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当年是怎么应对“民工潮”（农民工进城）问题的？
日韩两国在近代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规模不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现象，虽然其背景、规模和性质与中国的“民工潮”有所不同，但应对这些人口流动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咱们就从这两个国家的故事讲起，尽量还原当时的情境和政策措施。
日本：“经济奇迹”下的城乡迁徙与社会调整
日本在二战后，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城乡人口结构变迁。这种变迁，虽然不像中国那样以“农民工”这个特定身份来称谓，但实质上就是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当时的背景与特点：
经济增长的引擎： 日本的制造业和重工业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集群。这些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农村地区因为机械化程度提高、传统农业收益下降，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城市提供了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丰富的生活便利，而农村地区则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和服务也相对匮乏。这种反差是人口迁移的根本动因。
“高度经济成长”的代名词： 大量年轻的农村劳动力，特别是男性，离开家乡前往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进入工厂、工地，支撑了日本经济的腾飞。他们往往以季节性或短期务工的方式进入城市，但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人选择定居。
与中国“民工潮”的相似之处： 人口集中的城市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包括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社会服务供给不足等。同时，农村地区则面临劳动力老龄化、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等问题。
与中国“民工潮”的不同之处： 日本的劳动力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国家整体的教育水平提升和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的。迁移者虽然在城市中可能从事一些基层工作，但其社会融入的程度和获得的社会保障，与中国早期“民工”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更加规范，虽然也有非正式用工，但整体上的流动性与户籍制度的束缚性相对较弱。
日本的应对措施：
日本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应对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时，并没有一个直接对应中国“民工潮”的特定政策组合，更多的是在发展经济和城市化过程中，通过一系列宏观和微观的政策来缓解和引导：
1.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支撑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日本在交通、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巨额投资。新干线、高速公路的建设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也为人口迁移提供了便利。城市内部的住房开发、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也在同步推进，尽管总是滞后于人口增长。
2. 区域开发政策的尝试： 为了缓解大城市的人口过度集中和发展失衡，日本也出台了一些区域开发政策，试图将产业向地方分散，吸引人口回流或就近就业。例如，通过税收优惠、基础设施投资等方式鼓励企业在地方设厂，发展地方性产业。但效果相对有限，大城市虹吸效应依然强劲。
3. 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 随着经济发展，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虽然这些保障的覆盖面和待遇在初期可能对迁移劳动力不够友好，但整体上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基础。随着城市定居人口的增加，迁移者也逐步纳入了这些体系。
4. 城市规划与住房政策： 城市政府在扩张过程中，也尝试通过规划来解决住房问题。虽然房价高企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等政策，缓解低收入群体的居住困难。大规模的郊区化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城市中心区的压力。
5. 教育和技能培训：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日本也加强了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适应城市就业的需求。高等教育的普及也为人口素质的提升打下了基础。
日本经验的启示：
日本的经历表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城乡人口流动是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其应对方式更多是 “顺势而为”，通过整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消化和吸收人口压力。政策的重点在于提升整体发展水平，而非直接针对“迁移农民工”群体制定特殊的隔离或排斥性政策。然而，其也留下了“大城市病”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后遗症。
韩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型与劳动力流动
韩国的经历与日本有相似之处，同样经历了从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向工业化、城市化国家的快速转变。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为“汉江奇迹”提供了动力。
当时的背景与特点：
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 朴正熙政府推行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将韩国的经济重心从农业转向了制造业和出口产业。京畿道、首尔及周边地区成为工业和商业中心。
农村贫困与城市机会的对比： 相较于农村的贫困和传统生活方式，城市提供了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以及更现代化的生活，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男性）进城务工。
劳动力的高度集中： 首尔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短缺等问题。
相对较强的政府主导性： 相较于日本，韩国的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拥有更强的动员和主导能力。
韩国的应对措施：
韩国的应对策略更加侧重于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并辅以一些社会调控措施：
1. 国家主导的经济开发计划： 韩国政府通过五年经济开发计划，集中资源发展重点产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这些计划直接拉动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间接促进了人口向工业中心的迁移。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扩张： 与日本类似，韩国也大力投资于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首尔地铁网络的建设，高速公路的修建，都是为了支撑城市扩张和人口流动。政府也通过土地开发和城市规划，试图引导城市有序发展。
3. “新村运动”与农村发展政策： 为了缓解农村人口流失和提高农村生活水平，韩国政府在60年代末发起了“新村运动”。这项运动旨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并推广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虽然“新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面貌，并试图留住部分农村人口，但其在阻止大规模人口向城市迁移方面的效果是有限的，更多是作为一种补充和缓和措施。
4. 限制性城市政策与规划： 韩国政府也曾尝试通过一些政策来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过度膨胀，例如限制工业企业迁入首尔地区、鼓励企业迁往其他地区发展等。但这些政策的效果往往受到经济规律和市场需求的制约。
