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恪是否真的比李治优秀？比之李泰又如何？

首先，南唐嫡系后人亲自认的祖先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恪，而不是吴王恪

一直以来，南唐开国之君李昪究竟是李唐宗室中何人的后裔众说纷纭，各种史料也记载不一，《旧五代史》记为唐玄宗之子永王璘，《新五代史》记为唐宪宗之子建王恪，《蜀后主实录》又记为唐嗣薛王，《江表志》认为是唐郑王元懿，《资治通鉴》则认为是吴王恪。

不过无论是永王璘、建王恪，还是薛王、郑王，皆有史料出处可查，唯独吴王恪完全无史料出处。就连《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本人，也只能在《通鉴考异》中将南唐以永王璘、建王恪、嗣薛王等人为祖先的史料出处全部罗列了一遍，却完全录不出是哪一条原始史料记载了南唐为吴王恪后裔一事。

考異曰：周世宗實錄及薛史稱擶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曲裔，江南錄云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李昊蜀後主實錄云：「唐嗣薛王佑柔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遂為徐溫養子。」吳越備史云：「擶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為安吉砦將。吳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州，虜擶歸，為僕隸。徐溫嘗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為養子。以讖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擶始事神福，後歸溫，故冒李氏以應讖。」

由此可知，并无史料佐证的吴王恪可以最先排除，那么剩下来的永王璘、建王恪、嗣薛王、郑王元懿，南唐的祖先究竟会是其中的谁呢？

事实上记录建王恪为南唐祖先的不仅仅是《新五代史》，《宋史》《南唐书》《玉壶清话》《江南录》等诸多史料均记载了南唐以建王恪之后自居，烈祖李昪乃唐宪宗后裔——唐宪宗生建王李恪、李恪生李超、李超生李志、李志生李荣，李荣则是李昪的亲生父亲。

同时据《宋故左龙武卫大将军李公墓志铭》上记载，墓主李从谦乃“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后，南唐烈祖之孙，元宗之子，后主之贵介弟”。李从谦即南唐烈祖李昪之嫡孙，元宗李璟第九子，后主李煜同母弟，墓志上称李煜对这个胞弟“友爱异于他弟”，开宝年间曾奉命出使宋朝，宋太祖“嘉其占对，厚膺蕃锡”。

值得一提的是，为李从谦撰写墓志的胡宿也是北宋人，不仅与李从谦同籍，更与李从谦之子友善，可谓是对李家知之甚深。所以清朝李慈铭曾在《越缦堂读书记》中点评道：“此志明言宪宗子建王之后，则五代史诸书谓托于太宗子吴王恪者，皆风影无据之词。”

李从谦作为南唐的直系后代，距烈祖李昪尚不出三代，而亲自认建王恪为祖，可见南唐实为唐宪宗之子建王恪之后裔，乃是确凿无疑的。

再看，所谓的大唐三百年来“最悲情的皇子”与“贤王”

说到吴王李恪，很多人会立马联想到电视剧中那些偶像明星演绎的文韬武略的身姿，然而翻遍史书，能够找到的关于李恪的“政绩”唯有劣迹斑斑：

1、李恪改封吴王之前被罢官斥责——
《大唐故恪墓志铭并序》:（贞观）七年，还授都督齐淄青莒莱密七州诸军事齐州刺史。居鲁卫之亲，任侯伯之重，春秋鼎盛，血气渐刚，傅相怀赐罢之忧，宰司申切责之旨。……天爵弥厚，逸情转纵，逞骛豊淩践稼穑，扼青兕於云泽，褫文豹於平林。大马悠悠，掩旬弥晦。主相之奏，屡闲於丹陛；士师之请，频造於青蒲。

2、李恪改封吴王后而权万纪到任其长史之前被谴责——
《册府元龟◎宫臣部·正直》：权万纪为西韩州刺史。会吴王恪以骄纵被谴，拜万纪为长史。万纪厉其抗直，恪遂折节从之。

3、权万纪到任李恪长史之后的安州——
《唐会要卷第六十一御史臺中彈劾》：貞觀十一年。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御史柳範奏彈之。
《新唐书列传第三十七　王韩苏薛王柳冯蒋》：（柳）范，贞观中为侍御史，时吴王恪好田猎，范弹治之。
《资治通鉴》：“贞观十一年十月，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

4、权万纪到任李恪长史之后的安州——
《新唐书·李恪列传》：“坐与乳媪子博簺，罢都督，削封户三百。”

这几件可都不是什么好事，不是李恪因为表现不好被唐太宗斥责，就是因为打猎踩坏了老百姓的庄稼而被朝官弹劾，并被罢免了都督的头衔，还削去食邑300户；或者是与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免都督的官职以及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

仅仅因为一点小错就导致都督的头衔多次被摘，李恪这样的遭遇在当时的诸皇子中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就连后来被赐死的李佑，好歹在贞观十七年谋反前还保住了都督的头衔。而李恪原本身为都督的时候，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但被贬为刺史后，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么一块地方了。

从贞观十二年起，李恪在安州刺史一职上一待就是十一年，即便是唐太宗去世后，李恪也只是被唐高宗任命为了梁州刺史。别的皇子都是风风光光地管理着好几州的封地，唯独李恪只能守着安州这一块封地度日如年，这样的惩罚对于李恪来说，不可谓是不重。

如此一来就很令人费解了：为什么身为大唐的一介吴王，李恪的所作所为不仅根本无法体现他的“英果”之处，反而如此的令人失望？

不要以为李恪的品行如此恶劣是因为胜利者篡改了史书，想想与李恪同时代的汉王李元昌也是失败者，历史上项羽、曹植、司马攸等等都是失败者，为什么别的失败者都能有才华横溢的史实流传后世，李恪却徒有史官的溢美之词而再无具体事迹可言？所以这与胜利者的史书无关，而是史官可以出于对武则天称帝的痛恨以及对李恪本人遭遇的同情而溢美一下李恪，但仍无法掩盖李恪没有真材实料的史实。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可以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吴王李恪的生平是什么样，以及唐太宗是如何宠爱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的。

