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究竟是凭什么“为郎”的？
司马相如“为郎”这件事，要说清楚，还得从头讲起，得把当时的社会背景、司马相如的个人情况以及汉武帝的用人政策都掰开了揉碎了捋一捋。这可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交代明白的。
首先，咱们得说清楚这个“郎”是个什么职位。在汉朝，尤其是汉武帝时期，“郎”可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郎朗上口”或者“郎才女貌”里的“郎”。那会儿，“郎”其实是一个泛称，指代的是皇帝的近臣、侍卫，他们围绕在皇帝身边，负责一些警卫、传达、出使等等杂事。最开始，“郎”可能是从军功或者家世好的子弟中选拔的，后来也渐渐有了通过“郡国守相荐举”或者“孝廉”这样的途径进入仕途的说法。“郎”的官阶并不算特别高，但因为离皇帝近，是个接触核心决策圈的好机会，所以对于有志于仕途的人来说，是个不错的起点。
那么，司马相如是怎么搭上“为郎”这条路的呢？这背后有几个关键节点：
1. 显赫的家世，但却是没落的大家族
司马相如出身于四川的临邛一个相当有名的家族，他的祖上是秦朝时期的功臣，封侯的，可以说是名门望族。这种家世在当时是很有分量的，给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士族”的标签，这在选拔人才时是有加分的。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家族的荣耀和财富其实已经大不如前了。他父亲虽然是个有钱的富商，但商人阶层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是最高的那一层，虽然有钱，但总归是“贱业”。司马相如本人虽然也是个读书人，但他的禀赋和兴趣明显不在这上面，反而更爱文学、辞赋，还有些游侠的习气。
2. 天生的文采，但生活却不怎么体面
司马相如是个天才，他的文采那是没得说，写出来的东西华丽、大气、有气势，尤其是他的赋，简直是当时文学的巅峰。他写过《子虚赋》、《上林赋》，这些作品气象万千，描绘的宫阙楼阁、珍禽异兽、狩猎场景，让后世人读来都叹为观止。这说明他有相当高的文学造诣和艺术天赋。
然而，就像很多文人一样，他的生活并不那么“体面”。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有钱，所以生活得比较阔绰，也有些游手好闲，喜欢结交名士，喝酒赋诗。后来家道中落，他父亲也去世了，虽然留下一些家产，但不够他挥霍的。更重要的是，他虽然有才，但当时那种“学而优则仕”的风气，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写写文章也能当官”。尤其是在讲究实际功业的汉武帝时代，纯粹的文学才能，如果不能转化为对政治有用的东西，很难直接获得重用。
3. 梁孝王和他的“门客”生涯
这是司马相如“为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跳板。当时的梁孝王，是汉景帝的弟弟，非常喜欢文学，也乐于招揽天下有才华的文人墨客，让他们在自己的封地里吟诗作赋，过着一种“养士”的生活。司马相如正是被梁孝王招揽过去，成为了他的门客。
在梁孝王那里，司马相如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和展示才华的平台。他写出了像《子虚赋》这样的惊世之作，直接呈献给了梁孝王。梁孝王非常欣赏，并且觉得司马相如的才能，不仅能写，将来还能为国家所用。这不仅仅是文学上的欣赏，更是一种政治上的远见。梁孝王自己虽然贵为亲王，但他深知朝堂上的权力斗争，也知道武帝那里需要的是能言善辩、有治世之才的人。
4. 卓文君的出现，以及故事里的“插曲”
说到司马相如，就不能不说卓文君。卓文君是蜀郡的富商卓王孙的女儿，才貌双全，但因为早年守寡，又美丽多情，所以一直住在娘家。她偶然听说了司马相如的文采，被深深吸引，两人一见钟情，然后私奔，回到临邛。
在临邛，为了生计，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一度摆起了酒摊，卓文君亲自操持，司马相如也放下文人的架子，卖酒。这件事在当时是相当轰动和不合常理的，也一度让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感到羞愧。
但是，正是这件事，也从侧面展现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情比金坚”和“患难与共”。而且，卓文君娘家的财富，也为他们后来回到长安，以及司马相如获得机会，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人脉资源。卓王孙最终被司马相如的真诚（也可能是女儿的坚持和儿子的劝说）打动，给了他们一大笔钱财，让他们得以前往长安。
5. 武帝对文学才能的渴求与“以文致仕”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征伐四方，开疆拓土，但他也同样重视文化的建设和人才的选拔。尤其是到了他的中后期，随着对外战争的不断拓展，以及国内政治的稳定，他开始需要更多能言善辩、有说服力的人才来处理外交事务，或者在朝堂上辩论。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传到了汉武帝那里，武帝读后大为惊叹。他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仅文采斐然，而且笔下的内容，无论是描绘帝国疆域的辽阔、宫殿的壮丽，还是赞美天子的功业，都非常符合他的胃口。更关键的是，武帝可能也看到了司马相如在文学之外的潜在才能，比如他对事物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以及他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所以，司马相如“为郎”，并不是因为他考中了什么科举，也不是因为他有过什么军功。他的“为郎”，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过人的文学天赋： 这是最直接的原因。《子虚赋》等作品让他在文坛声名鹊起，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