5. 教育体系的扩张与升级： 韩国高度重视教育，教育体系的快速扩张和质量提升，为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劳动力提供了更好的技能和素质，使其更容易适应城市工作。
6. 对特定群体的社会关怀（间接）： 尽管没有明确的“民工”政策，但韩国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劳动法规等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工人的劳动条件和收入。社会保障体系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韩国经验的启示：
韩国的经验强调了 政府在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管理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强有力的国家主导的经济计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成功地将人口流动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也通过一些辅助性政策，如“新村运动”，试图平衡城乡发展。然而，也同样留下了城市过度集中、房价过高、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总结一下，日韩两国在应对“民工潮”式的人口流动时，虽然具体政策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些共同的思路：
以经济发展为根本： 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是推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的核心。
基础设施先行：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撑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关键，同时也为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
城市规划与管理： 试图通过城市规划来引导人口和产业的有序布局，缓解城市压力。
逐步完善社会保障： 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城市居民（包括迁移者）提供基本保障。
有限的区域平衡尝试： 都尝试过一些政策来缓解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但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值得注意的是，日韩的经验与中国当年的情况相比，其社会结构、户籍制度、经济发展阶段、信息流通程度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异。因此，在借鉴其经验时，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分析。但它们都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如何将人口流动带来的挑战，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日本：“经济奇迹”下的城乡迁徙与社会调整
日本在二战后，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城乡人口结构变迁。这种变迁，虽然不像中国那样以“农民工”这个特定身份来称谓，但实质上就是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当时的背景与特点：
经济增长的引擎： 日本的制造业和重工业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集群。这些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农村地区因为机械化程度提高、传统农业收益下降，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城市提供了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丰富的生活便利，而农村地区则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和服务也相对匮乏。这种反差是人口迁移的根本动因。
“高度经济成长”的代名词： 大量年轻的农村劳动力，特别是男性，离开家乡前往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进入工厂、工地，支撑了日本经济的腾飞。他们往往以季节性或短期务工的方式进入城市，但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人选择定居。
与中国“民工潮”的相似之处： 人口集中的城市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包括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社会服务供给不足等。同时，农村地区则面临劳动力老龄化、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等问题。
与中国“民工潮”的不同之处： 日本的劳动力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国家整体的教育水平提升和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的。迁移者虽然在城市中可能从事一些基层工作，但其社会融入的程度和获得的社会保障，与中国早期“民工”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更加规范，虽然也有非正式用工，但整体上的流动性与户籍制度的束缚性相对较弱。
日本的应对措施：
日本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应对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时，并没有一个直接对应中国“民工潮”的特定政策组合，更多的是在发展经济和城市化过程中，通过一系列宏观和微观的政策来缓解和引导：
1.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支撑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日本在交通、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巨额投资。新干线、高速公路的建设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也为人口迁移提供了便利。城市内部的住房开发、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也在同步推进，尽管总是滞后于人口增长。
2. 区域开发政策的尝试： 为了缓解大城市的人口过度集中和发展失衡，日本也出台了一些区域开发政策，试图将产业向地方分散，吸引人口回流或就近就业。例如，通过税收优惠、基础设施投资等方式鼓励企业在地方设厂，发展地方性产业。但效果相对有限，大城市虹吸效应依然强劲。
3. 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 随着经济发展，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虽然这些保障的覆盖面和待遇在初期可能对迁移劳动力不够友好，但整体上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基础。随着城市定居人口的增加，迁移者也逐步纳入了这些体系。
4. 城市规划与住房政策： 城市政府在扩张过程中，也尝试通过规划来解决住房问题。虽然房价高企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等政策，缓解低收入群体的居住困难。大规模的郊区化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城市中心区的压力。
5. 教育和技能培训：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日本也加强了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适应城市就业的需求。高等教育的普及也为人口素质的提升打下了基础。
日本经验的启示：
日本的经历表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城乡人口流动是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其应对方式更多是 “顺势而为”，通过整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消化和吸收人口压力。政策的重点在于提升整体发展水平，而非直接针对“迁移农民工”群体制定特殊的隔离或排斥性政策。然而，其也留下了“大城市病”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后遗症。
韩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型与劳动力流动
韩国的经历与日本有相似之处，同样经历了从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向工业化、城市化国家的快速转变。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为“汉江奇迹”提供了动力。
