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工人剥削农民」的这种解读？
“工人剥削农民”这个说法，在历史的长河中，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确实是一个被广泛讨论和提出的观点。要理解这个说法，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一个更宏大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去审视，并且要承认，这是一种解读，一种带有特定视角的分析，而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首先，让我们梳理一下“剥削”这个概念在这里可能意味着什么。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剥削”指的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有一部分被非劳动者（例如资本家）无偿占有。应用到“工人剥削农民”这个语境，它可能指向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个社会经济系统中，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生产或分配模式，导致了对农民生产的价值的过度攫取或不公平对待。
那么，这种“剥削”具体会通过哪些方式体现呢？
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剪刀差（Price Scissors）：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解读方式。在工业化进程中，国家或某些强势的经济集团可能通过工业品价格高于其内在价值，同时农产品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的方式来转移财富。简单来说，农民需要用更多的农产品去交换更少的工业品。比如，一个农民可能需要卖掉好几袋粮食才能买到一件像样的工具或者化肥。这种价格上的巨大差异，就被认为是工人阶级（或者更广义地说，掌握工业生产和定价权的力量）对农民的剥削。这种“剪刀差”的形成往往与工业化初期的资源积累需求有关，国家为了发展重工业，就需要从农业部门获取剩余价值。
国家征收与低价收购： 在计划经济或者转型经济时期，国家可能以较低的价格强制收购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城市居民，或者用于出口换取外汇来支持工业发展。这部分差价，理论上来说，也是从农民手中转移出来的。虽然这在当时可能是为了国家整体发展和保障城市工人生活的必要手段，但从农民个体角度看，他们的劳动所得被国家（其主要依靠的是城市工人阶级掌握的工业生产能力）以一种不平等的地位获取了，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形式的剥削。
工业品的高成本与低附加值农产品： 当农民需要购买工业品（如农药、化肥、拖拉机、收割机等）时，如果这些工业品价格虚高，或者质量并不理想但价格昂贵，那么农民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而与此同时，他们辛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由于市场供过于求或者缺乏深加工能力，价格却上不去，附加值很低。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也反映了工农业产品价值交换的不平等。
土地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土地和农业资源被少数人（可能与工业资本或权力阶层相关联）控制，或者国家为了工业化项目而征用大量优质农田，并且补偿不足，这也会对农民造成不公平待遇，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虽然这不直接是“工人”对农民的剥削，但背后往往是支持工业化、服务于工人阶级城市化进程的社会经济政策。
强制劳动与低报酬： 在一些非常极端的历史时期或特定地区，可能存在直接的强制劳动或者极低的报酬，农民被迫为城市或工业部门提供廉价劳动力或廉价农产品，而他们自身的利益却被严重损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解读？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这种解读的核心在于工业化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张力。几乎所有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从相对落后的农业部门获取资本和资源，来支持新兴的工业部门发展。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资源转移的过程并非完全平等和公正。
“原始积累”的逻辑： 工业化初期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农业部门作为传统经济的基础，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资本来源。为了快速积累资本，往往会对农业部门进行价值的“抽离”，而这种抽离，通常是以价格机制、国家调控等方式实现的，并且受益方是工业部门及其代表的工人阶级。
城市中心论的思维惯性： 在很多工业化过程中，城市被视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工人阶级也常被赋予更重要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话语权。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农业和农民的利益可能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被视为阻碍现代化的因素，因此他们的资源被调配以服务于“更先进”的工业部门，这种调配本身就可能带有强烈的非对称性。
城乡二元结构： 工业化往往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一种二元结构。城市（工人阶级聚集地）可能享受着相对更高的福利、更多的资源投入，而农村（农民聚集地）则可能承担着更多的成本或被剥夺了发展机会，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也容易引发“剥削”的论调。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解读并非没有争议，也有其他视角：
