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时期，曹操庙的五批从祀人员是出于什么政治考量而确定的？
曹操，作为曹魏的奠基人，他的人生轨迹本身就充满了复杂性。他出身寒门，但靠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从一个普通官员一步步崛起，最终掌握了东汉的权柄。虽然他生前没有称帝，但他的儿子曹丕最终是篡位的，建立了魏国。因此，曹操庙的设立，以及从祀人员的确定，首先就是要巩固曹丕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同时也是为了强化曹操本人的政治遗产，为曹氏集团的统治奠定基础。
这五批从祀人员，并不是一次性就确定下来的，而是一个逐步完善、不断添加的过程，每批的加入都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焦点和曹氏集团的政治需求。
第一批从祀：核心功臣，巩固政权基础
最初进入曹操庙从祀的，肯定是最能体现曹操“开创之功”和“奠基之德”的那些人。这些人可以分为几类：
最早跟随曹操的旧部： 比如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人。他们是曹操在创业初期就肝脑涂地、出生入死的兄弟伙，是曹操军事力量的核心。把他们列入从祀，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证明曹操的成就并非孤立，而是有赖于一批忠心耿耿的追随者。 这也暗示了，曹丕继承的不仅是曹操的权位，更是曹操建立起来的这套核心班底。
辅佐曹操成就霸业的关键人物： 比如荀彧、郭嘉、程昱、荀攸等人。这些人往往是曹操的谋士，他们在政治、军事、战略上给予了曹操重要的支持。把他们一同纳入，是为了突出曹操“知人善任”的才能，并且强调曹氏集团的成功是团队努力的结果，其中曹操扮演了核心领导者的角色。这有助于提升曹操本人的声望，也为曹丕团队的构成提供了一个“贤才济济”的参照。
为曹魏建立做出直接贡献的军事实力派： 比如张辽、徐晃、乐进、于禁、张郃等“五子良将”。他们是曹操手下最能打的将领，为曹操统一北方，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把他们列入，是为了彰显曹操军事上的强大和曹魏政权的军事基础。 这也是对曹氏集团军事实力的一种宣传。
政治考量：
强化正统性： 通过这些核心功臣的从祀，将曹操的功业与曹魏政权的建立紧密联系起来，强调曹氏政权是基于开国元勋的共同努力，而非一人篡夺。
笼络人心： 这些人本身就是曹魏政权的重要支柱，将他们纳入纪念体系，是对他们功劳的肯定，有助于稳固曹氏集团内部的团结，并激励后来的臣子效仿。
宣传领导才能： 突出曹操能够聚集并善用这些杰出人才，是为了塑造他“圣主”或“明君”的形象，为曹丕树立榜样。
第二批、第三批从祀：不断修正和扩充，应对政治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魏政权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新的挑战，比如内部的权力斗争、外部的政治压力，或者需要进一步巩固某些统治思想。因此，从祀人员的名单也会随之调整。
一些重要大臣的补充： 可能会加入一些在特定时期对曹操或曹魏政权做出突出贡献的大臣，比如一些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维护曹操权威的人物，或者是在治理国家方面有突出才能的官员。
政治象征意义的加强： 某些人的加入，可能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功劳，更重要的是他们所代表的某种政治理念或者群体。例如，如果曹魏需要强调“孝道”或“忠君”，可能会将一些以这些品德著称的人物列入。
政治考量：
应对权力斗争： 在曹丕、曹叡时期，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通过不断调整从祀名单，可以拉拢和安抚一部分有影响力的家族和势力，同时也可能排挤掉一些政敌在家族史上的“光辉”。
巩固特定政策： 如果曹魏政权推行某种重要的政策，比如强调儒家思想或者某种法家治理模式，那么与这些思想相关的先贤或功臣，也可能被追认为从祀，以强化政策的合法性和理论基础。
拓展统治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功臣的影响力可能逐渐减弱，为了笼络新生代的官僚阶层， 可能会吸纳一些他们认可或尊崇的人物进入从祀体系。
