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俄罗斯会自称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我们得把时间拨回到遥远的过去。古罗马帝国，一个辉煌而强大的政治实体，在西方逐渐走向衰落，最终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时，其政治上的统一性被打破。然而，罗马的遗产并未就此终结。它的文化、法律、政治思想以及一种“普世帝国”的理念，却在东方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这就是拜占庭帝国，也常被视为“罗马帝国的新罗马”。
拜占庭帝国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为中心，继承了罗马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并且成为了基督教（东正教）的守护者。它的存在长达千年，对欧洲、中东乃至北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俄罗斯是如何搭上这趟“罗马继承者”的列车的呢？关键点在于政治联姻和宗教的传承。
1. 政治联姻：索菲亚公主与伊凡三世
故事大约发生在15世纪末期。当时，东罗马帝国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强大攻势下摇摇欲坠。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这对于基督教世界，尤其是东正教徒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就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前几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 Palaiologos）的妹妹，名叫索菲亚·帕列奥洛格（Sophia Palaiologina）的公主，被安排嫁给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Ivan III）。这场婚姻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政治联姻，它承载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伊凡三世，是莫斯科公国崛起的关键人物。他巩固了莫斯科的统治，并且开始将俄罗斯各公国统一在他的旗下。他意识到，要提升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合法性和荣耀的支撑。而索菲亚公主的到来，恰好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索菲亚公主是拜占庭皇室的末裔，她的到来，就相当于将“罗马的血脉”带入了莫斯科。伊凡三世因此宣称，他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和权威。这是一种巧妙的政治宣传，也是一种对自身合法性的强化。他甚至开始使用“沙皇”（Tsar）这个头衔，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的“Caesar”（凯撒），本身就带有罗马皇帝的意味。通过这个称谓，他将自己与古罗马的皇帝联系起来，也与拜占庭的皇帝划上了等号。
2. 宗教的传承：东正教的“第三罗马”
除了政治血脉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宗教的传承。拜占庭帝国是东正教的中心。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东正教世界的精神权威真空了。而此时的莫斯科，已经成为了东正教最强大的堡垒之一。
俄罗斯的教会一直与拜占庭教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当君士坦丁堡失去了独立性，其宗教权威被削弱后，莫斯科教会的地位便日益突出。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Metropolitan of Moscow）开始被视为东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
这种宗教上的联系，很快就转化为政治上的宣称。“第三罗马”的理论应运而生。这一理论最早是由一位名叫菲洛费伊（Filofei）的修士在16世纪初提出的。他致信给伊凡三世的儿子，也就是瓦西里三世（Vasili III），指出：
“第一个罗马衰落了，第二个罗马（君士坦丁堡）也陷入了土耳其人的手中。第三个罗马（莫斯科）依然屹立，而且将来也绝不会衰落。”
