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何说叔孙通枉死市？
苏轼那句“叔孙通枉死市”，听起来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毕竟叔孙通那是汉初的大儒，辅佐了刘邦建立大汉，规矩制度都是他一手操办的，怎么就“枉死市”了呢？这其实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典故，藏着苏轼对历史和人情世故的深刻洞察，还得从叔孙通的生平说起。
叔孙通，字子房，是秦末汉初的儒生。他最出名的，就是跟着刘邦制定了汉朝的朝仪。那时候，刘邦刚打下江山，手下这帮出生入死、粗犷惯了的开国功臣们，在朝堂上大大咧咧，甚至有些喝醉了就开始拔剑舞剑，闹得刘邦自己都觉得很没面子，也看不出一点帝王之气。这可不行，得有个规矩！于是，叔孙通就应运而生了。
这位叔孙通，虽然是儒生，但脑子很活，是个标准的“实用主义者”。他不像后世一些迂腐的儒生，一味地讲究“礼”，而是能把“礼”变成一种工具，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他到刘邦那里，说：“臣能够制定一套完备的朝仪，让陛下在朝堂上显示出至高无上的威严。”刘邦听了，非常高兴，就让他放手去干。
叔孙通召集了一帮饱学之士，把《礼》和秦朝的一些旧俗结合起来，制定了一套全新的汉朝朝仪。这套仪式极其繁琐，从入朝的顺序、站位，到说话的礼节、称谓，事无巨细，全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当时，不少人觉得这套仪式太复杂，太摆谱了，尤其是一些老臣，觉得叔孙通是在“卖弄学问”，搞那一套虚文。
但刘邦用上了，效果立竿见影。每次朝会，群臣都得按照规定行事，一个个毕恭毕敬，不敢逾越。刘邦坐在高高的御座上，看着下面规规矩矩的大臣们，心里别提多舒坦了，觉得自己真是个皇帝。所以，他对叔孙通非常赏识，封了他一个“儒宗”的称号，待遇也优厚得很。
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到了汉文帝时期，叔孙通的麻烦来了。当时，有人因为叔孙通定下的朝仪太严苛，在朝堂上犯了错，结果被处死。这一下，就有人站出来弹劾叔孙通，说他因为自己的“礼”，害死了人，是“大不祥”。
这时候，汉文帝就要处理这件事了。按照当时的法律，叔孙通可能要受到惩罚。这可把叔孙通吓坏了，他可不想晚年因为这个而身败名裂。于是，他找到了他的学生，时任御史大夫的周勃。
周勃是个耿直的人，他觉得叔孙通这套礼仪的确是为国家好，也是皇上喜欢的。于是，周勃就去找汉文帝辩护。他怎么说的呢？周勃说：“陛下，叔孙通所制定的朝仪，是为了让天下人知道君臣之别，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朝堂之上，如果君臣不分，就会乱。而且，叔孙通制定这些规矩，是为了让陛下能坐稳江山，而不是为了陷害任何人。”
更关键的一句是，周勃接着说：“叔孙通这套规矩，陛下用得顺手，群臣也都服从，这难道有什么错吗？如果因为这几条规矩，就说叔孙通有罪，那是不是所有遵守规矩的人都有罪？陛下，这就像是在市场里买卖东西，如果有人买错了东西，难道要怪市场主人定下的价格吗？叔孙通制定朝仪，就如同在市场里定价，陛下按照这个定价来执行，怎么能怪叔孙通呢？”
周勃的话，用了一个“市”的比喻，意思就是说，叔孙通只是提供了一个“定价”或“规矩”，具体执行和谁的责任，那是“市场”和“买家”的事情。他把这件事情的责任巧妙地转移开了。
汉文帝听了，觉得周勃说得有道理，也就没有深究叔孙通的责任，只是说了句：“嗯，你说的也对。” 叔孙通就这样躲过了这一劫。
那么，苏轼为什么会说“叔孙通枉死市”呢？
这里的“枉死市”不是说叔孙通真的死在市场里，也不是说他被冤枉而死。这是一个非常精妙的转折，隐藏着苏轼对人情世故和历史真相的另一种解读。
苏轼这句话，是对叔孙通后来命运的一种评价，更是一种带有嘲讽和感叹的评论。他看到了叔孙通的聪明和狡黠，也看到了这种聪明背后隐藏的悲哀。
“枉死市”的意思，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1. “死”于“市”的规矩，而非“罪”： 叔孙通所制的朝仪，本是为了“市”——也就是朝堂这个公共场合，一个“规矩”的制定者。他的“罪”，并不是犯了什么大错，而是因为他制定的规矩，间接导致了有人在“市”中被“判死”。他自己也差点因为这套规矩，在“市”中受到牵连，承受“死”的后果。换句话说，他的“死”，是因为他为“市”设定的规矩，而这个“市”的规则（司法和政治）最终可能会以他为代价。
