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罗翔老师说死刑从来不能遏制犯罪？
罗翔老师之所以说死刑从来不能遏制犯罪，是基于他作为一名刑事法学教授，对犯罪学、刑法理论以及大量实证研究的深入理解。他并非否定死刑的惩罚性，而是从“遏制”犯罪这个角度来看，认为死刑的效果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显著，甚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要理解他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剖析：
1. 犯罪发生的复杂性，非理性因素占主导
罗翔老师常常强调，大多数犯罪的发生，尤其是一些极端恶性的犯罪，并非完全是经过理性计算、权衡利弊的结果。很多时候，犯罪行为是受到 激情、冲动、精神疾病、极端情绪、环境压力、社会歧视、毒品或酒精影响 等非理性因素的驱动。
激情犯罪： 比如因一时冲动而发生的杀人案，在犯罪瞬间，行为人可能完全被愤怒、仇恨等情绪淹没，根本无法冷静地思考“我杀了人会不会被判死刑”这个问题。此时，死刑的威慑作用荡然无存。
冲动性犯罪： 很多抢劫、盗窃等犯罪，也是在极度贫困、绝望或受人唆使的情况下，出于一时的冲动而为之。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可能觉得“反正已经这样了”，死刑的威胁在他们看来，与坐牢相比，可能并无本质区别。
精神因素： 患有精神疾病的犯罪者，其行为往往无法以常人的理性来衡量。他们可能无法理解死刑的后果，或者其精神状态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判断能力。
2. 死刑威慑力的实证研究结论
尽管很多人直观地认为，剥夺生命是最严厉的惩罚，理应对犯罪有最强的威慑力，但大量的实证研究（包括一些跨国比较和时间序列分析）却并未能得出死刑能有效遏制特定犯罪（尤其是恶性犯罪）的结论。
比较研究： 许多废除死刑的国家，其恶性犯罪率并没有因为废除死刑而出现显著上升。反之，一些保留死刑的国家，其恶性犯罪率也并不低。这表明，犯罪率的高低与是否保留死刑之间，可能并没有直接的、强烈的因果关系。
时间序列分析： 通过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或废除死刑前后，犯罪率的变化，研究人员也难以找到死刑能够显著降低犯罪率的证据。
“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 犯罪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犯罪人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权衡犯罪的收益和成本。但正如前面所说，许多犯罪并非完全理性，或者说，在这种理论下，犯罪人对“成本”（如被发现、被判刑、刑罚的严厉程度）的评估是极其不准确或被扭曲的。
3. 犯罪人对风险的认知偏差
很多时候，犯罪人对被发现、被逮捕、被判刑的概率有严重的低估。他们可能认为自己“不会那么倒霉”，或者以为自己能够“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赌徒心态： 有些犯罪人可能抱着一种“赌徒心态”，认为只要不被抓，就能获得巨额收益（比如抢劫巨款）。即使知道有死刑，但他们更关注的是“能不能成功”而不是“万一失败会怎样”。
职业犯罪人： 对于一些“职业犯罪人”来说，犯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法律的风险，并将牢狱之灾或死刑视为职业生涯的一部分。
4. 死刑作为“最后手段”的原则
从刑法的基本原则出发，很多学者（包括罗翔老师）认为，刑罚的适用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最后手段原则”。
比例原则：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的严重程度相适应。死刑是最严厉的，理应保留给罪大恶极、罪不容赦的少数情况。
最后手段原则： 对于那些能够通过其他刑罚（如长期监禁）有效实现刑罚目的（预防、惩罚、教育）的，就不应该轻易动用死刑。如果长期监禁已经能够做到“永久剥夺自由”，阻止其再危害社会，那么死刑的“额外”威慑力就值得怀疑。
5. 死刑的替代性刑罚的有效性
罗翔老师也常常强调， 长期、严厉的监禁 同样可以有效地剥夺犯罪人的自由，阻止其再次危害社会，并起到惩罚作用。并且，相比于死刑，长期监禁还有一些优势：
纠错可能： 如果误判，长期监禁还有可能通过翻案来纠正，而死刑一旦执行，便无法挽回。
可预测性： 长期监禁的威慑力，虽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绝对”，但其对大多数理性人的威慑力是存在的，而且其可预测性比抽象的“死刑”要更明确。
更符合人道主义： 即使是对最恶劣的罪犯，其生命权也应受到尊重，剥夺自由是更符合人道原则的惩罚方式。
总结来说，罗翔老师认为死刑“从来不能遏制犯罪”，并非指死刑毫无作用，而是强调其在“遏制”或“威慑”层面的实际效果被过度夸大，而且这种所谓的“遏制”效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通过长期监禁等其他刑罚来实现的。 他更看重的是刑罚的 精确性、可纠正性以及对社会整体秩序的维护，而非仅仅追求一种“杀一儆百”的、但实际效果存疑的震慑。他的观点，是基于对犯罪现象的深刻洞察和对刑法理论的严谨求证，是一种审慎而理性的法律思考。