这个理论为俄罗斯充当“正统基督教”（即东正教）的守护者提供了神学上的论据。它宣称，莫斯科不仅是拜占庭的继承者，更是整个基督教世界（东正教）的真正捍卫者和未来的中心。这是一种宏大的宗教使命感，也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政治口号。
“第三罗马”的理念渗透到俄罗斯的意识形态深处，它赋予了俄罗斯一种独特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优越感。俄罗斯不仅要统一自己的土地，更要肩负起捍卫和传播东正教的责任，在精神上领导整个东正教世界。
3. 文化和政治象征的沿袭
在这些核心因素之外，俄罗斯还在文化和政治象征上进行了沿袭。例如，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其建筑风格和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启发。俄罗斯的国徽也采用了拜占庭帝国标志性的双头鹰。双头鹰象征着帝国的普世性和兼顾东西方的能力，这与罗马帝国以及拜占庭帝国所追求的象征意义相契合。
俄罗斯的统治者，从伊凡三世开始，就越来越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具有罗马皇帝血统和东正教使命的君主。这种自我认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被强化和传播，最终成为了俄罗斯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继承并非是完全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或政治上的直接传承。古罗马帝国毕竟早已不复存在。俄罗斯的宣称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叙事和政治建构，它巧妙地将自己的崛起与一个伟大的古代文明联系起来，从而提升了自身的合法性和威望。
从一个更广泛的视角来看，这种“罗马继承者”的叙事，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中一种普遍的现象：新的政治实体往往会通过与过去的辉煌文明建立联系，来论证自身的合法性、权威性和历史使命感。而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条从罗马到拜占庭再到莫斯科的链条，不仅塑造了它的历史，更深刻地影响了它今天的世界观和国际定位。
网友意见
第三罗马（新罗马）理论是吧，其实在这个理论里罗马反而是次要的，这里的罗马与其说是罗马帝国，不如说是基督教帝国。
至于南方那个拜占庭，创下并发展这一理论的俄国人对它有多少崇拜都难说，这段时间里拜占庭衰颓并走向了灭亡，它有再多辉煌也无法改变它扑了这个事实，俄国人能对这个扑街有多大向往呢？
继续谈第三罗马，其实在历史上，这个理论还有着其他名字，比如新以色列、新耶路撒冷什么的，而且很多情况下这个称呼更似乎这个理论，至于为什么，就要从此理论的发展讲起了。
这里我先引用一段话：
沙皇是非常重要的，在地球上实现上帝王国的理念一直被认为是沙皇的历史使命，也是自那一刻起俄国历史的最终目标和意义。例如在官方意识形态纪念碑《舞台之书》（1563年）中，俄国历史被描绘为17个台阶，将俄国带到上帝的王国，这本书将俄国历史与圣经直接相提并论。因此，弗拉基米尔的后代被称为“新以色列后裔”，弗拉基米尔本人被比作大卫，智者雅罗斯拉夫被比作所罗门，伊凡四世被比作耶稣•纳文（约书亚）。
如上所述，罗斯的神学家更多（同时也是史官）是模仿圣经对留里克王公们进行刻画，这点在《往年纪事》中尤其明显，在罗斯叙事里面，南方的罗马帝国对他们的意义更大是宗教上的。
当然，对繁荣的罗马文明的向往要说不存在也不可能，但是随着基辅罗斯分裂以及拜占庭衰落，君士坦丁堡依然繁荣，但蒙上了阴霾。而在拉丁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基辅这个罗斯吸收拜占庭文明的结晶产物被蒙古人毁灭后，君士坦丁堡对于罗斯来说就变成了一个有些遥远的词汇了，并且随着时间流逝变得越来越远。
在14、15世纪，罗斯就已经出现了自比为新罗马的言论了，但是这些言论更多是自比自己为新的正教宗教中心（所谓新罗马）。而出现这样言论的原因则是因为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日益衰退，以及拜占庭走向灭亡，既然第二个基督教中心已经濒临（或已经）消失，那么自然就得有第三个基督教中心了，所以罗斯出现这样的言论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而且这时罗斯教会面对着危机，迫切的需要新理论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他们所面对的危机就是随着大量罗斯土地被纳入立陶宛统治下后，这些地区的教会分裂问题：立陶宛在不断地进行分裂罗斯教会的尝试，毕竟比起中心在东北罗斯的罗斯教会，立陶宛大公更想要个完全处于控制下的教会，不过他们这百年来的诸多尝试都被罗斯教会以艰苦的斗争破坏。