2. “枉”： 这个“枉”字，是关键。苏轼认为，叔孙通的悲剧是“枉”的，是不值得的，是无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
聪明反被聪明误： 叔孙通虽然聪明，懂得把儒家的“礼”包装成统治者喜欢的样子，也懂得利用周勃的辩护为自己脱罪。但他制定的规矩，终究是僵化的，不近人情的。他试图用一套死的规矩去束缚活生生的人，结果必然会产生冲突和矛盾。
政治的残酷性： 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道理谁对谁错。叔孙通虽然是儒家士人，但他的命运，最终还是被政治的冷酷所裹挟。他为汉朝的政治稳定服务，但也可能因为政治的风向而付出代价。他觉得自己是为国家做贡献，结果却可能因为“好事”而招惹麻烦，这在苏轼看来，是“枉”的。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叔孙通可能是真心希望国家有规矩，有秩序，但他在实践中，可能过于追求形式，而忽略了人情和实际情况。这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在苏轼看来，最终只会是“枉”费心机。
3. “市”： 这个“市”字，既指“朝市”（朝堂），也可能泛指“人间”、“社会”。叔孙通的才华，他的学问，他的“礼”，都是在“市”上展示和应用的。而他最终的困境，也发生在“市”中。他的“死”，可以说是“死”在了他所服务的“市”上，被“市”的规则和人情所吞噬。
苏轼的感叹点在哪里？
苏轼说这句话，与其说是在评价叔孙通的罪过，不如说是在感叹：
对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同情： 很多有才华、有学问的人，一旦卷入政治漩涡，很容易成为牺牲品。他们可能怀揣着理想，但现实是残酷的。他们为“市”制定规矩，却可能被“市”所吞噬。
对“礼”的审视： 苏轼虽然也尊重传统，但他更看重“情”与“理”。他看到叔孙通的“礼”，虽然让刘邦高兴，但也确实显得僵化，不近人情。他可能在反思，过于刻板的“礼”，是否真的能够带来长久的秩序，还是会成为压抑人性的桎梏。
对人情世故的洞察： 苏轼深知，在中国古代的官场和社会里，有时候“聪明”并不能真正保全自己。叔孙通虽然靠周勃的辩护度过了难关，但这种游走在刀锋上的日子，本身就是一种“枉”的消耗。他最终也没能善终，虽然不是死于市，但他的名声和后来的境遇，可能让苏轼觉得，他当初的努力，是一种“枉”的付出。
总而言之，苏轼的“叔孙通枉死市”，并非字面意思，而是一种蕴含着丰富含义的评论。它借叔孙通这个历史人物，表达了苏轼对知识分子在政治环境中的命运、对“礼”的理解以及对人情世故的深刻体悟。他看到的，是叔孙通的聪明才智，在那个时代，最终可能也无法摆脱“枉”的结局，就像一个精心摆在市场上的商品，最终却被市场的规则所决定了价值和命运，甚至是被市场的不公所“杀害”。
叔孙通，字子房，是秦末汉初的儒生。他最出名的，就是跟着刘邦制定了汉朝的朝仪。那时候，刘邦刚打下江山，手下这帮出生入死、粗犷惯了的开国功臣们，在朝堂上大大咧咧，甚至有些喝醉了就开始拔剑舞剑，闹得刘邦自己都觉得很没面子，也看不出一点帝王之气。这可不行，得有个规矩！于是，叔孙通就应运而生了。
这位叔孙通，虽然是儒生，但脑子很活，是个标准的“实用主义者”。他不像后世一些迂腐的儒生，一味地讲究“礼”，而是能把“礼”变成一种工具，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他到刘邦那里，说：“臣能够制定一套完备的朝仪，让陛下在朝堂上显示出至高无上的威严。”刘邦听了，非常高兴，就让他放手去干。
叔孙通召集了一帮饱学之士，把《礼》和秦朝的一些旧俗结合起来，制定了一套全新的汉朝朝仪。这套仪式极其繁琐，从入朝的顺序、站位，到说话的礼节、称谓，事无巨细，全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当时，不少人觉得这套仪式太复杂，太摆谱了，尤其是一些老臣，觉得叔孙通是在“卖弄学问”，搞那一套虚文。
但刘邦用上了，效果立竿见影。每次朝会，群臣都得按照规定行事，一个个毕恭毕敬，不敢逾越。刘邦坐在高高的御座上，看着下面规规矩矩的大臣们，心里别提多舒坦了，觉得自己真是个皇帝。所以，他对叔孙通非常赏识，封了他一个“儒宗”的称号，待遇也优厚得很。