第四批、第五批从祀：制度化建设与意识形态的深化
到了曹叡时期，曹魏政权已经相对稳固，这时候的从祀名单的确定，更多地体现了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意识形态的深化。
制度化安排： 从祀的程序、标准可能被进一步规范化，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体系。这意味着，从祀不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或临时的政治需要，而是国家政治体系的一部分。
意识形态的塑造： 曹叡时期，曹魏政权更加注重官方意识形态的构建。从祀人员的选择，可能更多地会倾向于那些能够支撑曹氏统治的政治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人物。这包括强调“忠诚”、“功勋”、“贤能”等概念，并通过这些人物的形象来塑造理想的臣子和统治者形象，以引导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历史叙事的构建： 通过从祀，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属于曹魏的“历史叙事”。这些从祀者是曹操伟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的存在，使得曹操的功业和曹魏政权的合法性，在历史的长河中拥有了更坚实的“注解”。
政治考量：
强化统治的合法性和历史感： 将更多能够代表“忠臣”、“良将”、“贤相”的人物纳入从祀，是为了构建一种“天命所归”、“顺应民心”的历史叙事，从而强化曹魏政权的合法性。
树立榜样，引导社会风气： 确立从祀标准，就是要告诉后世的官员和士人，什么样的行为是被国家认可和尊崇的，什么样的品德才是值得效仿的。这是一种深层的思想控制和价值观引导。
平衡各方势力： 在确定从祀名单时，也可能需要考虑平衡朝堂上不同派别和家族的利益。将一些非曹氏但有重要贡献的家族人物纳入，可以表示对他们的认可和笼络，减少潜在的政治阻力。
总结一下，曹操庙五批从祀人员的确定，其背后的政治考量是一个动态、复杂且多层面的过程。
初期： 核心是巩固曹丕的皇位，确立曹魏政权的合法性，通过突出曹操的功业和早期核心团队的贡献，为新政权奠定基础。
中期： 更多地体现了应对政治现实、稳定统治、平衡各方势力的需要。
后期： 则趋向于制度化、意识形态化，通过从祀人员的选择，构建符合曹魏统治需求的国家历史叙事和价值体系，以达到长期稳定统治和思想引导的目的。
可以说，每一次从祀人员的增减，都是曹魏政权在不同发展阶段，针对其政治目标和面临挑战所做出的策略性选择。它既是对过去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更是对当下政治格局的一种有力回应。
网友意见
谢
@兮嘉 @杨威君邀。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试着回答一下吧。
0.曹魏的太庙沿革及功臣配享制度
曹魏的宗庙在曹操生前封土建国，建立魏社稷的时候就建立了，不过当时的标准还是诸侯的四庙制，即使曹丕代汉以后也没有改变，除了曹操外还供奉曹节、曹腾、曹嵩。晚至明帝景初元年，魏宗庙才正式“改组”为《周礼》规定天子使用的七庙制。从青龙元年开始的配享太庙制的施行应该算是明帝优化宗庙制度措施的一部分。
曹魏是以法家寒族为基石的政权，历来有“议功”的传统，功臣配享宗庙和常见的追谥、分封一样，是帝国议功体系的一部分。相比起两汉，曹魏的配享体系更为灵活了。当然，在古代经典中也有相应的依据。
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
——《周礼 司勋》
《通典》记载了曹魏重臣高堂隆建议改变两汉配享制度的奏议：
汉制，祭功臣於庭。生时侍宴於堂，死则降在庭位，与士庶为列。
