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退位民国建立算不算禅让？
一、 什么是“禅让”？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禅让”的本义。在中国古代政治语境中，“禅让”通常指的是古代帝王将帝位主动、和平地让给他人，并且这种让位被普遍认为是贤明、合法的行为。 核心特征包括：
主动性： 帝王是出于主动意愿，而非被强迫。
和平性： 让位过程不涉及流血冲突或暴力革命。
合法性（理论上）： 继承者被认为是贤能且德行高尚的，其继位符合政治道德和政治理想。
象征性： 强调统治权的转移是基于德行而非血统的延续，具有一定的政治伦理和理想色彩。
最著名的禅让例子是中国古代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交接。
二、 清朝退位与民国建立的背景
清朝末年，由于内外交困，统治危机四伏。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列强入侵、民族矛盾尖锐，导致民众对清朝政府的统治普遍不满。在这种背景下，革命思潮兴起，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主要力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清朝统治迅速瓦解。面对全国范围内的起义和革命党人的强大压力，清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
三、 清朝退位与民国建立的过程分析
从过程来看，清朝退位和民国建立具有一些与传统“禅让”相似的表面特征，但内在的动力和本质却存在显著差异：
1. 形式上的和平交接：
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是在宣统三年（1912年）二月十二日颁布《退位诏书》，宣布“去君主之尊，退居优待之列”，将国家主权“归之于众”。
随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标志着中华民国正式取代清朝。
从表面上看，这是权力从清朝皇室向中华民国政府的和平转移，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符合和平性的一面。
2. 主动性与压力的区别：
传统的禅让，如尧禅舜，是上古君主基于对贤能的推崇，主动将权力交给更有德行的人。
清朝的“退位”，虽然以“退位诏书”的形式出现，但其背后并非皇帝出于“效法古贤”的主动意愿。恰恰相反，这是在革命浪潮的巨大压力下，统治者为了自保、为了维护自身和皇室的利益，被迫做出的选择。
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的爆发，如果没有全国各地对清朝统治的反对和抵制，清朝皇帝是不会主动放弃皇位的。这种“主动”是“被迫主动”，是一种政治上的妥协和让步，而非主动的“让贤”。
3. 合法性与政权性质的根本转变：
禅让的合法性在于它保留了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尽管统治者变了），并强调了统治的道德基础。
清朝退位和民国建立，则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君主专制皇权——的彻底否定，以及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的建立。这并非仅仅是统治者的更迭，而是国家政体的根本性变革。
革命党人不是将“帝位”让给他们，而是通过革命手段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是通过议会选举和政治协商的结果，而非被溥仪“禅让”得来的。虽然袁世凯后来逼迫溥仪退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退位诏书的框架，但这与真正的禅让含义相去甚远。
4. 各方的认知与表述：
清朝皇室： 在退位诏书中，他们使用了“退位”的说法，并试图在《清室优待条件》中保留一定的特权，这是一种保全既得利益的策略，并非真正的“禅让”。他们更希望外界将其视为一种“退让”，而非被推翻。
革命党人： 革命党人的目标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他们将清朝的灭亡视为革命的胜利，是推翻了“专制皇权”，而不是接受了皇权的“禅让”。虽然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和平交接了权力，但其性质是革命胜利后的政治重组。
袁世凯及其政治派系： 袁世凯利用了辛亥革命的成果，通过“劝进”和政治交易，最终掌握了民国政权。他有时会利用退位诏书和“和平移交”的说法，为自己的权力合法性进行辩护，但他的上台与真正的禅让模式完全不同。
四、 为何常有人将其类比为“禅让”？
尽管从本质上不属于禅让，但人们有时会将其类比为禅让，主要原因可能在于：
避免大规模流血： 革命最终避免了与清军主力进行大规模的决定性战役，而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移，这与禅让的和平性有相似之处。
