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是如何从大众普遍尊敬医生变成现在的仇视医生的？这其中哪些原因是主导作用？
一、 历史背景与早期尊敬的根源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医生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和信任。这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知识的垄断与稀缺： 过去，高等教育资源有限，医学教育更是顶尖人才的摇篮。医生掌握着与生命健康相关的专业知识，这是普通民众难以企及的。这种知识的稀缺性本身就赋予了医生一种权威和神秘感。
高尚的职业道德呼唤： “大医精诚”、“悬壶济世”等传统医学道德观深入人心，医生被视为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是高尚品格的象征。他们的职业使命本身就带有崇高的光环。
有限的医疗选择： 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年代，看病的选择非常有限。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诊所，都屈指可数。患者往往别无选择，只能信任当时的医疗机构和医生。
信息不对称的绝对性： 患者对病情、治疗方案的了解几乎完全依赖于医生，医生的话语权是绝对的。患者没有渠道去质疑或寻求其他意见。
在这样的背景下，医生群体自然获得了广泛的尊敬，患者对医生往往是感恩戴德，即使出现医疗纠纷，也大多被视为个体失误，而非系统性问题。
二、 导致关系转变的深层原因（主导作用因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体系的改革以及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医患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并逐渐演变成当下一些负面情绪的出现。以下是主导作用的关键原因：
1. 医疗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与“以药养医”的弊端 (核心驱动力之一):
改革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医疗体系开始了市场化改革，试图引入市场机制来提高效率和解决资金问题。
“以药养医”的形成： 改革过程中，药品价格与医疗服务价格脱钩，且药品价格相对较高，而医疗服务价格被压制得很低。这导致医院和医生（特别是公立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药品销售的差价。
对医生的影响： 医生在药物选择上，可能面临来自医院的指标压力或经济利益驱动，导致倾向于选择利润较高的药品，而非完全基于患者的最佳利益。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过度诊疗”和“过度用药”的现象，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也损害了医生的职业声誉。患者会感觉医生是为了赚钱而开药，而非纯粹为了治病。
医务人员收入与服务价格的倒挂： 医生微薄的薪资与高强度的劳动、巨大的职业风险形成鲜明对比，而药价和检查费用的加成却能显著提升医务人员的“收入”（虽然这部分收入很多流入了医院而非个人，但公众难以区分）。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扭曲了医疗的本质，让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2. 医疗成本的急剧攀升与患者经济负担的加重 (直接导火索):
技术进步的双刃剑： 现代医学技术飞速发展，新的诊断和治疗手段不断涌现，这确实提高了医疗水平，但也往往伴随着高昂的费用。
医保覆盖的局限性： 尽管医保体系不断完善，但很多昂贵的治疗和药物仍然不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或者报销比例有限。这使得许多患者面对巨额医疗费用时，感到无力承担，并将这种经济压力和绝望感转嫁给医生和医疗系统。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社会现象： 医疗费用成为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甚至导致家庭破产。当患者倾家荡产依然未能挽救生命或摆脱病痛时，他们很容易产生愤怒和怨恨，并将这种情绪指向“罪魁祸首”——医生和医疗体系。