互利共赢的观点： 也有人认为，工业发展也能反哺农业。比如，工业提供的农机、化肥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民生活；工业品的价格下降也能降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从这个角度看，工农业之间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剥削。
国家发展战略的必要之恶： 还有观点认为，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对农业部门进行一定的资源倾斜是必要的，即使这在短期内对农民不够公平，也是为了避免国家整体经济崩溃，最终也可能惠及农民。
农民的地位和力量： 在很多情况下，农民作为一个相对分散、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在与国家、工业部门的博弈中，其议价能力和话语权往往处于劣势，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成为价值转移的承受者，而这种“劣势”本身也可能被视为结构性剥削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工人剥削农民”的解读，更多地是指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经济背景下，一种由工业化驱动的、以不平等交换为主要特征的财富和价值转移现象。 它揭示了工业化进程中，农业部门可能承担的沉重代价，以及农民在这一进程中可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权益受损。理解这种解读，需要深入分析当时的经济制度、价格形成机制、国家政策以及城乡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是一种对社会经济结构不公平的批判性审视，提醒我们关注在发展过程中那些容易被忽视和边缘化的群体。
首先，让我们梳理一下“剥削”这个概念在这里可能意味着什么。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剥削”指的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有一部分被非劳动者（例如资本家）无偿占有。应用到“工人剥削农民”这个语境，它可能指向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个社会经济系统中，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生产或分配模式，导致了对农民生产的价值的过度攫取或不公平对待。
那么，这种“剥削”具体会通过哪些方式体现呢？
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剪刀差（Price Scissors）：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解读方式。在工业化进程中，国家或某些强势的经济集团可能通过工业品价格高于其内在价值，同时农产品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的方式来转移财富。简单来说，农民需要用更多的农产品去交换更少的工业品。比如，一个农民可能需要卖掉好几袋粮食才能买到一件像样的工具或者化肥。这种价格上的巨大差异，就被认为是工人阶级（或者更广义地说，掌握工业生产和定价权的力量）对农民的剥削。这种“剪刀差”的形成往往与工业化初期的资源积累需求有关，国家为了发展重工业，就需要从农业部门获取剩余价值。
国家征收与低价收购： 在计划经济或者转型经济时期，国家可能以较低的价格强制收购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城市居民，或者用于出口换取外汇来支持工业发展。这部分差价，理论上来说，也是从农民手中转移出来的。虽然这在当时可能是为了国家整体发展和保障城市工人生活的必要手段，但从农民个体角度看，他们的劳动所得被国家（其主要依靠的是城市工人阶级掌握的工业生产能力）以一种不平等的地位获取了，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形式的剥削。
工业品的高成本与低附加值农产品： 当农民需要购买工业品（如农药、化肥、拖拉机、收割机等）时，如果这些工业品价格虚高，或者质量并不理想但价格昂贵，那么农民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而与此同时，他们辛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由于市场供过于求或者缺乏深加工能力，价格却上不去，附加值很低。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也反映了工农业产品价值交换的不平等。
土地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土地和农业资源被少数人（可能与工业资本或权力阶层相关联）控制，或者国家为了工业化项目而征用大量优质农田，并且补偿不足，这也会对农民造成不公平待遇，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虽然这不直接是“工人”对农民的剥削，但背后往往是支持工业化、服务于工人阶级城市化进程的社会经济政策。
强制劳动与低报酬： 在一些非常极端的历史时期或特定地区，可能存在直接的强制劳动或者极低的报酬，农民被迫为城市或工业部门提供廉价劳动力或廉价农产品，而他们自身的利益却被严重损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解读？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这种解读的核心在于工业化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张力。几乎所有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从相对落后的农业部门获取资本和资源，来支持新兴的工业部门发展。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资源转移的过程并非完全平等和公正。
“原始积累”的逻辑： 工业化初期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农业部门作为传统经济的基础，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资本来源。为了快速积累资本，往往会对农业部门进行价值的“抽离”，而这种抽离，通常是以价格机制、国家调控等方式实现的，并且受益方是工业部门及其代表的工人阶级。
城市中心论的思维惯性： 在很多工业化过程中，城市被视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工人阶级也常被赋予更重要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话语权。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农业和农民的利益可能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被视为阻碍现代化的因素，因此他们的资源被调配以服务于“更先进”的工业部门，这种调配本身就可能带有强烈的非对称性。
