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贩死刑的讨论来看，价值判断在法学思考中真的有意义吗？
从人贩死刑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价值判断在法学思考中的意义，这是一个既古老又极具现实挑战的问题。长久以来，法学界对于价值判断在法律实证分析中的地位就存在着不同流派的观点。然而，人贩死刑这类牵动社会神经的议题，却能让这些抽象的理论争论落地，直观地展现出价值判断的不可或缺。
首先，我们要理解“价值判断”在法学语境下的含义。它指的是对法律现象或法律条文进行善恶、好坏、对错等评判，涉及到伦理道德、社会正义、国家利益等一系列价值取向。相比之下，法学中的“实证”层面则更侧重于描述法律的现状、运作规则以及其逻辑体系，力求客观和中立。
在讨论人贩死刑时，即便我们试图完全剥离价值判断，只关注法律的“是什么”（is），也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人贩”这一行为本身就被社会赋予了极强的负面价值色彩。“贩卖人口”直接侵犯了人的基本尊严、自由和生命权，这恰恰是现代法治社会所最核心、最根本的价值。所以，当法律规定了对人贩的惩罚，尤其是在讨论是否应处以死刑时，这种惩罚的强度，其背后必然隐含着对“生命权被剥夺”这种行为的价值评判，以及对“剥夺他人生命权”这一行为的价值评判。
更直接地说，死刑的存废本身就是一个高度价值判断的问题。支持死刑的一方，往往会诉诸于“报应”、“震慑”、“维护社会秩序”等价值。他们认为，人贩的罪行极其恶劣，剥夺了无数家庭的幸福，甚至间接夺走了受害者的生命，因此必须以最严厉的刑罚——死刑——来回应这种极端的不公，以实现所谓的“天道昭彰”或“以牙还牙”。这种观点，将“罪有应得”、“严惩不贷”等价值观念注入了法律的考量之中。
而反对死刑的一方，则强调“生命权至上”、“无辜不容杀戮”、“程序正义”、“避免误杀”等价值。他们认为，即使人贩罪大恶极，国家作为公共权力也不能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任何个体的生命，因为这是对生命本身的贬低，与人贩的行为本质上无异。他们更看重“人道主义”、“非暴力原则”以及“司法错案难以挽回”的风险。这些反对声音，无疑是将“尊重生命”、“宽恕与改造”、“预防不公”等价值置于了法律的中心。
可以看到，在这场关于人贩死刑的讨论中，价值判断并非可有可无的“杂音”，而是驱动讨论的核心动力。法律条文的解释、司法实践的判决、法律制度的设计，无一不受到这些价值判断的深刻影响。即使是那些标榜“价值中立”的法学家，在选择研究对象、构建理论框架时，也难以避免地会受到其所处社会背景下主流价值的影响。例如，对人贩行为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到对“人口贩卖的社会危害性”的评估，而这种评估本身就包含着对“社会危害”的价值判断。
其次，价值判断对于法律的生命力和社会认同感至关重要。一部法律如果仅仅是冰冷的条文，脱离了其所服务的社会价值，就难以获得民众的认同和尊重。人贩死刑的讨论，正是公众参与到法律价值塑造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当法律的判决能够反映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时，它才能真正发挥其稳定社会、指引行为的作用。如果法律的判决与社会主流的价值判断相悖，即使在形式上合乎程序，也很难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再者，价值判断的存在也促使法学思考不断进步和深化。对人贩死刑的争议，促使法学家去反思刑罚的目的，是惩罚、是威慑、是改造，还是恢复性正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指向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反思迫使法学研究者不仅仅停留在法律条文的表面，而是要深入到法律背后的社会伦理、哲学思想，甚至心理学和社会学层面，去探寻更深层次的理由和依据。这种理论上的探索，也反过来会影响到法律的制定和实践，推动法律的改革和完善。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价值判断可能带来的挑战。过度依赖主观的价值判断，可能导致法律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甚至滑向以势压人或民粹主义的泥潭。因此，法学思考中的价值判断，并非可以随心所欲，而是需要建立在理性、公开的论证基础之上，并且与法律的既有体系、程序正义以及国际通行的人权标准相协调。
综上所述，从人贩死刑的讨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价值判断在法学思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它不仅是理解和评价法律现象的必要维度，更是法律获得社会认同、实现其价值目标的关键所在。法学研究者需要正视并恰当运用价值判断，在追求法律客观性的同时，不忘法律服务于人类美好社会的根本宗旨。没有了价值判断，法律将失去灵魂和方向，沦为一堆无生命的文字符号。
首先，我们要理解“价值判断”在法学语境下的含义。它指的是对法律现象或法律条文进行善恶、好坏、对错等评判，涉及到伦理道德、社会正义、国家利益等一系列价值取向。相比之下，法学中的“实证”层面则更侧重于描述法律的现状、运作规则以及其逻辑体系，力求客观和中立。
在讨论人贩死刑时，即便我们试图完全剥离价值判断，只关注法律的“是什么”（is），也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人贩”这一行为本身就被社会赋予了极强的负面价值色彩。“贩卖人口”直接侵犯了人的基本尊严、自由和生命权，这恰恰是现代法治社会所最核心、最根本的价值。所以，当法律规定了对人贩的惩罚，尤其是在讨论是否应处以死刑时，这种惩罚的强度，其背后必然隐含着对“生命权被剥夺”这种行为的价值评判，以及对“剥夺他人生命权”这一行为的价值评判。