罗斯教会防止分裂的诸多行为中，影响极大的就是罗斯教会对莫斯科王公家族的神化，罗斯教会很清楚唯有强大的世俗政权才能保证教会的统一，于是他们从东北罗斯选中了莫斯科。只不过随着宣传和理论的深入，以及莫斯科大公政权对教会的介入，原本罗斯教会那加强莫斯科以捍卫教会统一的想法，悄然被“服务上帝的代言人、神圣的莫斯科”代替，这对第三罗马理论将会产生极大影响。
另外面对分裂危机，罗斯教会的教士在自觉或是不自觉下大力鼓吹东北罗斯就是第三个基督教中心，以加强自身合法性，第三罗马（其实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新以色列）理论就是在这些宣传式的呼喊中形成的。
在15世纪中期，俄国其实颇有一种遗世独立之感，同样信仰正教的国家不是被异教徒占领就是处于异教徒威胁之下，周边邻国不是伊斯兰就是天主教，在如此环境下，莫斯科神学家们产生“唯我是上帝之选”的思想再正常不过。
需要强调的是，这时候莫斯科的神学理论里面，罗马文明（拜占庭）并不象征什么，罗马这个意象在这理论中，代表的仅仅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
莫斯科的神学家比起第三罗马，更喜欢用新以色列来描绘莫斯科统治下的罗斯。就比如库里科沃战役，教士们将莫斯科比作新以色列——新“选民”——将可汗比作法老，罗斯应该从鞑靼扼套中解放出来，就像犹太人从埃及解放出来一样，将莫斯科统治者将等同于圣经中的以色列国王。
至于顿斯科伊本人在库里科沃的胜利被比作以色列人战胜亚米利克人，这是通过摩西的神的帮助而实现的。
莫斯科的作者多次反复提及旧约，由此产生的主题被称为“莫斯科，新耶路撒冷”或“莫斯科，新以色列”，它的首领被比作先知和上帝的以色列国王，莫斯科的东正教民众被等同于“以色列之子”，上帝所选择的人民。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类比圣经，将莫斯科与以色列类比的所谓新以色列文学，而这些作品的重要主角就是伊凡三世。
这一时期教会对于莫斯科政权的需求也机极强，由于君士坦丁堡被占领，罗斯都主教实际上是罗斯教会自己选择的产物，教会急需要加强自身权威，而大公需要加强统治，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比如伊凡三世征服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被描绘成不虔诚者，他们要放弃东正教信仰，他们被比作以色列人，崇拜金牛犊而违背与上帝的契约。伊凡三世是按照摩西描绘，摩西说服上帝宽恕任性的以色列人。伊凡征服了诺夫哥罗德，使他们免于崇拜虚伪偶像，所以他们和以色列人一样，仍然是忠实的、被选中的。
还有在乌格拉河对峙期间，罗斯托夫主教督促伊凡三世领导“以色列之子”击退鞑靼可汗穆罕默德，正如圣经记载的神圣之怒降临到法老身上一样，大主教也代表莫斯科向圣人祈祷，他明确称莫斯科为新以色列。他们的描写使得这场从未发生过的战争被视为标志着罗斯人从鞑靼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事件，类似于希伯来人摆脱埃及奴役。
至于伊凡三世的拜占庭妻子所带来的罗马意象，那更多是被视为新以色列的装饰，这些意象和仪式的使用，为理论装点了外衣，证明了沙皇日益强大的力量。
在下一个世纪，这些源自本世纪中叶教会危机的概念取代了旧的、越来越不适当的合法性原则，随着意识形态的演变成熟，它们证明了大公不断统一领土是正确的，大公通过日益集中的政府统治着他不断扩大的领土。这些理念为接受权力从众多王公向单一君主的转移，以及国家向中央集权国家的转变提供了基础。
16世纪初期，这个时候也通常来说被视为第三罗马理论正式出现的时候，但是实际上这个理论早百年就被提出，接下来的百年时间里面都在不断成形。到了伊凡四世（雷帝）时期，在都主教马卡里的影响下，雷帝决定对这一理论进行正式的实践，但是此刻雷帝构建的理论，是新以色列，加冕沙皇就是对这一理论的重要实践。
1547年，恐怖伊凡加冕，成为第一位俄国沙皇。主持仪式的莫斯科都主教马卡里对沙皇头衔的意义以及东正教沙皇定义如下：
哦，伊凡•瓦西里维奇大公，上帝加冕的全罗斯沙皇，从上帝那里接受权杖以统治俄国，用你的力量守护和保护它吧。
从此刻起，莫斯科统治者上升到了上帝代言人的高度，就像是以色列的贤王们那样，以无上的智慧统治着整个国度，一个全能统治者的神话出现了，并且随着伊凡四世的战争和暴行，这一幕得以传遍整个世界。
无论沙皇是疯狂还是睿智，在上帝赋予了其莫大权威之后，无论其做什么都无人可以指责，因为唯有沙皇是正确的，这也是未来雷帝进行特辖制清洗波雅尔的理论基础。
伊凡四世不仅拥有该国最高的世俗地位，而且还继承了特殊的恩典和责任的光环，以保护信仰和扩张东正教。为了履行他作为上帝在地球上的仆人的职责，他被赋予了自己领域的绝对政治权力。
在马卡里的理论之中，都主教也将会随着沙皇权力的增强而水涨船高，变成沙皇唯一的顾问，但是在他逝世之后，并没有人可继承他的事业，于是教会沦为沙皇政权的附庸（其实以前就是这样了，只是程度加强）。
第三罗马理论真实名至实归的时候则在雷帝之后，在雷帝的儿子费奥多尔统治时期，经过一系列政治操作之后，俄国终于得以升格成为了牧首区，这是此事唯一一个还没有被异教徒统治的牧首区，俄国终于成为了第三个基督教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第三罗马理论被抬了起来，并随着俄国野心的不断膨胀而迎来了发展，一直到今天这个样子，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理论的核心一直都是基督教，而非罗马。