魏高堂隆议曰：“按先典，祭祀之礼，皆依生前尊卑之叙，以为位次。功臣配食於先王，象生时侍宴。宴礼，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则位於庭，其馀则与君同牢，至於俎豆荐羞，唯君备。公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勋，以劝嗣臣也。议者欲从汉氏祭之於庭，此为贬损，非宠异之谓也。贵者取贵骨，贱者取贱骨。凡牲体，前贵後贱。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贵贱为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则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谓之勇。’共用，死国用。言有勇而无义，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义，位在堂之明审也。下为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宴则脱屦升堂，不在庭也。凡献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礼大夫三献，太祝令进三爵於配食者可也。”
作为精通儒学的曹魏重臣，高堂隆并非死守成法不可变的书呆子，而是因地制宜，根据魏政权的特点来建议调整相应的政策，同时又能从经典中汲取依据。他于青龙五年去世，这封奏议大概在太和年间就完成了，青龙元年才正式采纳了他的提议。
1.青龙元年的首次配享
由于大规模的宗庙改造还未开始，第一次配享的幅度是比较克制的，主要作用大概是政治试水。夏侯惇和曹仁的入选基本是毫无争议的，前者是诸夏侯曹中地位最崇高的，是曹魏政权第一位大将军（虽然只当了很短的时间）。后者则是事实上的曹魏军方第一人，历迁大将军、大司马，是曹魏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
程昱的入选大概在于作为非宗室的代表，用来对名单略加平衡。二荀中，荀彧晚年和曹操关系破裂，并且破裂的原因就是关于曹家自建社稷的问题，而宗庙正是社稷体系的一部分。再令他配享宗庙无疑是种讽刺，所以不论。之所以取程而舍荀攸，大概和魏明帝和世家大族的关系有关。众所周知，明帝作风奢靡，政风酷类太祖，“特留意于法理”，因此从太和时期就遭到了高堂隆、辛毗等儒学朝臣的攻击，青龙年间，一向守正的陈群也上书劝谏，此后的王肃、蒋济等人不可尽数。舍弃二荀的主要目的大概是对儒学世族某种微妙的贬斥，同时相对于二荀，程昱在曹魏政局中牵扯更少，功勋也可服众，避免了可能产生的政治波动。
另外，程昱去世后被曹丕追赠为次三司的车骑将军，以这一身份配享太庙，差可与夏侯惇、曹仁并列。其他已去世的太祖时期老臣中，身份也可以拿出来一说的是黄初三年去世的前将军张辽与黄初四年去世的太尉贾诩。但在代表寒族老臣这一指向上，他们显然都没有程昱具有代表性。
2.正始四年的二次配享
在明帝在位期间，他完成了宗庙的改建工作，将四庙制扩充为七庙制。不过他的任上并没有再诏令其他人进入宗庙配享，当然，这个工作肯定是要做的。正始四年的这次配享名单就开的非常之广，说是鱼龙混杂也毫不为过。
探讨这次配享名单中人员的去留，首先要大概把握一下正始四年的政局。正始初年，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曹爽主要采取尊崇但架空后者的态度，并慢慢培养属于自己的政治集团。与此同时，司马懿则主要采取了比较消极的态度，双方的合作关系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是比较亲密的。
这一时期，曹爽大量起复明帝年间被贬斥的所谓“浮华”人士，他们以曹爽兄弟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中枢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人物大多是新起的文士，深受汉魏革命以来新潮流的影响，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际地位上都对此前在中枢盘根错节的儒学世族集团（在正始初年时主要是二代）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以卢植之子卢毓为例：
时曹爽秉权，将树其党，徙毓仆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顷之；出毓为廷尉；司隶毕轨又枉奏免官。众论多讼之，乃以毓为光禄勋。
因此，中枢决策包括这份配享名单的构成，应该主要从曹爽集团的意志这个切入点去解读。
现在来看看这份配享名单：
太和二年，司徒王朗去世。太和五年，太尉华歆去世。青龙四年，司空陈群去世。作为三公，进入配享名单是非常正常的。此处不论。
太傅钟繇：历任三公，位高权重，虽然代表世族势力，且其子钟毓在曹爽任上一度遭贬斥，但其地位实在太崇高，没有多少争议的空间。另外，钟繇世镇关西，如果示以离心的话，可能会造成关中、关西的政治恐慌，进而影响曹爽集团正始四年的大计——伐蜀计划。