政治策略的包装： 清朝皇室和后来的袁世凯，都有意无意地在某种程度上将此事件包装成一种“和平的权力交接”，以缓和矛盾，稳定局势。尤其是“退位诏书”的措辞，虽然是被迫的，但确实模仿了部分古代王朝末期权力转移的叙事方式。
历史叙事的需求： 在转型时期，人们倾向于在旧秩序的瓦解中寻找某种“合法性”或“延续性”，即使是形式上的。将革命的终结描述为某种形式的权力交接，可能比纯粹的“推翻”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
五、 结论：清朝退位民国建立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禅让
总而言之，清朝退位民国建立，从严格的“禅让”定义来看，不算是。
本质不同： 禅让是基于道德推崇和政治理想的主动让贤，而清朝退位是革命压力下的被迫妥协和权力转移。
动力不同： 禅让是统治者主动行为，而清朝退位是被动结果。
制度变革： 禅让是同一制度内的统治者更替，而清朝退位伴随着中国政治制度从君主专制到共和制的根本性变革。
然而，从“和平的权力转移”这一形式特征上看，它与禅让的某些表面相似之处使得一些人将其进行类比。但这种类比并不能掩盖其背后革命推翻、政体颠覆的根本性质。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清朝被迫退位，国家政体从帝制转变为共和制”。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具体的学科史背景，那就是2011年前后宪法学界对于清帝逊位诏书的集中关注，《环球法律评论》在该年第5期中专门做了一个“清帝《逊位诏书》在辛亥革命中的法律意义”的主题研讨，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篇文章是高全喜的《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清帝逊位诏书》、章永乐的《“大妥协”: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杨昂的《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其中前两篇论文扩展为《立宪时刻》《旧邦新造》两本专著分别出版，甚至由此引起了宪法学者关注清末民初的风潮，比如喻中也曾撰文讨论洪宪时期的国体和宪法问题。
这一问题之所以引起关注，主要也是因为宪法学者与历史学者的思路很不一样，他们对于清帝逊位诏书的主要观点包括两条：第一，从法理上来说，民国政府统治的正当性来自于清帝逊位诏书，而清廷的逊位则构成了中国版的“光荣革命”；第二，从疆域而言，清帝逊位诏书对于稳定边疆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建构意义重大，这两个观点分别来自高全喜和章永乐。客观来说，这些宪法学学者的分析方法基本来自于法学领域，对于历史事实了解不够扎实，其发表的刊物也主要是《环球法律评论》《中外法学》《法学家》等法学期刊，只有章永乐2012年的《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发表在《清史研究》中，近代史学者对于他们的观点或明或暗的提出过批评，最典型的杨天宏《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一文，直接指出“这种意见错漏甚多”，如果各位想要了解相关论争的话，章永乐和杨天宏的文章也是最值得看的，高全喜的观点问题很大。
就宪法学者由清廷禅让和逊位诏书所引申出的两个观点而言，所谓法理上的正当性源于清廷的观点显然是无法成立的，而对于清廷逊位是否有利于稳定边疆形势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实际上，当今宪法学者的观点并不新鲜，袁世凯当时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就提出了类似观点，即《清帝退位诏书》宣布统治权从皇帝转移到全体国民 ，因此中华民国的统治权系由清帝让与而来，所以讽刺的是，当宪法学者回到袁世凯宪法顾问的论证思路时，这种观点本身很可能是偏颇的。
应该说这场论争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法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学科思路存在很大区别，宪法学者更多关注法律文本本身及其规范意义，而忽略了文本形成的过程以及具体的历史情境，这导致他们的论述有很多不合史实之处，这种问题尤其体现在高全喜的“法理论”里。对于辛亥鼎革之际而言，讨论民国政府的合法性来源自然是有意义的，实际上这也是南北争论的焦点，但是将民国政府的合法性来源视为清廷的禅让则显然是有问题的。
首先，在辛亥革命时，清廷本身就不具备禅让的资格。在古代社会，人们认可禅让具有继承政权合法性的前提是原有政权本身的合法性是得到普遍认可的，而清廷显然不具备这一前提，一个明显的事实，当时的南方各省所打出的旗号是“独立”“光复”，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更是意味着南方并不承认清廷统治的合法性，在逊位诏书刚刚颁布后，孙中山就直接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可见这一问题的政治敏感性。
