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在执行枪决时夺枪反杀，然后又逃亡被捕，羁押审判时，查出被判死刑是冤枉的，夺枪反杀是不是无罪？
这起案件无疑充满了戏剧性和复杂性，每一个环节都触动着法律的神经，也引发着公众的深思。让我们一层层剥开，细致地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逻辑。
首先，我们要明确案件的几个关键时间点和行为：
1. 被判死刑并等待执行： 这是原判决，是案件的起点。
2. 执行枪决时夺枪反杀： 这是第一个核心行为。
3. 逃亡： 这是紧随其后的行为。
4. 被捕： 这是案件的转折点。
5. 羁押审判时查出原判死刑是冤枉的： 这是最关键的发现，推翻了原判决的合法性。
6. 在羁押审判中，对夺枪反杀行为的定性： 这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我们逐一分析：
第一，关于原判死刑的“冤枉”问题：
如果经过重新审理，能够充分证实导致死刑判决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适用的法律错误，那么原判死刑确实就是“冤枉”的。这在司法实践中并非不可能发生，也是司法纠错机制的体现。如果原判死刑无效，那么这个人就不应该再被执行死刑。
第二，关于死刑执行过程中夺枪反杀的行为定性：
这是案件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在法律上，这需要从几个角度去审视：
正当防卫的可能： 当一个人面临生命即将被非法剥夺的危险时，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采取必要的反击措施，可能构成正当防卫。
对象： 在这个情境下，执行死刑的警察和工作人员是为了执行法律判决，理论上是执行公务。然而，如果原判被推翻，那么这次执行本身就失去了合法性，从“执行公务”的角度来看，其合法性受到了质疑。
条件： 需要看夺枪行为是否是必要且适度的。在即将被枪决的瞬间，为了阻止对自己生命的侵害，夺取行刑者的武器，并在此过程中造成对方死亡，在极端情况下可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以制止正在发生的、针对自身生命的非法侵害。
关键在于“非法性”的判断： 如果原判错误，那么这次的死刑执行就构成了对公民生命的非法剥夺。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者为了阻止这种非法剥夺而反抗，其行为的性质可能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紧急避险的可能： 如果夺枪反杀行为是为了避免自己遭受即将发生的、重大的生命危险，并且没有采取其他更小损害的方式，也可能构成紧急避险。
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可能性： 如果将夺枪反杀的行为仅仅看作是对执行人员的暴力反抗，并且超出了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的界限，那么可能仍然会构成犯罪，例如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第三，关于逃亡行为的法律责任：
无论夺枪反杀的行为最终如何定性，逃亡本身是违法的。逃亡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其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犯罪，例如“脱逃罪”或者在新的审判中可能作为“累犯”的考量因素。
第四，当原判死刑被推翻后的整体法律逻辑：
当羁押审判查出原判死刑是冤枉的时候，这彻底改变了案件的底色。
原执行行为的合法性存疑： 一旦原判被推翻，那么原本旨在执行合法死刑的行动，在法律层面就变成了对一个本不应被处死的人施加暴力。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人员的“执行公务”是否仍然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如果他们依据一个错误的判决去剥夺他人的生命，这种行为本身就可能存在违法性。
反杀行为的法律评价：
如果原判确凿错误，且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对当事人生命的直接非法侵害即将发生，那么夺枪反杀的行为更可能被从宽处理，甚至在严格的法律解释下，可能不构成犯罪，或者构成不负刑事责任的阻却事由。 这就好比一个人被歹徒持刀攻击，他夺过刀反击，即使歹徒死亡，也可能不构成犯罪。在此案中，“执行死刑”在失去合法判决的前提下，其性质可能被类比于“歹徒的攻击”。
但是，法律不会鼓励暴力，即使是在极端情况下。 对于夺枪反杀这一行为，即使原判错误，司法机关仍然会进行调查，判断其是否存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情节。如果其反抗手段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比如在已经夺取了武器后仍然过度攻击，那仍然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被捕后的审判：
在羁押审判中，法庭会同时审理两个层面的问题：
1. 原判死刑是否错误： 如果确认错误，原判决被撤销，当事人不再面临死刑。