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到了汉文帝时期，叔孙通的麻烦来了。当时，有人因为叔孙通定下的朝仪太严苛，在朝堂上犯了错，结果被处死。这一下，就有人站出来弹劾叔孙通，说他因为自己的“礼”，害死了人，是“大不祥”。
这时候，汉文帝就要处理这件事了。按照当时的法律，叔孙通可能要受到惩罚。这可把叔孙通吓坏了，他可不想晚年因为这个而身败名裂。于是，他找到了他的学生，时任御史大夫的周勃。
周勃是个耿直的人，他觉得叔孙通这套礼仪的确是为国家好，也是皇上喜欢的。于是，周勃就去找汉文帝辩护。他怎么说的呢？周勃说：“陛下，叔孙通所制定的朝仪，是为了让天下人知道君臣之别，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朝堂之上，如果君臣不分，就会乱。而且，叔孙通制定这些规矩，是为了让陛下能坐稳江山，而不是为了陷害任何人。”
更关键的一句是，周勃接着说：“叔孙通这套规矩，陛下用得顺手，群臣也都服从，这难道有什么错吗？如果因为这几条规矩，就说叔孙通有罪，那是不是所有遵守规矩的人都有罪？陛下，这就像是在市场里买卖东西，如果有人买错了东西，难道要怪市场主人定下的价格吗？叔孙通制定朝仪，就如同在市场里定价，陛下按照这个定价来执行，怎么能怪叔孙通呢？”
周勃的话，用了一个“市”的比喻，意思就是说，叔孙通只是提供了一个“定价”或“规矩”，具体执行和谁的责任，那是“市场”和“买家”的事情。他把这件事情的责任巧妙地转移开了。
汉文帝听了，觉得周勃说得有道理，也就没有深究叔孙通的责任，只是说了句：“嗯，你说的也对。” 叔孙通就这样躲过了这一劫。
那么，苏轼为什么会说“叔孙通枉死市”呢？
这里的“枉死市”不是说叔孙通真的死在市场里，也不是说他被冤枉而死。这是一个非常精妙的转折，隐藏着苏轼对人情世故和历史真相的另一种解读。
苏轼这句话，是对叔孙通后来命运的一种评价，更是一种带有嘲讽和感叹的评论。他看到了叔孙通的聪明和狡黠，也看到了这种聪明背后隐藏的悲哀。
“枉死市”的意思，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1. “死”于“市”的规矩，而非“罪”： 叔孙通所制的朝仪，本是为了“市”——也就是朝堂这个公共场合，一个“规矩”的制定者。他的“罪”，并不是犯了什么大错，而是因为他制定的规矩，间接导致了有人在“市”中被“判死”。他自己也差点因为这套规矩，在“市”中受到牵连，承受“死”的后果。换句话说，他的“死”，是因为他为“市”设定的规矩，而这个“市”的规则（司法和政治）最终可能会以他为代价。
2. “枉”： 这个“枉”字，是关键。苏轼认为，叔孙通的悲剧是“枉”的，是不值得的，是无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
聪明反被聪明误： 叔孙通虽然聪明，懂得把儒家的“礼”包装成统治者喜欢的样子，也懂得利用周勃的辩护为自己脱罪。但他制定的规矩，终究是僵化的，不近人情的。他试图用一套死的规矩去束缚活生生的人，结果必然会产生冲突和矛盾。
政治的残酷性： 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道理谁对谁错。叔孙通虽然是儒家士人，但他的命运，最终还是被政治的冷酷所裹挟。他为汉朝的政治稳定服务，但也可能因为政治的风向而付出代价。他觉得自己是为国家做贡献，结果却可能因为“好事”而招惹麻烦，这在苏轼看来，是“枉”的。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叔孙通可能是真心希望国家有规矩，有秩序，但他在实践中，可能过于追求形式，而忽略了人情和实际情况。这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在苏轼看来，最终只会是“枉”费心机。
3. “市”： 这个“市”字，既指“朝市”（朝堂），也可能泛指“人间”、“社会”。叔孙通的才华，他的学问，他的“礼”，都是在“市”上展示和应用的。而他最终的困境，也发生在“市”中。他的“死”，可以说是“死”在了他所服务的“市”上，被“市”的规则和人情所吞噬。
苏轼的感叹点在哪里？
苏轼说这句话，与其说是在评价叔孙通的罪过，不如说是在感叹：
对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同情： 很多有才华、有学问的人，一旦卷入政治漩涡，很容易成为牺牲品。他们可能怀揣着理想，但现实是残酷的。他们为“市”制定规矩，却可能被“市”所吞噬。