当时关于民国政府统治合法性的来源问题存在三种意见，首先是孙中山所主张的：“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袁世凯来南京就职大总统，也就是说未来袁世凯主导的民国政府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继承者，而清廷的合法性在逊位同时一并消灭，谈不上禅让与继承，袁世凯的新政府与之完全无关。其次是袁世凯借赵秉钧之口提出的，南北政府同时取消，袁世凯在天津组织新的临时政府，在这种情形中，袁世凯同时切断了与南北政府的继承关系，这也引起了南北和谈中南方激烈的反对。最后就是清帝逊位诏书中所说的“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然而宪法学者据此论述其宪法意义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句话本身就是由袁世凯改动而来，其原句为“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字句的变动使得袁世凯从与民军平等地位的受托人变成了唯一的被授权者。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清帝逊位诏书中采用了最后一种方法，但是即使是袁世凯本人也否认自己的合法性来源来自于清廷，在孙中山催促其南下的回复中，袁世凯特意强调：“孙大总统来电所论 ，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在这种表述中，袁世凯模糊了北京政府与此前南北政府的继承关系，而是笼统的称为“代表推举”而来，这倒是与《临时约法》中“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的表述不谋而合，直到1914年，袁世凯想要重订《中华民国约法》，乃至为复辟布局时才重新抬出逊位诏书的“全权组织”一句，此前则一直闭口不谈，这也体现出所谓清廷禅让的核心问题，对于民初的政治环境中的时人而言，清廷本身不具有任何正当性，何谈禅让？
此外，禅让的另一重含义在于通过论述政权之间的延续性，减轻旧臣的心理负担，使其继续为新政权效力，就这一点而言，逊位诏书同样没能达到这一效果。许宝蘅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虽然继续为新政府任职，但是将清朝到民国视为承平向乱世的转变，辛亥“革命”被其视为“变乱”，他之所以坚持任职，主要是因为儒家的入世思想：“又以为为人之道不应无始终，不应弃事，不应专顾自己。”
因此，所谓清帝逊位本质为禅让和合法性继承的观点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逊位诏书所隐含的统治合法性本身就值得怀疑，对于南方革命军而言，他们根本不认可清廷统治的合法性，何以禅让？而对于清朝遗老而言，民国的合法性也并未通过逊位诏书得到继承，因此逊位诏书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意义有限。第二，所谓带有授权性质的字句，本身就是由袁世凯修改而来，因此讨论其中的正当性继承问题显然是无意义的。第三，就民初的政治环境而言，真正被举出的合法性来源是国民和代表推选，而不是清廷的授权，这一点即使是袁世凯同样承认。因此，所谓清朝禅让观点的核心问题在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无论是对于革命党、清朝遗老还是袁世凯而言，逊位诏书都不具备传承合法性的意义，也就无所谓禅让。
相比于法理上统治合法性的讨论，清帝逊位是否防止了分裂这一问题则仍有讨论的空间。一方面，辛亥革命期间，边疆尤其是外蒙古和西藏确实存在动荡的现象，并且明确将其归咎于清廷，另一方面，在退位前夕，蒙古王公反而成为最为激烈的反对者，因此在辛亥鼎革之际边疆地区对于清廷的态度是复杂的，清帝逊位的姿态以及“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字句对于边疆局势的影响仍然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最后，虽然宪法学者们对于具体事实的掌握不够扎实，导致其论述存在很大问题，章永乐在《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一文中也反思认为“过于拔高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甚至试图用他否定民国政权的革命起源也是不恰当的”，但是杨天宏也承认“这一来自法学界的批评对近年来正面临艰难学术转型的史学研究是有益的，至少它提示了一些历史学者未曾思考过的问题的存在。”比如将辛亥鼎革视为“大妥协”的说法对于理解革命本身是有助益的，这种提法有助于摆脱此前南北对立的线性叙事模式，将革命军、北洋、清廷甚至是列强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突出各方在变革之际的行为与姿态，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视角。
社会产品无甚过剩，让的是责任，责任可以让；