贵族的背景与梁孝王的引荐： 他的家世给他一定的光环，而梁孝王作为汉室宗亲，能够为他背书并提供机会，这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说，梁孝王是司马相如仕途的“伯乐”。
汉武帝的用人政策和对文学的重视： 武帝虽然崇尚武力，但并不排斥文学，甚至可以说，他很需要能够为他的功业“代言”和“宣传”的文人。司马相如的赋，正是这种需求的最佳体现。
卓文君的财富和人脉： 虽然不是直接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为他提供了去长安争取机会的物质基础和底气。
更具体地说，梁孝王去世后，他的门客们也就散了。司马相如带着他的才华和《子虚赋》，来到了长安。在长安，他遇到了更多的名士，也更加活跃地展示自己的才能。有记载说，他“以辞赋见”，也就是说，他是凭借自己的辞赋作品，获得了汉武帝的召见和赏识。
当汉武帝读到司马相如的作品时，他意识到这个人可以用。于是，就通过某种方式（比如由某个大臣推荐，或者直接召见）让他成为了“郎”。具体是哪一种“郎”，比如是“中郎将”、“校尉郎”还是别的什么，史书记载并不非常细致，但都可以归为皇帝近臣的范畴。
所以，司马相如“为郎”，是他的才华被看到了，且这种才华正好符合了汉武帝那个时代对人才的需求。他的文采，成为了敲开仕途大门的金钥匙，而梁孝王的赏识，以及卓文君的助力，则是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铺垫和支持作用。这不像我们现在考试、选拔那样有明确的流程，更多的是一种“以才致仕”的模式，只不过这个“才”，在当时最被认可和重视的，就是能够写出令人称道的文章，尤其是能够为君王歌功颂德，或者描绘帝国盛况的辞赋。
首先，咱们得说清楚这个“郎”是个什么职位。在汉朝，尤其是汉武帝时期，“郎”可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郎朗上口”或者“郎才女貌”里的“郎”。那会儿，“郎”其实是一个泛称，指代的是皇帝的近臣、侍卫，他们围绕在皇帝身边，负责一些警卫、传达、出使等等杂事。最开始，“郎”可能是从军功或者家世好的子弟中选拔的，后来也渐渐有了通过“郡国守相荐举”或者“孝廉”这样的途径进入仕途的说法。“郎”的官阶并不算特别高，但因为离皇帝近，是个接触核心决策圈的好机会，所以对于有志于仕途的人来说，是个不错的起点。
那么，司马相如是怎么搭上“为郎”这条路的呢？这背后有几个关键节点：
1. 显赫的家世，但却是没落的大家族
司马相如出身于四川的临邛一个相当有名的家族，他的祖上是秦朝时期的功臣，封侯的，可以说是名门望族。这种家世在当时是很有分量的，给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士族”的标签，这在选拔人才时是有加分的。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家族的荣耀和财富其实已经大不如前了。他父亲虽然是个有钱的富商，但商人阶层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是最高的那一层，虽然有钱，但总归是“贱业”。司马相如本人虽然也是个读书人，但他的禀赋和兴趣明显不在这上面，反而更爱文学、辞赋，还有些游侠的习气。
2. 天生的文采，但生活却不怎么体面
司马相如是个天才，他的文采那是没得说，写出来的东西华丽、大气、有气势，尤其是他的赋，简直是当时文学的巅峰。他写过《子虚赋》、《上林赋》，这些作品气象万千，描绘的宫阙楼阁、珍禽异兽、狩猎场景，让后世人读来都叹为观止。这说明他有相当高的文学造诣和艺术天赋。
然而，就像很多文人一样，他的生活并不那么“体面”。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有钱，所以生活得比较阔绰，也有些游手好闲，喜欢结交名士，喝酒赋诗。后来家道中落，他父亲也去世了，虽然留下一些家产，但不够他挥霍的。更重要的是，他虽然有才，但当时那种“学而优则仕”的风气，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写写文章也能当官”。尤其是在讲究实际功业的汉武帝时代，纯粹的文学才能，如果不能转化为对政治有用的东西，很难直接获得重用。
3. 梁孝王和他的“门客”生涯
这是司马相如“为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跳板。当时的梁孝王，是汉景帝的弟弟，非常喜欢文学，也乐于招揽天下有才华的文人墨客，让他们在自己的封地里吟诗作赋，过着一种“养士”的生活。司马相如正是被梁孝王招揽过去，成为了他的门客。
在梁孝王那里，司马相如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和展示才华的平台。他写出了像《子虚赋》这样的惊世之作，直接呈献给了梁孝王。梁孝王非常欣赏，并且觉得司马相如的才能，不仅能写，将来还能为国家所用。这不仅仅是文学上的欣赏，更是一种政治上的远见。梁孝王自己虽然贵为亲王，但他深知朝堂上的权力斗争，也知道武帝那里需要的是能言善辩、有治世之才的人。
4. 卓文君的出现，以及故事里的“插曲”