文中所引用分别来自《伊凡雷帝：一部军事史》和《中世纪俄罗斯984-1584》都可以在我的书单里面找到下载链接（进群也可以下载）
一般认为莫斯科公国的伊凡三世在1472年迎娶拜占庭公主索菲亚·帕列奥罗格（Sophia Palaiologina）之后，就开始袭用原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作为自己的纹章，并且以“驸马”的身份自居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
所以后来从莫斯科公国发展起来的俄罗斯帝国会认为自己法统来自拜占庭帝国。
无独有偶，这种事情在中亚也发生过。帖木儿在1370年战胜了自己从前的同盟——巴尔赫埃米尔侯赛因，随后迎娶了侯赛因的妻子萨拉伊·穆勒克（Sarāy Mulk）。
萨拉伊·穆勒克的陵寝，她被乌兹别克人亲切地称为Bibixonim，意为“王后奶奶”。
乌兹别克语bibi意为“祖母”，xonim意为可汗（xoqon）的夫人，与“王后”相当。
萨拉伊·穆勒克出身西察合台汗室，被认为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直系后裔。帖木儿娶了萨拉伊·穆勒克，也就成为了黄金家族的驸马，因此他一直以“帖木儿驸马”自居。“帖木儿驸马”波斯语作Temūr Gūrkān，这个称呼来自蒙古语 Tömör Xürgen，xürgen是蒙古语“女婿”的意思。
后来帖木儿的后裔巴卑尔（Bābor）在印度建立莫卧儿王朝，乌尔都语作“Mughliyah Salṭanat”，其中Mughliyah/“莫卧儿”来自名词Mughal，被认为是波斯语Mughūl/“蒙古”的变音，一般指突厥化的蒙古人。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自称为Gūrkānī，这个词来自gūrkān/“驸马”，看来他们很乐意标榜自己是“帖木儿驸马”的后代。
《阿富汗民族史拾遗（Tatimmat al-Bayān fī Tārīkh al-’Afghān）》近代宗教改革家贾迈勒丁·阿富汗尼（Jamāl al-Dīn al-’Afghānī）的一部鲜为人知的史学著作，用阿拉伯语写成。其中提到了“帖木儿驸马”的名字：
括号部分翻译如下：
“某些不谙历史的人把他们（阿富汗人）世系的发源归到了帖木儿·库尔坎（Tīmūr al-Kūrkān）埃米尔下面，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阿富汗人早在帖木儿之前的几个世纪就在这片地方了。 ”
其中的“帖木儿·库尔坎”就是“驸马帖木儿”的阿拉伯语对音。
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贴金法理了
毛子缺法理啊，金帐的狗当久了，村头巷尾都知道你是翻译官，装什么土八路啊。莫斯科大公国当时虽然强，但也不能牢牢控制所有臣属于自己的领地和同盟，师出无名是很要命的。莫斯科大公国当时的法理强度，连溥仪和汪精卫都不如啊。一个弗拉基米尔村逼贵族，靠给金帐汗国收税镇叛壮大，抗日故事里的翻译官就算兵强马壮了，你觉得他就能称王称霸了么？他的位置很尴尬，如果贸然自立，八路和皇军甚至会一起围攻他。事实上，冰河对峙时期伊凡老爷怕的就是这个，犹犹豫豫，实力不如自己的金帐大军杀过来居然不战而逃。
为什么？因为伊凡翻译官担心一开始交战，自己就会被金帐的所有同盟和同情者标红，自己的阵营也很有可能反水一部分人甚至瓦解，到时候就真的无路可退了。
到头来是谁给他打气呢？是我们东正教的大主教。很显然他为伊凡翻译官介绍了一个新的思路——宗教法理，东正教会坚定的站在伊凡这边，这样伊凡至少可以保住为数不少的东正教徒基本盘。既然伊凡翻译官已经两学一做，党组织已经公开认为伊凡是个好同志，他自然能洗白成忍辱负重潜伏敌营果断反正的功臣。在这种情况下，伊凡终于敢带队和皇军对峙（但还是不敢打）。皇军自己知道实力不及，说好的国军（划掉）立陶宛援军又没到，只好打道回府，路上还被自己人天诛了。
也就是说，伊凡翻译官在和老东家金帐汗国冲突已经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东正教的大义名分，东正教的老窝东罗马当然是伊凡翻译官（划掉）同志的精神野爹，此生无悔看党章，死后愿入宝塔山。运气更好的是，东罗亡了，死人是不会说话的。精神野爹可以认个千秋万代，还可以直接说自己是亲儿子，反正东罗又不能从坟里爬出来使唤他。
总结来说，就是莫斯科大公国是因为自诩东正教守护者，所以才宣称自己继承罗马帝国法统。而且这一点也受到东欧地区东正教会的拥护，两边一个缺法理一个缺实力，一拍即合，伊凡大翻译官成功转型共产主义接班人，抛开了所有包袱，对东欧地区不断发动无限吉哈德，开疆拓土，岂不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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