社会产品富裕过剩，让的是享受，享受也能让？
禅让的前题是皇权承命于天，皇帝就是天子，代天行使人间权力。现在天道变了，所以皇帝就把代天行使权力的职责让给别人，从此老天就换儿子了。权力来源不变，都是天，人间执行者从一姓让给了另一姓。这才是禅让。
清朝灭亡，民国建立。中国民国什么意思？权力来源是民。也就是说只有老百姓同意，这个政权才合法。政权合法性从天变成了民，二者已经不是一个体系了。哪还有什么禅让一说？
归根结底，时代变了。
如果放在古代，最大概率的历史走向将是袁世凯带兵平定南方，进一步掌握全国军权并有了巨大威望。然后回京稳定一段，要求禅让，从此皇帝从爱新觉罗家变成袁家。这是禅让剧本。
民国来了，时代变了，权力来自于民，再也不是天了，也不需要什么禅让了。
当然，放在现实考虑，历史上的禅让，如果不说尧舜禹那些传说时代，其余禅让，大都是皇帝手里资本已经不剩一文时候的结果了。所以除了汉献帝这种极个例情况，禅让的皇帝家族下场都非常惨。清朝也因为刚好处在历史变迁的大环境，所以在手握资本还不少时果断退位，虽说不是禅让，倒是比历史上那些禅让的家族结果好上百倍了。
一点也不复杂。
宣统皇帝面临两个抉择：自己组织部队讨伐各省宣布独立的军阀；自动下台，滚出中国政治舞台。
而宣统皇帝退位这个过程中，只有诏书是中国式的，其他并不是。
为什么？
因为清朝末年已经摇摇欲坠，古老的皇权制度走到了穷途末路。
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君主立宪。
所谓的《戊戌变法》就是这样的内容。仿效的是欧洲的做法，同时全力演练新军。
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但是君主立宪这一国策并没有完全废止，新军训练继续。
慈禧明白这是大势所趋，但是皇族并不甘心，不断阻挠这一进程。而新军成事后，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军事利益集团。
慈禧在位，尚且能够控制朝政，大家还是在等这一过程能够结出成果。
然而，爱新觉罗家族的保守势力实在太过于强大，根本是阳奉阴违。
慈禧去世以后，军阀们最后一丝顾虑没有了。
既然皇族靠不住，那么所谓的君主立宪也就不要搞了。
军阀一部分来自新军，大多数是从同一个系统出来的，北京武备学堂。一部分是旧淮军。
军人不能干政，这已经是近现代国家的共识。发动兵变，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这个窗帘布很重要。
正巧不巧，革命党发动武昌起义。
实际上武昌起义的力量并不算强大。如果北洋军阀们要强力镇压，这事几乎成不了。
然而，军阀们已经没有什么顾虑了。
慈禧不在了，高居庙堂之上那些个皇族，想的还是恢复旧制。
既然皇族靠不住，那么最可利用的就是革命党。
君主立宪既开始了近现代化国家进程，又保留了君主的颜面，国家也不用改国号，不至于出现大面积流血事件，是对清王朝的最好的局面。
然而保守势力为了权力，那肯放手。
既然你们不想体面，那就不要体面。
军阀已经自立山头，清政府手中无可用之兵。
宣统不想退位，皇族还想保住位子，那就要组织那些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去决死冲锋。
算俅了，大势已成，退位还可以保住皇族全体性命，自己还可以获得优待。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袁世凯手里的新军可是当时中国的精锐。
逼于无奈，只好退位。
什么是禅让？
禅让有个特征，就是继承性。
中国历朝所谓的禅让，可以改国号，但时无一例外都是继承了原有的体制。
唯有宣统退位不同，继承者完全推翻了原有体制，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现代国家体制。
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禅让都有个明确的继任者。然而袁世凯并不是。袁世凯要和民军协商，再举贤能领导国家。
这就不是惯例了。
禅让是一对一，就是甲将政权交给乙，由乙行使统治权，同时不改变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
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孙中山。而《清帝退位诏书》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及孙中山。
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方势力协商和妥协的结果，这个结果和退位的宣统没有半点关系。
从皇帝到选举制的总统，这当中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
形制非常重要，所谓外在特征。要内外合一。
清帝退位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禅让制度，而是近现代国家的做法，是一个全新的含义。