2. 夺枪反杀行为的定性： 法庭会调查清楚当时的具体情况，包括执行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上的重大瑕疵，以及当事人反抗的程度和手段，来判断其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承担何种责任。
结论：夺枪反杀是否无罪？
不能简单地说“无罪”，但“不负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甚至完全可能不被追究刑事责任。
原因如下：
1. 合法性的基础消失： 原判死刑被推翻，意味着对该名死刑犯的生命剥夺失去了合法性基础。执行死刑的行为，在缺乏合法判决的情况下，可能被视为对公民生命的不法侵害。
2. 法律保护生命权： 法律的核心是保护公民生命权。当一个人的生命权即将被国家机器非法剥夺时，为了自卫而采取反抗措施，在法律上是可能被认可的。
3. 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可能性： 在“即将被非法剥夺生命”这一极端危险下，夺枪反杀的行为，如果符合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的构成要件，即使造成对方死亡，也可能被认定为阻却犯罪事由，即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
举个更形象的例子： 如果一个人被错误地判处绞刑，在绞刑架上，他挣脱束缚，夺过执行者的工具反抗，导致对方死亡，然后逃跑。事后发现绞刑是冤枉的，那么他当初在绞刑架上的反抗行为，很可能不会被定性为犯罪，因为他是在反抗一个本不应该发生的、对他生命的非法剥夺。
但是，也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细节：
逃亡的责任仍然存在： 即使夺枪反杀不构成犯罪，逃亡本身仍然是违法的，需要另行处理。
“程度”的界定： 法律对于“必要限度”的把握非常重要。如果夺枪反杀是在极度危急、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发生的，并且反击的力度是为阻止侵害所必需的，那么更可能被宽宥。如果夺枪之后，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依然继续伤害，则性质可能发生改变。
程序正义的拷问： 案件的发生，也必然会引发对死刑执行程序的反思。一个冤枉的死刑判决何以能够进入执行程序？这其中暴露出的问题同样值得深究。
总而言之，在这起案件中，当原判死刑被推翻的那一刻，整个法律天平就发生了倾斜。夺枪反杀的行为，在剥离了原判错误的前提下，其性质将被重新审视，从“抗拒合法执法”转变为“反抗非法侵害”，其法律评价将与最初的想象截然不同。虽然不能一句“无罪”概括所有，但获得“不负刑事责任”的认定，其可能性非常大，关键在于对“原判冤枉”和“反抗手段”的司法认定。
首先，我们要明确案件的几个关键时间点和行为：
1. 被判死刑并等待执行： 这是原判决，是案件的起点。
2. 执行枪决时夺枪反杀： 这是第一个核心行为。
3. 逃亡： 这是紧随其后的行为。
4. 被捕： 这是案件的转折点。
5. 羁押审判时查出原判死刑是冤枉的： 这是最关键的发现，推翻了原判决的合法性。
6. 在羁押审判中，对夺枪反杀行为的定性： 这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我们逐一分析：
第一，关于原判死刑的“冤枉”问题：
如果经过重新审理，能够充分证实导致死刑判决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适用的法律错误，那么原判死刑确实就是“冤枉”的。这在司法实践中并非不可能发生，也是司法纠错机制的体现。如果原判死刑无效，那么这个人就不应该再被执行死刑。
第二，关于死刑执行过程中夺枪反杀的行为定性：
这是案件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在法律上，这需要从几个角度去审视：
正当防卫的可能： 当一个人面临生命即将被非法剥夺的危险时，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采取必要的反击措施，可能构成正当防卫。
对象： 在这个情境下，执行死刑的警察和工作人员是为了执行法律判决，理论上是执行公务。然而，如果原判被推翻，那么这次执行本身就失去了合法性，从“执行公务”的角度来看，其合法性受到了质疑。
条件： 需要看夺枪行为是否是必要且适度的。在即将被枪决的瞬间，为了阻止对自己生命的侵害，夺取行刑者的武器，并在此过程中造成对方死亡，在极端情况下可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以制止正在发生的、针对自身生命的非法侵害。
关键在于“非法性”的判断： 如果原判错误，那么这次的死刑执行就构成了对公民生命的非法剥夺。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者为了阻止这种非法剥夺而反抗，其行为的性质可能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紧急避险的可能： 如果夺枪反杀行为是为了避免自己遭受即将发生的、重大的生命危险，并且没有采取其他更小损害的方式，也可能构成紧急避险。
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可能性： 如果将夺枪反杀的行为仅仅看作是对执行人员的暴力反抗，并且超出了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的界限，那么可能仍然会构成犯罪，例如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第三，关于逃亡行为的法律责任：