更直接地说，死刑的存废本身就是一个高度价值判断的问题。支持死刑的一方，往往会诉诸于“报应”、“震慑”、“维护社会秩序”等价值。他们认为，人贩的罪行极其恶劣，剥夺了无数家庭的幸福，甚至间接夺走了受害者的生命，因此必须以最严厉的刑罚——死刑——来回应这种极端的不公，以实现所谓的“天道昭彰”或“以牙还牙”。这种观点，将“罪有应得”、“严惩不贷”等价值观念注入了法律的考量之中。
而反对死刑的一方，则强调“生命权至上”、“无辜不容杀戮”、“程序正义”、“避免误杀”等价值。他们认为，即使人贩罪大恶极，国家作为公共权力也不能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任何个体的生命，因为这是对生命本身的贬低，与人贩的行为本质上无异。他们更看重“人道主义”、“非暴力原则”以及“司法错案难以挽回”的风险。这些反对声音，无疑是将“尊重生命”、“宽恕与改造”、“预防不公”等价值置于了法律的中心。
可以看到，在这场关于人贩死刑的讨论中，价值判断并非可有可无的“杂音”，而是驱动讨论的核心动力。法律条文的解释、司法实践的判决、法律制度的设计，无一不受到这些价值判断的深刻影响。即使是那些标榜“价值中立”的法学家，在选择研究对象、构建理论框架时，也难以避免地会受到其所处社会背景下主流价值的影响。例如，对人贩行为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到对“人口贩卖的社会危害性”的评估，而这种评估本身就包含着对“社会危害”的价值判断。
其次，价值判断对于法律的生命力和社会认同感至关重要。一部法律如果仅仅是冰冷的条文，脱离了其所服务的社会价值，就难以获得民众的认同和尊重。人贩死刑的讨论，正是公众参与到法律价值塑造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当法律的判决能够反映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时，它才能真正发挥其稳定社会、指引行为的作用。如果法律的判决与社会主流的价值判断相悖，即使在形式上合乎程序，也很难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再者，价值判断的存在也促使法学思考不断进步和深化。对人贩死刑的争议，促使法学家去反思刑罚的目的，是惩罚、是威慑、是改造，还是恢复性正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指向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反思迫使法学研究者不仅仅停留在法律条文的表面，而是要深入到法律背后的社会伦理、哲学思想，甚至心理学和社会学层面，去探寻更深层次的理由和依据。这种理论上的探索，也反过来会影响到法律的制定和实践，推动法律的改革和完善。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价值判断可能带来的挑战。过度依赖主观的价值判断，可能导致法律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甚至滑向以势压人或民粹主义的泥潭。因此，法学思考中的价值判断，并非可以随心所欲，而是需要建立在理性、公开的论证基础之上，并且与法律的既有体系、程序正义以及国际通行的人权标准相协调。
综上所述，从人贩死刑的讨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价值判断在法学思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它不仅是理解和评价法律现象的必要维度，更是法律获得社会认同、实现其价值目标的关键所在。法学研究者需要正视并恰当运用价值判断，在追求法律客观性的同时，不忘法律服务于人类美好社会的根本宗旨。没有了价值判断，法律将失去灵魂和方向，沦为一堆无生命的文字符号。
网友意见
波斯纳当年毕业是哈佛年级第一，写了那么多书，法经济学又影响深远，但是就是这么牛逼的一个人你觉得他有生之年有没有可能当上美国最高院的法官？我可以大胆预测，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他的法经济学影响太深远，他考虑问题太偏经济了。而这个社会不是只有经济发展独大的。自由、信仰和公平公正同样是法理的一部分。法官和法学家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好这所有的价值，以使得法律的发展能够适应社会的需求。
的确在很多法律问题中，经济学的考虑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和平时期，经济发展是社会的重大需求。但是社会同时也需要其他方面的进步，譬如说人权，人民参政等等，这些也会影响法律。所以法律的发展方向，不是促进经济发展，而是适应社会需求。这是一个动态过程，因为社会的需求是随时在变的。法学的任务是感知这些改变，并且依次来促进法律的改变。
举例来说，美国汽车安全方面的法律发展就很有意思。首先，原来的情况是美国的汽车开始普及，但是事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于是国会决定立法要求汽车生产商改进设计，让车辆更安全。于是就有了安全带。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安全带的使用率越高，死亡率就能降低得越多。所以一开始的立法是要求新生产的车必须有安全带，并且安全带不绑上，车发动不了。那为什么后来的车都变成了如今的样子——没有绑安全带也能发动呢？那是因为这个法律通过后，立法者发现人们非常讨厌这样的设计，很多人私自拆掉安全带装置，同时汽车销量降低了，有各种各样的负面作用。于是没有办法，只能改法律，改成安全带必须要有，但是发动汽车不需要绑安全带。你看，这就是经济学为什么替代不了法学。你完全可以用经济学来作为设立规则的考虑因素，但是绝对不能是唯一考虑因素。
所以在司法和立法的领域，一切hard science都是粗糙的，只有用法学来做微调才能建立更符合需求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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