当时的背景与特点：
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 朴正熙政府推行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将韩国的经济重心从农业转向了制造业和出口产业。京畿道、首尔及周边地区成为工业和商业中心。
农村贫困与城市机会的对比： 相较于农村的贫困和传统生活方式，城市提供了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以及更现代化的生活，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男性）进城务工。
劳动力的高度集中： 首尔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短缺等问题。
相对较强的政府主导性： 相较于日本，韩国的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拥有更强的动员和主导能力。
韩国的应对措施：
韩国的应对策略更加侧重于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并辅以一些社会调控措施：
1. 国家主导的经济开发计划： 韩国政府通过五年经济开发计划，集中资源发展重点产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这些计划直接拉动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间接促进了人口向工业中心的迁移。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扩张： 与日本类似，韩国也大力投资于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首尔地铁网络的建设，高速公路的修建，都是为了支撑城市扩张和人口流动。政府也通过土地开发和城市规划，试图引导城市有序发展。
3. “新村运动”与农村发展政策： 为了缓解农村人口流失和提高农村生活水平，韩国政府在60年代末发起了“新村运动”。这项运动旨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并推广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虽然“新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面貌，并试图留住部分农村人口，但其在阻止大规模人口向城市迁移方面的效果是有限的，更多是作为一种补充和缓和措施。
4. 限制性城市政策与规划： 韩国政府也曾尝试通过一些政策来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过度膨胀，例如限制工业企业迁入首尔地区、鼓励企业迁往其他地区发展等。但这些政策的效果往往受到经济规律和市场需求的制约。
5. 教育体系的扩张与升级： 韩国高度重视教育，教育体系的快速扩张和质量提升，为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劳动力提供了更好的技能和素质，使其更容易适应城市工作。
6. 对特定群体的社会关怀（间接）： 尽管没有明确的“民工”政策，但韩国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劳动法规等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工人的劳动条件和收入。社会保障体系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韩国经验的启示：
韩国的经验强调了 政府在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管理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强有力的国家主导的经济计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成功地将人口流动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也通过一些辅助性政策，如“新村运动”，试图平衡城乡发展。然而，也同样留下了城市过度集中、房价过高、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总结一下，日韩两国在应对“民工潮”式的人口流动时，虽然具体政策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些共同的思路：
以经济发展为根本： 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是推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的核心。
基础设施先行：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撑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关键，同时也为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
城市规划与管理： 试图通过城市规划来引导人口和产业的有序布局，缓解城市压力。
逐步完善社会保障： 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城市居民（包括迁移者）提供基本保障。
有限的区域平衡尝试： 都尝试过一些政策来缓解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但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值得注意的是，日韩的经验与中国当年的情况相比，其社会结构、户籍制度、经济发展阶段、信息流通程度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异。因此，在借鉴其经验时，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分析。但它们都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如何将人口流动带来的挑战，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网友意见
你说的是昭和年代了吧，那时里日本一带的人们，都是去的新京，在那里新成立的日产在组装九七式，需要很多并不聪明，但有力气的汉子，满洲的大馒头哟，红红火火。不然，你也可以去牡丹江的拓殖点，那里有九州的胖妞，可以配给你繁殖后代。关东州和台湾不必去想，一个是财阀后代的养成所，一个是鹿儿岛藩的专属地。
高丽人，有一些也跟着去的满洲，不过他们就是敖包外的狗，丢一块七八只抢，很喧闹。
日韩没有农民工，并不需要解决。
由于日韩相继废除了户籍制度，国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农民工」是指农村户籍的人去城市打工，然而日韩没有农村户籍，那「农民工」这类人自然不存在。
战后日韩的政策都是以美国为范本，美国没有户籍地捆绑，日韩自然也没有。
取而代之的是对所有居民的居住地登记：
日本叫住民票(じゅうみんひょう)
韩国叫住民登录证(주민등록등본)
一、日本篇
日本战后飞速城市化，日本用20多年的时间即完成了全面城市化改造，城市化率从30%提升至70%，这期间，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人口持续增长。
但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并未造成阻碍。
日本务工者只要把自己的“住民票”从原本的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在地登记即可，不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包括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等，全日本各地一视同仁，没有“户籍地”的限制。
对于入城子弟教育，在已有学校中扩容，加大班级学生数，开设更多班级。
二、韩国篇
在汉江奇迹下，30年内韩国城市化从28%提升至74%，以首尔为核心的城市群开始飞速扩张，大量农业人口进城务工。
韩国政府一直奉行人口的自由流动政策，用集聚效应来助推经济的提升。
为了平衡区域发展，70年代中期，韩国政府开展了“新村促进运动”，增加农业投资，调整农产品价格，在农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本质上提升了农民待遇。
韩国到80年代实现了社保、医保全民覆盖。教育上没有地域阻隔，任何人只要把“謄本”迁入首尔，就能在当地上学。外来人员只要去登记，明天就变成首尔人了。
农民工，就是指离开户籍地工作，无法享有当地社会保险与福利待遇、子女不能在工作地入学的人，自己留不下来。
然而日韩并没有此类限制措施，自然也就没有你们通常意义上的「农民工」。
日本不清楚，说说韩国。
穷人进城谋生，拖家带口的不少，早期会在地价低的地方私搭乱建，形成城中村(달동네)，这也是韩国当代文学作品描写的重要素材。
韩国所有地方都能直接落户，中小学没有借读的概念，基本不会有留守儿童。
1959年韩国小学入学率就达到了95.3%，1968年废除了小升初考试，初中阶段不是义务教育，但学费很低。70年代初期还能听到初中辍学的案例，但到70年代末期，多数穷人宁可让孩子读职高再找工作，也不让孩子辍学了。到1985年韩国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1988年召开奥运会。
医疗嘛，医院基本都是私立的，大病反正是看不起，医保是很晚的事了。
社会保障倒是次要问题了，韩国税负一直很轻，换言之，不是福利国家，养老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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