桓阶：以太常的崇高身份入围，除了深受曹操、曹丕宠信，并在文帝朝一度掌握实际最高实际权力（尚书令）之外，也算把他作为代表，作为魏讽之乱多年后对荆州士族群的一个安抚。（另一后进士人集团河北士人群则是争储时压错了宝，在曹操生前就已经一败涂地，大多以边将或者言官之类的身份出现，很难翻身）
曹真、曹休作为宗室重臣与曹魏军队长期的最高领导人，分别以不同时期大司马的身份进入配享名单也没有问题。
车骑将军张郃、左将军徐晃、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前期爪牙的代表，除了于禁晚节不保，配享都没有问题。
夏侯渊、夏侯尚叔侄：夏侯渊宗室重将，为国捐躯，配享是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曹爽在正始四年已在谋划伐蜀（正始五年一开始就廷议出征了），给关西地头蛇一个表示是应该的。夏侯尚以征南大将军身份入宗庙，也没有什么疑点。
曹洪：文帝朝一度罢为庶民，后在明帝任上起复为骠骑将军，最老资格的宗室之一。陈寿曾在史评中直书：“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故惇、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效劳。”他列出的这七人恰好是两次入选太庙从祀名单的七位宗室，可见时人对他们的崇高地位就有了认识。
后将军朱灵、文聘：这个大概是看资历了。黄初元年拜的前后左右将军分别是张辽朱灵张郃徐晃，黄初四年文聘继任后将军，黄初五年满宠接任去世的张辽任前将军。黄初七年，曹洪接了文聘的后将军，后来又由费曜接任。正始四年这次配享的时候，费曜大概还没有去世，此前已经去世的前后左右将军除了满宠、朱灵、文聘都已经配享，那么朱灵和文聘以去世时后将军的职位配享是正常的。至于满宠的问题稍后会专门谈到。
破虏将军李典、立义将军庞德：两个杂号将军，享受配享待遇可能和生前事迹有关。李典和张辽、乐进共同参加逍遥津之战，有忘隙之美。庞德身为降将，杀身以成仁。曹爽特意在配享名单中加大军方将领的比重，大概有扩张自己在军中影响力的成分在。正始四年时，次年的伐蜀应该已经进入曹爽集团的庙算程序之中（正始五年一开年即廷议出兵一气呵成完成）。李典不计前嫌的合作，与庞德面对蜀人杀身成仁的勇气与忠诚，大概都是曹爽在晦暗不清的政局中用兵前想对军队唤起的共同记忆。
臧霸：对于臧霸在青徐地区的崇高地位与半独立诸侯的实质，近年来的研究已多有涉及。臧霸晚年被调回中央，在执金吾任上郁郁而终，进入太庙名单不妨看成一种荣誉性的安抚。另外，臧霸之子臧艾曾官至青州刺史，虽然未必有实权，但仍然掌握着一部分地方能量，应该无疑问。恰好，司马懿对地方军权的控制一直是曹爽的心腹大患，尤其是正始二年到五年这几年，司马懿均长驻青徐淮河沿线，致力开拓农耕与屯田，邓艾亦参与其中。臧氏久镇青徐，大概曹爽集团将其看成一种多少能制衡司马懿的力量。另，臧艾曾因为求官将其父侍妾送给曹爽集团核心成员之一邓飏，足见这种私下的制衡确实是存在的。
典韦：拥有救曹操而死的事迹，因而以校尉的身份配享。此外，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大概注意到了一点，正始四年的名单涵盖了大量谯沛阶段从征，但地位有限的军方将领，相对来说对于颍川世族颇为排斥，早卒的荀攸即被排斥在外。这和曹爽集团的人事理念颇为相合，他在拔擢新兴的文士来制衡世家大族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巩固谯沛集团在政权中的地位。毋庸讳言，这个集团兴起的最大根源就在于他们的上一代早年在兖州时期即跟随曹操作战，他们作为政治暴发户的地位均来自于“曹”字，所以曹爽引他们作为一股力量实属正常。曹爽对文钦的态度可谓集中体现了这一点，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以钦乡里”：
王凌奏钦贪残，不宜抚边，求免官治罪，由是征钦还。曹爽以钦乡里，厚养待之，不治钦事。复遣还庐江，加冠军将军，贵宠逾前。
3.正始五年补入荀攸
正始五年的政治环境已与前一年大不相同，根本区别在于该年曹爽对蜀用兵失败，本来精心策划的立威行动立即反噬自己，成为曹爽集团溃败的伏笔。与此同时，河内司马氏的士族关系网正在紧密的重新整合中，其中关键在于颍川荀氏的倒向，使此前的司马-陈二元关系演变为更加稳定的司马-陈-荀三角关系。颍川士族的倒向事实上已经基本注定了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剩下来的只有时间问题而已。史书记载了司马懿对荀彧的崇拜，也记载了司马懿肉麻地夸赞荀彧之子的语言。