说到司马相如，就不能不说卓文君。卓文君是蜀郡的富商卓王孙的女儿，才貌双全，但因为早年守寡，又美丽多情，所以一直住在娘家。她偶然听说了司马相如的文采，被深深吸引，两人一见钟情，然后私奔，回到临邛。
在临邛，为了生计，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一度摆起了酒摊，卓文君亲自操持，司马相如也放下文人的架子，卖酒。这件事在当时是相当轰动和不合常理的，也一度让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感到羞愧。
但是，正是这件事，也从侧面展现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情比金坚”和“患难与共”。而且，卓文君娘家的财富，也为他们后来回到长安，以及司马相如获得机会，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人脉资源。卓王孙最终被司马相如的真诚（也可能是女儿的坚持和儿子的劝说）打动，给了他们一大笔钱财，让他们得以前往长安。
5. 武帝对文学才能的渴求与“以文致仕”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征伐四方，开疆拓土，但他也同样重视文化的建设和人才的选拔。尤其是到了他的中后期，随着对外战争的不断拓展，以及国内政治的稳定，他开始需要更多能言善辩、有说服力的人才来处理外交事务，或者在朝堂上辩论。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传到了汉武帝那里，武帝读后大为惊叹。他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仅文采斐然，而且笔下的内容，无论是描绘帝国疆域的辽阔、宫殿的壮丽，还是赞美天子的功业，都非常符合他的胃口。更关键的是，武帝可能也看到了司马相如在文学之外的潜在才能，比如他对事物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以及他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所以，司马相如“为郎”，并不是因为他考中了什么科举，也不是因为他有过什么军功。他的“为郎”，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过人的文学天赋： 这是最直接的原因。《子虚赋》等作品让他在文坛声名鹊起，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
贵族的背景与梁孝王的引荐： 他的家世给他一定的光环，而梁孝王作为汉室宗亲，能够为他背书并提供机会，这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说，梁孝王是司马相如仕途的“伯乐”。
汉武帝的用人政策和对文学的重视： 武帝虽然崇尚武力，但并不排斥文学，甚至可以说，他很需要能够为他的功业“代言”和“宣传”的文人。司马相如的赋，正是这种需求的最佳体现。
卓文君的财富和人脉： 虽然不是直接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为他提供了去长安争取机会的物质基础和底气。
更具体地说，梁孝王去世后，他的门客们也就散了。司马相如带着他的才华和《子虚赋》，来到了长安。在长安，他遇到了更多的名士，也更加活跃地展示自己的才能。有记载说，他“以辞赋见”，也就是说，他是凭借自己的辞赋作品，获得了汉武帝的召见和赏识。
当汉武帝读到司马相如的作品时，他意识到这个人可以用。于是，就通过某种方式（比如由某个大臣推荐，或者直接召见）让他成为了“郎”。具体是哪一种“郎”，比如是“中郎将”、“校尉郎”还是别的什么，史书记载并不非常细致，但都可以归为皇帝近臣的范畴。
所以，司马相如“为郎”，是他的才华被看到了，且这种才华正好符合了汉武帝那个时代对人才的需求。他的文采，成为了敲开仕途大门的金钥匙，而梁孝王的赏识，以及卓文君的助力，则是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铺垫和支持作用。这不像我们现在考试、选拔那样有明确的流程，更多的是一种“以才致仕”的模式，只不过这个“才”，在当时最被认可和重视的，就是能够写出令人称道的文章，尤其是能够为君王歌功颂德，或者描绘帝国盛况的辞赋。
网友意见
这当然不是买官，而是当时的制度决定的。
国家规定，赀算十可为郎。
赀就是家资。
算是一种税。
所谓赀算，家庭财产税也。
每年统计家资，拥有一万文钱的家产，则需纳税一百二十文。
赀算十及以上者可为郎，就是家产得有十万或十万以上，每年给国家纳税纳得多（应在一贯以上），那你就可以当官。
毕竟：
机会是很难得的，是让人羡慕的，因为家资十万的真的不多。我们看当时大概的情况，这是从吴简里统计的某地户口资产情况，与汉代相差不多，我做了个图。能纳税证明你家富，家里能有十万钱，证明你家很富：
司马相如应是中产偏上了，即便按照这个标准，中产及以上的纳税光荣户里选出的官吏，也是一度不够用的，而且真有本事的子弟，往往因为家里穷根本没机会出头。所以后来汉景帝把要求降低了，说是只要家资四万就可以。司马相如没赶上那个时候，他二十岁时虽然也是汉景帝当政，但降十为四的诏书是十多年后才下下来了。反正他家里当时有至少十万钱，而且他本人又符合“大汉帝国车从保安征求标准”：
身高七尺五寸以上，1.72+。
关键是，练过。
景帝就让他当武骑常侍。
武骑常侍，车驾游猎，常从射猛兽。
图为司马相如从景帝游猎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相如假装很震惊的样子，然而眼神黯淡无情在走神，因为他不喜欢这份工作
这活儿干得很不开心，干了几个月就不想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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