对“礼”的审视： 苏轼虽然也尊重传统，但他更看重“情”与“理”。他看到叔孙通的“礼”，虽然让刘邦高兴，但也确实显得僵化，不近人情。他可能在反思，过于刻板的“礼”，是否真的能够带来长久的秩序，还是会成为压抑人性的桎梏。
对人情世故的洞察： 苏轼深知，在中国古代的官场和社会里，有时候“聪明”并不能真正保全自己。叔孙通虽然靠周勃的辩护度过了难关，但这种游走在刀锋上的日子，本身就是一种“枉”的消耗。他最终也没能善终，虽然不是死于市，但他的名声和后来的境遇，可能让苏轼觉得，他当初的努力，是一种“枉”的付出。
总而言之，苏轼的“叔孙通枉死市”，并非字面意思，而是一种蕴含着丰富含义的评论。它借叔孙通这个历史人物，表达了苏轼对知识分子在政治环境中的命运、对“礼”的理解以及对人情世故的深刻体悟。他看到的，是叔孙通的聪明才智，在那个时代，最终可能也无法摆脱“枉”的结局，就像一个精心摆在市场上的商品，最终却被市场的规则所决定了价值和命运，甚至是被市场的不公所“杀害”。
网友意见
这事儿吧，是个超级大烂账。
咱们一条条的说。
先说苏轼这个人，苏轼这人有才华，脑子好使，但就一条：嘴贱。
用东北话说，就是欠。
他人生的一大爱好，就是给朝中重臣们起外号。
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
比如说司马光这人特别固执，于是他就给司马光起了个绰号，叫司马牛。
所以程颐呢，显然也好不到哪去。
但是吧，程颐这人，性格上跟苏轼是两个极端，这人忒古板。俩人互相看着都不顺眼。
所以在司马光死后吊唁的时候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司马光死了之后，朝廷大享明堂，大享明堂完事之后有人提出来了：司马相公没了，咱们最近一直都忙，正好今天有空，不如一起去司马相公府上探望一下？
大家纷纷表示好啊好啊，同去同去，就在大家准备一同去的时候，程颐跳了出来：诸位且慢，你们还是别去的好。
为什么呢？程颐说你们读过论语，孔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懂么？就是说孔老夫子哪天参加了丧事就不再欢唱了，就去人家司马相公府上，合适么？
大家说不至于的吧，哪有那么严重！再说细究起来，人家孔子是先参加的丧事，咱们是先去明堂再去司马相公府上探望，这俩也不一样嘛。
苏轼这时候嘿嘿一笑，说老程，你可真是“鏖糟陂里叔孙通”啊！
叔孙通是汉代定礼法的太常——刘邦刚做皇帝的时候朝上闹闹哄哄的，各种大臣没大没小，让他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做得很没意思。结果叔孙通表示您那是没找到上朝的正确打开方式啊！这样，我来给您定个礼法！于是经过一通演练之后，大家再上朝时规矩十足，让刘邦一下子就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觉：我的天原来这么爽啊！因此说程颐是叔孙通，那绝对是在夸他的。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鏖糟陂里”四个字。鏖糟即肮脏之意，而鏖糟陂是开封城外西南十五里的一个地名，向来以脏乱差闻名，于是叔孙通跟鏖糟陂里联系起来之后瞬间就变了味。这就好像是有人觉得自己擅长唱歌，结果你嘿嘿一笑，说您可真是“下水道里张学友”一样。
到这，烂账出来了。
烂在哪呢，烂就烂在这里有两个版本，两个版本里苏轼对程颐的嘲讽用语不一样
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莫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其结怨之端盖自此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
然后《河南程氏外书》里面是这么记载这事的：
温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丧事。是日也，祀明堂礼成，而二苏往哭温公，道遇朱公掞，问之。公掞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同日。”二苏怅然而反，曰：“鏖糟陂里叔孙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时时谑伊川。——二程外书·卷十一