3. 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与信息不对称的重塑 (放大器):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 互联网打破了过去信息的高度垄断。患者可以通过网络搜索病情信息、治疗方法、甚至其他患者的经历。
负面信息的传播优势： 相比正面信息，负面信息（如医疗事故、医患纠纷、医生失误等）更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共鸣，并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形成病毒式扩散。一个医疗纠纷的案例，可能被放大和扭曲后，迅速成为公众口诛笔伐的对象。
片面信息和误导： 患者在网络上获取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未经证实甚至带有主观情绪的。一些非专业人士或别有用心者发布的医疗信息，可能误导患者，加剧其对医生的不信任感。
“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 一旦发生医患纠纷，患者一方可能会通过网络曝光医生信息，引发公众的“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对医生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和人身威胁。
4. 医患沟通不畅与期望值管理失败 (持续性因素):
沟通技巧的不足： 部分医生可能缺乏有效的沟通技巧，未能耐心、清晰地向患者解释病情、治疗方案、风险和预后，导致患者对治疗过程产生误解或不安全感。
高期望与现实的差距： 媒体宣传和影视作品往往将医生描绘成无所不能的“神”，患者也因此产生过高的治疗期望。当医学无法达到患者的完美期望时，失望和不满就容易产生。
碎片化的就医时间： 医院人满为患，医生工作量大，有限的就医时间使得医生难以与每位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
5. 医疗纠纷的增多与处理机制的不足 (触发与强化):
纠纷原因多样化： 除了上述因素，医疗技术本身的复杂性、患者病情的多变性、以及不可避免的医疗风险都可能导致医疗纠纷。
处理机制的滞后： 过去，医疗纠纷的处理往往缺乏透明和公正的机制。医患双方在信息和话语权上存在差距，导致患者难以获得合理的赔偿或解释。
“医闹”现象的出现： 部分患者及其家属通过围堵医院、辱骂殴打医务人员等极端方式解决纠纷，这种“医闹”行为不仅破坏了医疗秩序，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医患关系的负面认知，并对医务人员造成了心理创伤。
6. 医生职业压力的增大与职业倦怠 (间接影响):
高强度工作： 医生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需要长时间工作，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和风险。
职业风险与安全问题： 医闹事件频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使得医生不得不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甚至产生回避风险的心理，这也会影响到医患沟通。
职业倦怠： 长期处于高压和负面情绪环境中，容易导致医生出现职业倦怠，影响其工作态度和服务质量，从而可能进一步恶化医患关系。
三、 主导作用因素的总结与分析：
如果非要选出几个主导作用的因素，我认为：
1. 医疗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与“以药养医”的弊端 是 最根本的结构性原因。它从体制上扭曲了医疗的价值导向，让患者对医生的动机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2. 医疗成本的急剧攀升与患者经济负担的加重 是 最直接的导火索。经济压力是绝大多数医患矛盾爆发的直接诱因，它将潜在的不满转化为公开的冲突。
3. 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尤其是互联网的负面信息放大效应） 是 最强大的催化剂。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范围传播负面情绪和信息，将个别事件变成了普遍性的认知问题。
其他因素，如沟通不畅、期望值管理、医患纠纷处理机制等，虽然也很重要，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上述三个主导因素的衍生品或放大器。例如，如果医疗体系是健康的、医疗费用是合理的、信息是透明的，那么即使沟通不畅，也可能更容易通过协商解决，而不是演变成公开的仇视。
四、 结论：