这既是中国王朝历史的落幕，也开启了新的时代，为国家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不得不说，如果败家犬的遮羞布能作准，那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无论是格局还是气势，都比满清那退位诏书强了不知几个档次。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不忘者；前者，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敢问你日本天皇是为了“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而入侵中国的吗？是为了“开万世之太平”而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吗？是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防止人类文明毁灭”而无条件投降的吗？
最后问一句，这“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是你个败家犬说了算的吗？要不是朝鲜战争，你皇国已经成了农业国了，不知落后世界进化多少了，谢谢。
败家犬的遮羞布，谁都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恶臭破布，怎么到了清朝这边，就有人拿这破布津津有味、奉为圭臬了呢？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敢问你满洲亲贵真的是在意“人民安堵，海宇乂安”吗？ 你爱新觉路氏真的“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吗？ 你这当皇帝和太后的，被人逼着退位真的是出于“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吗？
以及问一句，你这“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是你个败家犬说了算的吗？
我华夏人民起义军，除暴清，反鞑复夏。凡激战百日，江山半壁，尽为我有；袁军败北，仓惶徐扬；思想远拂，及于关外，纵满蒙疆藏，亦有义士起于微末，阻暴清鞑君之东归，止满洲朝廷之西迁。思海外诸国，无不厌清廷之无能；论天下之人，莫不唾鞑虏于地下。故阻我革命军者，唯袁世凯与列强耳，尔爱新觉罗氏不过土鸡瓦狗，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何敢大日炎炎，妄言天下，又是何来的底气，却敢安置天下疆土，挥斥华夏方遒？
至于“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简直是比地图开疆还地图开疆，比日记强国还日记强国。明明是五族争相颠覆你鞑清的统治，怎么就成了你维护中国的统一了？别说是汉人，蒙回首领谁不知道“满室已失君主之资格”？你要是还有这个号令天下的能耐，你会甘心退位？
外蒙古因为你的诏书乖乖回来了吗？西藏因为你的诏书放弃独立了吗？要不是东北、内蒙、新疆被关内移民改变了人口结构，这三个地方保得住吗？
这不是地图开疆、诏书强国是什么？
对于这份退位诏书，我只有一个词形容：
像退位诏书和终战诏书这种败家犬的遮羞布，谁都知道上面没几个字是真的，怎么就有人拿着放大镜精挑细选地跳出几个字，津津有味地吹起来了呢？
我们不禁要问，是谁要颠覆辛亥革命的五族人民叙事，将功劳归于满清？他们的目的，真的是为了大清吗？
不算。1840年以后，任何一个还要从王朝统序里面找合法性的政权，都是反动政权。连农民起义都不屑于这样做了。
如果这算禅让，那么张勋和袁世凯的行为有何不妥，就成了一个程序主义的问题。当时的天下大势人心，显然不是这么看的。
民国的合法性来源于图存救亡，恢复中华。所以任何倒行逆施的行为最后都失败了，中华已经不从王朝号谥了。
到了412，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一下子百战百胜的北伐军精气神就丢了。从那时起，民国开始走向灭亡解体。
共和国的合法性来源于涤荡神州，扫清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障碍。
现代中国的法统，从共和国起始。
我们现代中国，也不同王朝号谥。
清帝退位诏书有其进步意义，为国民革命减少了很多阻力，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
企图把它往法律问题那里引的……我要开始吟唱了——不是坏，就是蠢。
这是开法制倒车的行为。
还有拿清帝《退位诏书》说事儿的，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写着投降两字儿吗？难道日本就不是投降，而是“终战”？
你见过有说大宋（1279年灭亡）禅让给大元（1271年建立）的？
你见过有说大元（1368年八月灭亡）禅让给大明（1368年正月建立）的？
你见过有说大明（1644年灭亡）禅让给大清（1636年建立）的？
民国1912年1月建立，清帝2月退位，你溥仪拿吊禅让啊？
什么是禅让？
你最起码是在同一个政权架构内部的最高权力转移，比如魏代汉、晋代魏、隋代周、武周代唐、赵宋代周，官僚系统基本没变，只不过是最高权力变了，这叫禅让。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就算是“真·禅让”，史学家也不认为是禅让，比如李渊入关，立隋恭帝，而后废君，行禅让，但是史家不会说“大隋禅让给大唐”，因为不是同一个政权构架，隋朝正朔在江都隋炀帝，不是被李渊拥立的长安傀儡皇帝杨侑。