要理解他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剖析：
1. 犯罪发生的复杂性，非理性因素占主导
罗翔老师常常强调，大多数犯罪的发生，尤其是一些极端恶性的犯罪，并非完全是经过理性计算、权衡利弊的结果。很多时候，犯罪行为是受到 激情、冲动、精神疾病、极端情绪、环境压力、社会歧视、毒品或酒精影响 等非理性因素的驱动。
激情犯罪： 比如因一时冲动而发生的杀人案，在犯罪瞬间，行为人可能完全被愤怒、仇恨等情绪淹没，根本无法冷静地思考“我杀了人会不会被判死刑”这个问题。此时，死刑的威慑作用荡然无存。
冲动性犯罪： 很多抢劫、盗窃等犯罪，也是在极度贫困、绝望或受人唆使的情况下，出于一时的冲动而为之。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可能觉得“反正已经这样了”，死刑的威胁在他们看来，与坐牢相比，可能并无本质区别。
精神因素： 患有精神疾病的犯罪者，其行为往往无法以常人的理性来衡量。他们可能无法理解死刑的后果，或者其精神状态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判断能力。
2. 死刑威慑力的实证研究结论
尽管很多人直观地认为，剥夺生命是最严厉的惩罚，理应对犯罪有最强的威慑力，但大量的实证研究（包括一些跨国比较和时间序列分析）却并未能得出死刑能有效遏制特定犯罪（尤其是恶性犯罪）的结论。
比较研究： 许多废除死刑的国家，其恶性犯罪率并没有因为废除死刑而出现显著上升。反之，一些保留死刑的国家，其恶性犯罪率也并不低。这表明，犯罪率的高低与是否保留死刑之间，可能并没有直接的、强烈的因果关系。
时间序列分析： 通过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或废除死刑前后，犯罪率的变化，研究人员也难以找到死刑能够显著降低犯罪率的证据。
“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 犯罪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犯罪人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权衡犯罪的收益和成本。但正如前面所说，许多犯罪并非完全理性，或者说，在这种理论下，犯罪人对“成本”（如被发现、被判刑、刑罚的严厉程度）的评估是极其不准确或被扭曲的。
3. 犯罪人对风险的认知偏差
很多时候，犯罪人对被发现、被逮捕、被判刑的概率有严重的低估。他们可能认为自己“不会那么倒霉”，或者以为自己能够“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赌徒心态： 有些犯罪人可能抱着一种“赌徒心态”，认为只要不被抓，就能获得巨额收益（比如抢劫巨款）。即使知道有死刑，但他们更关注的是“能不能成功”而不是“万一失败会怎样”。
职业犯罪人： 对于一些“职业犯罪人”来说，犯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法律的风险，并将牢狱之灾或死刑视为职业生涯的一部分。
4. 死刑作为“最后手段”的原则
从刑法的基本原则出发，很多学者（包括罗翔老师）认为，刑罚的适用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最后手段原则”。
比例原则：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的严重程度相适应。死刑是最严厉的，理应保留给罪大恶极、罪不容赦的少数情况。
最后手段原则： 对于那些能够通过其他刑罚（如长期监禁）有效实现刑罚目的（预防、惩罚、教育）的，就不应该轻易动用死刑。如果长期监禁已经能够做到“永久剥夺自由”，阻止其再危害社会，那么死刑的“额外”威慑力就值得怀疑。
5. 死刑的替代性刑罚的有效性
罗翔老师也常常强调， 长期、严厉的监禁 同样可以有效地剥夺犯罪人的自由，阻止其再次危害社会，并起到惩罚作用。并且，相比于死刑，长期监禁还有一些优势：
纠错可能： 如果误判，长期监禁还有可能通过翻案来纠正，而死刑一旦执行，便无法挽回。
可预测性： 长期监禁的威慑力，虽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绝对”，但其对大多数理性人的威慑力是存在的，而且其可预测性比抽象的“死刑”要更明确。
更符合人道主义： 即使是对最恶劣的罪犯，其生命权也应受到尊重，剥夺自由是更符合人道原则的惩罚方式。
总结来说，罗翔老师认为死刑“从来不能遏制犯罪”，并非指死刑毫无作用，而是强调其在“遏制”或“威慑”层面的实际效果被过度夸大，而且这种所谓的“遏制”效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通过长期监禁等其他刑罚来实现的。 他更看重的是刑罚的 精确性、可纠正性以及对社会整体秩序的维护，而非仅仅追求一种“杀一儆百”的、但实际效果存疑的震慑。他的观点，是基于对犯罪现象的深刻洞察和对刑法理论的严谨求证，是一种审慎而理性的法律思考。
网友意见
《韩非子》说了，为什么有人去河里挖金沙？因为去挖金沙有好处，而不一定会被抓住。
能否遏制犯罪靠的不是法律条文，是执法力度。
所以，罗翔说的是屁话！
人类是怎么驯服狗的，
苏联科学家做了个实验，
驯服狐狸，
挑选出温柔的狐狸孵育后代，
让暴躁的狐狸绝种，
十分简单→_→
杀不是目的，
是让携带这种基因的人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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