无论夺枪反杀的行为最终如何定性，逃亡本身是违法的。逃亡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其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犯罪，例如“脱逃罪”或者在新的审判中可能作为“累犯”的考量因素。
第四，当原判死刑被推翻后的整体法律逻辑：
当羁押审判查出原判死刑是冤枉的时候，这彻底改变了案件的底色。
原执行行为的合法性存疑： 一旦原判被推翻，那么原本旨在执行合法死刑的行动，在法律层面就变成了对一个本不应被处死的人施加暴力。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人员的“执行公务”是否仍然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如果他们依据一个错误的判决去剥夺他人的生命，这种行为本身就可能存在违法性。
反杀行为的法律评价：
如果原判确凿错误，且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对当事人生命的直接非法侵害即将发生，那么夺枪反杀的行为更可能被从宽处理，甚至在严格的法律解释下，可能不构成犯罪，或者构成不负刑事责任的阻却事由。 这就好比一个人被歹徒持刀攻击，他夺过刀反击，即使歹徒死亡，也可能不构成犯罪。在此案中，“执行死刑”在失去合法判决的前提下，其性质可能被类比于“歹徒的攻击”。
但是，法律不会鼓励暴力，即使是在极端情况下。 对于夺枪反杀这一行为，即使原判错误，司法机关仍然会进行调查，判断其是否存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情节。如果其反抗手段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比如在已经夺取了武器后仍然过度攻击，那仍然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被捕后的审判：
在羁押审判中，法庭会同时审理两个层面的问题：
1. 原判死刑是否错误： 如果确认错误，原判决被撤销，当事人不再面临死刑。
2. 夺枪反杀行为的定性： 法庭会调查清楚当时的具体情况，包括执行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上的重大瑕疵，以及当事人反抗的程度和手段，来判断其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承担何种责任。
结论：夺枪反杀是否无罪？
不能简单地说“无罪”，但“不负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甚至完全可能不被追究刑事责任。
原因如下：
1. 合法性的基础消失： 原判死刑被推翻，意味着对该名死刑犯的生命剥夺失去了合法性基础。执行死刑的行为，在缺乏合法判决的情况下，可能被视为对公民生命的不法侵害。
2. 法律保护生命权： 法律的核心是保护公民生命权。当一个人的生命权即将被国家机器非法剥夺时，为了自卫而采取反抗措施，在法律上是可能被认可的。
3. 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可能性： 在“即将被非法剥夺生命”这一极端危险下，夺枪反杀的行为，如果符合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的构成要件，即使造成对方死亡，也可能被认定为阻却犯罪事由，即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
举个更形象的例子： 如果一个人被错误地判处绞刑，在绞刑架上，他挣脱束缚，夺过执行者的工具反抗，导致对方死亡，然后逃跑。事后发现绞刑是冤枉的，那么他当初在绞刑架上的反抗行为，很可能不会被定性为犯罪，因为他是在反抗一个本不应该发生的、对他生命的非法剥夺。
但是，也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细节：
逃亡的责任仍然存在： 即使夺枪反杀不构成犯罪，逃亡本身仍然是违法的，需要另行处理。
“程度”的界定： 法律对于“必要限度”的把握非常重要。如果夺枪反杀是在极度危急、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发生的，并且反击的力度是为阻止侵害所必需的，那么更可能被宽宥。如果夺枪之后，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依然继续伤害，则性质可能发生改变。
程序正义的拷问： 案件的发生，也必然会引发对死刑执行程序的反思。一个冤枉的死刑判决何以能够进入执行程序？这其中暴露出的问题同样值得深究。
总而言之，在这起案件中，当原判死刑被推翻的那一刻，整个法律天平就发生了倾斜。夺枪反杀的行为，在剥离了原判错误的前提下，其性质将被重新审视，从“抗拒合法执法”转变为“反抗非法侵害”，其法律评价将与最初的想象截然不同。虽然不能一句“无罪”概括所有，但获得“不负刑事责任”的认定，其可能性非常大，关键在于对“原判冤枉”和“反抗手段”的司法认定。
网友意见
行刑人员是执行公务杀死死刑犯，死刑犯不构成紧急避险，因此必然是故意杀人罪成立，至于情况特殊，可能量刑会轻一些，但是避免不了故意杀人罪的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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