1912年清帝退位前后的南北政权
清朝灭亡后，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袁世凯在临时政府的框架内，成为临时大总统，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实行责任内阁制，先后有“唐宋内阁”“国民党中心内阁”，在北京临时政府，占据主导权的是宋教仁国民党，袁世凯在政治斗争中屡次失利，惊惧之下，1913年6－7月派兵南下，武力镇压，孙中山黄兴被迫掀起二次革命，归于失败，1913年10月，袁世凯强迫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随后解散国会，至此，北洋政权才建立。
并不是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后，他自己就成立北洋政权了，而是袁世凯在逼清帝退位后，归顺中华民国，而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选举袁世凯当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这是南北合流，关清帝什么事儿？清帝退位不过是袁世凯给南京临时政府的投名状啊！也正因为袁世凯及北洋政权是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窃取的，所以北洋始终没有正当性，袁世凯做过努力，比如设立参政院，把清廷旧官僚满清贵胄都招来、企图改变自己政权的法统继承，使人们相信北洋政权来自清帝禅让，然而这只不过是掩耳盗铃，没用。而后袁世凯称帝，成立中华帝国，也是为了摆脱自己政权法统继承的不利局面，另立一个政权，然而又失败了。这个魔咒一直纠缠着北洋军阀，后来段祺瑞当着总理，却拒绝恢复总理责任制的《临时约法》，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类似的事情还有，1925年，孙中山死后半年，国共两党成立国民政府，拥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正式与北洋政权分道扬镳，即便老蒋后来412清党，但就是无法改变国民政府是国共两党一起创立的事实。
恰如 @金吾 所言，民国1912年1月建立，你大清皇帝2月退位，你禅让个锤子？
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是接的孙中山的班，由南京临时参议院推举的，组阁要由临时参议院批准，定都北京的问题也是临时参议院讨论后决定的，所以这要是禅让的话，咋禅的啊？
对，袁世凯是自己改了退位诏书，搞出来一个“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试图营造出自己的权力乃是从清朝皇帝手中取得的假象。可问题在于两点，第一这玩意本身就是坑蒙拐骗孤儿寡母的东西（赵匡胤：咦？好像有人在念我），第二……您组织北方临时政府了么？
辞位诏下，隆裕治事如常，久不见有人来奏事，问“今日何无国事？”奏事处太监回：“国事已归袁世凯，太后但请问家事可耳！[1]
袁世凯确实有“挟清自重”、“法统继承”的想法，而且也确实动过自己先搞个临时政府然后再跟南边合并的念头，甚至还以这个“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身份发号施令过
现在共和国体业经宣布，世凯忝膺组织临时政府之任，力小荷重，深惧弗胜。窃念政府机关，不容有一日 之间断，现值组织临时政府，所有旧日政务，目下仍当继续进行。[2]
但问题是……
人家南方选你做大总统，你别答应啊。
你袁世凯不接这茬，自己组织北方临时政府，然后跟南方一合并——这事以后就是超级大烂账。因为北方临时政府的权力理论上是清帝给的，南北合并之后能做文章的地方就太多了。可孙中山早就看穿了袁世凯的小算盘，坚持“对袁内阁之要约”
1) 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2) 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以及“袁须受民国推举，不得由清授权[3]
袁世凯当然明白这点，所以私下小动作不断，可问题是你有再多的小动作，归根结底你是民国的大总统，是临时参议院选出来的，是接了孙中山班的。
这点从袁世凯宣誓就职的誓词中也能看出来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之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成悃，誓告同胞。[4]
你宣誓是对着我民国的临时参议院宣誓的，“谨守宪法”守得是我民国的法，跟清廷有一分钱关系不？诏书里是说了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可这个临时政府是南京的临时政府吗？不是，那么袁世凯有组织出一个新的“临时共和政府”的实体吗？没有。所以你说这禅位禅到哪去了？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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