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名士们不愿意侍奉新的朝代?

回答
历朝更迭,风云变幻,旧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新朝的崛起往往伴随着血与火的洗礼。此时,那些曾经在旧朝熠熠生辉的名士们,他们的去留选择,不仅关乎个人命运,更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记和价值观念。为何许多名士会选择不侍奉新的朝代?这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缘由,绝非简单的个人好恶所能概括。

首先,忠诚的羁绊与情感的割裂是重要原因。

绝大多数名士,尤其是那些在旧朝身居要职或备受恩遇的士大夫,他们与旧朝的君主和政权之间早已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源于知遇之恩,可能源于共同的理想抱负,也可能源于长久的合作与信任。当旧朝覆灭,新朝崛起时,对他们而言,这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是对过往一切的否定和背叛。

想象一下,一个在旧朝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官员,将自己的才华和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那个曾经的王朝,对那里的宫阙楼台、礼乐制度都已烂熟于心,甚至将之视为生命的意义所在。如今,这一切都化为尘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统治者和一套陌生的规矩。此时,让他立刻转向效忠新主,就如同要求一个忠贞的妻子立刻接受另一个男人的爱慕一样,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对内心坚守的背叛。这种情感上的割裂,往往比任何实际的利益考量都更为沉重。

其次,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原则的坚守。

名士之所以能成为“名士”,往往是因为他们身上承载着一套相对成熟且固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这些准则可能源于儒家思想的熏陶,可能源于个人对“道义”的理解,也可能源于对国家、对百姓的责任感。当新的朝代建立时,其治国理念、政治制度,乃至意识形态都可能与旧朝存在显著差异,甚至截然相反。

如果新朝的统治者所推行的政策、所倡导的价值观与名士的原则相悖,比如新朝以严刑峻法治国,而名士更信奉教化与德政;或者新朝重用奸佞小人,而名士推崇贤良正直。在这种情况下,名士选择不侍奉,便是一种对自身原则和价值观的坚守。他们宁可隐居山林,保持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清白,也不愿违背内心的信念去迎合一个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政权。这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想,在许多名士身上都有体现。

第三,对新朝前景的担忧与不确定性。

并非所有的名士都是圣人,许多人也考虑实际的政治风险。新的朝代刚刚建立,其统治是否稳固、未来走向如何,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名士们往往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他们对政治的敏锐度很高。如果新朝的根基不稳,内部矛盾重重,或者其统治方式存在明显的缺陷,那么过早地投靠,很可能意味着将自己的命运与一个前景不明朗的政权绑在一起,一旦新朝再次覆灭,后果不堪设想。

况且,在新旧交替之际,旧朝的余党或反对势力往往依然存在。新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权力,可能会对那些曾经效忠旧朝、影响力较大的名士有所猜忌或打压。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保持观望或选择“明哲保身”是一种审慎的策略。他们可能在观察新朝的实际表现,评估其是否值得全身心投入,或者是在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机会。

第四,维护个人声誉与历史评价的考量。

名士的声誉和历史评价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如果在一个新朝中被迫做出一些违背自身原则的事情,或者成为新朝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那么他们的历史形象将大打折扣。有些名士宁愿选择淡出政治舞台,保持一个相对“干净”的形象,以便在后世的评价中能够赢得尊重。

例如,一些在旧朝备受器重,但因新朝的崛起而处于尴尬境地的大臣,他们选择不仕新朝,恰恰能够证明他们对旧朝的忠诚,甚至被后人誉为“忠臣”。这种选择,虽然可能让他们在物质上有所损失,但在精神层面和历史声誉上却得到了回报。

最后,隐居作为一种政治姿态与精神追求。

对于一些具有强烈独立精神的名士而言,隐居并非是消极避世,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一种对政治现实的拒绝,以及对个人精神自由的追求。他们可能厌倦了官场的倾轧,对政治的腐败感到失望,因此选择归隐田园,寄情山水,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

这种隐居,本身就是一种对当时政治环境的批判。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他们不认同这个朝代,或者认为这个朝代不能提供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他们的隐居,反而可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符号,激励后世那些同样怀有理想却在现实中受挫的人们。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历史上也有许多名士在新朝建立后,积极投身于新政权建设,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选择,可能源于对新政权的支持,可能源于对国家未来的责任感,也可能源于对个人才能施展的渴望。但是,那些选择不侍奉的,往往是因为上述的羁绊、冲突、担忧和考量更为突出,他们的选择背后,是复杂的内心挣扎和深刻的时代思考。

总而言之,名士们不愿意侍奉新的朝代,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有对旧朝的忠诚与情感依恋,也有对新朝的价值观念审视和前景担忧;它既包含着原则与节操的坚守,也可能是一种对个人声誉与历史评价的审慎考量;更可能是对政治现实的一种消极抵抗,或是一种对精神自由的积极追求。这种选择,是那个动荡时代下,士人心灵深处最真实的写照。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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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题主说了这么多,说到底就是不相信有“忠义”这个东西的存在呗。

现在人一提起“忠义”二字,就仿佛是极可笑的事情,一旦存有这样的心态,又如何能理解古人尽忠守节的情怀?