“鏖糟陂里”这四个字脱离环境是比较难理解的，漆侠先生后来写过一篇《释“鏖糟陂里叔孙通”》，专门解释了这个词儿的来历。那么结合上下文环境来看，不同书里的说法大概是这样的：
A.明堂礼成之后大家要去司马光家这事，是存在的。
B.程颐阻止大家去吊唁这事，是存在的。
C.具体细节上，是大家一起商量着要去的时候程颐跳出来唱反调的，还是苏轼走半道上碰见别人说程颐不让大伙去，这个是存疑的。
D.因为这事儿，苏轼给程颐起了个外号，是存在的。
所以说，这个外号本身是个细节，是“枉死市”还是“鏖糟陂”问题不大，反正都是对讽程颐进行嘲讽就是了。那么史书上，一般都采用“枉死市”这个说法，比如说
八月辛巳罢崇政殿说书程頥頥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庆礼事毕欲往吊頥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或曰不言歌则不哭轼曰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宋史纪事本末·卷十
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友而亲，苏轼常戏薄程颐，光庭为程颐报怨也。」』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宋史全文·卷十三
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当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上众皆大笑。结冤之端，盖自此始，轼非无过也。』——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零三
而各种笔记里，相对的“鏖糟陂”就要多一些。
司马温公之薨，当明堂大享，朝臣以致斋不及奠；肆赦毕，苏子瞻率同辈以往，而程颐固争，引《论语》：“子于是曰哭则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礼，不可谓歌则不哭也。”颐又谕司马诸孤不得受吊。子瞻戏曰：“颐可谓燠鄙俚叔孙通。”闻者笑之。——孙公谈圃
等等！咱们不是说“鏖糟陂”吗？怎么现在又出来一个“燠鄙俚”？
这是版本的问题……宋人轶事汇编里解释了这个问题：
按今本商刻谈圃，陂里二字改作鄙俚，能改斋漫录引此文仍作陂里，吴氏所见固原本也。考鏖糟陂乃汴京城外地名，见吕希哲吕氏杂记。又东坡与王定国书云，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可知此三字为东坡口头语，明人惟不知为地名，故改为“鄙俚”，“鄙俚”二字，岂类坡公语耶？
看到这你发现个问题没？那就是这个说法基本上都是“或言”、“又言”，也就是借第三方之口说出来的。咱们刚才说过，具体细节上，是大家一起商量着要去的时候程颐跳出来唱反调的，还是苏轼走半道上碰见别人说程颐不让大伙去，这个是存疑的。所以苏轼说这话的时候，到底有几个人听着了，传话过程中有没有传歪，都很难说。而且说不准是当面嘲讽程颐“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回过头又跟别人说程颐这货就是个“鏖糟陂里叔孙通”，这都是可能的。
所以说啊，传话这种事，怕的就是“听风就是雨”，报道上出了偏差……
PS.关于“枉死市”这个词儿，其实还有东西可以讲讲，但是我的懒癌又犯了……所以就先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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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和苏军在二战期间普遍配发制式高筒皮靴，这并非仅仅是军事装备的“风格”问题，而是基于实际作战环境、士兵需求以及当时后勤生产能力的综合考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原因。战场环境的严酷性：二战战场，尤其是东线，其环境是极其恶劣的。广袤的平原、泥泞的沼泽、冰封的雪地、碎石遍布的地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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