医患关系的恶化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是历史、经济、社会、技术和制度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从尊敬到仇视的转变，并非简单地“医生变坏了”或“患者变坏了”，而是由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外在冲击所驱动。理解这一演变过程，需要我们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深入剖析背后的原因，才能找到改善医患关系的根本途径。这包括深化医疗体制改革，解决“以药养医”问题，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完善医保体系，提升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和职业尊严，加强医患沟通能力培训，建立公正透明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以及引导公众理性看待医疗和疾病。
网友意见
我朋友脸上长癣，医生给开了一盒膏药。他回家两三天后，没事看了看药的说明书，发现这药主治的脚气。朋友比较理性，没有怒发冲冠，拿着菜刀直奔医院，而是上网查了查，发现这药确实也治脸上的皮癣。
可是这世上定有人不看这药的适用范围，如果此人还比较极端，那医生就可能挨揍被砍了。如果医生有时间给患者解释，说这个药治癣，而常见的皮癣发作部位是脚部，想来我的朋友也不会困惑，极端的人也不会找上门去暴打医生，所以足够的医患沟通可以有效的预防医患冲突。可中国的医院门庭若市，医生根本没有时间给病人细讲病理和药理，让病人钱花的明明白白。所以医生稀缺，医患冲突就无法避免，类似于一对小情人不经常交流，自然矛盾不断。
当医患冲突频发后，定有很多人不愿意从医，这样医患冲突就造成进一步的医生稀缺，因此说医患冲突与医生稀缺互为因果。只是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产生的第一环是：医生稀缺。
我们看上图，从1996年开始，中国除护士外的医疗从业者数量增长率，始终低于医疗费用增长率，且后者增长率常年是医师、药师增长率2倍以上。医生的稀缺自然导致医疗价格的提高，同时随着收入和人均寿命的增加，医疗支出也在增加，因此医生的缺口不断被放大。不断增加的医疗需求，与增长乏力的医疗供给，自然造成医患之间越来越缺乏沟通，如此当今医患冲突会不断加剧。
造成中国医疗困境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三项重要因素：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问题、医疗信息不对称带来医疗鉴定问题、医疗供给不足问题。其中医疗司法鉴定缺乏权威性，与供给不足导致医患沟通不足，都是造成医患矛盾的主因。首先医疗供给不足，原因是政府以公平的名义管制医疗产业，其中措施包括医院审批、医生招聘等等。医疗管制带来的业的国有化，造成政府在医疗鉴定上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样政府仲裁结果自然难让服众服。于是政府在产生医患冲突后，只好偏袒患者，以息事宁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受罚的毕竟是底层医生，如果患者不负裁决闹事受罚的就是领导，而领导定不会为医生着想。
如此造成中国医疗问题的三个因素就这样纠葛在一起，共同造成了如今的医患冲突困境。那么谁那从困境中受益了，而选择维持困境呢？
自然是制定规则的领导。领导生病去高干病房，哪会体验什么医疗资源紧张。这边强制规定医生工资不能高、医生不能收红包，那便又聪明的强制规定各种检查费用及药品价格，看着好像降低了医疗成本，可是药品进场与药品定价却领导说了算，这里的灰色空间不言自明。在以药养医的变相市场化下，如此医生也就是在开药的时候吃吃蝇头小利，而大头被领导拿去了。
中国医疗问题的破解方法在哪？看看上图就会发现，以市场化临时工为主的护士这几年增长率还是比较高的，因此至少医生的收入市场化，就可以有效的解决医生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此造成医患冲突，信息沟通不足的这个病根才能根除。另一方面，医疗市场化还需要配套改革税制，使其以消费税为主。这样政府才有动力一方面发展医疗产业，一方面维护患者的利益，转化政府的运动员身份，从而又从源头上解决医疗仲裁的公正问题。
除了以上两点好处，医疗市场化还会使得卫生系统领导，不能通过贪腐从各种医药管制中获利。当然肯定有人说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问题，可解决公平的途径应该是公共医疗保险，而不是各种管制，因为管制会使得领导通过贪污获得管制带来的租金，从而造成医疗供给不足与医疗价格过高两种情况同时出现。以以药养医为例，从药品的新品审批一直到医院药品采购，各种变相市场化使得医疗费用过高，而其中大块被官员贪腐了，并没进入医生的口袋。结果就是预料之中的医疗成本没有降低，而医疗供给却没有提高的双输局面。
