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精神分裂症不是基因导致的，是童年被精神虐待的结果」这一观点？
“精神分裂症不是基因导致的，是童年被精神虐待的结果”——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也触及了精神分裂症病因研究中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议焦点。如果要评价它，我觉得需要从几个层面来深入分析：
首先，我们得承认，童年经历，特别是创伤经历，对人的心理健康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是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界的共识。 无论是精神虐待、忽视、家庭冲突还是其他形式的童年逆境（ACEs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都被证实与多种精神健康问题的风险增加有关，包括抑郁症、焦虑症，甚至一些精神病性障碍。
精神虐待，特别是持续性的、系统性的精神虐待，它可能导致：
认知扭曲和负性自我认知： 被虐待的孩子可能会内化父母或施虐者的负面评价，认为自己是“不好”、“无用”、“愚蠢”的，这种扭曲的自我认知会渗透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中。
情感调节困难： 长期处于恐惧、焦虑或羞耻感中的孩子，其情感调节能力可能受到损害，长大后更容易出现情绪失控或情感麻木。
人际关系模式的破坏： 孩子在童年时期学习如何与人互动，如果这种互动是充满操纵、控制或拒绝的，他们长大后可能难以建立健康、信任的人际关系，容易出现疏离或过度依赖。
依恋模式的异常： 童年时期的依恋关系是未来人际关系的基础。不安全依恋（如焦虑型、回避型、混乱型依恋）与多种精神问题相关。精神虐待往往会造成混乱型依恋，即孩子既想靠近施虐者（因为是主要照顾者），又害怕他们，这种矛盾和不确定性会对心理发展造成严重干扰。
大脑发育的影响： 尤其是在大脑仍在发育的关键时期，长期的压力和创伤可以改变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例如，大脑中与压力反应相关的区域（如杏仁核、海马体）以及负责执行功能的前额叶皮层都可能受到影响。这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在应对压力时反应过度，或者在思考和决策时出现困难。
那么，这个观点为什么会产生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察到了在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史中，存在童年逆境的普遍性。 一些研究确实发现，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人，患上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精神病性障碍的风险确实高于没有经历过创伤的人。
然而，将精神分裂症“完全”归因于童年精神虐待，并且“完全否定”基因的作用，这个说法就显得过于绝对和片面了。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这种简化是不准确的：
1. 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是多因素的，而且高度复杂： 现代精神医学界普遍认为，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是基因易感性与环境因素（包括童年经历）相互作用的结果，通常用“易感应激模型”（VulnerabilityStress Model）来解释。
基因易感性： 大量的遗传学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具有显著的遗传倾向。研究发现了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多个基因变异，虽然没有一个单一的“精神分裂症基因”，但这些基因变异可能使得某些人更容易在面对环境压力时出现症状。这就像说，有些人天生对某种疾病的病毒有更高的易感性，但感染病毒还需要外部环境的触发。
环境因素： 除了童年经历，其他环境因素也可能触发或加重精神分裂症的发生，例如：
围产期并发症： 如孕期感染、缺氧、低出生体重等。
物质滥用： 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精神活性物质使用，如大麻。
社会心理压力： 如失业、贫困、社会隔离、城市居住环境等。
生活事件： 重大的负性生活事件，如失去亲人、人际关系破裂等。
2. “不是A导致，而是B导致”的二元对立是错误的： 科学研究往往不是非此即彼的。在生物医学领域，很多疾病都是由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强行将精神分裂症的病因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原因，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不符合当前科学认识的。
3. 区分“风险因素”与“唯一原因”： 童年精神虐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因素”，它会增加一个人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精神虐待，但具有高度的基因易感性，也可能在面对其他压力源时罹患精神分裂症。反之，一个经历过严重精神虐待但基因易感性较低的人，也可能不会发展出精神分裂症。关键在于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
4. “精神分裂症”这个诊断的复杂性： 精神分裂症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症候群，其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病程也各不相同。将其简单归结为单一原因，难以解释这种多样性。
5. “精神虐待”的定义和测量难度： 虽然我们知道精神虐待的存在，但对其进行精确、量化的评估，并将其直接与特定精神疾病的发生建立起因果关系，尤其是在事后回溯研究中，存在一定难度。
总结一下我的看法：
该观点强调了童年精神虐待对心理健康的重要负面影响，这是非常正确且有价值的提醒。 确实，改善童年期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成长环境，预防和干预虐待行为，对于降低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许多精神疾病发病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然而，将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完全排除基因”而“全部归因于童年精神虐待”，这种说法是过于片面和不准确的。 它忽视了精神分裂症病因的“多因素互动模型”，尤其是基因易感性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童年精神虐待是导致精神分裂症的重要环境风险因素之一，它与个体的基因易感性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疾病的发生。
我们不能因为强调了童年创伤的重要性，就全盘否定了生物学基础的研究。这两种视角，一个关注社会心理环境，一个关注生物学机制，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在理解复杂疾病时需要相互补充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关注这两方面：一方面，要努力创造一个更安全、更有支持性的童年环境，减少和消除各种形式的虐待和忽视；另一方面，也要继续深入研究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学机制，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并且理解那些基因易感人群如何更好地应对环境压力。
与其说“是童年被精神虐待的结果”，不如说“童年精神虐待显著增加了罹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尤其是在具有基因易感性的个体中。” 这样表述，既承认了创伤的重要性，也保留了科学研究的严谨性。
