和反抗中，爆发出改变现状的力量。而最终摧毁秦朝的，不是来自朝堂的谏言，而是来自“野”民的怒火。
唐朝安史之乱后的“草根”力量： 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央政府的权威急剧下降。在这个时期，地方上的藩镇割据，但同时，很多地方的稳定和重建，却要依靠那些在战乱中幸存下来的农民、地方士绅，以及一些有组织、有号召力的民间力量。例如，一些地方的乡绅组织起来，保护一方百姓，维持地方秩序；一些失散的士兵和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参与生产自救。他们的力量，虽然不是官方的正规军，也不是朝廷的法令，但在“治”濒临崩溃的时刻，却是维持社会运转、恢复生产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野”力量。
近代中国乡村的“自治”： 在近代中国，尤其是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央政府对广袤的农村地区的控制力非常薄弱。在很多情况下，乡村的治理和秩序维护，不得不依赖于传统的乡约、族规、以及地方贤达的协调。这些“土办法”，虽然在现代法治观念看来可能存在局限性，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是在“治”有效触及不到的地方，一种“求诸野”的治理补充，甚至是替代。一些乡绅组织起来调解纠纷，兴修水利，维持治安，他们的行动，正是从民间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治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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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欧洲教会的“道德”维系： 在黑暗的中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陷入了一段混乱时期。中央政权非常薄弱，而教会却成为了维系社会道德和精神秩序的重要力量。虽然教会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它的许多教义、仪式，以及对信徒的道德约束，很大程度上是从基督教的早期信徒、从民间信仰和习俗中吸收和融合而来的。当世俗政权“失治”时，教会的“精神治理”在民间获得了土壤，并从中汲取力量。
美国早期边疆的“自发秩序”： 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随着移民涌入，很多新建立的城镇和区域，政府的法令和执法力量往往滞后。在这些缺乏有效“治理”的地区，居民们不得不依靠自发形成的互助组织、社区规约、甚至私人契约来维持秩序、解决纠纷。这些“自发秩序”，很多源于他们原有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是在“治理”缺位的情况下，从“野”的生存环境中生长出来的。
总结
“礼失求诸野”和“治失求诸野”，这两个词语的背后，往往是对一种循环或一种警示的描绘。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礼”和有效的“治”，不能脱离人民，不能脱离生活最真实的土壤。当核心地带的秩序、规范、智慧变得僵化、失落，甚至腐朽时，生命力反而可能在最朴实、最“野”的地方，以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得以延续或显现。这些来自“野”的力量，或许不那么精致，不那么规范，但它们往往更贴近人性，更具生命力，也更能揭示出“礼”与“治”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而每一次“求诸野”的背后，往往都伴随着反思、变革，甚至是对原有模式的深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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