医疗市场当然可以不市场化，毕竟领导看病去301，富人看病去美日，中上产看病去香港、台湾，中产看病去印度，普通人看病找中医，大家十年后都有各自美好的未来。看到评论中居然有人不知道印度的医疗旅游业正在兴起，看来没有为自己将来做打算啊，给个新华网的链接算福利了：
医疗旅游：又一个“印度辉煌”。
····················································································
有些人说原文预言极端。自己搜搜新闻吧，北大医学院招生都门可罗雀了，招几个好学生，以后不是去301就是出国。要知道今年国家刚出政策，3年内军队医院不再对外，就这还有一片叫好声，哈哈。同时，有钱人早就开始享受国外医疗了，不信问问自己周围家境比较好的朋友，是不是几年前就开始每年去香港打疫苗了。去印度看病不算新鲜事物了，不信你打“印度医疗”四个字试试，第一个出现的索引就是“印度医疗旅游”。
按现在这种找不到医学生就降低录取分数线的趋势，20年后会有一批高中二本水平的医学教授专家。这些人高中数理化就是及格水平，你指望他们学西医学出什么水平，所以大部分人以后就是靠中医。去现在的县级医院，大部分医生连脚气都看不好，以后大城市的医生也就是这个水平，癌症就别动手术了，伤肝脏，调理为主，喝点绿豆汤，挺好。
所以说有权人看301，有钱人出国，大部分没权没钱的人可以看中医，这就是趋势。
- 之所以医患之间会有现在的紧张关系，根本原因是因为绝大多数患者都比较 蠢 和 懒。
不要着急反对，请最起码看完我答案的最后一个字，再点下反对不迟，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
而且不要觉得我地图炮，你也可以认为我把我自己也骂了，这样心情会好一些吗？
我们不说谁对谁错，单单只说哪种想法更实际，哪种幻想更扯蛋。——因为只有这样，这个话题才聊得下去。
如果一个人总想寄希望于“对方能够遵守职业操守”，奢望对方靠“自觉”和“道德”来保证［你］的利益，这种想法本身不是非常可笑的吗？
实际上，任何矛盾都是由于“沟通不充分”和“利益不均”引起的。无论矛盾双方是谁，都跑不出这个最根本的原则。所以避免矛盾最基本要保证的就是“有得沟通”啊。
- 很多“用户”和“服务方”之间的矛盾，主要都是因为没有设立用户的门槛。
任何领域的用户，都需要一个门槛：不需要用户“什么都懂”，但是用户不能“什么都不懂”。
这个问题的答案明显得令人发指，却鲜有人愿意直面现实。
其实，随便就可以在各个领域里找到现成的例子。
- 网民和BAT公司的紧张关系：
是非功过，我不想争论。因为我在开篇就已经直白的表态了：我们不说谁对谁错，单单只说哪种想法更实际，哪种幻想更扯蛋。
归根结底，一切问题的开端其实是由这种态度埋下的祸根——请问，在网络上的各种服务中，服务方提供的“用户条款”究竟有几个人认真看过？
又有多少人在自己的利益被侵犯的时候，争取过自己的利益，或者说能够知道自己被侵犯过？可惜的是很多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用户不需要懂如何实现功能，但是怎么也需要懂自己签了什么条约吧。想要使用这些功能，哪些是必须提供的信息，哪些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哪些是根本不应该付出的霸王条款。
这种情况下，你如何指责别人作恶？
- 群众和公务员的紧张关系：
什么城管、公安、法院、律师之类的就不多提了（虽然很多人觉得自己不懂法是很正常的，这个本身就十分值得吐槽）。我就举一些相对来说不算敏感的部门的例子吧。
纳税人和国/地税之间的争执，其实最根源的问题在于：纳税人认为，我纳税是交钱，凭什么要我主动学习相关业务知识？很多纳税人根本不懂自己有什么权益，又有什么义务，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而那些信息的传单，很多甚至就摆在大门口的架子上，但是就是没有人去拿去看。
其实有些时候，如果每一个纳税人都能了解最基本的知识，不需要懂如何办理业务，只需要懂要办业务自己需要做什么、又有什么权力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了。
同样遇到问题，其实只需要一句“你们不是首问责任制吗”？对方就会乖乖服软，然而很多人硬是吵了一个钟头，让外人看来就仅仅是纳税人在无理取闹……
最有意思的就是，有些人会到前台大厅里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也不知道我要办什么业务，就是我们会计让我带公章来了”……对于这种情况该如何评价？最寒心的就是很多人认为这是正常的、应该的……这只是宏观上“公务员”和“群众”关系的一个缩影，那么到底是谁错了？
想要检验自己对自己公民权利有没有负责，请看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饭店所谓的“会员价”/“活动价”，表示优惠就不给开发票，有多少人知道，你完全可以在享受优惠之后强行索要发票？商家必须无条件开具发票，同时不可以将折扣优惠取消？