首先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其次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严厉告诫，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甚至有人声称，如果唐太宗不喜欢李恪的话又怎么会要立他为太子？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唐太宗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改立李恪为太子。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15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多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去做如意的相国，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去杀了樊哙。

而同样提名未果的李恪不仅没有得到唐太宗的任何保护措施，反而被唐太宗严厉地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

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么好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就像唐玄宗欲立武惠妃为后，大臣首先就用武家与李唐皇室有仇为由劝阻唐玄宗，而李恪这里却压根没人提及所谓的血统这一点。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通观李恪的生平，也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所以若是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英果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断定李恪之贤，显然是不成立的。何况《旧唐书》中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是通假字，通尝，意思是唐太宗曾经说过李恪类己，而不是经常说李恪类己——如果唐太宗经常说李恪类己却又不给他任何保护措施，那么此举根本不是在爱李恪而是在害李恪。

唐高宗永徽四年，年轻的新皇李治为了震慑宗室中那群辈分高而又蠢蠢欲动的皇叔皇兄，特地挑了两个大头出来杀鸡儆猴。而这两个不幸撞上枪口的，一个是唐高祖的庶长子李元景，一个就是唐太宗的庶长子李恪。

李元景是死有余辜，因为高阳公主等人试图谋反就是为了拥立他登基；而李恪可以算得上是被无辜牵连的，因为李恪既不是被拥立的对象，也没有参与谋反。只不过因为李恪身为唐太宗的庶长子，这样的辈分在宗室中仅次于皇叔李元景，再加上唐太宗临终前只一心叮嘱大臣们要保护好长孙无忌，对李恪这个曾经提名未果的庶长子却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李恪这才悲剧了。

唐高宗登基后，曾将宗室中辈分最高的李元景和李恪二人同时加封为三公——李元景为司徒，李恪为司空，然后为了永绝后患，在高阳公主、房遗爱等人谋反事泄后趁机借题发挥，将这叔侄二人一网打尽。当然，也有人认为想要除掉李元景、李恪的是长孙无忌，而不是唐高宗，但事实上通观整件事的始末，就可知唐高宗才是真正的主使者。

《册府元龟》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唐高宗曾召见房遗爱，并问他：“你身为皇亲国戚，为什么要谋反？”房遗爱则回答道：“我的行为罪该万死，但请陛下看在我告发了吴王李恪的份上饶恕我一命。”唐高宗闻言便直接回了一句：“你现在才告发李恪，不是太晚了吗？”

甚至就在李恪等人被赐死后没过几天，唐高宗就在观德殿里将这帮谋逆之人的财物分成五垛陈列出来，令诸位亲王大臣们举行射礼，然后又将刚空出来的司徒、司空的头衔分别封给了徐王李元礼（李元景、李恪死后李唐宗室中辈分最高者）与功臣李绩，以此给宗室立威。

不过李恪虽然是冤死，史官也称其是“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但实际上所谓的“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言罢了。比如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比如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比如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再比如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又比如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而且当时的人真的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吗？我们可以来看看唐人在提及此事时是怎样的态度。

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而且虽然有后世的史官拼命地为李恪挣同情分，又是说他“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又是说他的死“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但就史实而言却并非如此。

李恪曾在安州一地担任了十多年的最高行政长官，结果就在李恪被诬陷谋反后，且不说同样出身安州的许圉师与郝处俊这两位朝中重臣对此是未发一言；也不说安州境内著名的富商彭志筠，明明富有到都能够为朝廷的军队捐助大量的绢布了，却没想到要为自己“海内冤之”的父母官上表求情或出资减罪；单说事过境迁多少年后，朝中根本没有一人想过要请求皇帝将李恪被流放的儿子和幽禁的女儿给赦免了。

从民间地方到朝廷中央，都不见有人为这位“中外所向”“海内冤之”的吴王求过什么情，更没有人打着李恪的名号揭竿而起——就在李恪被杀的这一年，民间有位陈硕贞起义，却压根提都没提要为冤死的吴王李恪复仇；而章怀太子李贤死后，徐敬业举兵时就特地打出了李贤的旗号。

李恪死后过了7年，显庆五年时，唐高宗想要显示一下皇恩浩荡，于是追封了当年谋反案的几个主谋，其中就包括李恪。虽然追封的只是从一品的郁林郡王，比原先正一品亲王降了整整两个档次，但好歹也算是有个爵位可以留给儿孙了。只不过李恪死后，他的4个儿子被流放岭南，女儿被幽禁献陵，所以继承李恪香火和郁林县侯一爵的，是与之毫无关系的河间郡王李孝恭的孙子李荣。直到又过了24年，光宅元年的时候，李恪的长子李千里遇到武则天的大赦终于能够重返京城，正好这时李荣因罪被贬，李千里作为李恪的长子，这才捞到了机会继承回这个从三品的郁林县侯。

等到李唐王室复辟后，唐中宗在神龙年间大肆追封这些宗室时，只赠了一个司空的头衔给李恪，然后改葬一下就完事了，并没有将他陪葬昭陵。至于李恪是否恢复了正一品亲王爵位，《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同样没有记载，而且因为李元景等人均有“复官爵”的明确记载，唯独李恪却完全无此一提，所以欧阳修在《新唐书》中提到李恪时，只称其为“郁林王恪”，而不是“吴王恪”。

本文著作权属于原作者金明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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