城乡二元结构： 工业化往往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一种二元结构。城市（工人阶级聚集地）可能享受着相对更高的福利、更多的资源投入，而农村（农民聚集地）则可能承担着更多的成本或被剥夺了发展机会，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也容易引发“剥削”的论调。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解读并非没有争议，也有其他视角：
互利共赢的观点： 也有人认为，工业发展也能反哺农业。比如，工业提供的农机、化肥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民生活；工业品的价格下降也能降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从这个角度看，工农业之间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剥削。
国家发展战略的必要之恶： 还有观点认为，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对农业部门进行一定的资源倾斜是必要的，即使这在短期内对农民不够公平，也是为了避免国家整体经济崩溃，最终也可能惠及农民。
农民的地位和力量： 在很多情况下，农民作为一个相对分散、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在与国家、工业部门的博弈中，其议价能力和话语权往往处于劣势，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成为价值转移的承受者，而这种“劣势”本身也可能被视为结构性剥削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工人剥削农民”的解读，更多地是指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经济背景下，一种由工业化驱动的、以不平等交换为主要特征的财富和价值转移现象。 它揭示了工业化进程中，农业部门可能承担的沉重代价，以及农民在这一进程中可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权益受损。理解这种解读，需要深入分析当时的经济制度、价格形成机制、国家政策以及城乡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是一种对社会经济结构不公平的批判性审视，提醒我们关注在发展过程中那些容易被忽视和边缘化的群体。
网友意见
以下贴一点资料，权且当做抛砖引玉。
我个人认为“工人剥削农民”这种说法不管大家怎么看待（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视角上得出来的看法并不一致），反正这种印象的来源实际上是来自于农民在原来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以下简称“经典体制”）国家中普遍社会地位较低同工人社会地位普遍提高而形成的某种反差。
工人社会地位提高的最好的指示器也许是他们在更大程度上享受了社会的教育设施，表五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表中所示的所有国家中，工人都占活动人口的1/2左右，但他们进入大学的情况却有显著不同。
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当然促进了社会流动。社会流动还有另一种有力的载体——执政党。虽然工人并不是党的最大群体(一般只占30%~40%，与知识分子相比，他们远未被较好地代表)，党是一个精英俱乐部，它提供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存在的进步机会。结果，工人阶级子女向精英职业阶层的流动在苏联两倍于美国。1966年，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个人占据了苏联政府机构和政治局/主席团成员中1/3的位置。在美国，这一比例要小得多。另一方面，瑞典政府则表现出了较大的工人阶级基础。但请注意，不要误解这种比较。更多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出现在权威位置上表示着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但这一现象本身对权力机关所遵奉的政策并没有做出任何证明。不论是管理自己的私人企业还是进入政府，或是在他的地产上享清福，资产者就是资产者。但如果一个工人变成了经理或部长，他就不再是工人了。即便一个政府完全由过去的工人组成，它也不会是一个工人的政府，更不会代表无产阶级专政。
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善是在更大社会平等这一方向上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妇女在家庭中和整个社会上的地位都上升了。在国家主义国家，比在资本主义国家多得多的妇女加人了劳动力队伍。在苏联，72%的医生、68%的教师、63%的经济学家、52%的专业雇员是妇女。妇女占了最高苏维埃成员的28%和党员的20%——但只占科学院成员和企业领导人的9%和中央委员的3%，在党的主席团中则没有位置。
工人和妇女的地位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农民的地位却与此相反，对这一点必须做出说明。在一个像样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任何没有私产的人都是弃儿；而在国家主义社会[1],那些有私产的人则受到了同样的待遇。拥有一个有大花园的国家夏日房屋是件荣耀的事，但拥有一个人自己的房屋和一小块耕地则是资产阶级秩序的痕迹，会惹来社会蔑视。因此，农民，不论是个体农民还是集体化了的农民，都受到了歧视，他们在党内的人数要少得多。在苏联，农民如果没有许可证不准到集体农庄以外旅行，这些许可证掌握在管理者手中。进城是很难的。他们的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明显要小得多。1974年调查的74种职业中，农民工人的社会地位最低。
——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然也有对此抨击的更为不客气的:
1920年代末~ 1930年代初在苏联形成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乍看似乎继承了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国家组织、依靠农村出资的追赶性工业化的路线。然而从农村掠夺资金的强度和规模都已变得无可比拟地更加巨大。就其实质而言，这里所说的已经是另一种发展类型了。