首先，我们得承认，童年经历，特别是创伤经历，对人的心理健康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是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界的共识。 无论是精神虐待、忽视、家庭冲突还是其他形式的童年逆境（ACEs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都被证实与多种精神健康问题的风险增加有关，包括抑郁症、焦虑症，甚至一些精神病性障碍。
精神虐待，特别是持续性的、系统性的精神虐待，它可能导致：
认知扭曲和负性自我认知： 被虐待的孩子可能会内化父母或施虐者的负面评价，认为自己是“不好”、“无用”、“愚蠢”的，这种扭曲的自我认知会渗透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中。
情感调节困难： 长期处于恐惧、焦虑或羞耻感中的孩子，其情感调节能力可能受到损害，长大后更容易出现情绪失控或情感麻木。
人际关系模式的破坏： 孩子在童年时期学习如何与人互动，如果这种互动是充满操纵、控制或拒绝的，他们长大后可能难以建立健康、信任的人际关系，容易出现疏离或过度依赖。
依恋模式的异常： 童年时期的依恋关系是未来人际关系的基础。不安全依恋（如焦虑型、回避型、混乱型依恋）与多种精神问题相关。精神虐待往往会造成混乱型依恋，即孩子既想靠近施虐者（因为是主要照顾者），又害怕他们，这种矛盾和不确定性会对心理发展造成严重干扰。
大脑发育的影响： 尤其是在大脑仍在发育的关键时期，长期的压力和创伤可以改变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例如，大脑中与压力反应相关的区域（如杏仁核、海马体）以及负责执行功能的前额叶皮层都可能受到影响。这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在应对压力时反应过度，或者在思考和决策时出现困难。
那么，这个观点为什么会产生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察到了在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史中，存在童年逆境的普遍性。 一些研究确实发现，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人，患上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精神病性障碍的风险确实高于没有经历过创伤的人。
然而，将精神分裂症“完全”归因于童年精神虐待，并且“完全否定”基因的作用，这个说法就显得过于绝对和片面了。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这种简化是不准确的：
1. 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是多因素的，而且高度复杂： 现代精神医学界普遍认为，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是基因易感性与环境因素（包括童年经历）相互作用的结果，通常用“易感应激模型”（VulnerabilityStress Model）来解释。
基因易感性： 大量的遗传学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具有显著的遗传倾向。研究发现了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多个基因变异，虽然没有一个单一的“精神分裂症基因”，但这些基因变异可能使得某些人更容易在面对环境压力时出现症状。这就像说，有些人天生对某种疾病的病毒有更高的易感性，但感染病毒还需要外部环境的触发。
环境因素： 除了童年经历，其他环境因素也可能触发或加重精神分裂症的发生，例如：
围产期并发症： 如孕期感染、缺氧、低出生体重等。
物质滥用： 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精神活性物质使用，如大麻。
社会心理压力： 如失业、贫困、社会隔离、城市居住环境等。
生活事件： 重大的负性生活事件，如失去亲人、人际关系破裂等。
2. “不是A导致，而是B导致”的二元对立是错误的： 科学研究往往不是非此即彼的。在生物医学领域，很多疾病都是由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强行将精神分裂症的病因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原因，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不符合当前科学认识的。
3. 区分“风险因素”与“唯一原因”： 童年精神虐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因素”，它会增加一个人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精神虐待，但具有高度的基因易感性，也可能在面对其他压力源时罹患精神分裂症。反之，一个经历过严重精神虐待但基因易感性较低的人，也可能不会发展出精神分裂症。关键在于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
4. “精神分裂症”这个诊断的复杂性： 精神分裂症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症候群，其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病程也各不相同。将其简单归结为单一原因，难以解释这种多样性。
5. “精神虐待”的定义和测量难度： 虽然我们知道精神虐待的存在，但对其进行精确、量化的评估，并将其直接与特定精神疾病的发生建立起因果关系，尤其是在事后回溯研究中，存在一定难度。
总结一下我的看法：
该观点强调了童年精神虐待对心理健康的重要负面影响，这是非常正确且有价值的提醒。 确实，改善童年期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成长环境，预防和干预虐待行为，对于降低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许多精神疾病发病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然而，将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完全排除基因”而“全部归因于童年精神虐待”，这种说法是过于片面和不准确的。 它忽视了精神分裂症病因的“多因素互动模型”，尤其是基因易感性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童年精神虐待是导致精神分裂症的重要环境风险因素之一，它与个体的基因易感性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疾病的发生。
我们不能因为强调了童年创伤的重要性，就全盘否定了生物学基础的研究。这两种视角，一个关注社会心理环境，一个关注生物学机制，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在理解复杂疾病时需要相互补充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关注这两方面：一方面，要努力创造一个更安全、更有支持性的童年环境，减少和消除各种形式的虐待和忽视；另一方面，也要继续深入研究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学机制，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并且理解那些基因易感人群如何更好地应对环境压力。
与其说“是童年被精神虐待的结果”，不如说“童年精神虐待显著增加了罹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尤其是在具有基因易感性的个体中。” 这样表述，既承认了创伤的重要性，也保留了科学研究的严谨性。
网友意见
李雪和武志红很可怕
戾气十足，振振有辞
现成的父母皆祸害小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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