大家对这个问题明显是并不关心的。因为1.就算强迫商家纳税也没有好处也落到自己头上；2.就算不打折，要发票的目的只是为了报销——报销的话，有没有折扣，花多少钱又如何呢？
这还只是不敏感的内容，如果涉及到敏感的话题呢？不知道又要吵到什么程度吧。
我们不谈对错，单说就是这种对待对方的态度，还想要公务员和群众的关系如何亲热呢？所以群众和公务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怪谁呢？怪万恶的公务员？
- 玩家和游戏公司的紧张关系：
我有比较多的了解过《英雄联盟》这个游戏。
比较明显的一个反智主义行为，就是“顶我出无限火力”。
当然，除了无限火力，还有好多：“皮肤降价”，“反对改版”，“凭什么削我XX？”……
其实，身为玩家，［不需要］知道这个游戏是如何设计出来，需要怎样编程、怎样运作……但是怎么也要讲究最起码的底线，考虑对方是一个为了盈利才存在的公司吧？
很多玩家的“叫嚣”，不仅没有最基本的“讲道理”的底线，还有扯出“尼玛腾讯都赚那么多钱了，就不能拿出来一些回馈一下我们玩家，麻花腾你掉钱眼里去了吧……”
这我都不想多做评论……因为根本连评价的意义都没有……摆明车马耍无赖，能说出什么来？
玩家，确实不需要“什么都懂”，但是不是说可以“什么都不懂”的……
- 上面这些，都算不算“用户”和“服务方”关系紧张？
其实所谓的医患关系紧张，双方必然都有过错。
但是，我们不说谁对谁错，单单只说哪种想法更实际，哪种幻想更扯蛋。
——如果一个人总想寄希望于“对方能够遵守职业操守”，奢望对方靠“自觉”和“道德”来保证［你］的利益，这种想法本身不是非常可笑的吗？
有多少人，对待医疗的态度是：“我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我必须享受最好的医疗待遇！”？
你可以不知道［怎么治疗］血崩，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医生对血崩都［有哪些可选的应对措施］，医生能做到的［最好结果］是多什么，医生能［成功的概率］是多少。
如果你连这都不知道，其实如果医疗是自由市场，那你根本没有达到用户应该满足的底线。
——是的，说的难听一点，没有人性一点，就是这样：如果患者资源足够多，医疗这项“服务”是绝对自由、没有强买［强卖］（主要是强调强卖），是没有医院愿意接受像这样的人成为患者的。
正是因为我们的人类社会充满了人性，所以才让现在的医疗更像一个社会保障的制度一样。这是因为出于人性，而不是冷血的自然规律，所以不要用自然规律去解释由人情味编织的美好，什么“我花钱，还只是求专家给我一个活下去的机会”这样的挖苦，最好不要说出口为好。
你不需要知道怎么做一个医生，不需要知道怎么治病，但是最起码你要知道医生最多能对你做什么吧？
- 好了，解释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我觉得真心能看到这里的人，还保证自己已经确实思考，依然觉得我说的不对的人，可以点反对了。
- 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
为什么自然规律无法调节这种矛盾？因为存在强买强卖啊！
——该淘汰的医生（因为利益），和该淘汰的患者（因为人性），并没有淘汰啊！
——因为如果用“应该”来考虑问题，那就不是人了啊！
- 从身为“人”的角度来考虑，解决办法只有一个：
提高国民素质，提高所有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发展所有人的脑力，强迫懒惰的人勤奋，强迫愚钝的人开阔眼界丰富学识。强制教育，强迫让不喜欢学习的人，必须将头脑锻炼到能够有足够脑力去理性思考一般问题，凡事懂得换位思考、能和人平等沟通的程度，才允许他们不再继续深造。（注意，目的是为了医患关系的“和谐”，如果不能保证自己有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话题不跑偏的能力，请不要和我争执；我的意思仅仅是：医患关系和谐，和老百姓生活安逸，二者只能取其一。如果连这都不懂，我不屑与之争辩。）
如同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满足了限定的自由——没有绝对的“和谐”，只可能牺牲一方面来达成另一方面的“和谐”。没有别的办法比这更实际，其实这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没有之一。这才是在不淘汰任何人的前提下，还满足人性的实际情况，让社会更和谐的唯一解。
最后，还是再一次强调：我不说谁对谁错，单单只说哪种想法更实际（自然是提高患者层次），哪种幻想更扯蛋（自然是提高医务工作者的自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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