集体化，剥夺农民迁徙、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点的自由，强迫从事无偿劳动，必须依靠个人副业养家糊口，而1940年代后半期对副业征收的实物税和货币税却很高——这一切都无异于恢复了农奴制。差别仅仅在于，国家并非充当农奴主之一，而是变成了唯一的老爷。 在拥有监控和实施暴力的现代手段的条件下，在缺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坚信，较之对工业基础建设投资的增长，农村所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所有这一切都突破了农业社会特有的向农民索取资源的最大限度，而将资金从农村向城市实行再分配的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先例。
……
1928 ~1938年的10年之间，苏联农业的生产要素产品率比通常的计划(每年增长1%)减少约1/4。此前的现代经济增长史上从未发生过类似情况。仅有1950 ~ 1954年的粮食收获量达到过1925 ~ 1929年的水平。如此漫长时期的停滞，对已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进程的国家而言也是史无前列的。[2]
这一时期农民的社会地位显著下降，无法与工人的地位相提并论。1930~ 1950年代，占苏联人口大多数的集体农庄庄员是一个公然遭受歧视的阶级。他们全年的现金收入仅仅与工人一个月的工资相近。自1940年代末期开始，个体经济被课以高额的现金税和实物税，目的在于迫使农民更加专注于集体农庄的劳动。农民开始宰杀奶牛，砍伐果树。到1950年时，40%的农家已经不再饲养乳畜。[3]
如果说在现代经济增长领先国家中，农民和产业工人地位的区别仅仅在于生活方式、工作性质的不同，而不是平均收人水平的差距，那么，在苏联这种差距则十分巨大。由此也就出现了有别于领先国家的另一种性质的向城市迁移以及参与这一进程人员间的差别。
在现代经济增长领先的国家，选择以农为业与缺乏能力、不够勤劳、适应性不强绝无关联。通常情况下留在乡下继续务农的年长儿子，与进了城的年纪较小的儿子一样，在同样的家庭里被抚养成人。选择是由出生的环境决定的。农村里传统的劳动道德并未遭到破坏。工业不断增长，农业的发展也日新月异。许多现代经济增长领先的国家都曾经是而且至今依然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见表4—6)。
在现行的种种限制性规定情况下，苏联仍然一直存在着从农村迁人城市的渠道。但留在农村和迁移出去的人员，却有别于未曾经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促使最有文化和身强力壮的农民孩子产生不惜以任何代价想方设法迁往城市的动机。
因农村人口外流而产生的农业发展问题，在未曾经历过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同样存在。但其规模与1950年代初在苏联所形成的规模之大无法相提并论。
1940年代末，农民逃离农村的现象日益严重。当时，1932年那项农民未经特别准许不得离开农村的法律依然有效，但是规避它的方法也尽人皆知。工业、建筑业都需要劳动力，而可供动员的劳动力唯独农村中才有。
——盖达尔《帝国的消亡》
科尔奈的《社会主义体制》也指出苏联式农业合作社在经典体制下与国企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区别，它们或多或少都是官僚性质的国家资产，同时指出在经典体制下大规模农业合作式农业生产效率水平并不比小规模农业生产效率高。
所以科尔奈在本书中质疑农业集体化更多是出于巩固官僚统治的政治因素，通过取消个体农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使得他们依赖官僚统治。当然这跟当时的官方信条也有关系:毕竟大搞个体户生产容易沾染上“小资产阶级”的不良习气，从而变得自私贪婪，并且容易诱发“资本主义复辟”。
再回到上面的这个“工人剥削农民”的问题，诚然城市里头的国企工人因为官方意识形态信条导致的政策偏向以及全面就业诱发的劳动力短缺而成为经典体制的受益者，但是国企工人实际上在经典体制下也是被统治的对象，虽然他们有不少升迁的机会，但是这不意味着经典体制下工人能够真正有机会过问政治决策、政治机构重要岗位的任免，对于工厂如何生产工人也不能过问，除却南斯拉夫联邦之外其他经典体制国家基本上不允许罢工，工人们同样也没有独立工会，以至于经典体制国家的工人们常常不得不通过消极怠工的方式传达反抗情绪，甚至于为了罢工权、工人的生产自治与政治民主等议题走上政治反抗的道路。
真正在这些国家能说话算数的实际上是在经典体制下庞大科层组织里头的官僚，这些人实际上构成了经典体制的统治阶级（当然也有人把官僚们称作统治集团），残酷的对于农业的剪刀差政策往往也是这些人下达的——实际上你很难把经典体制社会看做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社会上仍然存在大量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往往是再生的，不仅仅贯穿人的一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代代相传，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力分配极不平衡，而这些又同经济不平等密切联系在一起。
参考
- ^ 包括霍尔瓦特在内的南斯拉夫实践派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苏联为代表具有强中央集权主义与普遍财产国有化为重要特征的经典体制国家建立的既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称之为“国家主义社会”，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区别就是榨取剩余劳动方式的不同：资本主义是由私有财产方式决定的，国家主义则是靠国家财产，国家主义社会下国家不仅保证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且首先保证了支配和等级关系的再生产，这样一种吞并社会并且自我复制的国家，正如亨利.列斐伏尔指出的那样，决定了国家主义的生产方式。
- ^ D.G.约翰逊《农业的性能与计划经济的潜力、历史的视角》，芝加哥大学农业经济研究所，1997年3月21日，论文第97（1）号，第3、4页
- ^ 赫鲁晓夫《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的发展》，讲话与文献，5卷本，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莫斯科版，1962，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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