司马宣王见荀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见袁袁偘,亦曜卿之子也。”擢拜散骑侍郎。
按司马懿正始二年就出镇淮北，此次能在中枢决定任免，大概已经是曹爽伐蜀失败之后的事。荀攸配享宗庙，当然也是世族的一次反攻。如果说前一年曹爽集团在鼎盛时期开列出长长的配享名单是一种耀武扬威，那么正始五年的荀攸配享就是那阵起于青萍之末的风，虽然轻微，但政治嗅觉敏锐的人已经能预言到曹爽失败的结局。
4.嘉平三年司马懿配享
这个不多说了，司马懿去世后很快享受入宗庙待遇，潜台词很明显，无需过多分析。
5.景元三年补入郭嘉
这个时候的政令只有一种来源——司马家的意志。说实话，这个我实在看不懂了，郭嘉没有出现在前几次的配享名单中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出身颍川，树大招风，既没有世族的利用价值，又往往冤枉挨了打向世族的枪子。去世时地位也低，后辈很难理解他和曹操的相知程度，让他做个黑影里的人也好。但是景元三年，司马家已经废了皇帝杀了皇帝，镇压了所有叛乱之后，为什么又要让郭嘉进宗庙？我个人认为这里不太能从实际政治角度去考量了，得开一点脑洞：
a.虽然司马懿入府的时候郭嘉已经去世了，但是他明白这是个多么可怕的人，总是说给自己儿子听。（至于司马懿入府前和郭嘉有什么纠葛我就不乱开脑洞了……）所以到了司马昭这里，曹家天下马上要没了，十分感慨，突然想起了郭嘉，就请他去宗庙里和太祖聊聊天，带个话。说白了就是情怀……
b.司马昭看着身边桀骜不驯又神机妙算的钟会，想起了据说也是整天不治行检的郭嘉，决定让钟会看看——好好做张良的话，你有一天也会受别人给祖庙的香火的！既是鼓励，也是威胁。（景元四年钟会就率大军伐蜀去了，当然，一去不归）
c.我编不下去了…………
6.争议人物的检讨
以下探讨几位没有在历次名单中出现过的争议人物。
许褚：按照上面的分析来说，许褚最有可能入选的是正始四年对谯沛老臣们非常慷慨的那次。不过那次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可能是已经有了杀身成仁的典韦，再塞进个许褚吃相略微难看，想着以后还有机会嘛……结果第二年伐蜀失利后就一步步坠入深渊了，更没闲心再列什么配享名单。至于许褚本人，配享宗庙当然完全够格，但毕竟长期负责戍卫，只忠诚君主本人，曹仁都敢当面给冷脸，估计人缘不太好。自己的儿子更是被钟会像杀一条狗一样杀了，看来和司马家关系也难称和睦，政归司马氏后更不会专门把你放进宗庙了，虽然让曹操自己此去泉台招旧部的话，虎痴估计绝对是第一批被带上的……
贾诩：按说去世在三公任上的肯定有资格配享，大概还是因为正始四年那次没挤进去，曹爽连桓范这种级别的毒士都用不好，贾诩这种当然更是敬而远之……何况贾诩的脑残粉曹丕用贾诩当三公都被东吴笑话，进了宗庙大概就更不免被指指点点的了。总之三个字：看不上。之后的司马懿倒是有可能欣赏贾诩，不过他也没闲心玩情怀……不过我觉得贾文和也不在乎这些。另外，他和曹丕的私人感情是另一个话题了，为了这个，后人还专门给他配享曹丕庙，也算小有弥补。
满宠：这个我觉得是最奇怪的……生前三公当了，前将军当了，几代老臣，又是谯沛出来的，按道理说正始四年那次绝对漏不掉他……想来想去，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去世时间太近了，正始三年去世，才过去一年，儿子都还没除孝，把灵位移进宗庙未免有点突兀。除了这个，实在找不到别的解释。反正曹爽在他身上也没什么特别的诉求，缓一缓也无所谓。至于之后，满宠的孙子被司马师直接杖毙了，儿子满伟废为庶民了，这时就谈不上宗庙不宗庙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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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桥头，那一嗓子，本该是三国格局转动的关键。张飞的虎吼，穿透了战场上的滚滚烟尘，震慑了曹操麾下的百万雄兵。这一声，不止是对曹操个人，更是对整个曹营士气的一记重击。可这一次，历史的车轮似乎被拨动得有些偏差。那一声的威势，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竟直接震断了那匹日行千里的战马的心脏。血淋淋的事实是，那匹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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