文文山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所抒发的不就是这种情怀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这些“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光照后世,千年不能磨灭,不就是因为他们心中那股忠义之气吗?

或许新朝真的是先进的,是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可是国家养士数百年,怎能无一人为之赴死?既然如此,那赴死之事就让我来吧,至于服务新朝这事,自有他人为之。——这种行为确实很傻,在某些心机灵活的人看来,是属于“目光短浅的守旧行为”,但我们的历史,正因为有这些傻瓜的存在而光芒四射。“

换个说法,如果我们的历史上都是那种识时务的俊杰,一见形势不好纷纷投奔新朝,无一人肯尽忠守节,这样的历史恐怕才令人心寒呢。

最后讲个故事,说清朝吴梅村被朝廷征博学鸿词科,即将赴京,同乡好友在苏州虎丘的千人石上设宴为其践行,结果这时有仆人送过来一封信,说是有人转交给吴梅村的,吴打开一看,顿时坐立不安,面如土色,旁边人颇为好奇,拿过来一看,也是顿时冷汗如雨,原来那封信上只写着四句诗:

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

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

我们的民族的风骨和气节,正是因为有那些耻于“两朝天子一朝臣”的傻子的存在,才得以千年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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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要分四方面来回答:

一是从人类认识的阶段性来说,故人们恪守的一些东西不一定是最好的(否则历史如何进步?),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在他们那个阶段,他认为奉行忠义就是大德,就是真理。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这是求仁得仁的事。我们现代人或许自认为站得比古人高,可以嘲笑他们的愚蠢了,但是要知道你现在的知识正是无数古人用自己的言行不断鉴证的结果,没有他们去不断的践行,新的真知也不会出现。今人嘲笑古人,就如江河去嘲笑溪流一般,殊不知没有溪流就没有江河。

二是从族群的方面来看,人类的寿命同历史时代相比实在是太短暂了,一个族群要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存活下去,必然是有强大的主体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并非总是起正面作用,它也会被用于迷惑和压榨人们。但是在面对危险的时候,这种凝聚力是保证族群生存能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绵5000年不绝,就是因为我们文明的这种强大凝聚力。试想一下如果人人都仅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打算,当个人利益与族群利益冲突的时候以个人利益为上,那么这个族群在面对危险时如何度过难关?如果我们的先人们因此被外敌征服了,甚至毁灭了,也许这片大地上还是会衍生出十四亿人口,但是这些人口又和我等有什么关系?你希望人们只有在考古的时候才会想起曾经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叫”古埃及“吗?

三是从新旧政权的先进性来说。今人可以阅读历史,自然知道东晋政权是腐败的,而且结局是不妙的,所以会有人产生出”为什么不早点造反换个政权“的想法。但是古人是不知道的。对于他们来说,东晋代表的是秩序,造反就要打破现有秩序,造反不是请客吃饭,是要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无数人会因此死去。更可怕的是,造反并不一定代表更先进,更多的情况下,造反者比原来的掌权者差不多腐败,甚至更腐败。事实上历史正是如此演变的,灭亡东晋的刘宋政权如何?之后的齐、梁、陈又如何?古人为什么要抛弃还没有病入膏肓的现有秩序,去制造一个并不可靠的所谓新秩序呢?这里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才能衍生出一个更先进的政权。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历史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要通过激烈的竞争,并依靠自己的实力去获胜。这也符合进化论。再看看桓玄、刘裕,这两人虽然有点功劳,但是他们与司马氏差别并不大,他们并没有通过激烈的生存竞争去完善和提升自己的能力,人们对其有所怀疑是很正常的。话说回来,新政权如果足够强大,自然会吸引到人才,也并非一定要某人加入不可。

四是从现实角度。陶渊明等人自己就是世仕东晋的代表之一,他们本来就是当前政权的获利者,新政权如果要打破旧体系,那就是要革他们的命,他们反对新政权也无可厚非。依附于旧体系的人对于旧政权的延续也是有义务的。新政权在与守旧派战斗的同时,也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竞争更激烈一点(虽然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荼毒生灵的事),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一个新政权连守旧派都无法战胜,如果新政权的人才还不如守旧派,那么这个所谓的新政权必定是不如旧政权的,淘汰了又有什么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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